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仰传统与历史上俄国贵族对民众的“忏悔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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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仰传统与历史上俄国贵族对民众的“忏悔意识”
原创 2017-12-26 张宗华 新视角NPF
新视角NPF摘要：
18世纪俄罗斯贵族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东正教传统。贵族收集的圣物大多是来自社会上层信教者一一沙皇、高级僧侣、信教的父母和亲属。以基督崇拜、圣像崇拜、圣母崇拜、圣徒崇拜为内容的贵族圣物崇拜体现了东正教传统信仰的精髓(宗教体验和信仰)。人性、整体性和理想性既是俄罗斯贵族精神面貌的特征，也是19世纪俄国出现忏悔贵族、民粹派知识分子社会实践的理论基础。
作者张宗华，史学博士，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俄罗斯莫斯科大学访问学者，长期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科研工作。现题为编者添加，原题：《18世纪俄国贵族的圣物崇拜》。
目前人们在探究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灵魂”的深层奥秘时，不可避免地追溯到东正教传统。浓厚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情结，强烈的弥赛亚救世使命，使得18-19世纪俄国贵族知识分子进行紧张的精神探索和社会探索——探索俄罗斯的命运的归宿，探索俄罗斯的发展道路。“每个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迷恋和激情——原初的自然力。这种民族初始因素决定人类最初的存在面貌，成为各民族不同类型发展的根本源头”。俄国社会各个等级的行为文化无不受到东正教传统信仰的渗透。作为俄国社会中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等级的贵族以特殊的方式为沙皇效劳。从贵族家中收集的圣物在经过极为庄严的仪式后而享有神圣的地位，获取圣物的途径意味着对上帝虔诚的信仰。
“俄罗斯的本原是东正教信仰，西方的本原是天主教信仰。”这是俄罗斯文化和西欧文化在种族差别、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对古典世界文明的不同接受方式所决定的：一是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征服的结果，因此，在以暴力为基础的欧洲社会中得到发展的不是社会精神，而是个体精神。而在俄罗斯，由于村社的主导作用，个人的私人生活长期以来与传统习俗保持了高度一致，集体主义始终是俄国社会的主体意识。二是罗马帝国具有牢固的多神教传统，加上罗马帝国皇帝长期敌视基督教，因此，在西欧对基督教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苦难过程。西欧基督教的特征在于追求天主教教会外部形式的统一，赎罪问题被解释为通过对教会外部利益所做功德的多少。而在俄罗斯，宗教的主要因素是对人内心状况的改造，使人获得新的灵性生命。基督教深入到俄罗斯人的生活，成为其根本信念和真正生命本身。西欧基督教从形式立场、外部标准来评价人的行为，东正教则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现实改造。三是西欧由于没有出现基督教对罗马社会传统精神的全面改造，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精神融合的结果便是西欧的宗教生活更多地服从于形式理性，而在俄罗斯，经过改造的希腊哲学始终服从于基督教，这是俄罗斯精神的根本所在。
本文拟从18世纪俄国贵族的圣物崇拜展现以东正教内在蕴含为特征的俄罗斯民族的精神面貌。贵族家中的圣物(圣像、十字架、法衣、圣尸、放圣物的匣子等)大多数是来自社会上层信教者——沙皇、高级僧侣、信教的父母和亲属。
一、沙皇恩赐的圣物
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成为基督教徒，“国家的日益庞大使父权感到越来越难以应付。因此，上帝便给了原始的父权一付新的面具，赋予沙皇至高无上的专权。”教会通过登基涂油仪式赋予俄国君主以神恩。18世纪沙皇把东正教纳入世俗政权轨道后，“在民众的意识中，是宗教真理的社会经验存在的唯一体现者和最高层次，是把宗教信仰和历史构建联结起来的惟一纽带。”俄国不像西欧，国家政权不是从世俗化和神权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而是产生于东正教信仰内部。正如马克思所言：“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混为一体。”
历史进程证明，俄国人长期从东正教信仰这个生命之泉中获得力量，这曾是一种反击外部敌人的非同寻常的力量，它使俄国成功地抵挡了伊斯兰教民族向西欧、新大陆的拓展，拯救了欧洲文化，成为欧洲和平进入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大后方，并使俄国贵族为俄国的殖民扩张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俄国开始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莫斯科封建中央集权国家是在长期处于外族压迫下、以及充当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第三罗马”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沙皇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不仅依靠顺从他的军队、行政官僚机构，而且依靠上帝赐予的精神支持——东正教会的政治功能。“由沙皇率领自己的臣民走入上帝之国，这是俄国历史的结论”。莫斯科东正教大主教菲拉烈特写道：“信奉东正教的沙皇在登基时举行的涂油仪式，其目的是希望得到上帝的恩赐，高高在上的沙皇也不得不承认生活在这种恩赐的庇护下。”而为沙皇承担这种使命的第一个奴仆便是贵族。贵族等级以不同的方式为沙皇服役，如军事服役贵族，驰骋疆场，“我们这些为君主的事业而奋斗的奴仆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头颅。”而出身贵族的神职人员、退役贵族在教堂和家庭的圣像前为沙皇祈祷。
1722年，彼得一世颁布《官秩表》以后，贵族获得了国内其他等级为之仰慕的特权。沙皇亲自参加对著名圣物的供奉，而把每个著名圣物迁到克里姆林宫时，沙皇总是慷慨地施舍。贵族如此虔诚地对待圣物，贵族对俄国做出的巨大奉献，是由于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把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服务视为上帝赐予的神圣义务的强烈意识。“在这种世界观中，对沙皇、祖国、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归结为在基督教十字架前站立的程度如何？”贵族对沙皇政府的服从不是依靠物质利益的共同性来维系的，而是依靠精神的联系，道德的联系，共同的爱来维系的。
沙皇恩賜的圣物作为礼物一般是绘有赠送图案的特许状。17-19世纪萨拉托夫省的贵族阿·弗·伊兹马依洛夫家中就保留着沙皇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赏赐的礼物一一鼓舞人心的十字架。这种奖赏的目的既是让贵族坚定地站在反基督教敌人的一边，也是让贵族时刻不忘记为沙皇效劳。“每一个成员都因为加入这个整体而使自身得到丰富，又通过这一丰富而得到改造，获得新的含义和新的生命”。838年阿·弗·伊兹马依洛夫的后代则把祖传的十字架作为圣物转交给了教堂。
众所周知，在沙皇的家中，也有这样的传统，沙皇出生后，就让年幼的沙皇穿法衣。据说，17世纪，东正教的俄国获得上帝赐予的施舍一一帝王的法衣，俄国就很快结束了国内长期的内讧，出现了稳定的政治局面。“皇帝承担着宗教和民事义务,他关注自己臣民生活的全貌，因而在其它事情之中，对人们敬拜上帝的方式也表示关注。”作为神赐力量的基督圣物，经常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把部分法衣奖赏给为国立军功且笃信基督的达官显贵。放置在珍贵匣子里部分帝王的法衣由此成为18世纪俄国贵族崇拜的圣物。诗人阿·斯·普希金的家中则有一件放在焊封香炉里的部分法衣，该香炉是诗人普希金的祖先在1625年荣获战功时被沙皇赏赐的。
彼得一世时期贵族因战功卓著而获取圣物的传统虽然保留下来，但是沙皇用圣物奖赏贵族的方式逐渐淡化，而且圣物的形式日趋世俗化，即变为勋章、武器和珍贵的礼物。御前大臣弗·普·戈洛文为了更好地完成沙皇的重托而多次举行祈祷仪式。沙皇为此非常赏识他，把他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相提并论并给予奖励。在贵族戈洛文的家中就放置着一些圣物。当贵族普·姆·叶罗普出国留学时，彼得大帝奖给他一块镀金的基督圣像。由于彼得一世希望借助圣物来制止滥杀无辜，他对保果柳布斯基圣母像有特别的好感。1690年，彼得一世在参拜弗拉基米尔城的保果柳布斯基修道院时，下令订制了一副显灵的保果柳布斯基圣母像。后来保果柳布斯基圣母像赏给了为俄国建立功勋的御前大臣勃·姆·巴杜。可见，“在信仰问题上没有学者和白丁、教士和俗人、男人和女人、君主和臣民、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和什么时候需要，一切听凭上帝的裁夺，少年得到行为的指引，青年获得深奥的知识，无知的牧人驳斥主教的邪说，以便使一切都在活生生的信念中，即上帝精神的体现的自由统一中达到同一。这就是聚合性思想深处的教义。”
二、高级僧侣奖赏的圣物
俄国大主教管区的高级僧侣在给白己教区的教民布道时，一方面依靠白神品僧侣，另一方面依靠贵族地主。1762年《自由宜言》颁布以后，许多受过教育的服役贵族摆脱义务供职，脱下戎装，穿起长袍，回到农村，成为一些因循守旧、恣意妄为的土地所有者，实质上他们是回归到俄国旧的传统生活方式上。修道院是培养神职人员的摇篮，13世纪俄国共有68座修道院，其中2/3是国家、贵族出资修建的御用和家族修道院。18世纪，在乡村，贵族地主开始恢复和修建新的教区教堂，建立石制教堂以取代过去的木制教堂，恢复和新建东正教的侧祭坛。教区的大主教经常来到地主修建的教堂里参加圣事，这样，俄国东正教教堂数量在18世纪出现了明显增长。
星罗棋布的洋葱头形圆顶教堂标志着俄国宗教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观。“俄罗斯人民的大学是教堂，俄罗斯人民的精神导师永远明白，没有为感觉所渗透的思想，不是完满的思想。”东正教堂圆顶的柔和与亲切不同于天主教堂的直冲云霄，东正教心灵没有“天”、“地”距离的不可克服之感，而是善于在“大地”上直接洞见神灵境界。“全部礼拜活动都具有神的生活意义，而教堂就是神的生活之地”。“希腊的光辉和罗马的宏伟”正是基督教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特色所在。
主教高僧与某些贵族地主的联系非常密切，经常性地通信、约会。贵族地主家庭的主要仪式没有主教的参加不能举行。当贵族从主教那里听到基督的福音时，就深切感到“基督的这些谦卑的话是一种无法理解的无限力量，它把一切存在，一切无数的世界，一切在自己的多样性中数不清的万物,理智的和非理智的，都从不存在的黑暗中呼唤到生命之光中。”贵族地主经常给教堂和主教捐赠钱财、衣物和书籍，寻找机会与高级僧侣交往，其结果在贵族家中收藏着许多基督教圣物。贵族地主与主教的密切交往也反映在一些真实的故事里，布良斯克的贵族地主由于把圣像放在酒窖里，受到主教的指责。准备退休的少校伊·萨福诺夫克制自己的感情，从脖子上取下了幼年时期就佩戴的十字架交还给主教，以此表达对基督真挚的爱。
东正教主张教堂中的一切物品都具有神性，圣像、十字架、教堂器皿、圣徒的遗骨都是东正教徒崇拜的对象。贵族的有些圣物来自祈祷时主教馈赠的礼物。帕罗·科斯特罗马省的参议员伊·夫·波隆斯基的家里就存放着一个银制的、内存33个上帝仆人和上面绘有基督圣像的匣子。贵族的有些圣物来自苦修士。贵族经常与18世纪俄国著名的圣徒（沃罗涅日的米特罗法诺姆、罗斯托夫的季米特里、别尔哥罗德的约萨福姆、扎顿斯克的季霍)交往，贵族的家中都保留着祈祷时从主教那里获取的书信、书籍、圣像和肖像。
圣物崇拜给贵族带来幸运，佩带十字架或带有圣像及基督教祝词的装饰物成为一种时尚。1757年斯摩棱斯克军团的上校格·尤·勒斯利在重病期间，由于妻子在罗斯托夫的季米特里圣像前祷告、许愿，很快痊愈，后来夫妻俩人一同去罗斯托夫还愿。
如果在贵族家里收藏有基督圣物一一小匣子和十字架，那么与此相适应家里一定要配备圣像或家庭教堂，家庭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基督教圣训。一些经常自我反省的贵族则把圣物随身携带，把十字架贴身佩带。后来一些著名的圣物从家庭转入修道院和教堂，即圣物的家庭化趋向于社会化。1732年奥廖尔省的荒漠修道院中就摆放着由贵族萨维洛夫捐赠的圣物(装有35个上帝仆人的精制小匣子)。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舒瓦洛夫家族的圣物曾保护过分娩时难产的伯爵夫人，它后来转到了马利茨·尼古拉耶夫修道院。
圣物转归修道院和教堂导致了朝圣者人数的巨增，以及修道院的经济状况的改善。伯爵维亚兹米季诺夫把家中的圣物(杜勃维茨圣母像)送给托洛茨女子修道院时，还捐赠了一些钱物，修道院用它来购买油脂、长明灯和蜡烛。为了展示朝拜者给教堂带来的可观经济收入，在教堂又出现了记载教堂收入清单的壁画。如一幅清单的壁画的内容是1776年阿赫台-圣诞-鲍古罗茨修道院的年收入(共928卢布)。
根据圣物上的铭文可以判定，为了追荐已故的父母及亲属，贵族捐献给教堂和修道院的圣物都是一些供桌上用的福音书、十字架、小匣子。铭文的内容包括捐献者的祷告和对鳏寡孤独者的精神安慰，一般是每个家族把圣物捐献给所在地区教堂。在圣彼得堡基督复活教堂里就有诗人普希金的祖先捐献的圣物和基辅洞穴修道院的部分圣物。圣物除贵族家族追忆性的捐献物外，还有服役贵族因战功卓著而获得的赏赐性圣物。
在莫斯科罗斯时期，俄国冬宫的大教堂一度成为收集基督教圣物的主要场所，那里有许多私人圣物。彼得大帝以前，上帝赐予的基督教圣物是俄国荣誉的象征物，从精神上支持了沙皇政权。在冬宫的侧祭坛上则有一件叶丽萨维塔·彼得罗芙娜女皇用花字装饰的圣物(镀金的十字架)。在俄军团的教堂里经常有以团长或军官名字命名的捐献物：圣像、十字架、家什。这些圣物不仅是俄军对外军事胜利的见证，而且还具有俄罗斯帝国捍卫崇高东正教信仰的政治涵义。
三、父母馈赠的圣物
在笃信的东正教中，对画有耶稣基督、圣母、天使和圣徒的圣像崇拜是俄罗斯东正教的传统。843年宗教会议最终确认了圣像崇拜的合法性，至今成为东正教的重大喜庆日。俄国贵族在旅行时，在迁入新居时，都要带着圣像，以便在它面前祈祷。“心灵对于上帝的理解来源于自己直接的体验。”“没有圣像的住所会使东正教徒产生不纯洁和不充实的印象。”在孩子出生后,要订做一尊与孩子年龄相仿的圣像，让教父给孩子起名，一般在孩子结婚、上大学和出远门时，才把圣像送给孩子。
暂言圣像被俄国贵族赋予特殊涵义。它通常是为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乞求上帝相助的人订做的。1732年图拉省的少校阿·雅·米赫涅夫在圣像前祈祷，终于收回了被邻居强行霸占的士地。参加七年战争的俄国军官斯·弗·瓦伦戈斯基，贴身佩带着小圣像(妻子在梦中受到神的启示后给他邮寄的圣像)，在一次残酷的战役中圣像挡住了射向他胸膛的子弹，幸免于难。此圣像后来受到家族的崇拜。
某些显灵的圣像成为俄罗斯著名的圣物，其他则成为贵族家族圣物。但是随着贵族家族祈祷人数的与日俱增，以及对冒充奇迹圣像的恐惧，俄国东正教会开始对家族教堂实行监督，责令圣像从家庭搬到教区教堂，这样，许多以贵族名字命名的圣像迁到教区教堂。某些显灵的圣像成为全区、全省的崇拜物。如卡卢加地区贵族地土瓦·科·希特罗夫家中存放圣像则是由于：一是圣像在1748年惩罚了亵渎它的希特罗夫的女仆人(突患重病，失去语言、视力功能)，二是圣像在1771年解救了处于瘟疫之中的卡卢加城，三是圣像在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保护了俄国军队的胜利，所以该圣像成为希特罗夫家族乃至卡卢加地区的崇拜物。
显灵的圣像唤起了贵族对在世的和已故祖先的崇拜，激发了他们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以及寻求悔过自新的机会。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大部分贵族都沉迷于无神论的哲学思辨中。但是有一些贵族在圣物面前追悔自己对神的亵读。因为他们认为浸透着唯理主义精神的天主教会“把精神的存在作为一种纯粹的物质现象，极力贬低宗教仪式的圣性”。“只有东正教信仰能保证把被唯理主义搞得七零八落、各不相容的人的精神能力结合在-起，成为活生生的、整体性的精神”。在重病中曾得到圣像拯救的贵族西·伊·季米里亚泽夫便从一个激进的伏尔泰理性主义的信仰者转变为虔诚的东正教信奉者，而且发誓一定要获得一枚在梦境中见到的伊维尔圣母的圣像。此圣像成为家族教堂崇拜的圣像。
圣像崇拜是东正教的突出特点。从教义上，用线条和颜色来描绘基督的面孔就是承认“道成肉身”；拒绝描绘基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他的完整人性的怀疑。从宗教心理上，圣像崇拜是贵族全面虔诚之需要。圣像使贵族在日常生活和特殊时期(战争、不幸、疾病)中得到了上帝的袒护，贵族为此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贵族在临终前总是让家人对圣像祈祷，为的是他把家人的命运托付给上帝，这样，圣像被贵族家族虔诚地供奉起来，按照长子继承制度世代相传。
从表面上看，“18世纪的所有俄国人对基督教教义知之甚少，以严格遵守教规和宗教仪式(膜拜圣像、到圣地朝圣、斋戒)代替内心的虔诚，盛行迷信和预言，在教堂做礼拜和进圣餐时缺乏必要的虔诚，具有功利目的(好收成、健康和工作成绩)。”实质上，贵族认为，“我们生活的本质不在于个人随意的业绩中，而在于对神意志的服从中。”“精神的人像老鹰一样，在高处飞，用心灵感觉着神，看到整个世界，虽然也在深夜的黑暗中祈祷，而非精神的人或享受着虚荣，或财富，或寻找肉欲的享受。”所以，“改革后，无论是下层人民还是有文化的特权阶层，都受到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冲击，但他们并不完全认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而是竭力使其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俄国国情，使其与俄国传统的东正教价值体系相融合”。
四、贵族家中的圣像
受崇拜、显灵的圣像显然区别于其他圣像，但是如何对待这些剩余的圣像，在俄罗斯贵族中有这样的传统：不能用旧圣像交换新圣像，即使圣像在当时很不值钱，也只能向圣像工匠订做圣像，圣像工匠经常居住在京城贵族家中。18世纪俄国政府和东正教会开始监督圣像绘画的质量。彼得一世时成立了以伊万·彼得罗维奇为首的圣像画像院，统一规划圣像绘画的标准，严禁把质量差的圣像浇铸成锡制的圣像。1722年彼得一世在波利索夫卡创办了绘画学校。18世纪末期大约有200多个修女在这里学习圣像绘画。修女们熟练地掌握了绘画工艺，其作品远销俄国南部。彼得一世还向许多修道院派驻工匠教修女纺纱、织布和刺绣，此传统一直保留到十月革命以前。彼得一世死后，俄国政府多次颁令：禁止印刷和出售绘制不精致的圣像。
由于彼得大帝的诏令、圣像破坏运动和新教运动的影响，18世纪下半期俄国贵族家中的圣像比以前明显减少。显贵阿·格·拉祖莫夫家中的祈祷室里只有基督的大理石半身塑像、长明灯和已故的伯爵肖像。在大部分乡村贵族地主家中，仍然保留了旧的习俗，几乎每个房间都有圣像。18世纪俄国政府禁止祈祷仪式从教堂转到家中。1722年彼得一世严禁教民私自找借口在家中举行宗教圣事。1744年，叶丽萨维塔·彼得罗芙娜颁令取消此禁令。1767年一位高僧建议，祈祷仪式从教堂转到家中要向政府缴费。农民和贵族对政府的举措极为不满，认为在家中祈祷，是为了更好地履行东正教仪式。
为了更虔诚地表达对上帝的感激之情，俄国人按惯例一般去教堂祈祷。在庄严的祈祷声中，在修道院的教士中间,在俄国最大的圣物面前，聆听上帝的教导。“在这个境界里，人不是凭理性来决断，而是以心来体验，人们之间的联系不仅以可见的方式,还以神秘的方式。”特洛伊茨-谢尔盖圣三修道院是俄国最大的朝圣地。18世纪许多贵族的《朝圣游记》记载了俄国历代沙皇(安娜·伊凡诺夫娜、叶丽萨维塔·彼得罗芙娜、叶卡捷琳娜二世)朝圣之事以及俄国大主教尼康。18世纪下半期，莫斯科苦修士的朝圣路线：霍特科沃女子修道院→特洛伊茨→谢尔盖圣三修道院→罗斯托夫修道院。
18-19世纪俄国修道院里收集了许多贵族馈赠的礼品，在修道院里祈祷、安眠的俄国贵族家族是：多尔戈鲁基、谢尔巴科夫、戈尔恰科夫、戈利津、乌赫道姆斯基、阿涅林、苏贺伏-科贝林、乌里弗、别斯土日夫-廖明、卡尔波夫、塔季舍夫等。圣彼得堡虽然没有莫斯科的圣物多，但是它的价值高。圣彼得堡是在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圣徒安德烈·佩尔沃兹瓦尔神的庇护下建立起来的。1703年5月16日，彼得一世为圣彼得堡举行了神圣的奠基仪式，1724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圣物先由50个人轮流传送，最后由沙皇彼得一世亲自护送，从弗拉基米尔圣诞修道院迁到圣彼得堡。圣彼得堡的贵族要离开首都时，首先要向这个圣物所在方向祈祷片刻，方能离去。由于纪念季赫温圣母的庆典日正好与波尔塔瓦战役纪念日同日，圣彼得堡贵族和诺夫戈罗德贵族都喜欢参观季赫温修道院里显灵的季赫温圣母像。
东正教对修道极为推崇，修道士是教会的支柱和基石。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高压下培育了一种高尚的殉道精神和禁欲精神，成千上万殉道者的鲜血洗涤着世世代代基督教徒的灵魂，使基督教有一种禁欲主义的传统。18世纪俄国贵族毕生的最大心愿一一去基辅洞穴修道院朝圣。一些按照修道院的规则居家生活的或准备剃度为僧的贵族都从基辅洞穴修道院选择圣物。基辅洞穴修道院里的许多修道士本身则出身于贵族家庭，幼年就来到修道院，献身于为上帝服务的神圣事业。“他们的目光永远指向圣者的地方，而不是指向世俗的享乐，他们的内心深藏着对基督真理永不枯竭的渴望。”如18世纪俄国著名的圣徒：别尔戈罗斯基的约萨福、切尔尼戈夫斯基的狄奥多西、托搏尔斯克的约翰、伊尔库茨克的英诺森、魏霍扬斯克的圣西梅翁。
东正教的全部生活都充满神赐异像。18世纪30年代，梁赞贵族的女儿达尼娅，隐姓埋名，清心寡欲，在基辅洞穴修道院度过了她的一生。斯摩棱斯克贵族的儿子伊·瓦·维尔霍夫斯克，云游俄罗斯近10年，历经1200多公里，虽未削发为僧，但在基辅完全按照修道院的生活方式居家生活，度过了余生。正如凯·韦尔所言:“作为官方基督教的一种平衡力量，他们(修道士)随时在提醒教会，不要把上帝的王国等同于任何人间的王朝。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成功地发挥了末世论的作用，……充当了预言基督再临的先知。”此外，通过个人祈祷一一对完美境界的全心全意的追求——来帮助社会，使人人得救，由此具有一种极强的群体意识。
圣徒崇拜在俄国东正教信仰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俄国贵族来到基辅洞穴修道院朝圣，其目的是在此寻找到自我精神的最终归宿，在修道院拜访贤明的圣徒，深刻领悟上帝的旨意，向神甫倾诉自己的忏悔，为他们退役后选择的生活道路加以指点。“圣徒是我们侍奉基督和与基督交流时的共同祈祷者、朋友和助手，是神成就自己事业之手。圣徒崇拜不会使我们脱离基督，而是我们靠近基督，与基督合为一体。如果教堂中没有表示圣徒在场的圣像，那么在这样的教堂中是多么令人空虚和孤独啊！我们的灵魂也将和这些裸露的墙壁一样变得苍白和贫乏。”
如何保护家中的基督教圣物，成为俄国贵族家庭生活的首要任务。贵族在家中严格遵守圣训，认真学习《日课经》、《训诫集》、《圣者列传》、《日读月书》、《圣诗选集》、《宣教读物》等书中有关教会的义务。18世纪在俄国贵族中还兴起了对祈祷圣歌和赞美诗的热潮。当贵族祈祷时，祷告文主要从修道院获取的赠品、自己抄写、修道士代抄写。《圣诗选集》，《宣教读物》是18世纪俄国著名的祷告文。起初是一些手抄本，后来国家和教会容许大量印刷。它使俄国贵族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犹如再生。
推崇冥思、灵修和神秘感受，较少喜好理论思辨，这是东正教神秘主义的体现。收集在贵族家中的圣物来自不同的渠道，贵族以虔诚之爱进行圣礼，通过圣物与上帝直接交流，呼唤主之名，进行祈祷，与神灵世界接触，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向上帝之国接近，它是俄国贵族的生活理想。
综上所述，988年基督教的确立不仅使俄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使俄国人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其精神结构而言，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俄罗斯贵族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东正教传统。圣物崇拜作为一种世界观决定着文化，崇拜活动是文化的核心，崇拜在狭义上是礼拜、敬神活动，而在广义上是“神的活动”，神的活动是一切科学和艺术的母亲怀抱。圣物崇拜活动把内在与超越、尘世与上天、暂时与永恒统一起来，可见，18世纪贵族的圣物崇拜不仅是贵族文化的源泉和基础，而且体现了东正教与西欧天主教和新教的不同之处。“东正教首先不是学说，不是外部组织，不是外部行为方式，而是精神生活，是精神体验和精神道路。”由于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西欧基督教在同希腊哲学和近代思想的长期互动中，已经习惯于通过知识和理性形式走向最高境界，而俄罗斯的东正教则拒绝这种知识的中介，更重东方的生命体验和直觉之路。
18世纪俄国贵族的圣物崇拜活动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充满了对人的深切关怀，从沙皇宫廷、高级僧侣到贵族家庭的圣物崇拜最终体现为对具体个人命运的终极关怀；二是完整性，崇拜活动不仅是来自京城沙皇家族的积极参与，而且是来自乡村普通贵族的积极参与；崇拜活动不仅保存基督教教义的基本内涵，而且通过贵族普遍的修道生活、禁欲和神秘主义加以体验；三是理想性，现实生活的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向终极目标——千年王国的不懈努力和奋斗。贵族的圣物崇拜活动的目的则是寻求内心自由，呼唤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尝试建立一种弥赛亚意识的理想社会。19世纪俄国的“忏悔贵族”、民粹派知识分子对俄国民众的崇尚和信仰，在人民面前的忏悔意识和“负罪感”：他们这些文明的少数人的知识、智慧和进步是以多数人受奴役为代价换来的，因为多数人被剥夺了体魄和思想的灵巧性，失去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才能有他们这些文明少数的知识和进步。他们感到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要为社会进步服务，偿还多数人以血泪和苦难为他们付出的文化代价。他们企图通过俄国独特的农村公社道路，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也是近代俄国贵族文学艺术作品呈现出宗教性、人性、苦难性特征，俄国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复杂性和矛盾性历史渊源的所在。
（参考文献略。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XSS004）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070420948）。欢迎来稿讨论，联系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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