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不死不知他会变什么样
鄢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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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萨克、哥穆尔卡，还有齐奥塞斯库，他们一生的行迹告诉我们，根据一个人过往的思想观点与政治行为，来预测他将来的轨迹，是多么靠不住！
杜布切克的苏联成长与教育背景告诉我们，人性是多么复杂难测！
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亲兄弟，明算账”的处世格言永远有效。
从“布拉格之春”看国际政治及政客
鄢烈山
一、 云谲波诡的国际政治
上篇《从“布拉格之春”看“社会帝国主义”》一文中，关于苏联纠集华约五国军队入侵捷克时，美国及北约军队为什么没干涉，我引用了通常的两条解释。实际上，本人认为最主要的是，美国判定，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博弈与震荡，北约没必要也没有国际义务（理由）介入。美国（北约）也好，苏联（华约）也好，它们都有欧洲文化传统，通常会遵守国际条约（包括暗室密约），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就像寓言中的那条狼要吃小羊也会找条“理由”，以示“师出有名”。
捷克斯洛伐克是怎样沦为苏联势力范围的？1945年5月5日，捷克人发动了反对纳粹占领的布拉格起义。同一天，美军攻占了距离布拉格只有一小时路程的比尔森，而苏联军队尚在摩拉维亚边境；巴顿将军要解放布拉格，却被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阻止。因为根据此前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秘密协议，波希米亚地区将由苏联红军解放。到了5月9日（德国正式投降的第二天），苏联坦克才开进布拉格。战后，布拉格再次成为捷克斯洛伐克首都。1948年2月，捷共终于完全接管了布拉格政权。
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按雅尔塔美英苏三巨头密约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华约五国军队入侵捷克也要找理由。苏共与捷共中央几个阴谋夺权的野心家秘密策划政变，拟订以捷国请求华约出兵镇压“反革命”的借口将入侵合法化。可惜在捷共中央会议上策划的“政变”以不得人心失败，阴谋分子没有推翻杜布切克等改革派领导人，不能向华约发出出兵的“请求”。于是，红军偷袭入侵后，再由克格勃军官用武力，将捷共第一书记、总统、总理、议会主席和民族阵线主席五巨头绑架到克里姆林宫谈判。经多日胁迫，双方在“莫斯科议定书”上签字。达成的妥协是：捷方可以不承认苏方向国际社会宣称的乃捷国出现“反革命”而请求派兵镇压，但必须下令捷驻联合国大使撤回给安理会的干预请求。
在刺刀威逼下，两党两国领导人完成了在莫斯科的“同志式的访问”、“同志式的讨论”，杜布切克等人回到了布拉格。杜布切克继续留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到1969年4月，由投靠了苏联人的斯洛伐克第一书记胡萨克接任其职，杜布切克则改任联邦议会（相当于我国的人大常委会）主席到1969年10月。苏联在捷国的傀儡政权终于建成后，同年12月杜布切克被迫接受出任捷驻土耳其大使，实为变相放逐和软禁。胡萨克想逼他向西方国家请求政治避难，从而终结他的政治生命。杜布切克在国际同情者的帮助下逃回国内，从此被软禁，在国营林场做机械师养家糊口……
这一切都做得冠冕堂皇，给国际社会合法的印象。就像斯大林要整死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元老，也在国内外人们面前把公开审判玩得像真的（至于无名之辈，克格勃则可以随时让他们“失踪”或进“精神病院”）。想想，斯大林支持金日成的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进攻南朝鲜，联合国安理会对此表示谴责，并要派“联合国军”对付北朝鲜军队，苏联为什么不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而故意玩“缺席”？因为斯大林知道是北朝鲜违背了关于划分两个阵营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协议，“不好意思”公开为朝鲜辩护。中国出动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之后，苏联派空军支援中朝军队，也要化装。其实美苏双方都心照不宣，都不愿捅破窗户纸，以防止不得不摊牌对抗。
两个阵营的冷战是意识形态的对抗，你说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决，他说是民主自由与专制暴政的对决。事实上，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并不是一致的；尽管二者常常纠结在一起，苏美双方都能把二者分得很清，并总是将国家利益原则置于意识形态标准之上。
如前文所说，从列宁到今天的普京，苏俄从不愿意把一寸土地割让，哪怕是给“兄弟党、兄弟国家”（盟友）。列宁力主苏俄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那是为了让新生革命政权站稳脚跟；次年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列宁立马单方面废除了和约。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划给乌克兰，那不过视为苏联内部的行政区划调整。
山姆大叔是“民主阵营”的老大、“自由世界”的旗手，却让中情局与英国人联手策划政变，推翻了伊朗民选政府，扶植巴列维王朝上台；支持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推翻民选的阿连德总统；为对付苏联的威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不再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是中国的合法代表，等等。即使这些年明确地讲“价值外交”，它也仍然要强调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理论上当然也可以讲得通，同是民主国家，决策过程即开战授权过程透明，不会突然爆发战争，实际的秘密的政治运作就难说了）。
回望冷战期间历史，似乎只有“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诉诸武力。苏联在东欧卫星国本来多有驻军，还要纠集多国部队进占匈牙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足见德不足以服人。至于从前的中国，与“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则像小孩子过家家，好起来亲密无间，是“同志加兄弟”；一旦彻底翻脸，就成了兵戎相向的仇敌，中苏关系、中越关系都是如此。
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亲兄弟，明算账”的处世格言永远有效呀。
二、 “死而后已”的政客
有人说“盖棺论定”不确，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多有争议。那么，我用“死而后已”如何？“不是活着干，死了算，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意思，而是说，人一死，他就定型，折腾不了，行为终结。
“布拉格之春”的反派主角，在苏联，不言而喻是入侵事件的总导演、总指挥勃列日涅夫。顺便说一下，《杜布切克回忆录》回答了我的一个疑问，勃列日涅夫怎么可能像一些谈论前苏联的作者描绘的，是平庸颟顸之辈呢？须知，他1906年出生于乌克兰地区，从底层工人干起，1964年取代赫鲁晓夫，统治超级大国苏联18年，使苏联在其统治期间军事实力达到顶峰；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资格都比他老得多，而他及其亲信挫败了野心勃勃的特务头子谢列平，击败了向他发出挑战的波德戈尔内，架空了柯西金，后来又加冕“元帅”，独揽党、政、军大权，是个权术极精的政客，智商不可谓不高。他处理“布拉格之春”，既固执傲慢，又软硬兼施，狡猾狡猾地。说平庸颟顸，只能是指他没有政治远见，顽固坚持斯大林主义，没有历史贡献。若从实现个人王者野心看，这个外表温和谦卑，起先谁也不视为竞争对手的家伙，挂满勋章稳坐“龙椅”死而后已，是很成功很“励志”的！
“布拉格之春”的反派主角，在捷克斯洛伐克，取代杜布切克的胡萨克“当仁不让”。虽然最初苏共中央相中的代理人不是胡萨克，他先也没有参与比拉克等“叛国者”（杜布切克语）和苏联人的密谋，但在处理入侵事件的过程中他站在了苏联人一边；掌权后忠实地执行苏联领导人的旨意，顽固推行新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在所谓“正常化” 过程中，以换发党员证方式清洗了约50万即1/3的支持改革的捷共党员，同时迫使10万之众各界精英流亡国外。被秋后算账而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在设置障碍找不到工作的情境下，像《布拉格之恋》男主角那样去擦玻璃谋生的不是一个两个。胡萨克统治捷克斯洛伐克近20年，直到1987年因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丢掉捷共总书记职位，改任总统到1989年底发生“天鹅绒革命”，而后被捷共开除党籍……
这个人的转向令人大跌眼镜。
这个奥匈帝国失业工人的儿子，1937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并加入地下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捷克的法西斯傀儡政府监禁（1940-1943）。1944年8月29日组织领导斯洛伐克反法西斯民族起义运动。战后开始党政官员生涯，1946年8 月～1950年4月任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被解除党内外职务。1951年2月被捕并开除出党。1954年4月被判无期徒刑。1960年5月大赦获释，找到一个低级公务员的职务。1963年12月才被平反，恢复党籍。直到1967年，他一直都在抨击党内的新斯大林主义领导。
一个有这样受迫害经历的人，你相信他会站在勃列日涅夫一边，阴谋推翻杜布切克，扼杀“布拉格之春”吗？很难相信。在讨论谁来接任捷共第一书记的中央会议上，有些苏军入侵时紧急召开捷共秘密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苏共认定它是非法的，胡萨克领导的捷共后来也宣布它无效）也支持胡萨克，他们相信胡萨克会更有效地捍卫改革纲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支持者中为首的历史学家、胡萨克当时的朋友米兰·许伯尔后来身陷囹圄，被胡萨克关了6年！这对历史学家是一个教训：不要根据一个人身世和过往经历推定一个人的将来。
其实，比胡萨克更让人惊诧的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
此人1905年出生于石油工人家庭，192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32年因组织工人罢工被判处4年监禁，因病提前获释；1936年再次被捕判处7年监禁，1939年9月越狱；1942年 1月，波兰工人党成立，哥穆尔卡在家乡建立党组织和反法西斯战斗队；1945年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1948年苏联南斯拉夫关系紧张时，哥穆尔卡强调“波兰的独立自主是首先考虑的问题，而所有其他问题则是次要的”，并明确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同时批评苏共对南共“所采取的措施太严厉了”。结果在波兰工人党扩大的中央全会上，哥穆尔卡以具有“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罪名遭到批判，被撤销了总书记及其他职务。1951年7月，哥穆尔卡被捕下狱，一直关到1954年底。他的革命斗争历史真够波澜壮阔的。
5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在波兰引起很大震动。当年6月波兰发生群众反官僚主义等弊病的波兹南事件。7月1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二届七中全会，决定取消1949年11月关于对哥穆尔卡等人谴责的决议，恢复哥穆尔卡等人党籍。七中全会后，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奥哈布等领导人前往哥穆尔卡休养地，请他重新回到党的领导岗位。对此，哥穆尔卡提出五项条件，包括取消农业合作化运动，维护波兰民族利益，以及把国防部长、苏联和波兰双料元帅罗科索夫斯基从中央政治局排除出去。奥哈布等人同意了他提出的要求。
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亲自来到华沙处理波兹南事件善后事宜。还没有正式掌权的哥穆尔卡说：“在大炮瞄准华沙的情况下，我们不会谈判。”迫使苏军撤回原来的基地。在波苏两党谈判中,争论激烈。赫鲁晓夫指责波兰“盲目地仿效南斯拉夫”。哥穆尔卡说：“我们并不仿效任何人，我们在走我们波兰自己的道路。”10月20日，哥穆尔卡又公开发表长篇演说，就波兰统一工人党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任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基本立场。他认为，波兹南事件的根本原因“应该在我们中间、在党的领导中间和政府中去寻找”。他批驳了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不起作用的观点。在谈到波苏关系时，他说，实现社会主义“这个目标的道路可以是不同的、而且也的确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党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以互相信任和权利平等、互相援助”为原则，“每个国家应当有完全的独立”。这个人真够有民族气节和个人担戴的。
10月21日，八中全会一致推选哥穆尔卡担任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而后在华沙广场举行的庆祝集会上，哥穆尔卡作为党的领袖发表演说。他讲完，几万听众齐声唱起了《祝你长寿》的颂歌。多么得民心呀！
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的“老革命”、民族英雄，当权10年后变了。
1967年，哥穆尔卡在讲话中，指责不听苏联“老大哥”话的罗马尼亚人，在“竭力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与和谐”，并声称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的行为“已接近叛逆”，是在“社会主义背上戳了一刀”。1968年“布拉格之春” 时，哥穆尔卡配合苏共推翻杜布切克的密谋，8月派兵参与华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70年12月14日，波兰的格但斯克城等地发生了罢工浪潮，哥穆尔卡出动保安部队对罢工者进行武装镇压。随后，党的全会认为必须有人对流血事件负责，哥穆尔卡下台。1982年，一代强人就这样落寞地病死于华沙。
顺便说一下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齐奥塞斯库。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此人挺身而出谴责苏联。可是，11年后，同样是这个人，出于恐惧，要求到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放弃改革新思维，采取措施稳定社会主义阵营。不久，这个枭雄被愤怒的国民活捉于逃亡路上并处死。
胡萨克、哥穆尔卡，还有齐奥塞斯库，他们一生的行迹告诉我们，根据一个人过去的思想观点和政治行为来预测他将来的轨迹，是多么地靠不住！
这一点其实并不新鲜，中国古贤有两句话概括：一是“靡（无）不有初，鲜（少）克（能）有终”；二是“始为天下忧，终为天下羞。”政治人物尤其如此。权力对人的诱惑与腐蚀太强大了，单靠自身道德修养，世上没有几个人是金刚不坏之身。
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写道：“我们常常痛感生活的艰辛与沉重，无数次目睹了生命在各种重压下的扭曲与变形，‘平凡’一时间成了人们最真切的渴望。”这应该是对平民而言。小民小官即使“识时务”配合作恶，也只能作小恶。他又说，在被占领期间，“一切罪恶在事先已被原谅，一切（配合奴役者的邪恶作法）也就卑鄙地许可了。”这应当是指那些手握重权可作大恶的人，比如搞清洗和迫害的胡萨克同志。有两处细节颇搞笑：杜布切克被软禁期间，必须做工养活自己与老婆，当局又不让他接近群众（或说不让群众接近他），他坐公交上下班，总有两个便衣也同他上车，另有一辆轿车跟着公交车。有一天，他对秘密警察说：这很浪费，让我坐你们的车上下班，不是你们大家和我都方便还能节约开支吗？便衣说，这样不合规定。另有一便衣总是跟踪他夫人。有一天，他夫人从菜市场回家，在转角处走近便衣说：小伙子，你看到老太婆拎着这么多东西，不应该帮她提一下吗？便衣一时不知所措，最终没伸手。
还有一点，杜布切克的成长和教育背景特别值得一说。
杜布切克在娘胎时，随木匠父亲从侨居地美国芝加哥回到祖国，1921年11月降生在斯洛伐克。3岁时随老党员父亲和母亲迁到苏联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吉尔吉斯生活到12岁。然后到伏尔加河边的工业中心高尔基市读中学。17岁那年，苏联取消双重国籍，要么成为苏联人，要么回国，他随父母选择回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说，他人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是在苏联长大的，受的是正宗的苏联教育。1955年到1958年，他已是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州一级领导干部时，脱产在莫斯科读了三年苏共中央党校（回国后就当上了捷共中委，以及斯共中央主席团即政治局候补委员。）
就是这样一个人，受的是苏（联）俄（语）教育，苏共中央栽培了他，却决不甘于做苏共中央的代理人。怎么解释呢？受他父亲影响，既是国际主义者，又有割不断的民族自尊？正因为在苏联长大，对苏联弊病有亲身体验？有苏联“发小”和同学，对苏联的底细更了解？任何单一解释都没有说服力。
忽然想到哈耶克的一个哲学观点：人类思维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其自身，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必然是片面的、有限的。人性是多么复杂难测，拿一个人的身世成长和教育背景说事的人，不可太自信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