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谈钱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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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谈钱锺书
2014-04-16 北大博雅好书

【北大博雅好书©总第53期】
博行雅识，学知天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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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傅杰《东方早报》，收入《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共收文字十七篇，其中有六篇是发表在大陆之外的出版物上，而以往大陆出版的余先生文集中从未收录。为方便读者阅读，不但在注释中简要介绍了余先生所回忆的这些师友的生平，同时还配上了不少珍贵的图片。例如，钱穆与杨联陞的一张合影，就是余先生亲自提供，而以往从未公开的。

1998年12月，钱锺书先生驾鹤西去之际，时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的余英时先生发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回忆了他与钱先生的交往，文末写道：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

时隔十年，余先生的希望还未兑现。2007年圣诞节前夕，在普林斯顿绿树掩映的余府，我们有机会听余先生继续谈论钱锺书先生。这里刊布的是余先生谈话的一部分。

在钱先生的后半生，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再有好的生存环境了，但钱先生既基本上不被政治运动灼伤，又保持着自己的人格独立，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钱锺书杨绛夫妇在赴英国留学的船上

余：我想这个原因很复杂，首先他是中年一代的知识人——我不叫知识分子，我叫知识人。老一辈中比较出名的学者，或者政治上活跃的很容易被注意，或者被批判，而他没有这样的问题。

第二他与政治毫无牵涉，他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帮中央图书馆编过英文杂志以外，找不出他有政治联系来。所以他也不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

第三他到了北京以后，先是在清华，后来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避风港。因为研究所可以没有学生，可以避免许多困扰。后来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委员会，在政治上比较安全，没有什么东西会骚扰到他。当然他会感受到各种风浪，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他有自己的价值系统跟思想，也可以说思想系统都已经确定了，不会因为政治局面改变、新的意识形态有强烈的要求，他就要去适应。他基本上不大适应的。

他也不是说完全不适应，就是说适应得不大看得见。比如说他在《宋诗选注》的序言中，当然要适应当时的情况。他很聪明，他就引用一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他后来在这里亲自和我说，他引的话，几乎都是常识，所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也能保护自己，也能够知道怎样明哲保身。这几种原因加起来，他可以继续做他自己早年开始的工作。

他晚年写的《管锥编》四大本，上百万言，都是他读书笔记整理出来的，跟早年写《谈艺录》基本上是一个路数。所以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在事变中怎么样适应，而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原有的原则，不会做出很不好看的样子，或者像冯友兰那样一再骂自己，他都没有做过。这就是他能够继续不断的学问，继续做学问。只要你没有别的任务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笔记。

他写《谈艺录》的时候还很年轻，也就三十出头，在那个时候他差不多就已经确立了他一生的学术风格？


余：他早年就以聪明著称，他小时候，我的老师钱穆看见他父亲叫他背书，他很小就在他的父亲督促之下念了很多书，而且他真正念通了。所以他真的是有他自己的看法，不会说一个新的学说出现他就震动，他不容易动。这个东西能保持到最后也是因为早年有这个深厚的根基，他到清华的时候，各种文集他看得相当多，英文也看得相当多。他也通拉丁文，也通法文，也通德文。他有许多管道吸收思想，所以不会为一种学说所俘虏。因为我们普通人常常会被一种思想所俘虏，也并不是那个思想力量大，而是那个思想背后有更大的现实的力量支持。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就靠他早年念书的结果。


一直有人在说，他的《管锥编》也好，《谈艺录》也好，写的都是片段，他没有建立自己很完整的体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我知道这是通常对他的批评，我最近看到有个人引过叶公超一个评论，说钱锺书的问题，是他满地都是散钱没有串起来。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另外我要给他做个解释，他不大相信抽象系统，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曾说黑格尔造一个大系统，他自己也不能住进去，旁边还要造个小房子自己住。这个大系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认为他基本上就不是讲求系统性的人。如果我们用西方的观点，以撒亚·伯林——也是牛津大学的——讲了有两种人，一种是狐狸，样样都知道，这就是钱锺书；一种刺猬，刺猬一定要造一个大东西，这个大东西在哲学上讲就是系统，文学上也可能称它是文学系统文学理论，这个东西钱锺书都没有兴趣。他捕捉的是一种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来很可观，就是这样说他是有许多散钱，没有整个串成一串，可是他有很多小小的串子，串起来的，那些还是有用的，而且是永远有用的。换句话说就是所谓大系统，往往没有几年，就被人丢掉了，就忘记了。你留下真货，还是有用的。所以《管锥编》还是继续有它的价值。

同时他的治学方向，可以说早年接受晚清遗老的影响太深，就是专门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要跟人家较胜负，要超过别人。他是非常好强的人，总要知人所不知。知人所不知不能在大系统上发挥，只能在小的地方：我知道这个典故，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这个诗人人都知道是某某人的，出在哪一篇，这是中国考证学派的影响，因为他父亲钱基博先生还是受老派的影响，所以他很早就跟像陈石遗那样的老一辈谈诗论艺，二十岁左右就已经迷上遗老那一套训诂啊、找出处在什么地方啊这些别人不大注意的东西，他要在这个上面求胜。

求胜只能在这些小的点上求胜负，大的地方讲不清楚的。你一套我一套，也没有人能够评判的。他后来走的路子是中国传统的、清朝人发展的一种笔记为主的著作，如《日知录》，或者更早一点的像南宋末年王应麟的《困学记闻》。他们这些笔记都是非常有原创性的。陈援庵先生就说清朝人的笔记就等于一瓢奶粉，你要拿热水一冲，就是一杯很好的牛奶了。现代人都从《日知录》这里面找一两条，然后再去发展再去发挥，再加水分，那就变成一杯牛奶。现在的论文或者专书，往往也不过是古人笔记的一条两条。

所以从这个上面看，钱锺书的遗产学术价值永远是有用的，但是他确实没有一个大系统。他是注重小的结果，较少注重大判断，大判断他不是很在意的。他偶尔也有一些大判断，比如论中国诗与中国画有两种相反的途径，不过这样的东西不多。

他主要的贡献都是笔记式的。笔记式有一个好处，就像《管锥编》你可以说是读书笔记，而且是以书为本体为本位，他不需要有个架构。现代在西方学术或者在中国学术，多半要求你有一个结构，你自己要提供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往往是创造性的。这个结构好，就可以把许多不同的东西放进来。但是他自己不要结构，他以书为结构，他讲《周易》就以《周易》为结构，讲《左传》就以《左传》为结构，在这里面找我可以用的地方，可以发挥的地方。不但是把它原原本本的，原来的意思精益求精，讲得非常精到，同时还要牵扯到西方，他跟西方的比较沟通，这是他从《谈艺录》里面，已经开始的工作，就是所谓二西之书：一个是佛教的西方印度，所以他里面用佛教的、禅宗的东西也很多；另一方面当然是西方的哲学文学，各种各样的东西，跟中国拉在一起的时候，他把它抓在一处，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不光是中国有，外国也有这样的想法，也有某种表现。也可以说，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处。他很少讲相异之处，相异之处，就是要讲一个大的背景，大的架构。

所以他可以避免这种大的判断，也可以少给人家攻击的余地，你没法攻击他，他根本不讲那一套。他讲同不讲异，至少异讲得很少，我几乎找不到他讲中西相异的地方。因为相异的地方很难讲。某一个典故中国人用，西方人也用，是吧?月亮象征什么东西，这个都可能找到共同之处的。所以就是把中西贯穿起来，这个贯穿起来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假定，这个假定就是说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你不能把它看成是绝然不同的。这本身是有很大意义的，因为现代人往往要强调，我们中国文化有什么特殊性。如果真要追究这个特殊性在哪里，你又说不出来。但是钱锺书至少用实际的成绩证明了这一点，光说这一句话很容易，但是怎么样相同，钱锺书是千百万的例子去找了。

少年夫妇老来伴

有学者批评钱锺书先生缺乏问题意识，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余：问题意识是西方的观念，实际上是这个观念十九世纪早就有了。钱锺书不是没有问题意识，他把一个问题意识往往打散掉了，打散掉后往往变成许多小的问题。一般的读者接不上，因为他没有这个知识背景，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很坦白地说，有些可能是读者的程度问题，而不是钱锺书本人的问题。我认为他有问题意识，不过是他的问题表现方式，不是一个，做大块文章。因为他要讲的，一般人常识知道的问题他都不提的。那最后只能追到几个很尖端的点上去谈问题。一般人哪能个个都有他的背景，就一下子跳到尖端？所以就根本不知道他谈的是什么东西。我不认为这样的批评是能够把钱锺书的价值减低，他有他的问题意识。不过你自己没有这个程度，到不了他的问题上面去，他的问题层面比你高。换句话说，在他提出并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问题。

钱锺书齐白石书札

现在不少人在研究钱锺书，形成所谓钱学。

余：我认为钱学很难研究，因为他是没有一定形状的，你怎么去研究他？现在我看有些研究的人只是说他看不起人，骂别人，用各种方式骂。那对钱锺书并不是很合适的一种研究方式，可能使人将来对钱锺书发生很大的误解，甚至于产生很大的反感，以为钱先生就是专挑别人的毛病。

有人讲读书有几种方式，一种是你在书里面看别人的好处，这样你就得到益处。另外一个方式你看别人的书，尽挑毛病，百孔千疮。如果两个不同的人念书，一个是在里面找他的好处，再坏的书也有好处，也有所得；反过来说再好的书也有毛病。一个人专门找毛病，一个人专门看长处，结果下来，找长处的人得到的是正面的东西，找坏处的人得到的是负面的东西，不过说这个人错了，这个也没有看见，那个也没有看见，那样反而显得小气。

清朝初年，像阎若璩知识渊博，样样都知道的，可是后来全祖望骂他，他因为自负渊博，反而显得自己很陋，那就变成陋儒了。所以这位大学问家虽然样样都知道，什么典故都知道，清人反而认为他是陋儒。我想钱锺书不是陋儒，他超过了这个境界，他忍不住要讽刺别人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要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拼命宣扬出来，那最终无非证明他博闻强记，比别人更高一筹，不能证明他实践中一定高。这样的研究方式是对钱锺书的恭维还是伤害，那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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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钱钟书夫妇的偶像崇拜，早该破一破了！
2016-05-26 丁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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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东藏记》一书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西南联大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九年间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甚至超过了此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半个世纪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在警报和烽火中、在饥饿和寒冷中，西南联大为何能创造出世界教育史上的传奇呢？宗璞在这部小说重现了少女时代在西南联大的一段亲身经历，那时她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正在联大任教。她并没有刻意去寻求答案，却在不经意之间说出了若干秘密。《东藏记》以它特有的方式，部分地揭开了谜底：西南联大是抗战的第二战场，教授和学生都是战场上的战士，他们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在奋力保存、传播和发扬着文化和学术的命脉。他们坚信，只要这一命脉不断，中华民族就不会消亡。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们在警报声中探寻真理、研究学问、关心时务、追求民主。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却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暗藏着闪闪的机锋。整部小说总体风格的温婉舒缓，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张扬，形成了颇为奇妙的落差。前面还是“春江花月夜”，突然之间却转化为“高祖还乡”，中间似乎缺乏必要的“起承转合”，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不协调”。换言之，在抒情的段落之间，穿插锐利的杂文笔法，让文本充满了张力。
    
    《东藏记》中涉及的诸多人物，大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他们几乎都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和文化泰斗。作者的家庭便是其中的一员，因此作者对他们有着若干近距离的观察，而不是外人的那种“高山仰止”。不仅有“赞”，也有“贬”，不仅有温情，也有冷嘲。这些文化人并非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不能将他们理想化。他们当中也有虚伪冷漠、自高自大的“局外人”，身上也有“高级阿Q”的种种劣根性。宗璞描写这类人物似乎得心应手，这些文字颇具英国小说《小世界》的风味，也有向清代伟大的小说《儒林外史》致敬的意思。在此意义上，《东藏记》不仅是一部抗战小说、一部回忆小说，亦是半部“反知识分子小说”。
    
    《东藏记》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人物，是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年轻教授夫妇，名为尤甲仁、姚秋尔。他们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在他们刚刚登场时，作者便描写道：“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那么，他们的学问究竟如何呢？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学术“我注六经”的方式。“我”看不见了，“我”成了“六经”的奴仆。对此，宗璞借书中另一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这样的教授对学生而言，不是开启心智的导师，而是一座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泰山。台湾学者吴祥辉在《芬兰惊艳》中记述了与一名芬兰学生的谈话。芬兰人马蒂曾经到台湾留学，他比较了芬兰与台湾教育的差异：“比方说，一个题目出来，我们芬兰的学生会很简要地提出一些相关的理论和见解，然后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看法。台湾不一样。我提出四个已经有的理论，他们马上说，不对，有第五个，你少写了一个。还有的会告诉你该去读什么书和什么书，还有七个、八个理论和方法。他们并不关心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有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是那么重要。”台湾是如此，大陆何尝不是如此？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和教育的方法，固然培养出对知识的高度理解力，却使得学生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模式和学术传统，始终将记忆放在第一位。于是，尤仁甲这样的记忆力超群的学者便倍受尊崇。日前，日本学者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果：猩猩的记忆力优于人类。对此，学者笑蜀评论说：“教育的使命是使人成为人，教育当以思考为中心，也就是天经地义，所谓教化，所谓启蒙，根本的涵义就是教人思考，教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大脑判断，用自己的心去选择，而不是人家给什么，就往自己的大脑填什么；人家要自己怎样，自己就怎样。用这样的尺度丈量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我不能不认为，它们本质上是反教育的，孩子们那似乎永远不能减轻的沉重的书包，那似乎永远不能减少的漫长的学时，那似乎永远不能简化的刁钻的考试，在在显示着一个趋势，就是把人变成大猩猩的趋势。”这种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比赛记忆”的评价方式，至今仍然统治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
    
    如果说以上对尤仁甲的描述，涉及的仅仅是做学问的方法和路数，那么下面的描写则是对其个性和人品的质疑，更具讽刺意味，可谓画皮画骨。有一处写尤氏夫妇互相吹捧，颇有晚清讽刺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尤甲仁则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两人的这种互相赞美已经日常生活化了。这对夫妻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才气纵横，好不让人羡慕，却不由得不让人疑惑：这两个如此骄傲的人、如此冷漠、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他们真的相亲相爱吗？他们是更爱自己，还是更爱对方呢？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那天崩地裂的时代里，知识分子是否应当心安理得地躲在“自己的园地”里？法国思想家朱利·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指出：“如果对事物之间活生生的关系毫无兴趣，一个人会只是一位杰出的艺术鉴赏家，不涉及其他领域。……如果没有这种活生生的关系，小说、诗歌、剧本就不会长久流传下去。”《东藏记》中毫不留情地写出了尤甲仁的自私和虚伪：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别人冒着生命危险挑战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他却在一边自以为高明地说风凉话，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对方是“投机”。宗璞本人并非热心于时政的人，但即便是宗璞也对这样的言谈举止不以为然。可见，当时尤姚二人在教授圈子里如何不受欢迎——“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
    
    那么，尤甲仁夫妇的人物原型究竟是谁呢？我想，对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学史略有了解的读者，一眼便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有人说，宗璞如此作践钱杨二人，是因为父辈间的恩怨。冯家和钱家是否有私人恩怨，我并不清楚，也不感兴趣。但我很喜欢宗璞所塑造的这两个人物，他们颇具典型性。而从小说到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再到小说，通常只有一步之遥。钱钟书写《围城》，洋洋得意地讽刺别人，却没有料到自己成了《东藏记》中的主人公之一。他何以忘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呢？
    
    钱钟书夫妇的偶像崇拜，早该破一破了。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的行事为人。虽然他们两人学识渊博、记忆超凡、著作等身，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他们从来没有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其上的同胞有过痛彻心肺的大爱。钱杨二人，其生存秘诀无非是蜗牛与鸵鸟。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能做到无视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能做到假装看不见暴虐的专制权力吗？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短暂任教之后，不能忍受后方物质的匮乏，便离职返回沦陷区的上海，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抗战胜利之后，他还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审查，经过多方打点，方才得以过关。
    
    一九四九年之后，钱氏夫妇的生活大抵波澜不惊。钱钟书虽然对外塑造出一幅超凡脱俗的模样，却没有像陈寅恪一样斩钉截铁地拒绝学马列、趋新学。在暴力肆虐的“文革”之中，他拼命讨好某身居高位的清华老同学，正是靠着此“理论权威”的照顾，才讨得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好差使。即便在干校中，这对夫妇亦精心得评估进退得失，周密而稳妥，有杨绛之《干校六记》为证。如果完全断绝权力之诱惑，钱钟书为何在晚年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这一高官呢？如果真的不在乎名利，杨绛为何通过官府向与钱钟书学术观点不同的青年学者施加压力呢？他们夫妇所标榜的隐居生活，乃是一种“北山移文”式的隐居，古人早就用过了，并不是钱杨二人的首次发明。
    
    其实，宗璞《东藏记》中的讽刺文字并不算太刻薄，钱杨二人的文字才算是刻薄到家了——看看他们对散文家林非一家的攻击，便清清楚楚了。刻薄是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不会去爱别人，也得不到别人的爱。在“文革”当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同处杂院，为着寻常的邻里纠纷而大打出手。多年之后，双方均撰文攻击对方，其中尤以杨绛的文字最为恶毒。两家的矛盾，其实并无根本的好坏、是非之分。与许许多多“臭老九”一样，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是值得怜悯和同情的，当然知识分子自己也需要反省和忏悔。而对于广大“钱迷”来说，一听到这个事件，便如同神话破灭一样。我一直坚信，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会误认为那些学问家也是道德家了，也就不会对他们高山仰止了。
    
    钱钟书去世之后，媒体广为报道，若干位高权重的人物还亲自打电话给杨绛表示慰问。由此可见，钱氏在当政者心目中乃是“国师”的地位。联想起前几年李慎之先生的逝世，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李慎之是一位终身关怀民族前途命运、毕生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家，从不忌讳对现实进行尖锐批判。李老去世之后将近一个月，新华社才发表了一个寥寥数语、不冷不热的消息。正如我的好朋友徐晋如所说：“李先生逝世后，当然不会有人给他夫人打电话嘱其保重身体，就像当年钱钟书逝世时有人给杨绛打电话那样。然而，我却以为，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定在钱钟书之上。”
    
    李慎之对风雨苍黄的五十年有切肤之痛并在晚年全盘推倒自我，我尊重他；而钱钟书一直以《蜀山剑侠传》中“凡人打仗，事不关己”的神仙的姿态冷眼看人，我不会尊重他。李慎之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不遗余力的批判，对作为“先进文化”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本土化”的努力，无不烛照后人且薪火相传。与之相比，钱钟书一味刻薄人间的小说《围城》和一味炫耀博学的专著《管锥篇》，并不能构成当代文化的有机资源，并进而促进中国人生存状态走向“自由化”。
    
    我一向对所谓的“钱学”不敢苟同。杨绛在为《钱钟书集》所写的序言《钱钟书对的态度》一文中写道：“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前面几句话看上去无比谦虚，其实都是为最后半句打伏笔。最后半句显然是皮里春秋、微言大义——虽然钱钟书不主张、不号召别人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研究，但依然有那么多人自愿将研究“钱学”作为毕生的“志业”；既然“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那么如今蔚为大观的“钱学”显然就是“严肃认真的研究”。这种吹捧方法当然又比小说中的人物更高明，简直就快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地步了。可惜还是留下了一点尾巴，被细心人抓到了。
    
    读《东藏记》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是什么。在那战后纷飞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如同“铁磨铁”一般，真假倒是比较容易判断。而在相对和平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却面临着更大的考验。比如，宗璞的父亲冯友兰尽管学问博大，也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冯友兰屈从于四人帮的玩弄，晚年未能保持西南联大时期的气节。而钱钟书被誉为“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文化昆仑”，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误会。真正的知识分子，如班达所说，必须具备对超验真理的信仰，他们不仅要批判现实的罪恶和不义，也要批判自己的历史局限和错误判断。惟有通过这一理性批判，知识分子才能不断地超越历史空间的局限，趋向于永恒和普遍。
    
    我不知道钱钟书的为人为文为学，究竟为现当代中国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资源，无论是“自由之思想”，还是“独立之人格”，似乎都谈不上。用一个时髦的词汇来概括，一生演戏、标榜学问的钱钟书，只是一个“知道分子”而已。我想，什么时候我们不再盲目崇拜钱钟书之类的“知道分子”了，什么时候我们完成了对李慎之、吴祖光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普及工作”了，我们的文化启蒙就有希望了。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改定

作者：余杰 | 来源：凯迪社区，版权归作者所有。

钱杨并非圣人，可二楼这个帖子上纲上线的嘴脸着实不雅

@石间田
钱杨和林非肖凤夫妇的打架事件，为什么说林非夫妇不占理。1，肖凤先动手打钱媛耳光，引发杨绛作为母亲保护女儿冲上去跟肖凤扭打，杨绛当时是个身高不足 1.5米的60多岁老太太，肖凤30多，身高1.7米，林非更是1米8的大个。肖凤供述中隐瞒了她打人耳光在先这一事实，说得好像杨绛疯了要欺负她。2，杨绛咬肖...展开全文c
钱杨和林非肖凤夫妇的打架事件，为什么说林非夫妇不占理。1，肖凤先动手打钱媛耳光，引发杨绛作为母亲保护女儿冲上去跟肖凤扭打，杨绛当时是个身高不足 1.5米的60多岁老太太，肖凤30多，身高1.7米，林非更是1米8的大个。肖凤供述中隐瞒了她打人耳光在先这一事实，说得好像杨绛疯了要欺负她。2，杨绛咬肖凤指头。杨绛自述他被林非肖凤两个大个子从地上拉起来顿下去的修理，早蒙圈了，突然看见嘴边来了一根手指头（应为肖凤抓杨绛衣领从地上拉起顿下的时候），急怒之下，下嘴就咬，发现咬不动（毕竟不是狠人），就松口了。可在肖凤供述里，说是她为了躲避杨绛攻击，拿手抵挡，被杨绛抓过她的手指就咬。3，钱钟书出来打林非。钱在家看书，听见动静大了才跑出来，看见杨绛被两个大个子拉扯，地上散落着林非夫妇顿打杨绛时摔散的一个木头架子，钱顺手抄起地上一根木板就朝林非脑袋打去，钱不擅打架，手脚没个轻重，拿着家伙打人脑袋，他们自己在回忆中也后怕，可他还是无锡人，脾气硬，救自己相依为命的老婆在情理之中，所以出手了。林非伸手挡住，也不敢还手，因为他知道真把钱老打出事来，他也没好果子吃。肖凤在供述中说得钱钟书多残忍，这也是亏心的。打架现场的细节大致就这些，事件前后还有一些原因，比如保姆啊，抓516啊，王得一之死啊，说起来太长，总之综合起来更可以看出林非肖凤夫妇人品不堪。

林非和肖凤是谁啊？

一对文人夫妻，女的不是原配。
文革期间，被安排和钱杨同住。本来房子是钱家单住的。
后来强邻和老夫妻打了一架，老夫妻只好苦恼地搬到女儿的宿舍过活了。
我看到的文字，杨绛只用了“强邻”二字描述，不知道刻薄在哪里。

在文革那样的世道，能保持自我，已属不易，难道还要送死才算得上知识分子吗？那么中国应该没有什么知识分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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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绛忌日，说几句不合时宜的话
2016-05-25 萧三匝 辣笔萧三匝

钱钟书先生的名气主要源自其学养博雅，按他自己的话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
 
世间人物对钱钟书的赞赏也主要是因为其“博闻强记”。典型的赞誉来自他的清华同学“二乔”——乔冠华、胡乔木。乔冠华说：“钟书的脑袋不知是怎么生的，过目不忘，真是photographicmemory（照相式记忆）。”胡乔木则说：“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但是他一忽儿法文，一忽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实在听不懂。”
 
其实钱钟书本来并不重视博闻强记的，后来之所以重视，是受了宣统皇帝的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刺激。钱年轻时在牛津读书，庄士敦对他的论文提出过批评，说是引据不全，又不是原始出典。“我以前哪里懂得这个，以后就注意了。”
 
但难道仅仅靠博闻强记，钱钟书就可以被尊为学术大师吗？
 
好在一片赞誉声中，还真有人敢对他略露微词，而这几个人既不是嫉妒他，也不是无名鼠辈，更不是不服他的渊博。他们只是惋惜钱钟书长于渊博而止于渊博而已。
 
在当今海内外华人学者中，余英时被公认为是“人中龙凤”，可见学界对其学术水平之推崇。
 
余英时是钱穆的学生，钱钟书与钱穆都出于无锡钱氏，通谱而不同支，故余英时与钟书也算是有些渊源。余英时访问大陆时曾拜会钟书，钟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相互之间评价也很高。不过，后来在评论钱钟书的学问时，余英时的看法是，钱钟书是“一地散钱——都有价值，但面值都不大”。
 
李泽厚与钱钟书曾为社科院同事，当然钱是李的前辈。钱、李曾在任继愈家里见过面，钱还曾给李写过信。李泽厚对钱钟书的评论概括起来是“买椟还珠”四个字。具体来讲，就是“我问过推崇他的人，钱钟书到底提出了什么东西？解决了什么问题？有长久价值的。大家大都讲不出来。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好像这个‘杯子’，他可以讲出许多英文的、德文的、西班牙文的、意大利文的、拉丁文的典故。‘杯子’在宋代、明代、中国、外国怎么讲，那是很多。不过这个工作，到电脑出来，就可以代替，电脑记得更全。所以博闻强记就不能成为一种标准。他读了那么多书，却只得了些零碎成果，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太可惜了”。
 
上面说到的任继愈是李泽厚的老师，任继愈对钱钟书的评价最有意思，就两个字“自私”。为什么？因为钱钟书的学问是老师教的，应该把他回馈给社会，而他一个学生都不带，所以自私。
 
如果说余英时对钱钟书的评价充满历史感，李泽厚对钱钟书的评价重在思想力，任继愈这个看问题的角度确实独特。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风靡天下几十年，但李泽厚也不喜欢，因为“《围城》除了卖弄机智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他卖弄英国人的小趣味，我不仅不喜欢，还很不舒服。这当然或许是我的偏见。”
 
文学作品风格鲜明当然也好，但《围城》里看不到其发表时中国社会一丁点儿现实危难，这未免也过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从这个角度说，近年来把钱钟书、张爱玲的小说捧得如此高是不是有点“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味道呢？

现在有人苛责钱钟书在“文革”中翻译“红宝书”的事，我以为无论事实如何，都没必要过于追究。毕竟，与郭沫若、冯友兰等人比起来，钱钟书的选择确实有不得已之处。但是，钱钟书1998年才去世，整个八九十年代都没见他对“文革”公开而系统的批判过，这就不能不说他有些太“冷”了。我的朋友甚至用四个字来评价钱钟书：冷眼冷肠。
 
总的来说，钱钟书在性情上是一个近于庄子的人物，喜逍遥而厌俗务；在学术上承接、发扬了乾嘉学派的传统，重考证探源而轻义理。但他虽然高蹈，毕竟终生未摆脱“名”的束缚，甚至给人留下“恃才”的鲜明印象。而在目前这个时代，他的学术大概只剩下供幽人品鉴的价值了。试问，如今有几个人愿意细读《管锥编》、《谈艺录》？如今盛产所谓“知道分子”，怕是连“知道分子”都未必知道钱先生在学术著作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吧。
 
今天（2016年5月25日），钱钟书夫人杨绛去世了，她终于可以到另一个世界与她深爱的丈夫团聚了。中国人有“喜丧”的观念，杨绛得享高寿，自然是喜丧，因此我们可以缅怀她，但也无需为她悲伤，反倒应该为她的解脱高兴。

杨绛生前其实并未达到解脱的境界。她太爱自己的丈夫，甚至偏向于认为钱钟书是她一个人的，所以处处维护丈夫的声誉。钱钟书在给友人的通信中曾直言臧否现当代人物，在钱先生去世后，友人多次与杨绛协商出版其与钱先生的书信集，这本身是很有价值的，但均被杨绛明确拒绝。也可以说，杨绛生前为学者们对“钱学”的研究划了框框，出于对杨绛的尊重，研究者也只能作罢。想来杨绛去世后，相关书籍很快就会出版了吧。

钱杨夫妇本质上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能洁身自好是其长，不能奋勇担当是其短。他们的道德文章还能助推我们这个时代吗？在我看来，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悠然的回望者，而是具有穿透力与前瞻性的思想家，以及勇猛的行动者。

按中国传统的说法，人死为大，在此刻批评钱钟书是不智的，我们还是应该保留点世故。但问题在于，中国人不是世故太少，而是太多了，而且我们总是把世故当聪明。如果我们少一点世故，像哈维尔说的那样，“活在真实中”，我们或许就会多一些自由。我这一篇小文的前半段，此前其实已经在网上发过，因此并不是非得要现在来凑热闹。我之所以修订、增补以后在此刻再次刊发，实在是希望文中所提问题引起读者诸君重视。知我罪我，其惟苍穹乎。

@阿花的伊萨卡岛: 好的社会应该是，站出来的人有掌声，退回去的人有理解，底线是不作恶，而不是勇敢。我们倒好，站出来的人说他炒作，退回去的人说他犬儒，胡适先生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也不完全赞成，但放在这里太适合了。

@何三畏



【密档里的钱钟书是这样！他后来是如何平安无事的？】1956年前高等教育部呈送中央的名为《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这样描述钱锺书：“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还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在解放后一贯地散布反苏反共和诬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1952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将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会把空气都搞脏了’。诬蔑毛选文字不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他说：‘共产党和苏联一伙，国民党和美国一伙，一个样子没有区别’。他还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乡下饿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时还不如’；当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时，他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等等反动言论。”（谢泳的文集《杂书过眼录》（工人出版社2004）页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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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和杨绛文革中咬人殴人事件，这对夫妇人品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2016-05-26 肖风 原史部落

这对夫妇的人品确实不太好，看到标题别误会他们是反抗的勇士，实则钱钟书在文革里为毛诗翻英文，大表忠心，媚顺可掬，其实是大受欢心的，和傅雷老舍不能比也就罢了，毕竟不是谁都硬骨头，谁都有知识分子气节的
　　
毕竟品格庸下，怕死怕硬，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还要欺凌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事后还要反复粉饰撒谎造谣，被别人泼脏水，那就只能人品过于恶劣了
　　
钱钟书夫妇就是如此
　　
九十年代，这对夫妇大概觉得自己不光彩，对别人的宽容当成软弱可欺，想要掩盖粉饰自己恶行，先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重提旧事，在文中竭力把自己涂抹成勇殴怒打革命小将的壮士，别对方丑化传承所谓革命小将，真是令人钦敬无比。这对男女什么变得如此刚烈了？真令人刮目相抗
　　
而事实如何呢，被他们殴打的林非夫妇本身就是一对受迫害被改造的知识分子，怎么就成了革命小将？？
　　
还是把肖风写的澄清事实真相贴一下

凤：林非被打真相

[编者说明：本刊系纯学术研究刊物，由于特殊原因，本期破例刊登两篇与鲁迅研究本身无关的文章。今年十一月十九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杨绛先生的文章《从“掺沙子”到“流亡”》；十二月一日《中华读书报》又予以转载。十二月四日，林非先生致本刊编辑部信说：“已严肃要求两家报纸刊登澄清谣言的文章，等待他们的答复。已有新闻署负责人明确告知，如得不到公平处理，即可诉诸法律。”又说：“已有主持公道和憎恶谣言的几位先生表示，可在有关报纸上发表澄清谣言的文章。寄上肖凤写的此文，务请在贵刊发表。”林非先生信中还表示：“一个鲁迅研究者被谣言诬陷，作为研究鲁迅的权威刊物，发表另一方澄清事实的文章，应该是正常的，让广大读者判断，符合新闻公正的原则。”现将肖凤文章予以刊发，同时转载杨绛先生的《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其中是非曲直，读者定能作出正确判断。]
　　
1973年12月7日是一个黑暗的日子。那一天，我的丈夫林非被一根大棒毒打，我自己的手指也被咬得鲜血淋漓。那男人殴打时用力极很，手中的大棒当即断成两截。那时正值隆冬季节，林非身穿棉袄，挡住大棒的右臂还被打肿和打破，鲜血淤积，漆黑一片，让我深感恐惧而又心疼不止。
　　
我连忙领着林非去医院看病，接诊的医生一边替他敷药包扎，一边惊叹打人者的心狠手辣，还开列了诊断的证明书，嘱咐我们好好防备打人者的继续行凶。我搀扶着林非从医院回家，走进大门就瞧见公用的走廊里，堆积着许多霉烂的垃圾——吃剩的鸡骨头、长绿毛的橘子皮、碎布条、碎纸片，而打人和咬人的这对夫妇已经走掉了。第二天，在林非单位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宣队，训斥林非怎么敢跟×××吵架，说是他那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将会来干预，威胁说要遣送林非去北大荒继续劳动锻炼，还派人上我教书的学校，找到了主持工作的一位领导，要他来压制我。这位领导是老革命，刚从“牛鬼蛇神”的队伍中解放出来，他在我教书的学校里工作了十几年，对我十分了解，一听就知道他们说的不是真话，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此时，我们刚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回来不久，与离别了许久的年幼的儿子团聚，日夜都提心吊胆地害怕林非又被赶到更遥远的地方去，觉得他们的用心真是狠毒，却也只好找出家中所有积蓄的零钱，替林非买了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好抵御那儿冰天雪地的严寒气候。我整天忧愁地思忖着打人者的阴险，想用这么大的后台来压垮和摧毁我们。林非曾在五七干校患过一场大病，为了护理他的身体，并且减轻他精神上的压力，我打算跟他一起前往，可是儿子又太幼小，不能让稚嫩的生命随同我们去受罪，得保护他很好地长大成人，商量的结果是林非先走，我和儿子等一等再说。幸亏那位当时的高官与我们素不相识，无仇无怨，所以并未听信一面之词，将林非置于死地。
　　
我们好不容易地熬过了十年浩劫的岁月，更何况林非早在肃反运动中就被指责为立场右倾，反右运动中又被指责为犯有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曾在公开的会议上受到过批判，面对着这样坎坷的遭遇，他从“文革”开始后，就只敢采取躲避和逍遥的态度，却还被“造反派”不依不饶地在长篇大字报上称为“漏网右派”，常常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之中。好不容易难熬的岁月终于过去了，有关的处分也都获得了公正的纠正。我们多么想安安静静地度日，高高兴兴地工作，可是咬人者不断地通过口头和文字的谣言，再三地进行人身攻击，现在又在一张报纸上大肆说谎，所以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把林非被打的真相公诸于众，相信善良和公正的读者朋友们会作出自己判断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8年春天，我怀孕了。我的婆母知道消息后，放下了由她照看的三个外孙，千里迢迢地从上海来到北京，准备迎接将要诞生的婴儿。因为林非是她老人家最小和最疼爱的儿子，所以也十分慈爱地照顾着我。我们三人挤在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能放下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和一个书桌之外，几乎就没有空地了。我们躲在狭仄的空间里，却也享受着亲情的温馨。这一年冬天，我的儿子降生，小屋里又增添了一个新人，在拥挤的屋子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满屋子都拴上了晾尿布的绳子，上面悬挂着洗过的尿布，竟像是万国旗一样。有一天，一位在林非单位里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文学批评家，骑着自行车来我家看望，竟腾不出一席之地招待他坐下。
　
当时几代同堂住在一间屋子里，是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我们还曾经跟另外三对夫妇同住在一个单元里面，和谐地相处得像朋友一般，有的邻居至今依旧相互来往。这位文学批评家跟我们是同代人，心灵很容易相通，看着我们如此窘迫的处境，就动了恻隐之心。当时正值“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因此也决定分配两间住房让我们搬家。林非有一位后来大名鼎鼎却又流亡国外的同事，就是跟我们一起搬进这座楼房的。
　　
我原来犹豫着不想搬迁到陌生的地方去，但是当时的处境实在太困难了，一是我的产假只有56天，又正值“清理阶级队伍”期间，绝不允许请假，不满两个月的儿子白天只能交给婆母照料，她老人家已经是将届古稀的高龄，真于心不忍，却又毫无办法，只能晚上下班后自己带着儿子，请老人家休息。二是在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间，婆母的女婿也就是我们的姐夫，忽然被诬陷为“叛徒”，隔离审查，不许回家。其实他只是上海一座大型工厂的总工程师，老实巴交，什么问题也没有的。姐姐是小学校长，每天都早出晚归，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无人照管，她精神压力又很大，频频来信，述说困难，希望母亲早些南归。三是居委会一个戴红袖章的老“红卫兵”，常常上我们原来的住处敲门，逼迫报了临时户口的婆母离开北京。林非和我又必须天天上班，在这万般无奈的紧急关头，我的女友介绍了一位家住郊区的农村大嫂，与我们见面相识，说是如果聘请她帮助我们照顾小孩，我的婆母就得以回到上海慰藉她受难的女儿，这也许是解决困境的唯一办法。这位善良的农民大嫂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绝对不能与我们夫妇共居一室，这个要求自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于是我不想搬迁也只得搬迁了。咬人者说我的婆母是为了分配住房才赶来充数的，这纯粹是造谣。我慈祥的婆母已经宁静地安息于九泉底下，不会再遭受到任何精神上的伤害了。
　　
在我们搬迁之后，开始时还相安无事，也曾稍稍地点头和说一两句寒暄的话语。咬人者是很讲究保养自己的，吃鸡蛋只吃丹青而不吃蛋黄，吃西瓜也只吃瓜心而不吃外圈，她要把蛋黄和西瓜的外圈赏给我们，都被我严肃地拒绝了。因为我出生于清高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的家教就是“不受嗟来之食”。
　　
她偶或露面的女婿，听说是北京某著名大学赫赫有名的“造反派”二把手，可是在当时风云突变的“文革”狂潮中，该所大学的“造反派”一把手忽然失宠于“中央文革”的“旗手”，他忍受不了岳母家中种种阴沉和发怒的颜色，竟悬挂在大学校园里一棵老树桠上自杀了。我们本来是丝毫也不知晓的，自己正面临着种种压力，已经感到焦头烂额，身心交瘁，哪有闲暇去过问人家的事情，这还是听到住在旁边单元里一位红学大师的夫人匆匆说起的。
　　
从此以后，咬人者和她的丈夫确实显得有些焦躁，当情绪分外低沉时，就跑进我们的住房，不由分说地抱走我心爱的儿子，放在他们屋子里当作开心取乐的玩具。她根本无视我的人格，无视我作为母亲的存在。在她的心目中，别人都比她低一等甚或是好几等，供她颐指气使地嘲讽和戏弄，包括我幼小的儿子在内，一概都是如此。她这种霸道的态度，和对我儿子的人格的漠视，实在伤透了我的心，使我意气难平。而当我有时跟她的眼光交织在一起时，似乎也感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后来她丈夫如此凶恶地猛击大棒，更是证明了这一点，看来被殴打和咬噬的命运，从开始时就笼罩于我们的头顶了。
　　
我和林非在几年前奉命去干校时，怕儿子过于幼小，还不适宜去“经风雨，见世面”，只好把儿子托付给那位忠厚和质朴的农村大嫂，并且把两人每个月工资的极大部分都留给了她，她也尽心尽力地带领着我的儿子，跟我儿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可是我们几年来耗尽了原来就是极为低微的工资，经济情况显得十分拮据，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能力供养一个保姆了。这位善良的农村大嫂非常理解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她也愿意另找一家经济收入比我们高的住户去帮工，于是她就和我们很友好地分手了。
　　
我上班的学校，离家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每天赶公共汽车早出晚归，有时就把儿子带在身边。那时候常常要跟学生一起去郊区农村“开门办学”，只好也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几个女同学睡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又教书，又下地，又带着儿子，回家后真是感到劳累不堪。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见过洗衣机，正好院子里有一位帮助人们洗衣服的农村大嫂，大家都称呼她为“余嫂”，我也请余嫂帮助洗衣服。1973年12月7日，适逢我刚从郊区农村返京，就请余嫂替我洗洗从农村带回来的衣服，因为几天之后还得带着儿子下乡，时间很紧张，让余嫂赶快洗起来。可是咬人者故意抬杠，坚持要余嫂先给她洗，她的时间比我充裕得多了，为什么要如此着急，于是就争论起来了。在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的口角中，她忽然伸出双臂要抓住我的脸庞，我长得比她高，赶紧向后仰起头，并且伸出双手挡住她，没想到她竟用自己双手紧紧抓住我右手的食指，飞快地塞进嘴里狠命咬了一口，当时抽出来就鲜血迸流。她这个当作是如此的突然和迅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以没有来得及躲闪。中国有句老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连大字不识半个更画不成圆圈的阿Q都懂得这个道理，想不到她竟会如此行事。俗话说食指连心，我疼痛得大叫起来，林非从房间里奔了出来，想要解救我。咬人者的丈夫也从他的房间里奔了出来，双手举起一根大木棒，朝着林非就残忍地抡了下来，咬人者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林非赶紧伸手挡住木棒，打中头颅的话，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咬人者诬称我们将她提起又摔下了不知有多少次，请问我们哪里有这种大力士般的力气？造谣造得实在太荒唐了。而且既然已经跌得晕头晕脑，怎么又能够像她自己不得不承认的咬我的食指呢？打了和咬了人，还要可恶地造谣，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在此次冲突中，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只动口没动手，咬人者和打人者则是又叫骂又动手。他们的表演和所作所为，让我看清了他们本来的面目。面对着她的造谣生事，我深深地庆幸自己的人格比造谣者要高尚得无可比拟了。
　　
这咬人者确实是造谣、攻击和欺负别人的能手，她曾散布过侮辱一位已故著名哲学家人格的流言，那位学者的女儿（一位著名女作家）就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驳。还有一位外国文学教授由于讲述了在她家里，听说过她丈夫攻击自己老师的一则谣言，她就威逼这位教授写出书面文字，保证从未听说过此事。她还散布过自己丈夫的几位年轻同事，“拿我们的钱不还”，后来连她丈夫都否认这谣言说，“一切以我说的为准”，可见造谣的伎俩是如何的轻率与离奇。
　　
为了澄清咬人者发表的造谣诬陷的文字，我只好放下手里正在撰写的稿子，将二十六年前的那件事实真相写出来公诸于众。我对自己写的文字负责到底。在我的有生之年，只要咬人者再度造谣，作为被咬者的我，一定要再次澄清事实的真相。林非单位里有几位充满正义感的同事，先后打来了电话，要我们必须反驳恶意的谣言。我庆幸自己终于生活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这是新时期给予每个公民的权利，现在已经不是只许咬人者造谣，而不允许被咬者说明事实真相的时代了。我尊敬所有善良和公正的同胞，但是对于一向造谣、攻击和迫害我们的咬人者，是愿意奉陪到底的。
　　
刊载于北京《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2期。
   
 说明一下 上文《林非被打真相》中的咬人者和造谣者就是杨绛，咬人者的丈夫就是钱钟书
　　　　
林非夫妇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品格，自始至终都是只动口没动。而钱钟书夫妇完全像疯狂的泼妇流氓。他们在殴打弱小的邻居的时候，如此积极勇猛，在面对比他们强的力量的时候，真是驯顺如哈巴狗，这样一种人品，毫无廉耻的男女，真奇怪怎么有人把他们捧到天上去了？
　　　　
说钱钟书有才华，真看不出有什么才华，莫非一个双脚书橱就是有才华？读的书多一点就是有才华？
　　　　
杨绛在文革里像泼妇一样斗殴咬人，文革之后更是撰文颠倒黑白，把当年本身就是受迫害的漏网右派的林非夫妇污蔑成所谓造反派干将（而实际上他们夫妇自己都是在文革里译毛诗之类献媚讨好，大有后台），把自己粉饰成所谓受害者
　　　　
钱钟书更是如流氓一样，仗着自己和文革权贵有联系，用木棍凶殴打伤他人

如果是正常时期，这对夫妇早就应该进派出所去了
　　
杨绛自己文中也承认，尽管他们夫妇二人泼妇一般咬了对方，用木棍恶狠狠的打伤对方手臂，对对方却依旧很克制，只是杨绛一口一个革命男子，来把对方丑化的笔法倒真的是很厉害
　　　
杨绛那篇造谣文中的说法
　　　　
“这里我该补上当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以及遗漏的细节。
　　　　
（一）革命男子虽然拿着一支粗手杖，他并未动用。他是不愿打呢，还是没决定打呢，还是我们逃得快，他来不及打呢，我就不知道了。他如要动用手杖，很容易，因为他个子高（男女俩都个子高），年纪轻，对方只是个瘦弱老人。可是他并没有动用手杖。这一点，我该实说。
　　　　
（二）革命男子气呼呼地指着自己的袍儿叫我看。他穿的是一件栗色绸子的袍儿，前面许多大脚印，横横斜斜的，一脚一脚从膝部直踹到肚皮上。他又提着自己的衣领叫我看。显然有人一把揪住他衣服的领口，抬脚踹他，把领口的纽襻都扯松了。这一脚一脚的尘土印，分明是男皮鞋的鞋底印。屋子里没有第三个男人，他本人不可能自己踹自己的肚皮。我很快地思维一过，忙用手把他袍儿上的鞋底印掸掉了。鞋底印怎么上去的，我确实没有看见，该是在举起木板之前吧？我掸掉鞋底印，该是在木板劈头之后，因为我当时有抱歉之意，同时也要销灭罪证。记忆里，一个个印象很鲜明，却是记不清次序，因为我给跌摔得糊涂了，而有些事我确实没有看见。我只把记忆深刻的印象一一记下，不去追忆细节的次序，免得追忆中产生错误。反正我的推断只是我的推断。”   
     
被钱钟书用大棍打伤的，并且棍子都打折的林非介绍
　　　
林非根本不是杨绛文中所谓的革命男子，什么造反干将，恰恰相反就是文革里受迫害受改造待遇的穷酸知识分子，只不过没有钱钟书那种倚老卖老，自以为有后台，把毛诗翻译成英文就可以任意殴打他人的嚣张而已
      
林非：若干必要的澄清
　　
今年1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1月27日《文学报》，登载肖凤的《林非被打真相》（以下简称“肖文”），对杨绛的《从“掺沙子”到“流亡”》（以下简称“杨文”）进行了澄清。之后，钱钟书、杨绛跟我们之间的纠纷，完全趋于明朗和公开了。
　　
关于这一场纠纷，出现过不少对我们以讹传讹和肆意攻讦的文章，始作俑者是方丹的《我所认识的钱钟书》（香港《明报月刊》1979年8月号）。此文编排我们是“造反派”，说我们打伤了钱钟书。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非“造反派”，而且，连“杨文”也承认，是钱钟书殴打了我，我始终都没有还手。“杨文”尽管包含着向壁虚构和人身攻击的成分，有些叙述却也符合实际情况。例如她说，是在1969年夏天，自己的住房“分掉两间”，住进来的“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接着又将迁入的我们称为“沙子”。这自然是一种怀恨在心的蔑称，却也并未诬陷我们是“造反派”。而在此之前出版的孔庆茂作《杨绛评传》（华夏出版社出版），却与“杨文”的叙述迥然不同，而沿袭方丹的虚构之词，说是由“造反派头头”分派，住进了“这对‘造反派’年轻夫妻”。“杨文”不仅未曾诬称我是“造反派”，还说我（蔑称为“男沙子”）“是整‘5?16’而为‘革命’立功的人”。“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当时的“整‘5?16’”，是针对垮台后的造反派“红卫兵联队”的，这样说来，“杨文”更是从“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的说明中，又进一步把我视为与“造反派”对立的人了。不过我确实从未立下过这样的功勋，只好辞谢她此种纯属虚构的不虞之誉。如果以当事人一方的“杨文”的说法为准，孔庆茂的叙述当然只能是向壁虚构的不实之词。如果他在叙述这件事情时，并未为此采访过杨绛，而只是出于丑化自己传主对立面的目的，就根据类似方丹那种拨弄是非的误传，不加分析地随意谱写，说明他写作的态度实在是太不严肃了。他的《钱钟书传》（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样是违背事实地诬称我为“造反派”，像这样平白无故地损害和侵凌一个公民的名誉权，从传记写作的道德原则来说，无疑可以说是问心有愧的。
　　
今天来回顾“文革”时候的往事，“造反派”已经成为一个带有恶谥意味的名词了，不过在当时作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却是十分光荣的。而如果站在更高的视角来反思的话，极大多数并未杀人放火的所谓“造反派”，也只是在“文革”狂潮的煽动与迷惑底下，作出了一些超越于正常思维之外的极端行径，除了负有某些个人的责任之外，却又是这场狂潮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归根结底说来是一场时代的悲剧。正因为在当时作为“造反派”是十分荣耀的事情，所以就必须是在“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方面经得住检验的人，才可能被允许参加进去。而从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因为在肃反运动中的“右倾立场”，和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早已受过批判和处分，所以在“文革”开始之后，就常常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中间，只敢采取躲避和逍遥的态度，以免被揪成为“别有用心”的“牛鬼蛇神”，尽管如此，却还在造反派张贴的长篇大字报上，被批判为“漏网右派”，哪里还有成为造反派的荣幸。自然从我自己的思想感情上来说，也由于缺乏足够的“阶级觉悟”，对于“文革”中的种种行动是丝毫都没有兴趣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孔庆茂《杨绛评传》中由“造反派头头”分派房屋的说法，以及乌尔沁夫的《走出〈围城〉的钱钟书》（《文艺报》1998年4月3日，以下简称“乌文”）中，违背事实地说是“派驻进来两名‘造反派’夫妻”，都是来源于方丹的虚构不实之词。连作为与我们对立的当事人一方的“杨文”，也都叙述了实际的情况，却并不采用此说，而“肖文”则说明是在“‘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一位“‘革委会’主任”目睹我们居住得如此拥挤和可怜，“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分配两间住房让我们搬家”，还叙述了“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宿舍里”，同时搬进了十对青年夫妇，其中的有些同事后来成了著名的学者，也有人流亡于海外。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文革”开始时，“学部”成立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中，其一是“红卫兵联队”，因为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支持和指挥，所以被称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其二是“红卫兵总队”，被前者称为“保皇派”、“臭老保”等等。在1967年夏天，“中央文革小组”清洗和逮捕关锋之后，“红卫兵联队”就被查封，原来处于劣势被攻击为“保守派”，并被“红卫兵联队”查封过的“红卫兵总队”开始掌权，后来又结合被解放的“革命干部”，成立了管理日常事务的“革委会”，它与原来意义上的“造反派”已经毫无瓜葛。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可以证明从方丹、孔庆茂直至“乌文”中的有关叙述，都是子虚乌有的编造。爱默的《钱钟书传稿》（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更渲染说是他传主的全家，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才“发现自家房屋被一对青年夫妇占用了”，完全是任意编造和信手涂抹，也许是要渲染富有喜剧色彩的社会新闻，却并未诬称我们是“造反派”。
　　
关于双方正式冲突的原因，“肖文”与“杨文”都分别叙述了是由约请保姆洗衣所引起，而“乌文”和这几本传记却并未说明冲突的起因。为什么会像“乌文”所说的，“动手打了钱老”呢？孔庆茂的《钱钟书传》和《杨绛评传》，则编造钱钟书莫名其妙地“与这对‘造反派’大打出手，把胳膊都打伤了，闹得满城风雨”，从而“名扬千里”，“连那些‘造反派’也都对他敬畏三分”。“杨文”明确地叙述是她丈夫打伤了我的胳膊，这不啻是对于“乌文”的一种驳斥。而从孔庆茂叙述的口气来看，似乎是他传主的“胳膊都打伤了”，为什么要这样语焉不详？因为他基本的情况都没有弄清楚，却又急于要袒护自己的传主，只好这样来随意涂抹,怎么能不含糊其词？孔庆茂其余的那些叙述，也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向壁虚构之词，首先是在前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与“造反派”绝无任何的缘分，他的说法只能是一种诬陷之词。何况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我真是“造反派”的话，作为年长一辈的知识分子钱钟书，怎么敢向我饱以老拳？当时的造反派组织派性极强，当自己“战友”遭受殴打时，一定会采取同仇敌忾的“革命行动”，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却反而对殴打者“敬畏三分”？尤其荒唐的是将钱钟书把我打伤一事，竟犹如讴歌美国拳击大王抑或日本相扑冠军那样大肆渲染，夸大成为在“满城风雨”中“名扬千里”，其实当时连居住在同一座楼房里的邻居，都知之者甚少，孔庆茂的肆意夸大之词与实际情况的差别，真何止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而且像这样把钱钟书讴歌成为并非他自己所长的拳击健将，也未免太滑稽可笑，真是欲褒扬之而反成为不伦不类的漫画了。至于爱默《钱钟书传稿》中所说的，他的传主“被人打得不但胳膊带伤，而且眼镜也被打落在地”，更是完全违背了“杨文”中所承认的，我被她丈夫打伤的基本事实。像这样夸大渲染和随心所欲地起哄，都说明这些作者在史识和史德方面存在的问题了
     
上述的三部传记和“乌文”，诬陷我是“造反派”，以及钱钟书大打出手而胳膊负伤，并且“名扬千里”等不实之词，主要是来源于方丹的《我所认识的钱钟书》。此文极不严肃地胡乱编造，竟贻误一批作者写出了向壁虚构的文字，可见从事写作是一桩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方丹与我无仇无怨，为何要肆意地违背事实来侵凌我的名誉呢？
　　
完全是违背了客观事实的“乌文”，竟惹来了邵燕祥的《李洪岩文读后》（《杂文报》1998年5月21日），不知他为何会据此当作论断的根据，在批驳李洪岩有关我是否“造反派”的质疑时，竟不无嘲讽地称赞对方，比“那一对夫妻之所为，也算不无一点进步”，毫不了解实情就信手乱写，还对我们加以恶意的贬抑，实在是有失公正和厚道的。邵燕祥在“反右派”运动中一定会有过被伤害的体验，却还这样无缘无故地伤害别人，不知道是所为何哉？乌先生等诸位作家就是把钱钟书吹捧上云端里去，我除了可以表述自己不同的看法之外，也绝对是无权干预的，可是诸位的文章却不该背离事实地对我们全家进行中伤。
　　
有关“杨文”和“肖文”对于事态的不同叙述，某些与时代氛围关系不太紧密的细节，局外人往往难于作出判断。然而有些与时代氛围关系甚为紧密的细节，揆之于常理来说，局外人也可以作出大致不差的判断。

从此以后，咬人者和她的丈夫确实显得有些焦躁，当情绪分外低沉时，就跑进我们的住房，不由分说地抱走我心爱的儿子，放在他们屋子里当作开心取乐的玩具。她根本无视我的人格，无视我作为母亲的存在。在她的心目中，别人都比她低一等甚或是好几等，供她颐指气使地嘲讽和戏弄，包括我幼小的儿子在内，一概都是如此。她这种霸道的态度，和对我儿子的人格的漠视，实在伤透了我的心，使我意气难平。而当我有时跟她的眼光交织在一起时，似乎也感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后来她丈夫如此凶恶地猛击大棒，更是证明了这一点，看来被殴打和咬噬的命运，从开始时就笼罩于我们的头顶了。
这个是钱杨夫妇？简直是神经病

找到了杨绛的原文，对比看看吧。

http://bbs.sjtu.edu.cn/bbstcon?b ... amp;reid=1275788997

杨绛：从“掺沙子”到“流亡”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10年06月06日09:51:35 星期天), 站内信件

http://www.gmw.cn/content/2004-05/26/content_33736.htm

从“掺沙子”到“流亡”

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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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01日

    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
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

　　锺书感叹说，和什么等人住在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项革命措施，让“革命群众”住进“资产
阶级权威”的家里去。据我后来得知，这叫“掺沙子”。“沙子”其
实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

　　1969年5月间，锺书对我说：“要分房子了，我们得分掉两间，×
××要迎养母亲，祖孙三代人，至少得住两间房。”他说：“我答应
分两间房，不过有个条件：我家东西多，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腾出房
间。×××答应了。”

　　当时我们有四个房间。朝南三间，中间是客厅，沿墙放书橱。东
边一个套房是锺书的卧房兼书房。西边临阳台的一间是我的卧房兼书
房，锺书的衣物都在我的卧房里，朝北西尽头是我们女儿钱瑗和女婿
得一的新房，和我的卧房相对。往东是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厨房。厨房
就在我家的大门口。从大门进来是一条宽宽的过道，分隔朝南和朝北
的房间。我们打算让出西尽头的两间卧房，留下客厅和套间自己住，
因为面积略大一些。沙发等大件得卖掉，钢琴只能挤放在什么角落里。
我们1962年8月才搬入这宽敞的新居（原先的宿舍面积很小，不过是一
间办公室分隔成数小间），我们增添了家具，7年间累积了许多东西，
也加添了人口。这回又紧缩，得狠狠地精简，锺书和我停止了我们的
工作，每天得空就忙着清理东西。

　　没几天，×××说他家老太太已经到北京了，要找我们立即让出
房间。他先还宽限几天，但随即改口说，明天就搬进来，我们屋里的
东西不必搬走，他家也有用的。按当时的“革命”用语，就是把我们
“扫地出门”。经我女婿得一说好说歹，两个革命男女答应宽限两天。


　　当时霖雨连日，旧货店雨里不上门收货。得一和钱瑗在下雨的间
歇里，好不容易把沙发等大件送走。且不提我家的慌张忙乱。革命男
女搬入我家，就是邻居了。我从小听父母教导说，“远亲不如近邻”。
我们的“近邻”分明是“强邻”。我们既不能“三迁择邻”，睦邻就
更有必要。我们想，邻居相争，往往是为些家常琐碎的事，我们气度
大些，站得高些，作为近邻而义不容辞的事，我们都做到，这样总可
以求个相安吧？所以我在他们搬入那天，一早把他们预先搬入厨房的
煤炉子生上火。我自费配制的卧房门和壁橱门的钥匙一式几枚，留着
也没有用了，就做个人情，全部点交给革命女子，让她放心使用。傍
晚，我和锺书看见停放在楼下的一只小孩子的摇篮，就顺便为他们抬
上三楼。革命男女大概以为煤炉子自己会生火，摇篮自己会爬上三楼，
或许他们认为我们理该如此，反正他们没有理睬。我们由此更看透他
们是何等人。所以直到下干校，我们两家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

　　我和他们老太太同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就一起说说话。她是南方
人，可和我谈家乡话，过了不多几天，她告诉我说：“明天就回家去
了。”我很惊诧，还劝她老远来了别就走。她说：“叫我来分房子的
呀。现在房子分到了，我也可以走了。”这是老太太的话，语气也是
她的。第二天她果然走了。据同院的邻居说，老太太从此没有再来过。
“迎养母亲”就是这么回事。

　　这年的11月，锺书下放干校。革命男女也先后下干校，家里留一
个小孩子，由阿姨带领。我是下一年的7月才下放的。钱瑗没有下干校。
我们和他们家阿姨和孩子，相处得很和谐。他们家阿姨如有困难，就
和我们谈，例如孩子病了，或孩子长得快，小衣小被都太小了，怎么
办等等。我们就帮她想想办法。革命男女同时请事假回京后，阿姨就
问我们，“他们谢你们了吗？”我们怎么要他们谢呢。可是阿姨觉得
她说声“谢谢”，还不足以报答，所以她“故意告诉了两遍”。他们
从不理睬。阿姨叹气说，“真是一对白××”。（我不重复全句。阿
姨还健在，可以问她。）

　　锺书下放干校以后，我下放干校前夕，女婿得一因“五·一六”
案含冤自杀。这件事，我打算等我自己下干校后，亲自一点一点告诉
锺书，免得他经受不起。当时吴世昌先生和锺书同在干校，而他的夫
人严伯升和钱瑗是同事。我怕消息走漏，求严伯升帮助我们保密，她
非常同情。革命女子想必知道了我们隐瞒。我下干校后，钱瑗一人在
家里，她在厨房里当面质问：“你爱人‘下干校’啦？怎不回来探亲
呀？”钱瑗说：“他已经去世了。”随后，钱瑗听到他们屋里哈哈大
笑。这是我们事后才知道的。原来男沙子是整“五·一六”而为“革
命”立功的人。

　　1972年3月，我们夫妇由干校回家。7月间，我们学部下放干校的
全体人员也都回北京了。他们回北京后，仍天天开会、“学习”。
“老先生们”（多数是以前的“牛鬼蛇神”）只在家“学习”，有时
到所里开会。锺书开始写他的《管锥编》，我翻译《堂·吉诃德》，
钱瑗在北师大教学，天天早出晚归。这时，我们和文学所、外文所的
许多革命群众，因相处多时，已经是很亲善的“不战之友”了。可是
掺入了我家的革命男女，好像还在“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我
们的忍耐再忍耐，似是尚未“触及灵魂”。我女婿得一的自杀，是我
家的一款大罪。知罪隐瞒，罪加一等。革命男女经常选中这个伤处，
来触及我们的灵魂。例如男女佯作夫妻相骂介，女的大叫：“我要上
吊了！”有一天（该是星期日），军宣队领导余震同志带着另一位较
年轻的部队领导到我家访问。革命女子不知是告状呢还是示威，莺声
历历地在门外骂“五·一六的臭寡妇！”钱瑗听了只悄悄转过身，不
让别人看见她的脸。余震同志对这句骂深不以为然。他表示了他的不
同意。我不记得他怎么说的，笔记本子记了又记。这两位同志想必还
健在呢，也许他们记得。

　　12月2日是星期日，大家的休沐日。我家请一个钟点工小陈来洗衣
服。革命女子也要她洗，并且定要先为她洗。钱瑗说，小陈是我家约
来的。革命女子扬着脸对钱瑗说：“你不是好人！”随手就打她一耳
光。我出于母亲的本能，不自量力，立即冲上去还手。钱瑗是看惯红
卫兵行径的，不愿妈妈效尤，拉着我说：“妈妈，别——”可是她拽
不动我，就急忙由大门出去了。（她是去找居委会主任的，当时我没
有理会。）锺书这时在套屋的窗下看书，我记不清外间的门是开着还
是关着，反正他不知道过道里发生的事。这时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
肩膀和衣领，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小陈
当时在场。她向别人说，那女人要挖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根
据，革命女子没有挖我的眼睛，我只感到有手指在我脸上爬。我给跌
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就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
咬一口，然后知道那东西相当硬，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我记不清
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

　　我有一架晾手绢、袜子的小木架子，站在过道的靠墙处。我的身
体在革命男女的操纵下，把那木架子上的五根横棍全撞碎了，架子倒
地有声。锺书该是听到木架倒地才出来的。我自己也奇怪，我怎么没
叫喊一声。

　　我没看见他出来，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
板），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
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记得革命女子回她房间
去取一支大粗手杖交给革命男子。我忙也到自己家门口拿出一支细藤
手杖，但出门就被革命女子劈手夺去，好像是我特地拿来奉送的。我
一看情势不妙，拉了锺书回房，关上门，锁上锁。

　　这里我该补上当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以及遗漏的细节。

　　（一）革命男子虽然拿着一支粗手杖，他并未动用。他是不愿打
呢，还是没决定打呢，还是我们逃得快，他来不及打呢，我就不知道
了。他如要动用手杖，很容易，因为他个子高（男女俩都个子高），
年纪轻，对方只是个瘦弱老人。可是他并没有动用手杖。这一点，我
该实说。我却是挨自己的藤杖抽了几下，身上留下了几道青紫痕，心
上意识到女的比男的手快心辣。

　　（二）革命男子气呼呼地指着自己的袍儿叫我看。他穿的是一件
栗色绸子的袍儿，前面许多大脚印，横横斜斜的，一脚一脚从膝部直
踹到肚皮上。他又提着自己的衣领叫我看。显然有人一把揪住他衣服
的领口，抬脚踹他，把领口的纽襻都扯松了。这一脚一脚的尘土印，
分明是男皮鞋的鞋底印。屋子里没有第三个男人，他本人不可能自己
踹自己的肚皮。我很快地思维一过，忙用手把他袍儿上的鞋底印掸掉
了。鞋底印怎么上去的，我确实没有看见，该是在举起木板之前吧？
我掸掉鞋底印，该是在木板劈头之后，因为我当时有抱歉之意，同时
也要销灭罪证。记忆里，一个个印象很鲜明，却是记不清次序，因为
我给跌摔得糊涂了，而有些事我确实没有看见。我只把记忆深刻的印
象一一记下，不去追忆细节的次序，免得追忆中产生错误。反正我的
推断只是我的推断。

　　（三）我咬破了女沙子的手指。她翘起伤指，到处告状诉苦。有
一位听到她诉苦的大妈对我发表意见：“手指在你自己身上呀，怎么
跑到她嘴里去了呢？”

　　我锁上了门，两人站在门内，革命男女在门外用不知什么东西狠
狠打门，打得砰砰响。门是三夹板制成的，有打破的危险。恰好钱瑗
带着居委会主任刘大妈来了，她们看见革命男女各拿粗木棍打门（木
棍是我家的墩布把儿），有一条木棍已打成两段。我们开了门，刘大
妈进来问明究竟，然后又到革命男女家去问明究竟，并批评了他们，
她就走了。

　　锺书余怒未息。我说，“幸亏我身体轻，没伤筋动骨，算了。”
锺书用手一抹说：“这事不再说了！”他感叹说，和什么等人住一起，
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我很明白，他这回的行为，不是出自本心，而
是身不由己，正和我冲上去还手一样。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
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
不愿回味的事。这件事，尽管我们在别人问起时，不免要说个大略，
我们私下里确是绝口不再谈论或讲究，因为我们三人彼此间都很知心。


　　但是毕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们不能不向领导汇报。文学所的
副所长唐棣华同志住在本楼，我们就向她汇报了一个大略——主要是
我汇报，因为锺书所知，不如我周全。唐棣华同志不便介入，只示意
我们还该向其他领导汇报。我们一处处汇报，才知道革命男女早已各
处都告过状了，而且满处宣传：“地主打了贫农”。他们还到医院验
伤，医院为革命男子开了一张验伤证明单。革命男子胳臂上有一块青
紫，他揎起衣袖时，我偶曾见过一眼。

　　以后几天，我们两人勉强还继续自己的工作，但保护我们的只有
一扇门了。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虽然被打入“牛鬼蛇神”阵营，
我们心里很安定，因为从未觉得革命群众是敌人，我们和他们只是处
境不同而已。这番才第一次有恐怖感，觉得自己容身无地，落在不知
什么人手里了。晚间听到革命男女窃窃嘻笑，就懔然畏惧。我们听到
传言，他们说，这次便宜了我们，下星期日要下毒手，着实打我们一
顿。

　　星期日到了。我乘他们还未起床，早早做了早餐，涮洗了锅碗。
以后就没敢再进厨房，因为革命男女老在那儿出出进进。我想上厕所，
开门张望几次，总不得机会。一次看见那女人叉着腰坐在浴盆边上，
如有所待。我就轻轻掩上门，耐心再等等。10点了，10点10分，——
20分，——30分，——40分，我们什么时候能做饭呀？我准备等到他
们吃饭，或等到他们睡觉。

　　钱瑗忽然说：“咱们逃走吧。”

　　逃走？逃哪儿去？有路可逃，还不逃吗！

　　钱瑗说，她在北师大宿舍有个铺位，午后可以躺会儿休息，房间
朝北，天气冷，目前没人住，屋里有三只双层床。我们立即决定逃走。
我们收拾了几件必不可少的东西，每人拿一二小件。我们商量好如何
逃跑，伺机行事。将近十一点，那女人大概是等得不耐烦了，我们忽
由窗里看见她骑车走了。我们轻轻开个门缝看看。过道里没人，男的
在房间里呢。我们只需逃出大门就不怕，因为在这扇大门以内，我们
有理说不清；大门以外，邻家有人，有目共睹，我们不用怕。钱瑗打
先锋，她轻轻地开了我们屋子的门，轻而快地过去开了大门，锺书紧
跟在后，我殿后。我们房间的锁很复杂，得向左转，又向右转。我也
轻快地锁上了门。三人紧贴着溜出大门，我轻轻把大门关上，然后三
人一连串走下楼梯，一同喘了一口大气，我们逃出来了！

　　我们先到附近朋友家去休息一下，吃几口饭，向我们的领导同志
们请得准许——这不很容易，不过我们还是得到了准许才逃走的。这
是在1973年12月9日。我们过了3年流亡生活，1977年2月搬入三里河新
居。流亡的生活当然艰苦，可是我们不必担惊受怕了。

　　锺书不愿再提的事，我始终没有向他再提过，可是从“掺沙子”
到流亡的那番往事，毕竟是我一生难忘的亲身经历，也是应该让大家
知道的一段历史。别人的传说，都不详、不尽、不实。我应该在自己
有生之年，把这段往事公之于众，我说的话可有我负责。

我看錢楊伉俪
http://opinion.caixin.com/2016-05-27/100948647.html

2016年05月27日 16:41 来源于 财新网

那些默默地隐在大众里，不敢行善但也不作恶的人，不该受苛责，尤其在那个总是被逼着作恶的时代，能做到这样就已经不容易

【财新网】（专栏作家 萧瀚）錢鍾書、楊絳（尊重他们自己正体字署名方式，下同），这对学者、文人伉俪，因105高寿的楊絳先生前天离世而被莫名推上民间舆论的风口浪尖，在最初的纪念者刷屏缅怀之后，原先沉默的一些人对两位提出不少激烈的批评甚至谩骂。

　　在中国学术界，錢楊伉俪除了被视为几乎完美的夫妻，还被视为淡泊名利的大学者楷模，20世纪八十年代甚至因《围城》小说及其电视剧疯迷全国而引产一门学问：錢学。

　　我对錢先生的文字才能素来喜欢，但对他文字情怀的态度年轻时模糊，后来不大喜欢。至于对他们的性情以及人格，虽然未必多赞许，但也无恶感。

　　先说他们的文字。

　　錢先生的文字分五类，诗、诗话、小说、散文、学术著作。

　　他的小说，我全都看过不止一遍，完整读过《围城》就有十几遍，在80年代中国文坛的幽默荒漠上，錢先生的作品无疑很容易让人着迷，这就是后来90年代迄今被人喜欢的王小波说的趣味问题。至少于我，最初喜欢錢先生是因为觉得他有趣，《围城》的文字，是汉语想象力的一个标杆式存在，这几乎毋庸置疑，同时，他兼通中西的语言天才，使其语言呈现一种独特的錢氏风格，其价值很有可能是永恒的。但錢先生早期的小说，我以为于他自己的风格而言，还比较生涩，比如，被视为《围城》先声的《猫》就是这样，其他那些短篇小说也大体如此。

　　不过，我对錢先生小说中反映出来的他自身的情怀并不喜欢。以《围城》为例，这是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十分特异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俄国多余人小说传统的中国式变异。从普希金的奥涅金开始，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莱蒙托夫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的罗亭，帝俄时代的文坛塑造了一批苦闷的多余人，他们不满现状、理想远大，但全无行动力，作者们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反省，因此，往往有深入的批判。但《围城》和《猫》，虽然讽刺了人性的虚荣与猥琐，但并无严肃的批判，那里的群像，都是一些中国自恋、虚荣知识分子的漫画式图解（难免许多人会去找原型，免生枝节，这里不谈），但从錢先生的小说里，我们无法读到普希金那样的严肃批判，也读不到屠格涅夫那样对罗亭批判之外的敬意和悲悯。錢先生只是一味地奚落他笔下的人物，所展示的是一种骨子里的玩世不恭，是那种“人间扰攘，我独高冷”的姿态。

　　錢先生的散文，渊博、有趣，典型的文人散文。他的学术文字，其实也相当散文化，比如论文集《七缀集》是公认的杰作，其中的《通感》尤其脍炙人口，他以读书笔记形式表现的《谈艺录》《管锥编》也被公认为学术杰作。余英时先生以伯林的狐狸型和刺猬型思想家分类方式，认为錢先生是狐狸型学者，即淹博渊通、无所不知，刺猬型则独掌一技、思精体大，前者缺乏系统，后者缺乏细节，各有短长，余先生并且认为錢先生对思想体系没兴趣。但我并不完全同意余先生的看法，伯林所谓刺猬型还是狐狸型，若以学者身份套用，源于西方学术传统，其中有着从古希腊以来的论证传统，这是中国学术匮乏和虚弱的部分。

　　錢先生天分极高，对论证没兴趣是件很正常的事，通常是叹为观止地罗列中西各家，其间或最后加点简明扼要的点评，这在西方追求论证的学术传统中，很难被认为是严格的学术作品，而更多是学术笔记。但是，对于这样的学术笔记，同样不可轻忽，因为对于学者们来讲，这种笔记其实往往比论文更有用。学术论文的论证虽然是重要的，但那是一种学术共同体意义上的重要，是说服别人意义上的重要，它是学术公共性的表现，于作者自己，最重要的是思路，是思想的核心内容。錢先生的这些学术笔记中，潜藏了大量精彩的卓见与洞见，《管锥编》里的文节段落，甚至连标题都没有，那可能既是錢先生的学术幽默——给那些愿意认真阅读的人留的作业，也可能是因文狱未尽的自保。总之，錢先生这些短小精悍却信息量巨大的高质量学术笔记，其价值远高于一般论文，同行之间会使用论证过程检验各方观点是否言之成理，但通常的交流因有同业默认共识，大量的论证过程是完全可以省略的，这就是学术笔记在学术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性所在，它可以最有效率地启发同行，催生新的学术成果。

　　所以，相比别人的大部分同主题学术论文，我个人更喜欢看錢先生这些学术笔记。我认为，除了《七缀集》这样的论文集，《谈艺录》、《管锥编》都是极其精彩的顶级学术笔记，嘉惠学林功德无量。錢先生保留了古代中国文人学术上的私传统（文人们自己玩），他的这些学术笔记并不是要跟所有人交流的公共学术作品，他没有这个兴趣，他只是自娱自乐，沉浸在读书的乐趣中，在那样的知识海洋里遨游，不拍出点水花来都难。

　　至于錢先生的诗，他继承的宋诗用典传统，既不是我喜欢的诗风，也不是我有能力说话的领域，就不谈了。但《宋诗选注》里的那些诗话，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最给人知识增量的。

　　总结一下我对錢先生的文字的看法，我喜欢他的有趣、渊博、洞见，但不喜欢他的小说背后反映出来的虚无。

　　至于楊絳先生。我对她的小说向来兴趣不大，最初读《洗澡》，就觉得语言风格上是一部模仿錢先生失败的拙劣小说，前几年出版的《洗澡》续作，则觉得更差。她的散文《干校六记》，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仨》有真情，稍喜欢。楊先生的作品里，我其实唯一喜欢的是她的翻译，《堂吉诃德》和《吉尔.布拉斯》都喜欢。

　　至于錢楊伉俪的性格，关于这一点，我觉得錢先生说得对，如果你吃了一个鸡蛋，并不需要去见一下生这个鸡蛋的母鸡。所谓文如其人，这是不一定的事，许多时候，能够生产好作品的艺术家或学者，往往是难以接近的人，他们会有各种各样常人眼里的怪癖和不近人情。

　　许多年前，我本有机会见楊先生但错过了，现在想来错过才好。前几天，我和一位尊敬的85岁老人通电话，他及其妻子性情随和豁达，待人真诚，极具幽默感。他们夫妇以前跟錢先生一家还算熟，但他们是晚辈，交往并不很多，尤其錢先生去世后，一位共同朋友被楊先生无情拒门，更让他们觉得楊先生有那么多事，不该去打扰，所以后来就没交往了。其实，想想也正常，錢楊那么大的名声，如果时间都耗在社交上，那生活真是要完蛋了，楊先生的不近人情，即使用来对朋友可能稍嫌过分，但也是可理解的。

　　最后要谈谈所谓錢楊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品格问题，这是目前他们挨骂的主要原因。

　　孟子说，要知人论世。我觉得还要知世论人。錢楊两位所处的时代，在其一生事业最鼎盛的时期，处在毛以及后毛前几年时代，超过30年，那是个动辄得咎的年代，以他们两位在学界的地位，能够没有害过人，不说很了不起，至少不容易。说他们犬儒也好，说他们懦弱也罢，都是苛刻的。他们在政治上是圆滑的，但如果没有害人仅仅为了自保有什么错呢？至少不应该作为公共批评的事实起点。錢先生是《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毛泽东诗词》英译组成员，这种官方钦定的工作，倘若拒绝，是有整个后半生人身安全风险的，再者，以那个时代世相论，我以为是最能保证自己和家人安全又不至于害人的事，身处那个时代的人，倘若没打算做林昭、陆洪恩、刘文辉、粟异邦的话，接受这个工作难道不是很合情理吗？关键是，这跟直接做官府打手的御用写作组成员，比如周一良做“梁效”成员是完全不同的，后者直接害人。

　　我见过錢先生唯一一次讨论公共问题的文字，是他1988年发在《光明日报》的一篇短文，加上标题，全文也就200字，全文如下：

　　标题：“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

　　“我们现在是个开放中的社会，报纸的改革就是开放的一个表现。今年报纸的开放程度已经出于有些人的意外了，这是大趋势。官话已经不中听了，但多少还得说; 只要有官存在，就不可能没有官话。”

　　“《光明日报》影响很大，你们办报纸的也是责任重大。所谓透明度，总有个限度，比如人，透明到不穿衣服甚至剥掉皮肉，也不行。不要以为资产阶级政治全透明，他们有包裹得很严密的东西，当然任何包袱还免不了有破绽或窟窿的。”

　　“(原载《光明日报》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摘自《錢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页）

　　应该说，这篇文字特别能代表錢先生在公共问题上的态度，他什么话都不会说死，大原则上基本清晰，枝节上会妥协，如上述这段文字甚至有将不同政治性质的国家做同类对比替官府说话的圆滑，这是他虽然身处险恶环境，但依然能够做到不害人的原因。

　　至于还有许多人提到的1973年，錢楊与林非之间冲突的事，我更愿意相信林非夫妇的说法，无论是语气还是从当时的境况，以及林非太太提到的錢楊对他们家人人格的习惯性不尊重，我觉得是符合他们俩的性情特征的，而且那些遭遇的细节也很难伪造。尤其是作为住家而言，林非夫妇毕竟是组织安排的“入侵者”，以錢先生当时毛选翻译主任委员的地位，没人敢对他们饱以老拳，倒是錢楊本来就已经对“入侵者”很不满，一旦发生冲突，下狠手打人不难理解，这看上去于錢楊形象很不雅，但可能就是事实。因此，他们与林非夫妇的冲突，我不敢下定论，但我更同情林氏一家。

　　许多人对錢楊的批判是出于有人为錢楊造神的逆反，其实那样也容易失真。再者，以錢楊对待人世一贯的态度，他们可能也看不上无限拔高他们的人。我觉得錢楊夫妇对这个世界可能没有多少温情，但他们自己之间也许是温暖的夫妻。他们可能是自我中心的，但只要没害人，自我中心也没什么。以政治正确的态度批判錢楊，我是不赞成的，毕竟他们没做什么恶，参与翻译毛作品，即使现在也谈不上是多严重的问题（这和抄窑洞会议座谈会记录不是一回事），在那个时代更不必说。

　　大家都在集中营里受苦，有人站出来做抗暴英雄，至少应该给掌声，比如对林昭、陆洪恩、刘文辉、粟异邦、龚品梅等；有人附从作恶，若无法阻止至少可以喝倒彩；至于那些默默地隐在大众里，不敢行善但也不作恶的人，不该受苛责，尤其在那个总是被逼着作恶的时代，能做到这样就已经不容易。

　　逼人做英雄，在哪儿都是个恶习 .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xb20160602.html

徐贲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文学博士，加州圣玛丽学院英语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

导读
为知识分子的道德沉默辩护，就像为公民的政治冷漠辩护一样，不能以个人权利来泛泛而论，因为不同情况下的“沉默”和“冷漠”看似为相同的行为，实质上是有不同内涵的。
读到一篇《为钱杨伉俪的“不公共”辩护》的文章，文章反驳有些人批评钱钟书和杨绛对社会不公不义之事的冷淡，认为，知识分子“没有义务为遭受不公者说话”，主要的理由是“公民行为，法无禁止，即为许可”。文章解释道，“作为一种政治自由的言论自由，……是任何人的权利，而不是义务。如果法治条件正常，你可以在正常良法范围内任意使用处理这项自由，没有任何人有权干涉你是否使用它，包括你彻底抛弃这项自由的权利”。文章显然是从钱杨的个人“权利”来看问题的，而批判者则是从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来看问题，意见不同的双方所辩论的其实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在一个知识分子能够起到批判作用的正常社会里，他们对公共事务保持沉默，并不证明是他们是在行使自己的正当公民权利，而是显示他们未尽自己的社会道德责任。尽管不尽责并不违法，但却仍然是一种失德行为。这就像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见死不救、袖手旁观一样，虽然法律并不禁止，但却并不被普遍接受为道德上应该许可之事。

知识分子的社会道德责任也被视为他们的“义务”或“良心”。康德把人的义务分成完全的和不完全的两种。如果一件事大家都去做——普遍行使——会在逻辑上或实行中引发冲突，那么，这件事就不能去做。不做这样的事是人的完全义务（perfect duties）。完全义务禁止人有违反普遍法则的行为。例如，我们有不偷盗、不杀人的完全义务，因为可以偷盗或杀人不能作为普遍法则施行于群体之中。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尽完全义务，不偷盗、不杀人、不强奸等等，那还不能真正算是有良心.
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奉行的是一个他希望能普遍化的道德原则（虽然他不强迫别人也这么做，但他希望有尽量多的人也这么做），那么他所尽的便是不完全义务（imperfect duties）。例如，虽然别人不助人，他却可以助人；虽然别人明哲保身，他却可以见义勇为。普通人的道德高下主要是在能否尽不完全义务和尽哪些不完全义务中比较和区别出来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

人的不完全义务感越强，也就越可能有所道德担当，知识分子尤其如此。身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你认为实事求是、揭示真实、说真话、公正待人应该是普遍善行的原则，那么，当你看到同事或熟人被罗织罪名，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受尽屈辱，甚至家败人亡的时候，你就会为他们鸣不平。你能够站出来为他们喊冤，以行动证明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即使你生活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对右派漠不关心、甚至落井下石的社会里，你也可以把说公道话当作你的义务。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义务，这个义务对大多数人没有约束力，所以是不完全义务。但这个义务对你有约束力，这就是良心的作用。你的良心是你个人的，但也是你在一个小范围里联系他人的方式，其他有良心的人会认同你，尊重你。
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经验来看，能够这样坚持良心和道德义务的知识分子越来越不多见，但始终没有绝迹。由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险恶，正义和良心行为经常招致祸端，大多数人不能坚持良心，选择了沉默。正因为如此，环境也就变得更加险恶，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知识分子的沉默问题——逃避道德责任，游离于公共事务和社会正义之外（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并不是在干涉知识分子的“个人权利”，或强迫他们去尽理应无须担当的义务。
为知识分子的道德沉默辩护，就像为公民的政治冷漠辩护一样，不能以个人权利来泛泛而论，因为不同情况下的“沉默”和“冷漠”看似为相同的行为，实质上是有不同内涵的。就拿公民冷漠来说，它指的是没有或缺乏公民参与行为——冷漠的公民不投票，不关心公共事务。然而，这只是表象。有的公民本来就是利己主义者，只关心自家的事情，公共的事情全然抛到脑后。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倡导“公德”的社会启蒙，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就是这种公民冷漠。这是一种公德缺失的公民冷漠。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制度结构性的公民冷漠，许多人本来说有公共参与意愿的，但却被制度性的权力剥夺了参与的权利。这种剥夺可以是显性的（如根本没有投票的机会），也可以说隐性的（如不满美国两党竞选的选民没有第三种选择，因此事实上并没有实行自己政治选择的机会）。
公德缺失的冷漠比制度结构的冷漠更容易导致犬儒主义。有些人明明是因为自私自利不关心也不参与公共事务，但却善于找出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用制度结构的限制来为自己的不参与制造借口。他们不但自己不参与，而且还自视优越，觉得在见识上高人一等，看不起积极参与的他人。他们嘲笑参与者天真幼稚，预言任何公民参与必定只能是徒劳无功的愚蠢行为。这样的犬儒主义对公民社会是一种极大的毒害。
和公民冷漠一样，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和重大事件保持沉默，同样也包含了不同的情况，也可能隐藏着自视优越的犬儒主义。知识分子沉默，有的是因为从来就不关心别人的事情，早已养成了一种利己主义的处世方式。有的是想发声但被噤声。还有的则是想发声但惧怕发声带来的麻烦和惩罚，因此不得不闭上嘴巴，明哲保身。后面两种是制度性的沉默。知识分子的利己主义沉默也很容易变化成为犬儒主义，它经常会把自己打扮成迫不得已的制度性沉默，但更经常的是把自己标榜为一种“独善其身”的生活哲学，自命清高，孤芳自赏，明明不敢发声，但却偏偏还装作高人一等，不屑多管闲事的样子。相比之下，敢于发声的或确实发声的人们反倒显得像是一些不入清流的庸俗之辈。

把知识分子的沉默简单归结为纯粹个人性质的说话或不说话的选择权利，其先在假设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能有充分的选择自由，而且，他们是可以为自己的选择充分负责的自由主体。就中国知识分子（包括钱杨）的现状而言，这样的假设是不确实的，其中的原因有的是可以明说的，有的还不能明说，因此不得不对此保持沉默。杨绛的去世引发对知识分子责任和知识分子沉默的讨论，不仅涉及她个人，也涉及知识分子的普遍生存状况。这在当今中国是一件很及时的事情，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对钱杨个人的评价，不应该局限于对他们两人的褒贬。
讨论沉默，而不是对沉默保持沉默，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意识的觉醒和公民觉悟的进步。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维尔（Eviatar Zerubavel）在《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一书里把对公共事务的沉默称为“政治性沉默”，这是一种与社交礼仪中寡言少语不同的沉默。政治沉默中有世故与禁忌之别，但这二者间的界限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泾渭分明。这样的沉默中经常包含着对沉默的沉默，形成一种“超极沉默”（meta-silence）。对超级沉默保持警惕，并有意识地打破这种沉默，这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社会责任，也是今天讨论钱杨两位学人政治行为缺失的普遍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