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同的生前身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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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柠
2017-04-23我要分享 7
导读
同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董鼎山与新中国的交往，切入稍晚，姿态较低，且基本限于文化层面。切入更早，起点更高的赵浩生，反倒不大被人提起，真是耐人寻味。
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一个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内涵的概念，具体指1949年以后，生活在海外（且主要是美、日、欧等西方国家）的外国人或外籍华人，他们拥护中共政权，基本认同大陆的发展成就，并承认“一个中国”。“冷战”时代，中国面临严峻的外部矛盾，国门深锁。极其有限的外部世界资讯和对外界的信号，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这些“老朋友”的人肉传递。
而在“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时期，“老朋友”其实就那么几个人，除了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和阳早、寒春夫妇等纯种“老外”之外，大陆背景的华人更是屈指可数，其身价可想而知。
一
就个人记忆所及，印象尤深者有两位，均是自大陆赴美，后复以“老朋友”身份而归省者，一是赵浩生，一是董鼎山。少时读《参考消息》，“赵浩生”的名字简直是碰鼻子碰眼，对中国人谈美国、日本，对外国人谈中国。署名前面的头衔，有时是“专栏作家”，有时是“特约记者”，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始终不知其真实身份。
1920年，出生于河南息县一个普通人家的赵浩生，早年经历坎坷，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名记。抗战胜利后在重庆，他作为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的特派员，采访国共和谈和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在报纸上特辟“政协花絮”专栏，推出系列报道，颇吸引舆论的视线。周恩来的气质风度，给他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身为国民党党报记者，内心已开始向中共倾斜。到采访“国大”时，则明显感到了国共实力的逆转。
国民党还都南京后，随原中央社长胡健中转战《东南日报》。1948年，作为《东南日报》驻日特派员赴东京。当他乘“辽海号”徐徐驶出吴淞口，向深海进发时，望着身后渐渐远去的上海，内心有种莫名的预感——“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这种预感不幸言中——此乃后话。作为盟国新闻机构驻东京的特派员，在战后名义上由盟国占领，实际上是美国单独占领的日本，赵浩生的旅日生活相当爽。他本人也并不回避这一点，甚至颇有自喜之色，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派有一个排的宪兵作为象征性的占领，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人属于战胜国公民，在战败后的日本享有各种特权。……到了东京，住进“外人记者俱乐部”，更是进入了特权阶层。
当时驻日本的中国记者共有九位。……有家眷的人可以分到一幢盟军占用的日本豪华宅第或特别为美军修建的军眷特区小楼，里面家具、佣人一应俱全，这在战后一片废墟的日本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透过一个细节，亦可管窥这位“无冕之王”人在东京时的惬意：后成为赵夫人的日本姑娘今泉智惠，出身高贵，容貌酷似中国影星蝴蝶，当时就读于日本最著名的女校津田塾大学，是英文系大三的学生。她的学校在郊外，“我经常奔走在东京市区和她的学校之间，看她们演出莎翁名剧，欣赏早开报春的樱花”。赵开着一辆黑色大别克轿车，常出入津田塾的校园，颇引人注目，乃至“今泉老太太（即赵未来的岳母）曾为此婉转地让女儿告诉我，最好不要出入她的学校太勤，看来对我这个开着大汽车的年轻人还是心存疑虑”。赵尊重老人家的意思，遂把约会改为周末在东京市内见面。
赵浩生一家
赵浩生一家
赵作为新闻记者，有很好的直觉和敏锐的神经，“离开中国的前夕，已经预感到一个巨大的变化即将到来”。到东京后，又利用记者的便利，密切关注大陆的局势发展。“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解放的新闻以头版四分之一的版面刊登在日本各大报纸上。不久，又从短波收音机中听到解放军进入北平的消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著名宣言和广场上群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令人热血沸腾”。
他清楚地意识到，“我在日本只是凭借着战胜国的特权身份生活，但这只是暂时的。一旦日美签订和约，占领状态结束，一切就会立刻烟消云散，我必须有所选择”，遂开始摸索回国的道路。他先是给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毛遂自荐，表达了回国的愿望，同时附上一篇通讯稿，一并寄往北京。
不久就接到回信。可信不是胡乔木本人写的，而是由《中国建设》杂志日文版的一位叫康大川的编辑出面，说收到了来信，并附上来稿已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剪报，“他还建议我经常剪寄日本报纸，他可以给我寄《人民日报》，以此作为交换”。不过，对赵回国之诉求，却只字未提。于是，“我意识到回国的事已成泡影，心里感到很失望”。
1951年9月，《旧金山和约》签署，赵回国的愿望彻底落空。其作为驻日特派员奉公的《东南日报》，原准备迁往台湾，后因载有报社印刷机的“太平轮”在海运途中沉没，复刊亦成泡影。据说沉船的原因是蒋介石下令把国库里的黄金抢运到台湾，终因重金属超载所致。对赵来说，继续滞留日本已毫无意义，加上苦苦追求的今泉小姐已先期赴美留学，遂决定申请赴美读书——日本成了人生进路上的一块跳板，这点与同一时期作为盟国武官常驻东京，后转身成为历史学者的黄仁宇如出一辙。
赵按照《韦氏大辞典》附录中美国各大学地址名录，发出了一百五十封申请信。由于知识不足，其中不乏女校，但好在收到了十一所大学的回信，同意提供不同额度的奖学金。
作为特派员，在东京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还需不时与美军打交道，赵对自己的语学实力多少还有点信心，但对能否通过签证考试，却心中没底。好在他曾在美军文化教育中心讲授中国历史。有一天，该中心的主任请他吃饭，餐后喝咖啡的时候，突然问他美国总统林肯的名字如何拼写，赵随口说出“L-i-n-c-o-l-n”的答案。主任拊掌大笑，拍着赵的肩膀说：“你留学的英文考试及格了”。原来，这位主任兼任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留学生英文考试的考官。问题虽简单，但也很聪明，“Lincoln”中的第二个“L”不发音，拼法奇怪，“我居然蒙对了”。
赵浩生在美国的发展顺风顺水。在伊利诺伊大学拿下博士学位后，1960年，与夫人一起受聘于耶鲁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步入中产。赵早年就听说过所谓“人生三大乐事”——即“娶日本太太，住美国房子，吃中国饭”的说法，没想到自己竟轻易实现。授业之余，不觉技痒，开始为美国和海外的中文报纸写稿，后开设“海外观察”专栏，并成为在联合国注册的专栏作家，笔耕不辍。因此，他后来在“三大”基础上又加了一条——“写中国文章”，“三大”变“四大”。
重操旧业后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蒋介石，第二个是宋美龄，对国民党党报记者出身的赵浩生来说，找回当年的感觉完全不是问题。
1971年夏，美国务卿基辛格秘访北京时，赵浩生一家正在巴黎度假。应法国《世界报》的邀请，赵撰写了长篇评论《美国华侨看尼克松访华》，以过去苏联和流亡海外的白俄为例，阐述中国与海外华侨群体的关系：
中美复交后华侨与新中国的关系，应该与苏联和白俄间的关系有所不同。白俄是沙皇时代的皇亲国戚、公卿贵族，而留美华侨绝大多数都是出身小资产阶级。白俄在西方国家居住一个时期后，即与当地人没有两样，但中国人永远是中国人。
在中美两国刚刚接触，能否建交尚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便大胆预言，“留美四十万华侨的智力财力……必将成为帮助祖国发展，促进中美邦交的巨大力量”。
文章以法文刊登在报纸上，后香港《七十年代》杂志和大陆的《参考消息》，又分别以中文转载。嗅觉敏锐的赵浩生，明显感到了空气中的波动。回美国后，立即向白宫递交了以专栏作家身份，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申请，惜未获批准。赵当即决定，直接向北京方面提出申请：“我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了新华社的朋友，请他们代为向周总理请示。解放前我在重庆、南京采访周总理时，专跑国共和谈的新闻，我相信周总理是会记得我的。”
赵的申请果然很快被有关方面批准。赵旋即携夫人飞赴加拿大渥太华，到驻加中国大使馆领取签证，受到章文晋大使的款待——章是赵在“国共和谈”时期的老朋友。就在赵紧锣密鼓地做回中国准备的时候，耶鲁大学校长布鲁斯特向赵颁发了一通盖有火漆校印的委任状，正式委托赵代表耶鲁，向中国学术界致意。
耶鲁大学是最早向中国渗透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早在二十世纪初叶，雅礼学会（耶鲁校友会，同时负责海外投资）就在湖南长沙建立了雅礼中学（1906年）和湘雅医学院（1914年），其专业水准有目共睹。
长沙雅礼大学堂教职员合照
长沙雅礼大学堂教职员合照
布鲁斯特校长请求赵专程去长沙，了解湘雅医学院的现状，并希望不久的将来耶鲁可以组成一个教授访华团，“作为第一个美国高级学府到中国访问的代表团”。其中，当然也有耶鲁和哈佛——美国两所历史最悠久的常春藤大学之间的竞争背景。后在赵的斡旋下，耶鲁果然在竞争中胜出，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美国大学代表团。
1973年5月8日，赵浩生携全家从香港罗湖回到了阔别四分之一世纪的大陆。历时五十二天的访问，从南到北，充分展示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毋庸讳言，是被“安排”的结果。从两个细节，可窥视当时有关方面对赵一行的重视及接待规格。一是赵回河南老家之前，“先到各地去旅行了一个多星期，后来才知道，这是国际旅行社的特意安排，以便在这段时间里，将信阳到息县的一段公路修整好，使我们可以坐汽车直达息县”。果不其然，汽车沿笔直的柏油马路驶入息县，车窗外是电灯工厂、水泥楼房，“实在令人感动之极”。
二是一行在北京站下车后，住进当时最豪华的民族饭店。行装甫卸，就被告知“周总理今晚请你参加国宴，欢迎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赵之喜出望外可想而知，“自从南京一别，我已经有二十七年没有见到周总理了”。赵不愧是资深的政治记者，当场就发现了一条重磅新闻：
在周总理身后步入会场的一群人中，我发现了一张新面孔，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一位新近复出的重要人物——邓小平。他那天穿着一身深棕色的中山装，精神饱满，步履稳健。他的出现，尚未引起我同桌新闻记者注意，经我一提醒，大家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新闻。
彼时，中国刚刚突破美国的战略封锁，但长期断绝造成对西方世界深度隔膜，急需沟通的管道。可以说，这种青黄不接的状况，是赵首次回国，便搭上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班车的大背景，从而也为他今后“链接”中国定下了调子。自此，一发不可收拾，赵开始在中美两国间频密穿梭——截至回忆录出版时，回大陆已逾八十次，若加上台湾的话，则更多。
历时五十二天的归省之旅结束后，直到回到美国康州的家，他似乎仍未从一种如梦如醉的情境中醒来：“放下行囊，环顾四周，不禁一阵茫然。这是哪儿？是我的家吗？是我奋斗、生活了二十多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家吗？”他自己也承认，“从踏上祖国的那一天起，我始终像生活在狂欢的梦中一样，久久不愿醒来”。他从唐人街的中文书店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努力了解大陆的动向。同时，也想“为祖国做点什么”。因此，写文章、巡回演讲，为宣传新中国的成就，消除海外华人、华侨内心的顾虑和疑惑，确实做到了不遗余力。
但毋庸置疑，赵作为那个时代能自由出入中国的屈指可数的海外华人之一，高度认同时代的主流价值，对中国的现状几乎是照单全收。如他在海外看到中国纪录片《红旗渠》，感到激动不已，认为“美国独立一百九十七年，已在走下坡路，中国解放才二十四年，其未来愿景是不可限量的”。他甚至为“文革”辩护，觉得“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不是混乱，而是新生”。他的回忆录《八十年来家国》，笔者在过去十五年曾先后读过两遍，几乎看不到对中国的任何批评。唯一的“吐槽”，是作为对长期包住的北京饭店餐厅所提供早餐的意见，发表在当时的《参考消息》（1987年9月6日）上：
我是吃豆浆、油条长大的，身居海外，在万种思乡情感中，包括对豆浆、油条的怀念。……豆浆油条所代表的，不只是中国传统风味的早餐，更代表着回味无穷的乡情。我是一个具有十多年“住龄”的北京饭店客人。这里上好的豆浆、油条已成了我回国的诱惑之一。但没想到今年5月回来，这里的早餐忽然变了样。只供应广东式早点，豆浆、油条不见了。
作为北京饭店的老客人，我一向赞成这里的改进精神。但这种“改进”不仅使我失望，几乎成了精神折磨。……“改进”的意思是以改革造成进步。为改而改，改而不成，就成了“虾饺”——“瞎搞”。
进而从豆浆、油条问题，引申到中国的“四化”大业，认为“正像北京饭店的早餐不应全盘广东化一样，以‘全盘西化’方式推进‘四化’，也难为人们所接受”。结果，北京饭店“从善如流”，在文章刊出后不久，恢复了传统京味早餐的供应——“老朋友”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对赵来说，是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他确实没拿自己当外人，也深信自己的所为和建言，都是为了祖国的社会进步。但同时，也不得不说，他在北京的生活及接触的圈层，其实尚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社会。确切地说，赵所走的基本是一条高蹈路线。
据他自己透露，“从1975年起，我在北京饭店前后住了十四年”；“从1989年起，我迁往金鱼胡同的王府饭店，一住又是十年。这十年我并未和北京饭店断绝关系。”他虽然“没有当过国宾，但在钓鱼台国宾馆也住过一个月”，“我的卧室大得像个篮球场，洗澡间也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他甚至对自己下榻的国宾馆十五号楼和为接待英国女王访华而兴建的十八号楼的硬件标准差门儿清；“有一天，我在湖畔散步，和也在里面做客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巧遇，我们愉快地交谈起来，同声称赞中国的庭园之美……”如此“高大上”的观察，自然有别于一般知识分子的平民视角。
有一次，他应邀为日本财界做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演讲，但自忖对这个问题了解不深，便“在国务院侨办的安排下，访问了当时主管经济的姚依林和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未来的总理，他给我的印象不同一般的官员，而像一位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
1998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之际，他再次应日本债券信用银行之约，主讲中国的财经政策，但“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不是财经问题专家，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有权威的消息来源。我决定上书朱总理求助，他立即安排人民银行戴相龙行长和我见面，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我胸有成竹地飞往东京……”
事实上，有意无意的，赵充当了中国对港台和西方的沟通管道。如上世纪80年代末，“我郑重地向日本执政当局提出一个政策上的重要建议：日本决不可步西方国家的后尘，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1990年，访问台湾，见李登辉时，他说自己“刚从北京来”，北京的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丁关根先生“托我带一件特别的礼物送给你”。他的话引起李的好奇，“他问我是什么特殊的礼物，我说丁先生想送他一套《毛泽东选集》”。见“行政院长”郝伯村时，谈到中国大陆，他说：
郝院长，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就是您的家乡江苏省去年的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上海，位居全国第一，这都是您的一位老乡的功劳（郝是江苏盐城人，而祖籍扬州的江泽民主席是他的江苏老乡）。郝院长对家乡的经济发展表示欣慰。
赵浩生与郝伯村合影
赵浩生与郝伯村合影
赵浩生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特首董建华之父、香港船王董浩云是至交。董浩云过世后，与董建华开始交往。早在香港回归之前的九十年代初，赵去董在香港临维多利亚港的办公室做客，两人“谈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和香港回归后实行的‘港人治港’、‘一国两制’的政策，以及香港经济发展的前途”：
我忽然心血来潮，感到面前这位侃侃而谈、仪表堂堂、精力如日方中的企业家，正是一个理想的未来香港的行政长官人选。想到这儿，我突然说：“C. H.（董建华的英文名字），以你的能力、才华和对香港的了解，你应该出来竞选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任行政长官。”这个突如其来的话使他大吃一惊，他愣了片刻，然后连连摇头，他解释说，自己不过是个企业家，对政治不感兴趣，“东方海外”有员工三千多人，他不能扔下他们去从政。
接着，赵进一步对董端出了自己的想法，认为董具有六个“独有的条件”（即：一，生在上海，长在香港，是地道的中国人，地道的香港人，这正符合“港人治港”的要求；二，香港是个经济城市，需要企业家主政，他正好是位声誉极高的成功企业家；三，曾在英国留学，知道应该如何对付统治香港一百多年的英国人；四，他长期在美国工作，在美交友甚广，一定会得到美国的支持；五，“东方海外”的船只大部分是在日本制造，在日本的信誉极高，日本也一定会支持他；六，“东方海外”的最早基地是在台湾，他的妹妹嫁给了前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的公子，有助于沟通两岸三地的关系），是特首的不二人选。
赵的一席话“虽然没有马上说动他，但清楚地唤起了他的自觉”。1996年4月，首任特首的竞选活动正式拉开帷幕，董建华的名字果然出现在候选者的名单中。对此，赵颇为自得：“我是第一个有先见之明的劝进者。”
应该说，赵浩生是一个在海外漂泊了大半生的真诚爱国者，对故国怀有极强烈的家国情怀，其文字，也基本发表在《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官方主流媒体上。如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之际，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娘家人来了》：“娘家人来了，我们希望他受到最风光的接待，取得最圆满的成果。娘家人和婆家人的频繁走动、和睦相处，会给嫁出去的女儿们带来欢乐幸福。”一年后，克林顿总统访华时，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婆家人来了》：
一年前娘家人访美，受到非常隆重的接待，获得圆满的成果。如今婆家人回访一定也会受到礼尚往来的接待，获得圆满的成功。这是所有旅美华人华侨的衷心祝愿，因为我们知道娘家人和婆家人的和睦相处和经常走动，会给嫁出去的女儿带来最大的快乐。
其调也高，其情也真，亢奋喜悦，溢于言表。
2012年6月29日，赵浩生在美国去世。生前曾留下遗愿：死后与父母团圆。两年后，夫人今泉智慧专程赴河南息县，合葬夫君的骨灰于其父母的墓穴中——海外游子终于魂归故里。朱镕基在致今泉夫人信中对赵的评价，或可为之盖棺：“浩生先生与我国几代领导人保持深厚友谊，为中美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那么几位，可毕竟不是所有“老朋友”都有“与我国几代领导人保持深厚友谊”的幸运和资格——譬如，董鼎山。
二
与赵浩生相比，董鼎山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虽然没那么高调，但文名却不小，对文坛和文化界的影响，比赵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读董鼎山，最早是在《读书》杂志上。董的文字平实而不失文气，文体介乎于作家与记者之间，显然受过文学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双重训练，介绍美国的文坛、出版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时而穿越回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有识有趣，有包袱有八卦，风靡八十年代。
他在《读书》等刊物上的文字，后均结集出版，有《天下真小》《西窗漫笔》《纽约客闲话》等，我一路追读。青春期了解的有限几部西方性小说，如亨利·米勒的“回归线”（TROPICS）系列、安纳·宁的性爱日记、弗兰克·哈里斯的性告白《我的生活与爱》等，也端赖董书的“点拨”。我认为董鼎山的著作，至今仍未过“赏味期”。这两年，坊间出了董鼎山的回忆录（《忆旧与琐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9月版）和口述史（《董鼎山口述历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12月版），使我对这位前辈作家的生活有了更深的了解。
《董鼎山口述历史》、《忆旧与琐记》
《董鼎山口述历史》、《忆旧与琐记》
董鼎山比赵浩生小两岁，1922年，出生于宁波的一个小康人家，是赵的同代人。慈父严母，温柔敦厚的父亲开颜料店，母亲出生于上海富家，上过法国教会学堂。那个时代，女性识文断字者鲜，而董母不仅识字，还爱读书。董鼎山小学五年级时，一个同学向他借小说，董说母亲在看，尚未看完。那同学满脸狐疑，轻蔑地说：“别瞎说了，你母亲怎会识字？”
识字之初，嗜读武侠、神怪、言情小说，囫囵吞枣。后转向左翼现代文学，尤其是巴金，影响甚大。读了《激流三部曲》后，开始对号入座：
把自己指认为那个旧理教大家庭的三兄弟：我们的大哥南山是思想虽新但服从家教的觉新，我是思想激烈但行止温和的觉民，乐山是言行都激烈的觉慧。我们三兄弟（四弟名山和五妹木兰尚幼小）的后来生活途径似已在那个时期确定。
弟弟乐山比鼎山小两岁，后成为翻译家（译有《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九八四》等），与鼎山手足之情最笃，但比兄长更激烈。除了读书，董鼎山很早就发现了读报的乐趣，经常去父亲的店里读报，看的是宁波本地最大的报纸《时事公报》，“而且特别留意看那报纸的副刊”。读报的积习坚持了终生，后来读的是《纽约时报》。鼎山一生热爱写作，但终未成职业作家。不过，对作家的生活却似乎早有心得：少年时期，他曾对父母声明，“我情愿一生过亭子间的生活”。
董鼎山初中就读于宁波当地的教会中学，被学校开除后，赴上海。复旦附中毕业后，入圣约翰大学，读英国文学。当时在华的美国教会大学，以北京的燕大和上海的约大最有声望，特别是约大，富家子弟如云，学生时髦标致，周末必开舞会，被称为“派对学校”。
青年董鼎山
青年董鼎山
孤岛时期，鼎山过着十足洋范儿的生活，看电影、跳舞、健身、游泳，交过不止一位外籍女友。同时，也在写作，在进步文化人柯灵主持的《万象》、沈寂主编的《幸福》和一个背景很复杂、却相当重要，名字就叫《杂志》的刊物上写小说，弟弟董乐山也在《杂志》上发表剧评。张爱玲也在那些刊物上发表小说，董鼎山自然是知道的，也打过交道，“我等于跟她是同出一个师门，后来被称为是柯灵手下的一班小喽啰”。他承认“她英文也好，中文也好”，“但是我跟张爱玲交往并不频繁和密切，并没有多特别，关系是很清淡的”。时隔半个多世纪，他仍记得张的高冷：
她这个人不喜欢交际，也不喜欢跟别人来往。她总是尽量避免接触人，非常怕羞。但我们对她很欣赏。我年龄比她并不小太多，那时候我十七八岁，她大约二十二三岁，可我们却将她当作前辈看待。有一次我跟朋友去看望她，她有些爱理不理的样子，她时常自表清高。她这样的脾性在当时是很出名的。
圣约翰毕业后，做了两年记者，也结识了一些名编辑、名作家，其中一位是以翻译海明威而著名的冯亦代。“由于兴趣相近，亦代与我兄弟俩情同手足。亦代夫人郑安娜在美国新闻处工作，于我来美后介绍乐山进美新处”，从而坐下了后来乐山政治受难的由头，这是后话。1947年，赴美留学，比赵浩生早了五年——赵从日本赴美时，董鼎山已经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硕士毕业。
当时，美华埠有三家报纸：《美洲日报》《华侨日报》和《联合日报》，政治倾向分别为国民党系，亲北京和中立。董鼎山进了标榜“中立”的《联合日报》，做国际新闻编辑，凡十一年，同时向英文的《星期六评论》《纽约时报》等媒体投稿。后听从友人唐德刚的建议，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系读了一个硕士学位，毕业后入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成为教授级研究员。
董生高大俊朗，气质出众，英文又好，交际圈广，结婚前，外籍女友换了不止一茬。待生活稳定下来，成家，生女，其间父母先后离世。尤其是母亲的病逝（1959年），令他哀伤不已，写了一篇《十二年游子的悲痛》，在一个名为View的英文国际学生刊物上发表，以寄哀思：
我最痛心的是说起我出国时与她最后告别的情景：当时赴美的热情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离别时我兴高采烈地与弟弟乐山跳入朋友的汽车到轮船码头去，没顾得上回头一望。多年后妹妹木兰告诉我，我走后，母亲大哭怪我“没有良心”，也不转头向她挥挥手。当时我满以为在两年后读完硕士学位便可回国，而两年后恰是1949年……
与赵浩生相比，董鼎山的回国之路更是艰辛。从六十年代起，董鼎山便开始探索回国之路。“大跃进”时期，美国报纸上还间或出现中国大饥荒的消息，“大跃进”之后，几乎彻底隔绝了，没有任何关于中国的靠谱消息。董为了了解中国的情况，不惜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参加左派聚会，同时加入了“申请入境签证的持久战”：每隔几个月，便给加拿大使馆写信陈情，“但回信都是拒绝，我还记得信上签名的领事名叫纪立德”。
1972年，董因胃溃疡住院开刀，“躺在病房里，听到整个医院的电视机中都在播放尼克松访华的各种新闻……我为不能坐在家中细细观看新闻而深感失望，但是这一新闻带来的鼓舞却令我提早康复出院”。
终于在1978年秋，董鼎山携家眷回到了阔别三十一年的祖国，正可谓“少小离家老大回”。董回国虽然比赵浩生晚了五年，但应该说，能在八十年代之前回到大陆的海外华人，基本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董也不例外。
可是，董出国前只是一介在孤岛困守小资生活的普通知识分子，与1949年后大陆的权力层几乎没有任何接点，何况还有胞弟董乐山的问题。因此，董既是“老朋友”，也有被忌惮、被警惕的一面。而这一面，从他刚踏上大陆土地的那一刻起，便戏剧性地凸现出来，“在广州，我首次发现中国面孔反被自己同胞歧视的现象，没有金发碧眼的妻子在场，我一定会吃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期望住进一家较为舒适的宾馆，但被中旅人员送到隔壁的华侨旅馆（因我毕竟是“华侨”），房间内陈设简陋，女儿碧雅的床是一架临时搭起的行军床。碧雅提出抗议，于是行军床成了爸爸的睡床。吃晚饭时，我们前往隔壁的外宾餐厅，一位老同胞见到蓓琪（董鼎山的瑞典裔夫人——笔者注），用手指点着左边的外宾餐厅，而我是“华侨一家”，必须前往隔壁华人就餐的地方。
董鼎山与妻子、外孙女
董鼎山与妻子、外孙女
董战后初期在密苏里州留过学，想到即使在黑白隔离的美国南方，自己都未曾受到如此对待，不禁大倒胃口，而夫人和女儿则更加不解。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我们想住进北京饭店，却又被分配到交通不便的华侨饭店”。最是出境时的一幕，令从上海滩出国，又在美国接受了自由主义精英教育的董从内心感到不爽：
我们在广州坐火车去九龙。两个满是金黄胡须的外国人，横躺在头等车厢的座椅上，每人占了四个座位，双脚放在对面椅上，不顾其他来找座位的旅客。他们手持茅台酒对饮，谈笑，瞌睡，打鼾，形同过去的殖民主义者。
回美国后，董在《纽约时报》（1979年3月10日）上发表了《在中国，外国人较其他人更为平等》（In China, Foreigner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一文，“吐槽”回国所见所遭遇的各种被“反弹琵琶”的歧视（即中国人歧视中国人）。
1978年以后，董鼎山每年回国一次，直到2002年，“此后因年老体弱，停止长途飞行”。董作为纯粹的文人，其在大陆的交往圈子，也基本上限于文化人——作家、人文学者、翻译家、出版家等。不仅仅是与大陆文化界新老朋友的交游，更重要的，是通过与人的纽带，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让长期隔绝的国家能对世界打开窗子，同时也让西方更多地了解中国。
在“改革开放”初中期，他做了很多别人没做、也做不了的事。如他在当时最重要的文化平台《读书》上写专栏，与中国文化界接触较多，便向美国的新闻界、学界推荐《读书》杂志，介绍中国的思想文化动态。他在纽约市大图书馆主持东方部，熟悉各国的出版情况和学术思潮，为西方的现代经典和学术新知能落地大陆，穿针引线，作伐搭桥，不在话下。
如八十年代风靡全社会的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的引进，便源于董的努力：在一个纽约的家庭派对上，董鼎山巧遇阿尔文·托夫勒，“我与他谈及《读书》杂志，希望能介绍他的新著《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他一口应允。我乃与乐山接洽，先在《读书》上发表片段，再全书译成中文出版。不过我也告诉他，当时的中国尚无版权制度，出书后他恐怕收不到版税。他说无妨，能在中国有这么多读者已使他心满意足了”。而《第三次浪潮》在中国的出版，对八十年代及今天的信息社会意味着什么，已无需赘言。
出版家、《读书》杂志的创始人沈昌文对董鼎山知之颇深。《读书》创刊之初，以欧风美雨开风气之先，对樱雨东瀛的介绍于后，但多年苦于找不到“在日本的董鼎山”，直到发现了李长声——可见“董鼎山”在那个时代之“摹本”意义。
李长声
李长声
沈公在回忆录《八十溯往》中的一段记述，几乎可以为董鼎山“盖棺”：
国门是开了不少，但是人才太少。原来依赖的专家，大多根本没出过国，缺少切身体验。在这种情况下，据我记得，我们得到帮助最多的第一位美籍华裔专家，就是董鼎山先生。他肯帮助我们，特别是同我这样基本上不解洋文的土编辑长期通信，除了乃弟乐山兄及前辈冯亦代的引介外，主要是，他确实对自己出身的国家，有一种由衷的、深厚的感情。
鼎山先生四十年代出国留洋，居纽约多年，但由于他在出国前就曾从事国内的进步文化活动，对祖国留恋甚深。他之引介美国文化，并非出自炫耀、卖弄，而确实是想帮助我们开阔眼界。这是大异于当时许多后起的文章的。
读董鼎山的回忆和口述，笔者一个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一位纯碎的文人对文学、文化的热忱和对昔日文人师友的意笃情深。他的书中，充满了对柯灵、徐迟、卞之琳、桑榆、萧乾、冯亦代、郑安娜、吴祖光、丁聪、黄苗子、郁风、谢晋、英若诚等作家、艺术家的温情回忆。
当然，董毕竟是“老朋友”，不可能不受到权力的关注。如1985年冬天，他应著名电视主持人靳羽西之邀，作她的《看东方》节目的顾问，摄制过程中，受到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中宣部长朱厚泽的宴请，“我与胡、朱二位谈得很投机，他们向我问长问短，对外间世界非常好奇。他们毫无官气的态度，令我深感欣慰”。还有一次，“在上海的旅社中，正在与老友、《新民晚报》副总编辑沈毓刚叙谈之际，房间电话铃响，上海市长汪道涵要来访我。我与他谈得很洽意”。但董与大陆政治的“交集”也基本止于此，他只是就事论事，寥寥数笔带过，并不张扬，更无炫耀之意，着墨远少于文人朋友。
然而，心性清高却宅心仁厚的董鼎山再也没想到，对自己最严厉的道德指责和伤害，竟然来自胞弟乐山。起因是一篇书评：1997年秋，乐山已罹患肝癌，鼎山与四弟名山一起去看乐山和他的夫人畹君。当时，鼎山刚刚在香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评，谈名记者理查·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的新书《即将来临的中美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而乐山刚好读了。
这位作者早年曾任《时代》杂志驻北京记者，一向被目为中国问题专家，鼎山也认识。其大部分观点，鼎山是赞成的，惟有对中美之间的冲突甚至会引发核战争的结论，无法苟同。他认为，中美之间如果爆发核战，不但两败俱伤，甚而会扩大化至全球毁灭，“早在1950年代，我就曾参加了著名社会主义领袖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所领导的反核运动，想不到今日的美国媒体居然还在讨论核战争的可能性”，令鼎山感到荒唐。
不承想，“乐山竟大光其火，骂我在替中共说话，为政府张目。我也反驳说这怎能是替中共说话呢？难道中共希望有核战争么？那天乐山非常激动，他受刺激很大”。他“对我大加斥责，使我很难接受，但出于对他的病情考虑，我闷不做声，不加争论。他的愤怒态度，甚至令坐在一旁的畹君和名山都目瞪口呆，不能相信他的火气竟至如此。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
董乐山
董乐山
“书评事件”竟然导致了兄弟决裂，这也许在三兄弟早年读《激流三部曲》时就埋下了伏笔：“觉慧”性格激烈，读初中时就加入中共的地下抗日活动，眼里不揉沙子。而“觉民”虽然思想开明，但生性懦弱，一味妥协，总在“和稀泥”。真是连客厅里的一杯茶，都倒影出时代的暴雨，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父子揭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对此，其实鼎山是理解的。1978年，他初次回国时，乐山虽然已被调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当教授，但境况很惨，“看到亲弟弟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维生，心里一酸，不禁流下泪来”。连鼎山夫人蓓琪也觉得，“这太不公平了”。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平静地写道：
乐山因为曾在战后美国新闻处工作，自1957年开始，经过“文革”，到平反之前，吃了二十年的苦。尤其是他在少年时代还比我更早（也更激烈）地参加了革命，而今竟沦落到这种贫苦的程度，也难怪他在晚年的生活中始终难以释怀，念念不忘他在初期革命时的贡献。我不能责怪他晚年对我的怨恨，因我在海外多年，对国内的看法是出于美国思想界的思路。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他罹患肝癌去世前的几个月内，他火气极大，即便我打电话去问候，他也只是冷冷作答。不愿与我谈话，还拒绝了我前去探病的请求，令我极度伤心。
乐山病逝后，乐山原本在美国留学的公子、鼎山的侄儿亦波奔丧后回美，“我问他父亲临终前有否给我一句遗言，他说没有。我心头一冷……”
更令鼎山不爽的是，后来，一位从大陆赴美，“专以骂人闻名、自称‘右派时论家’的人”竟然以董氏兄弟失和为由头，在美国的一些华文媒体上大做文章，用极其耸听的语调，自我推销其红卫兵价值观，以达到为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而挺战的目的。董鼎山对红卫兵可能没那么了解，但作为美式自由派知识分子，对逻辑、立场还是看重的：
把我当做攻击目标来提高身价，用了什么“大是大非面前没有灰色地带”“董乐山为何不原谅董鼎山”的题目。他的意思是，大是大非都是绝对的，其间没有灰色的过渡地带，什么都是非黑即白。……此公在美国住了这么久，根本还未明了美国民主自由思想的发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红卫兵经验给他所奠立的根基……他不知如何对待美国式的自由，反而批评美国的重要媒体的立场。
更可笑的是，此公在拉偏架时，还不忘称颂评价董乐山所译乔治·奥尔威的名著《一九八四》、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和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等等，以显示自己博学、有据，“却不知道乐山翻译的这些名著，都是我介绍推荐的。此公若要骂董鼎山，还须先谢我给了他一个受启蒙的机会吧”。
鼎山旅美大半生，数十年如一日耽读《纽约时报》，不仅对西方各种思潮了然于胸，也是战后美国社运的亲历者，他完全无法接受“非黑即白”的逻辑，因在中国受了苦，便把“资本主义美国认作是什么都好的天堂”，尽管此前对那个社会仅有限于二手知识的皮相了解，却不惜作拥抱状，照单全收，一边“享受可以大骂特骂别人的自由”，却“又不能体会美国自由气氛中的理性”，动辄把对立的立场斥为“为体制背书”——到底谁才是“图样图森破”？
鼎山与乐山兄弟怡怡，“自幼读同样的书籍汲取知识，我买来的新书他都要看”，鼎山是巴金迷，乐山也成了巴金迷。然而，温柔敦厚的兄长断不会想到自己居然成了三流时评家的靶子，被人在媒体上以“乐山不会原谅鼎山”之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流言中伤，鼎山的心境可想而知。他在回忆录中表示，“虽然我对一般的受到愚弄的红卫兵表示同情，但对这位受了此类熏染的骂人大师，却不能宽宥”。
不过，鼎山也确乎有“图样图森破”的一面：老友冯亦代去世后，新华社曾发讣闻悼念，而“董乐山逝世，我则没有见到新华社发表讣闻，于是便好奇地向友人询问。据朋友说，新华社发讣闻的标准与死者的官衔级别有关”。不解潜规，反受其伤害，要怪怕也只能怪“老朋友”之理解不足了。
应该说，董鼎山之成为美国知识社会中的自由左派，是在战后错综的形势和种种因缘际会中，作为知识人的理性选择。可他并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纯学院知识分子，其口述史中，有大量对美国社会政治、中美关系的评论和中美文化比较的文字，包括对历任美国总统、前辈和同辈作家的月旦，等等，其中颇不乏令人拍案叫绝的“酷评”，大大刷新了人们对所谓作家、书评家的刻板印象。如他谈到最好的总统和最糟糕的总统时说：
克林顿是个很智慧的人。他是唯一一个在其任内国库不但没有亏空而且有节余的总统。这是很难得的，是个最好的事情。大家都有安全感，对他印象也很好，认为他是第二个肯尼迪。经济一好，一俊遮百丑，什么都好。那时候经济真好，白宫丑闻是后来的事。
我认为小布什有两个祸害：一是伊拉克战争，另一个是把国家的经济给搞垮了。他应该是美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总统，恐怕比卡特的名声还要坏……是个丑类。他的家庭是很富有的，他一事无成，但靠家族势力当过德克萨斯州的州长。小布什实际上是把美国引上了下坡路。别人批评小布什时也批评克林顿，其实他们两个人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谈到当时的奥巴马政权及未来总统时说：
我并不认为让奥巴马继续干下去会对美国经济更好一些。我只是觉得假如因此要选一个共和党的人来当总统，我宁愿让奥巴马继续干下去，因为共和党的每一个人说的话都是乱七八糟。
我反对共和党不是反对某些人，或者说并不是因为某个人的关系，而是不同意他们的政治主张和他们的基本教义。
我认为克林顿比奥巴马有本领，当然是。我没有考虑种族的观念，我甚至属意于希拉里·克林顿，其实我上次投票的时候是捧希拉里·克林顿的，可是她初选没有过关。我认为现在若是希拉里当选的话，可能会比现在奥巴马当总统当得好。
遗憾的是，董鼎山终于没能等到特朗普政权诞生。否则的话，以其左派知识人对共和党的“偏见”，关于“史上最坏总统”的结论，会有所修正也未可知。
三
同样是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董鼎山与新中国的交往，切入稍晚，姿态较低，且基本限于文化层面，但通过以《读书》杂志为代表的出版活动和各种学术交流，加上翻译家董乐山的关系，董鼎山的名字已广为人知。相比较而言，切入更早，起点更高，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我国几代领导人保持深厚友谊”的赵浩生，反倒不大被人提起，不无被世间遗忘之虞，真是耐人寻味。
两个同代人，都是新闻记者出身，且大致同一时期服务于同一家报纸（即《东南日报》。但赵先在南京支社，后作为特派员直接赴东京。而董则在上海本社，短暂负责编辑本市新闻，旋即赴美），战后差不多的时期赴美，又先后与新中国发生关系，真应了董鼎山一本书的名字——“天下真小”。可是，二人生前似乎并没什么接点：董在回忆录中曾提及赵的名字，但未做任何置评，而赵则从未提过董的名字。
如今，“老朋友”一个个风流云散，中国还是中国——“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庶几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