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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 | 人性的落差 （两篇，与抗战无关）
原创 2017-09-01 王怡 王怡的麦克风
在普遍的灾难与罪恶中，是没有英雄或义人的。伦理的冲突，如对伤兵和女性的保护或舍弃，及人性在信念驱动下的挣扎，最刺痛人，也祝福人。高于这个，是赞美诗。低于这个，是宣传品。在这条线附近，就是文学。
人性的落差：《南京南京》

一弟兄来信，说他陷入难以克制的手淫。茂盛的年龄，如何能在圣洁的安静中等候，胜过情欲的翻滚。我跟他说，我曾一样。从少年幻想女性的身体，到第一眼看见这样的图片，无数邪情私欲，所指向或臆想的次数，恐怕早已超过日本人在南京强奸妇女的总量。
若在那时,我扛枪会如何？若在那时，我被带到陆川镜头下的南京城，我是拉贝还是陆建雄，是唐先生或姜小姐，是日本兵角川，抑或妓女小江？我灵魂中真实的罪恶，与肉身世界布满骸骨的荒凉，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或者出于偶然，偶然的意思就是绝对。如日本人绝对邪恶，我们又绝对如何？或者如幻亦如电，人性的落差，就失去了道德的重量。又或者，肉身世界是一望无际的荒原，每件事都如此真实，昨天的屠杀，强奸，谎言，懦弱；今天青年人的义愤或遗忘，纷纷同居，或纷纷入党。关于灵魂与肉身，记忆与现实，民族与个体，最艳俗而刺目的意象，还是郁达夫当年的小说，留日学生躺在床上，一面自慰，一面高呼，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这就是和平的意义。和平使一个自慰者，脱离了国家意识形态，才能看见这是灵魂里一桩真正的苦难。有朋友问，你以往对自由民主的关切，为什么不见了。我说，满目苦难，有时反而是我们认识自由的妨碍。自由的真正命题是这个，如果我死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呢，如果我死的时候盟军尚未登陆呢。或者清廷还没推翻，日本还没投降，避孕药还没发明，革命尚未成功，瘟疫仍在蔓延？自由的真正挑战是，如果这样，自由之于我还有可能吗。自由可以超越制度变迁之上，并因此带来对制度变迁的祝福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意味着，对一切曾在世上活过的人来说，自由不过是一件碰巧的事。碰巧改革开放了，碰巧文艺复兴了，碰巧有个妓女愿意站出来，去给日本人当慰安妇，换取幸存者过冬的粮食？
如果这样，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或5.12龙门山脉地震的罹难者时——尽管迄今我们仍然不能得到他们的一份名单。你该说些什么呢。难道说，自由是六合彩，只提供给某些幸运儿。你们八字不好，注定一生与自由“无分、无权、无记念”？
我回答朋友的，不是我的信仰，而是我的逻辑。倘若将任何一种肉身世界中的理想，哪怕是自由民主、普遍人权，看作一个价值观与人生理想的至高点。就意味着你的理想，对任何在灾难、战争、屠杀或不义的制度下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个体来说，都是冷酷的。因为你的主义，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撇在了美丽新世界的外面。
所以，看这部电影，不是给我一个发民族恨意、强民族身份的机会。或给年青人提供一个自慰与南京大屠杀的超级链接。其实对苦难的任何描写，都在挑战和归正我们的价值观。就像走在街上，我常问自己，对面那个乞丐，前面骂骂咧咧的人，或遵道镇上失去亲人的那个嬢嬢，在我的信仰里，就是在我所相信的那个宇宙人生里，究竟有没有他们的位置？在我的盼望里，有没有他们的盼望？如果我的信仰，在逻辑上必定要将一部分人类，以一种自私和不公义的方式撇在外面，我的信仰就是虚假的。因为我以一个自我的理想，切割了这个世界，把一个人类，分为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类。除非我本人就是上帝，不然，我怎么敢，怎么配呢。
以往的抗战电影，都把人类分为两种，我们好像卿本佳人，所以对邪恶不可理喻。其实呢，日本人在南京干过的一切坏事，中国人彼此之间，没有一样没干过。陆川的勇气，是全片以角川为主线，把日本人还原为了人类。角川不是恶魔，而是一个有人性的坏人。他不属于一个与中国人不同的族类，而是我们中间最坏的那个人。他坏，但他仍住在我们中间，被称为人。一旦他被称为人，我们中间最好的那个人，在上帝面前，面对我们中间最坏的那个人，也不是全然无辜的。除非他不是人，不然，我们无法在终极的意义上撇开一个坏蛋。
我的灵魂，尝过这异常的痛苦。但侵略者与受难者的区分，只是第一层的。公义而肯定，却不是全部和至高。就如自由民主，在这个层面上，也值得追求和肯定，但一样不是全部和至高。陆川拍出了中国电影早该拍出，却一直无能拍出的一个起点。导演的才华，有一大半，都用在为着角川最后的自杀，细细描述一个陷在罪中的人类。
使角川忧伤而不能自禁的，并不是一个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悔恨，而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悔恨。他所爱慕的日本慰安妇百合子，梨花带雨，我见犹怜，使战争的宗教性在他心中坍塌。日本军队祭奠亡灵的那场鼓阵，是这种宗教性的国家意识形态浓墨重彩的出场，甚至饱和到快要撑破黑白的镜头。这是陆川试图理解这场侵略与屠杀的点睛之笔，也是对靖国神社的一次预演。后来，角川看见姜小姐的十字架项链，他说自己也在教会学校读书，强要了过去。他的上司松井开枪打死小妹，说，这么美的女人，不该这样活着。角川的震惊，只是无数铺垫中的一个。姜小姐最后被士兵拖走，回头朝这个揣着十字架的日本兵，说了一句英文，请打死我。角川开枪打死她，也最终打死了他灵魂中的那个日本军人。
试图将日本人“去妖魔化”，是这部影片的勇气。问题是这将使我们与敌人的人性落差，也因此被缩短一截。导演或者没有勇气继续面对这种张力，或者自己也无力承受。于是，他同时选择了对中国人的“崇高化”，来继续保持两个族类的人性落差。最大的两个败笔，一是前半段的散兵抗争和杀降，刘烨沉默的表演，慢慢积蓄起恢弘的压力。结果国军将士们最后喊出“中国万岁”。人性的苦难，被国家意识形态的幽灵把持，向着一个单向度去了。换成姜文，我想将士们喊的一定是“操你娘”。这比唐先生被枪毙前，对松井骄傲地说“我老婆又怀孕了”，更加贴切。这才是肉身世界中的坚持与卑微，大地上仅存的咒诅与希望。
第二个败笔，是让拉贝先生向着中国难民下跪。人性的落差，若不能继续向上仰望，就只能向着苦难的一方跪下了。不然对敌人的去妖魔化，实在是我们受不了的。虽然小豆子还活着，中国的确没有亡。但电影还是缺乏光合作用，几乎耗尽了电影院中的全部氧气。这是为什么，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另一部《拉贝日记》。
在华西坝回望南京：《拉贝日记》

结果妈妈4岁时，就在家乡的教堂里，给新娘子牵过婚纱。她自己不说，我怎么知道呢。但若不是我信了耶稣，她又怎么想得起来？
轮到妈妈自己结婚，父亲送她的聘物，竟然是毛选四卷。我一直以为，自己被生养在后一种遗传里。大学时，写过一首叙事诗，是我断断续续了解到的家族史：
“衙狱清静。贞妇涌现/祖父经营上南街的药铺/在押往西域的头晚/戴袖章的母亲被白衣人拉走”。
“当父亲衣衫褴褛。从青海扶棺回来/青石板路满插彩旗/城关万人空巷。士卒朝天放枪/我悄悄走离合唱的队列/到南门外的河边/起意为死难的人保持沉默”。
直到2007年，我才知道，和妻子青梅竹马的幼儿园，是贵格会的传教士办的。我们读的小学，连我出生时在那里昏迷了三天的县医院，也是英国贵格会兴办的。
贵格会，也叫公谊会，我不完全认同他们的教义，但我的一生，却无缘无故地，与他们有着密契。1894年，贵格会的传教士陶维义，揣着四川历史上的第一只足球，来到我的家乡三台。几个月后他被乡亲们赶跑，转去重庆。不过，几经反复，三台至今仍被称为四川的足球之乡。贵格会在四川的传教士，中文名都姓陶。母亲回忆说，她还记得小时候有个蓝眼睛的、姓陶的黛丝姐。不过当年在中学球场上，我快乐奔跑，铲球过人时，对这些渊源，全然无知。
后来，又有一位姓陶的宣教士在我家乡被殴打，得了二千两银子赔偿。教会用这笔钱买地修医院，就是我出生的那家医院，还立了一块碑：
因彼财、为彼用，故修医院
怜尔病、爱尔民，敢谓名医
1910年，贵格会和其他几家差会，在成都联合创办了华西协和大学。贵格会的建筑师荣杜易，设计了当时被誉为中西合璧建筑典范的华西坝。1937年，南京沦陷。金陵女子大学迁来成都，只留下美国传教士、教务主任魏特琳女士，参加了拉贝的国际委员会，在那被誉为东方最美的校园里，她保护了上万的妇女免受日军凌辱。
而那时的华西坝，余民聚集，恩典存留，如南京城里的安全区一样，成为一座看得见的逃城。主要的6所教会大学，华西、燕京、齐鲁、东吴、金陵和金陵女子，就在此刻，我从书房望出去的一箭之地，组建了中国基督教联合大学。成都的华西坝，和重庆的沙坪坝，成为抗战后期学生福音复兴运动的中心。恩惠所及，至今影响着全球的华人教会。
那时的陈寅恪，也在这里回望废都，伤怀文化：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其实贵格会对抗战的贡献，也和拉贝一样，少为人知。他们持守一种绝对的和平主义，在历次战争中都以医疗救助为使命。在被称为中国战区生命线的滇缅公路上，年复一年，奔跑着贵格会的救助车队，承担了抗战期间几乎所有医疗物资和60%的其他救援物资的运输。1947年，人类回首那不堪回首的岁月，终于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英美两国在二战中的贵格会救护队。可惜啊，从他们受惠最多的中国人，已经开始内战。而连我这个几乎是经他们之手才来到这世上的人，都几乎忘记了，或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陆川的前作，和一些访谈中，十分令人遗憾的，是对拉贝等西方宣教士的冷漠。他对感恩一词，似乎条件反射式的反感，抑或商业性的回避。对一个感恩太少、而非太多的民族来说，如一位网友感叹的，中国人的不知感恩，和日本人的不知悔改，一样深刻而可耻。我寻思，陆川的心理，也许是把对于施爱之弟兄的感恩，和对于市恩之党国的戴德，混为一谭了。换言之，人类是一个整体，弟兄相爱撼山河，这样的情感认知，对陆川和我们来说，依然是陌生和值得怀疑的。所以他的框架，还是以民族国家为灵魂的边界。
所以才期待这部《拉贝日记》。期待导演的情感方式，对于苦难和德行的陈述，能有一丝怜悯，超越于我们灵魂被捆绑的边界之外。尤其是电影在德国拿到了最佳影片和影帝等奖项。但看过之后，还是略感失望。
我怕的是，影片反过来又将拉贝拔高了。在普遍的灾难与罪恶中，是没有英雄或义人的。伦理的冲突，如对伤兵和女性的保护或舍弃，及人性在信念驱动下的挣扎，最刺痛人，也祝福人。高于这个，是赞美诗。低于这个，是宣传品。在这条线附近，就是文学。
这样来看，电影前半部，好过后半部。因为拉贝的歧义性，一度得到了有力的呈现。差点使我预测，几乎要好过辛德勒了。他又是基督徒，又是西门子公司的商人，又是纳粹党员，又是国民政府的友人。这些复杂性超过辛德勒，逻辑上说，他的故事，也有超过辛德勒的张力和压力。但在书写这种张力上，导演开了好头，却无力为继。拉贝用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译制误作德国国旗），覆盖了600个中国难民，免于日机轰炸。这一幕极具震撼力，也是拉贝日记中的真实故事。
老实说，读拉贝的日记，他对上帝的感恩和仰望，和对希特勒的敬仰与盼望，有点难分高下。仅从日记看，我很难认定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好在我不是那有责任判断一切的人。逃城的盼望，在拉贝那里，被放在一个混杂的平台上。基督、纳粹和西门子公司，共同影响了拉贝的人道主义救援。安全区的基督教背景，在魏特琳女士，和其他几位长老会和圣公会牧师那里，反而比在拉贝身上更凸出。魏特琳曾在日记中写下，
“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充满了各种罪恶。噢，上帝，请控制这些凶残的野兽般的士兵……”。
张纯如自杀前说，读到这一段，她泪如雨下。
但在拉贝日记中，有超越民族边界的义行，却几乎没有这样的仰望、祷告和祈求。
另一面，对难民来说，卍字和卍字，也很难被区分。所以称拉贝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也折射出这种歧义性。连他晚年在祖国的凄凉，也是这种重叠性的延伸。但这部电影似乎过于瞩目拉贝的纳粹身份。基督教的背景，只剩下魏特琳办公室墙上的十字架。可惜她的形象在影片中也过于单面，结果连后半部的拉贝，也逐渐失去了挣扎中的丰富性。
在感恩与审视之间，确是很难平衡。因为我们里面太多的情意结，尚未解开。拉贝的妻子朵拉，并不认为丈夫在南京所为，有多么了不起。她说过一段有穿透力的话，但若非她亲口所说，由我们来说，就显得刻薄无良了：
“托尔斯泰有一段日记大概是这样写的：孩子们有时把面包、砂糖和钱送给别人，以为这是在行善，因而自鸣得意。孩子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可是大人们应当知道，拿别人的东西送人，这并不算真正的善行”。
不过我十分相信，拉贝自己也同意这话。当人怀着这样的心，向弟兄伸出援手时，更值得感恩，也把我的目光从他那里稍微移开，想起贵格会和我的家乡，在华西坝回望南京的苦难，也仰望面包、砂糖和一切恩典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