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进粪坑里的臭鸡蛋，以及吃掉肥皂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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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扔进粪坑里的臭鸡蛋，以及吃掉肥皂的知识分子
原创 2017-06-05 叶兆言 大家

文 | 叶兆言
我上中学时，每年的五月称之为“红五月”，有太多纪念日，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纪念五七干校，纪念五一六通知，纪念五二三《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五卅惨案。与我们家关系最密切的是五二三，父母在剧团工作，这个纪念日还没到，早早地已开始准备。那时候也没戏可演，演来演去都革命样板戏。父母所在的剧团移植了《沙家浜》，几乎能演戏的女演员，都扮演过阿庆嫂。
记忆中，对于这个五二三，真没好印象。就知道日子快来，父母又要下乡，一家人又要离别。在别人眼里，五二三纪念与五七干校没任何关系，在我们家看来却差不多，只是一个日子短，一个日子长，都是要下乡，都是到农村去，都是扔下孩子不管。我小姨也在剧团工作，她孩子可怜才一个多月，突然来了指示，都要去五七干校，小孩怎么办呢，不得不交给爷爷奶奶。
五七干校是过集体生活，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被称之为“臭老九”的人，都可能去过这种干校。父母的干校在镇江桥头镇，按说这地方小孩子是不可以去的，我因为眼睛被打伤了，情况特殊，出院之后，去北京之前，先到干校住了几天。记得是住男宿舍，一排房子男宿舍，一排房子女宿舍。有很多大字报，大字报是文革的重要标志，剧团演员文化水平不高，经常写毛笔字，有几个人字写得真是不错。
大字报无非两种内容，一是批判，二是宣传。我没事可干，白天大人下田干活，就去欣赏大字报，看黑板报。印象最深是一个臭鸡蛋的故事，有人偷偷将一个煮熟的臭鸡蛋扔进了女厕所，有人便向工宣队汇报。当时工宣队是剧团的最大领导，听说此事便悍然闯进了女厕所，将鸡蛋捞出来，洗一洗，闻闻，当着众人面，尝了一口，然后要旁边其他人也尝一下，结果呢，大家就都分享了，结论是这个鸡蛋还可以吃。
多少年来，总是会想到这个扔进粪坑里的臭鸡蛋。在小说《关于厕所》中，我写过这个细节，究竟是谁扔的，并不没有什么结论，最终不了了之。能记住的是大字报上总结，通过这件事，充分说明知识分子必须要改造世界观，要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那年头，最高指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经常挂老百姓口头上，贪污不太可能，是否浪费说不清楚。这个鸡蛋肯定是坏了，臭了，不坏不臭也不会扔。工宣队后来常被妖魔化，譬如这事就很可笑，我一直觉得，最可笑往往也是最可悲，那些一起被迫分享臭鸡蛋的革命群众，事后想想都会觉得恶心。
一个初中生对干校的记忆很可能片面，不准确。譬如觉得住宿舍挺有意思，在小孩子看来，睡大统铺，过兵营一样的生活多好玩。我也曾非常羡慕小学同学随家人下放，欢天喜地敲锣打鼓下乡去，小孩子不太会想到下乡要吃苦。跟朋友聊当年的五七干校，朋友突然对干校的性生活有了兴趣，问既然男的住男宿舍，女的住女宿舍，那么那个问题怎么解决。
朋友说在回忆文章中看过这样的文字，五七战士在高粱地偷欢，江南没高粱地，水稻田里肯定干不成那事。人之大欲，拦是拦不住的，像这样男女宿舍分开住，夫妻之间会不会也偷个欢，来个颇具浪漫意味的野合。没想过这问题，或者说从未好好想过。我上大学，选修太平天国史，读到太平军在南京设男营女营，觉得非常搞笑。一方面，天王洪秀全这妃那妃忙不过来，却坚决不允许手下士兵随便，正常夫妻也不行，不能随便。洪天王掌管着性爱钥匙，他说什么时候开锁，就什么时候开锁。这细节说明控制思想很重要，控制那玩意同样重要。
父亲在世，父子之间什么都可以谈，我从未问过这样的问题，父母当时还是反动分子，是阶级敌人，和革命群众有天壤之别，住在“牛棚”里，每周写思想汇报，跟监狱差不多。因此真要问父亲这个，有点愚蠢。我小姨和姨夫也是剧团的，姨夫还是多年的男一号小生，写这篇文章时，我忍不住给小姨打电话，求证当年的男营女营，小姨就笑，说当然是分开住，很严格，跟军人一样，大半夜地还要演习，白天干了农活，睡得正香，突然响起集合号，仓皇起床，没有电灯，摸黑赶到操场上，结果很多人跑到水田里去了。
小姨夫妇去干校时不到三十岁，新婚不久，第一个孩子刚满月。对于我的疑问，她只是觉得好笑，同时认为根本不是问题。同样年轻人，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活法。那年头分居很正常，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对于她来说，见不到自己孩子才是有点难受。伟大的孔子曾说过，“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如果都一样，也就太平了，也就没什么可说。干校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是好几年，大家都可以忍，忍就成了不忍，成了习惯，工宣队，革命群众，阶级敌人，有家没家男女老少都一样。

离开父母所在的桥头干校，我去了北京。当时大伯也是在干校，在河南潢川，五十多岁的人，在养牛。拿着高薪养牛，是那种最普通最常见的水牛。父亲右派，母亲现行反革命，他们住的是象征性的牛棚，伯父住的才是真正牛棚，茅草棚，与水牛睡一起。文化大革命除了最极端日子，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都拿着原工资。拿那么多钱，性价比严重不合适，想想国家也是够冤，花大钱养一个养牛的。有文章写到何其芳先生拿搪瓷缸去干校食堂盛汤，稀里糊涂地把缸里的半块肥皂给吃了。知识分子尤其高级知识分子，出起洋相来，都是很好的段子，想不欢乐都不行。何其芳的工资更高，他在干校干的活，肯定还不如我伯父。
伯父养牛的段子也不少，不过他是个十分严肃的人，平时生活中不苟言笑，做事太死板。让他放牛，便非常认真地放牛。当时又没百度，只能向书本求知识。让祖父到新华书店买养牛手册给他寄去，伯父挑灯学习，认死理，钻牛角尖，天天晚上起来给牛把尿，害怕牛尿把牛圈给弄湿了，结果自己也睡不安稳。当地农民忍不住讥笑，觉得这不是养牛，把牛当作宠物养，根本没那必要。不就是头牛吗，不能太当回事，你把它当回事，它就真把自己当回事。
伯父养牛时拍了许多照片，现在再看，已经很有历史包浆。画面有艺术感，显然拍照的人是摄影爱好者，这说明五七干校不缺乏人才。伯母是标准的家庭妇女，留守在北京家里，思夫心切，结婚以后，就算是日本鬼子来，也没有这么久的分开过。好在伯父的干校是团中央系统，上面有人，来头大，为展示改造成果和意义，居然千里迢迢组织了一个家属慰问团，而伯母又有幸成为慰问团团员，戴着大红花前去慰问，仿佛当年去抗美援朝时的前线，敲锣打鼓欢迎，同样也是拍了很多有纪念意味的照片。
我记忆中的五七干校，肯定与亲身经历者不一样。旁观者的记忆，对认识那段历史，只能是个参考。记得在北京，祖父三天两头跟伯父写信，写完了，便让我丢入胡同口的邮筒。有来有往，伯父在干校时与祖父的通信，后来编成很厚的一本书。这书非常值得一读，你可以更好地了解五七干校，看到我伯父在如何养牛，看到农民的批评，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为什么有必要，因为知识分子和农民比起来，有时候真的很没有知识。
当然，更想说还是五七干校时的家庭亲情，祖父和伯父亲没完没了写信，靠文字来思念，来牵挂对方，他们属于老一代人，仍然有点旧传统。父亲比伯父小八岁，有一段时期，他根本不给祖父回信，来多少信都不回，以至于祖父很担心，担心犯了错误的小儿子已不在人世。峰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与祖父和伯父相比，父亲很早参加了革命，一举一动更像革命者，后来被打成右派，成了牛鬼蛇神，成了坏人，亲情方面仍然是革命化。比他年轻一辈的造反派更是这样，对父母对子女，在革命的名义下，亲情不知不觉变得很淡很薄。尽管后来回忆，也会觉得不人道，有那么一点不对，可是不得不承认，当时太理所当然。五七干校中男营女营的刻板生活，很显然也很轻易，把基本的人性都给泯灭了，而文化大革命说到底，就是在最大限度地泯灭人性。
原标题为《五七干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