民国时期的基督教中国化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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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基督教中国化尝试
2018-01-28 基督徒学生联会
“基督教中国化”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教会而言，就面临“中国化”的需要，当时称为“本色化”。20 世纪前期，自立教会的成长和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被视为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主要成就，1920 年代，“五四”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更使得本色教会成为中国基督教界最关切的中心课题。
一、民国时期中国教会本色化的努力
中国基督教会的本色化是一个持续努力的历程。教会领袖诚静怡将本色化运动分为五个时期:“偏重个人得救之道”的“早年宣教”期;“关注社会人生问题”的第二时期;“中国教会领袖崭露头角”，“自立声浪，弥漫全国”的第三时期;“教会中西领袖，极思改弦更张，大唱联合”的第四时期;“切盼基督教加入中国国籍，勿常此甘居‘洋教’”，高呼“本色教会”的第五时期。
中国关于本色教会的讨论与实践虽然较早，但本色教会成为一种“运动”，是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1922 年，全国基督教大会发表了《教会的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本色的基督教会”之后，“本色教会”开始成为中国教会的流行语汇，并逐渐演进为有声有色的“本色教会运动”，自立教会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
“本色教会”运动旨在“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发扬东方固有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促成教会中国化，成为中国人“自养、自治、自传”之教会。
1922 年成立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是推动本色化运动的主要力量，1927 年成立的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是中国最大的合一教会，也是中国实践“本色化”的主要教会，也是当时在民政部门登记，“在中国政府博得‘法人’地位的唯一教会团体”。
与这两个教会团体关系最密切的人物莫过于诚静怡，他在 1922 年全国基督教大会上被选为主席，并担任协进会总干事到 1933 年;1927 年当选为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会长，1934 年改任全国总会总干事，直到 1939 年 11 月 15 日因病去世。
他是国内教会公认的领袖人物，富有远见和惊人能力，酝酿并发起了宗教自由运动、国内布道运动、中华归主运动、教会合一运动、边疆服务运动等一系列基督教运动。
诚静怡的一生与 20 世纪前期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紧密相连，他与同事一道推进了教会本色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在边疆地区的发展。
所谓“本色教会”或教会“本色化”，从本质上讲，就是“本土化”。按照诚静怡解释，教会要做到本色化，除了“教会一切事工，应由中国信徒负责”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如何使基督教在东方适合东方人之需要? 如何使基督教事业，融洽东方之习俗环境历史思想，与其深入人心不可破之数千年结晶文化?”这样的问题。
那一时期的“本色化”言论，大体不出这两层含义，而中国教徒在中国事务中担当责任，根据中国实际，服务于中国社会，已成为那时中国教会普遍的追求。
二、本色化之边疆服务行动
1937 年 7 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被迫西迁，政治文化中心西移，很多教会干部和信徒流亡到大后方，为基督教会在边疆地区实践“社会福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抗战期间，“教会遭受空前损害，事工多停顿，或改变方式，苟延残喘，产业受轰炸毁坏或占住封闭，教友多流离四散，即或存余，亦贫不自存，成为普遍灾荒”，但“也有一部分教会工作团体在做着战时中国社会需要的各种工作”，边疆服务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新工作”之一。
1937 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青岛举行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开辟西南宣教事工，作为本色教会的试验区。诚静怡率队于次年赴黔、桂等地考察，推进教会自养和社会服务，取得了显著成效。1939 年夏诚静怡为贵州难民救济事到重庆，沿途目睹西南一带教育和医疗十分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与总会青年执委张伯怀一道谋划“边疆服务的尝试”。诚静怡在拜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时，表示教会愿意在抗战大后方服务民众，为“化导边民”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国民政府战前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不甚重视，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急需边地民众“与国内同胞们并驾齐驱，共同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但因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统治力量薄弱，加上与边地民众“语言的隔阂和关系的疏远”，在边区建设方面鲜有成绩，政府如欲推动边疆建设，必以“化导边民”为首要步骤，于是鼓励各类社会团体到边疆开展服务或建设活动。孔祥熙具有基督教徒身份，正愁“缺乏贤明官吏和缺乏为政府臂助的民众运动”，诚静怡的主张可谓是正中其下怀，故孔在政策和经费上都予边疆服务以大力支持。边疆服务在时代呼唤、自身需求和政府支持三个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应运而生，在西部边疆地区开展了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生计改良和传教等方面服务工作，时间跨度长达 16 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边疆服务部于 1939 年底成立时，便拟定了详尽的工作计划，要求各服务区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生计等方面开展服务工作。各服务区工作人员应尽量与中央及地方机关合作，教育事业应统筹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医药事业应兼顾治疗防疫和卫生教育，社会事业应立足于救济边民痛苦和改良社会风俗，宗教工作则应与具体的服务工作同时进行。
从大处讲，边疆服务的具体工作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实地服务工作，包括文化教育、生计改良、医药卫生和其他社会事业;二是边区调查和研究。为便于因地制宜，边疆服务采用“服务区”制度。边部先后开辟了川西区(主要是四川松理茂汶一带，羌、藏族居民为主) 和西康区(主要是西昌和凉山地区，彝族居民为主)，直到1950 年代方告结束。
边疆服务运动是中国教会本色化系谱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践价值。边疆服务是以诚静怡为代表的基督教人士认识到边区民众更需要“基督的神恩”，在政府支持下发起的，其强调以服务为目的，扩展了基督教的活动范围及影响，同时也使国家政权力量推动教会事业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实现。而这些也都成为中国教会“本色化”的重要内容与表征:在边疆地区开展教会活动，必然要适应边疆民族文化，调适自身行动方式;在抗战建国背景下，中国基督教会亦不能置之度外，而是积极投身各类社会服务。在那个国土大片沦丧、边疆成为民族复兴基地的特定时代，响应政府号召，参与边疆建设，巩固国家基础。
“中国基督徒”在“中国事务”中担负起责任及其因地制宜开展社会服务，既是那一时代国家政治在边疆地区的投影，也是中国教会本色化在边疆地区的生动实践。若说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运动即是寻求“中国化”，则在边疆地区传教和开展社会服务，无疑亦当“边疆化”，其实质都是“处境化”或“本土化”。
边疆服务“之所以发起，即在利用基督教服务的精神辅助政府化导边民的工作”。在政府要求和倡导下，边部明确规定，不管是在学校教育还是在社会教育中，都要灌输爱国主义和“汉夷一家”的思想，培养边民的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因边部注意传达“国家之德意”，边民“对中央政府之感戴也日见深切”。由于边部工作渐得部分边民认可和信任，地方上许多工作也仰赖边部合作，如昭觉地区编制保甲工作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在边部奉劝下才完成。西昌行辕政治部督察到四开查铲烟苗，惟恐“发生意外”，亦请边部协助。
孔祥熙认为边部体会到政府化导边民的苦心，希望边部在各项工作中“注意政治训练，使边民认识中央政府之德惠，因而甘心向化作健全之国民”，“对于国民党义及国父之遗教应使边民有正确的认识与了解”。他评价边疆服务是“基督教的服务运动”，“以宗教的精神和服务的事业促进国民的团结”，所以也“是一个宗教的爱国运动”。
三、基督教本色化的终结
1949 年后，由于教会的社会角色已经发生变化，从过去的改造社会的力量变成被改造的对象，再因社会主义国家财产公有的制度性规定，边部社会事业将由政府接管的最终命运也已成为定局。“自全国解放后，我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有完备正确政策，将逐步予以实施，本会独力负责之服务方式，已成过去。今后惟有追随政府之后，完成建国计划，无力亦无需另立门户，别树一帜。所有社会服务工作应向当地人民政府申请接办。若政府不愿接办时，应设法结束”。川西及西康两个服务区的各项事业逐步移交政府，边疆服务于1955 年走完了它的全部历程。
边疆服务运动是一场以中国基督教徒为主体，以服务中国边疆为目的的福音传播及社会改造运动，它改变了过去中国边疆地区往往只有西国教士传教而中国教徒反倒成了局外人的局面，而其时中国本色教会的努力及社会福音思想的传播乃是这场运动的重要背景。作为边疆服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孔祥熙在该会第五届年会上表示“我们国家需要边疆服务的工作”，特别强调“中华基督教会是中国基督徒的教会，边疆服务部是基督教的服务运动”。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边疆服务早已湮没在国人记忆中。若置身于抗战时期“边疆开发与建设”的洪流中，边疆服务运动至多可谓涓涓细流，实际贡献非常有限。
《中国年鉴》将边疆服务纳入了1930 年代“乡村建设”运动范畴。在边疆建设成为“抗战建国”重要主题的时势下，边疆服务体现了中国基督徒参与中国事务的自觉意识，而在边疆服务中灌输“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宣传抗战以凝聚民心，也是那一时代国家政治在边疆地区的投影。从长时段角度考察近代中国基督教运动的话，边疆服务的意义则非同小可，以实际行动促进了中国教会“本色化”的实践历程，也印证了中国教会本色化努力中的内在困境。边部“以宗教的精神从事服务的工作”，“以教会立场办理社会事业”，其宗教工作与世俗工作互相渗透，社会服务与福音传播紧密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