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白求恩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6b0caf733dcf0515#rd
文/陶短房
冒险的家族传统
白求恩的高祖父约翰•白求恩是苏格兰人，家族的族长，18世纪后半叶，他以牧师身份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在蒙特利尔建立了当地首家苏格兰长老会。当时的蒙特利尔是法国殖民重镇，约翰•白求恩的选择充满了勇气和风险。
约翰•白求恩的儿子安格斯•白求恩，冒险精神比乃父更强，他年纪轻轻加入了当时垄断北美皮毛交易的西北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广袤的不毛之地探险、游历。由此可见，富于冒险精神和不安现状，是白求恩家族的传统，诺尔曼•白求恩日后的经历，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血脉的传承。
白求恩家族的第一个医生也叫诺尔曼•白求恩——白求恩的爷爷。老诺尔曼是科班出身的医生，还在英国伦敦皇家医学院学习，归国后参与创办了著名的“上加拿大医学院”，这所后来被并入多伦多圣三一学院的医学学府，是今天多伦多大学医学专业的前身之一。
然而，冒险和医学的血脉似乎差点在白求恩父亲一代断绝：他的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是安大略省小镇格雷文赫斯特一名普普通通但虔诚无比的牧师，忠实于工作和家庭，渴望平静的生活，对子女的管束也很严厉。小诺尔曼•白求恩是家中长子，自然受到最严格的教育。
白求恩自幼多才多艺，具有音乐和美术的才能，他喜欢科学，中学时成绩最好的专业是生物，初中毕业后，他报考了当时并不出名的安大略欧文桑德专上学院学医，这在一开始似乎并不足以证明他喜欢医学，因为有记载表明，他曾告诉朋友，当年做此选择，是因为这所学校费用低廉且课程宽松，可以边打工边深造，而当时他家庭经济状况拮据，负担不起诸如艺术之类更“奢侈”的专业学习费用。但也有传闻称，白求恩从小就对解剖和骨骼结构兴趣盎然，并在8岁时宣布放弃原本的名字“亨利•诺尔曼”，而选择和祖父一样的“诺尔曼”，并将祖父的医生铭牌挂在自己卧室门口，表示继承祖父衣钵的决心。孰是孰非（或两种传说都是真的），就不得而知了。
在学习期间，白求恩是个勤奋的打工者，他当过伐木工、小学代课老师、轮船锅炉工、消防员、餐厅侍应生和报社记者。但1909年，即他从专上学院毕业后的第三年，他作出的一个抉择表明，自己的确遗传了祖父的血脉：他在攒够学费后，报考了多伦多大学胸外科专业，这正是老诺尔曼•白求恩参与创建的学府。
从浪子到“纯粹的人”
许多记载都称，白求恩在青年时代作风不羁，尤其在一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在欧洲迷失自我，并放浪形骸，曾吸食大麻叶，并沉湎于酒精和女伴之间。
他在1923年底赴苏格兰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弗朗西斯•坎贝尔•彭妮，两人在次年春天匆匆结婚，并双双奔赴欧洲度蜜月。但婚后两人的良好关系很快破裂，有记载称，一文不名的白求恩在欧洲主要依靠妻子遗产度日，但他在任性中几乎耗尽这笔本就不多的钱，最后不得不在1924年底回到北美行医。
他第一次和弗朗西斯离婚，是因为自己的肺结核病，并由白求恩主动提出，但真正的原因，却是两人间关系早已破裂。离婚期间两人频繁通信，关系有所修复，康复后两人于1929年复婚，但二人间的关系不久后便再度破裂，1933年两人再度离异。
弗朗西斯是个注重生活和家庭情趣的人，而白求恩多才多艺，风度翩翩，她当初正是因此为之倾倒。但婚后白求恩沉湎于工作，复婚后更将热情倾注于“做穷人的医生”和推动建立全民医保方面，而对于这些，弗朗西斯并不能理解，她曾多次坦言，不明白白求恩何以对这一切着迷。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不再能互相欣赏的人，自然难以继续共同生活下去。
许多记载都显示，不论是婚姻维持期间，还是在西班牙期间，白求恩都继续保持着一些浪子习性：酗酒、和许多女性周旋等等，但令人奇怪的是，对于陌生人或病人，他的态度却总是既亲切又庄严。这种“越熟越不客气”似乎是白求恩性格中一个鲜明特点，即便在生命最后阶段，他在晋察冀工作时，也曾因对下属过于粗暴严厉而做过自我批评。
不知是西班牙的血，还是日寇的暴行唤醒了他，总之自他踏上中国土地后，所有和浪子沾边的行径都消失了，他成了一个严于律己、没有不良嗜好、主动拒绝特殊照顾的“纯粹的人”。曾经崇尚奢华的他不仅拒绝了汉口医疗部门的挽留，也谢绝了要他留在延安或五台山的好意，甚至因有人好心挽留他在延安工作而把一张椅子扔出窗户，最终他踏上了冀中前线，并在那里以身殉职。
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妻子弗朗西斯的关系始终藕断丝连，直到在中国他还给弗朗西斯写信，临终致聂荣臻的信中，也提到“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前妻、蒙特利尔的弗朗西斯•坎贝尔夫人一笔生活费，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不能因没有钱而遗弃她”，信中称“请代致以我对她的歉意，并同时告诉她，我曾经很快乐”。
画画、写作，才华横溢
白求恩具有音乐、美术、文学等多方面的才能。他1935年秋曾在蒙特利尔举办过个人画展，并获得当地艺术家的好评；1937年7月，他把在西班牙前线写的诗《今晚的月色同样皎洁》发表在《加拿大论坛》杂志，这首诗脍炙人口，流传一时，成为他最具知名度的作品。在中国抗日前线，他还在工作之余创作长篇小说，可惜未及完成便殉职了。
在艺术领域，他同样信守“全民福利”理念，并尝试在蒙特利尔主办了专门为贫民孩子免费提供美术教育的“蒙特利尔儿童美术学校”，这所学校在他赴西班牙、中国后仍然委托志同道合者照顾，并在白求恩去世后坚持了相当长时间。
一些国内记载称，白求恩曾在青年学生时代搜集大量中国瓷器并借此发了一笔小财，值得指出的是，上世纪前半叶，加拿大人的确热衷于倒腾中国古董，尤其以在河南、河北、山西一带活动的加拿大人为最，他们中有的是传教士，有的是医生，有的既是传教士也是医生。但白求恩在当时还是个需要勤工俭学的穷学生，是没有财力和精力积攒据称多达400个以上的中国瓷器的。他的这些奢侈艺术收藏行为，多数发生在一战结束后，在欧洲滞留的那段“荒唐岁月”中。
推行全民福利医疗体系
虽然婚姻失意，但白求恩的世界观似乎逐渐成形：1932年，他发表《肺结核治疗宜趁早》的论文，鲜明地提出“肺结核的根源不是病灶，而是贫穷”，此时整个北美正陷入空前大萧条，贫穷这个“肺结核的根源”不但无法根除，而且越来越严重，对此他苦闷不已，称“医生无法解决应由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解决的问题”。
1934年，他对前妻弗朗西斯说，医学“已走进死胡同”，因为原本应服务于全体人民健康的事业，如今却成为需要“随行就市的商品”，只有有钱人才能享受，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普遍保护全民健康’的医学理念”。他表示，自己要放弃名医所享有的一切，“到人民中间去”，并呼吁改变整个医疗制度，建立覆盖全民的福利医疗体系。
他并非仅仅这样想，而是直接这样做。他跑到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办公室，宣布免费为穷人治病，正是通过这一渠道，他接触了共产主义者团体，并在1935年夏获得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的机会。
在苏联，他看到了“社会主义医疗制度”——全部免费和覆盖全员、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福利医疗体制，并真心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制度”，回国后他将自己所理解的“苏联式医疗保障体系”整理成文，在加拿大到处宣扬。
白求恩组织了上百名志同道合的医务和社会工作者，组成“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并在1936年7月发布致魁北克省政府的宣言，提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适用于全体工资劳动者的强制健保体系”，失业者则由政府提供义务医疗，并全免费用。这是全加拿大首份系统性提倡全民医保的纲领性文件。
奔赴中国
在这一时期，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次年，一个证明他是“国际主义者”的机会到来了：西班牙内战爆发，“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的总部正设在加拿大多伦多，他们派员邀请白求恩去西班牙参战。
46岁的白求恩在三周后放弃在加拿大的一切，立下遗嘱，踏上赴西班牙的征程，理由是“如果不趁还能制止时制止（法西斯主义），世界将被变成一个屠宰场”。
在西班牙他努力救死扶伤，并曾巡回欧洲、北美，为西班牙共和派募集支持，谴责英、法、美的漠视。西班牙共和派在战场上的失利，和西班牙内战的残酷让他饱受创伤。1937年6月6日他动身回国，试图“唤醒那些沉睡的人们”，但就在巡回演讲过程中，他得悉中国抗战全面爆发，便受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和美国共产党委派，通过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渠道，于1938年1月2日搭乘“日本皇后”号班轮从温哥华启程赴中国，1月20日抵达香港，23日飞抵当时尚未陷落的抗战大本营汉口，2月22日，他离开汉口奔赴延安，后转赴晋察冀边区，开始了一段中国人非常熟悉而加拿大人非常陌生的新生活。
从那时起，直到1939年11月12日去世，白求恩都充分表现出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姿态：他和毛泽东交谈，给他写信，向聂荣臻提出各种专业性建议，临终前的遗言，除了要求聂荣臻给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和美国共产党负责人白劳德写信，告诉自己“一切都很快乐”和“唯一希望是多做贡献”外，特别提到的是每年购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以便治疗虐疾病患者和贫血病者，还特别提醒“千万别再去保定、平津买药”，因为“价格比沪港贵两倍”。
顶级胸外科专家有诸多发明
在专业领域，白求恩的成就是公认的。
他的专业是胸外科，在这方面有14篇专著，发表在国际知名的专业学术刊物上；他知识面开阔，有异乎寻常的触类旁通能力，因此曾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发明过一系列专业手术器械，其中最著名的“白求恩肋骨剪”，据说是他受到皮鞋匠修鞋钉工具的启发而发明的。1931年夏，他和美国费城皮林父子公司签署了特许专利协议，后者负责全权制造和销售由白求恩发明、并以“白求恩器械”命名的外科手术器械，据说这类器械共有22种之多，其中有一些至今仍在广泛使用。
但有一项流传广泛的传说却是错的：有记载称，白求恩因积劳成疾，于1926年患上肺结核，并因此不得不离婚。为挽救自己的生命，他“发明”了“人工气胸疗法”，并奇迹般痊愈；一种类似的传说承认，“人工气胸疗法”并非白求恩所发明，但认为白求恩本人当时掌握了这种疗法，而当年掌握这项技术的胸外科专家仅有12人。
事实上这些说法都是错的：他离婚后自我放逐去美国纽约州萨兰纳克湖畔的特鲁多疗养院，在一座名叫“草原”的寓所中和3名病友同住，这4人中有3名医生，且都是艺术爱好者，他们合作构思了一整套壁画《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并由白求恩主笔，画在寓所墙上。就在这近乎绝望的日子里，他无意中读到一本当年出版的《肺结核外科疗法》，作者是著名胸外科医生约翰•亚历山大，其中详细介绍了这位大夫首创的“人工气胸疗法”。他欣喜若狂地找到特鲁多疗养院的医生们，要求进行这种治疗，但医生们告知“疗法不成熟，很危险”，他当即大声说“我欢迎危险”。最终他在两个月时间里通过这种危险的、未成熟的疗法奇迹般痊愈。
由此可见，“人工气胸疗法”既非白求恩首创，他在接受治疗时也并未掌握。事实上，他是在这次死里逃生后才意识到自己的专业能力尚有极大欠缺，从而在1929年起师从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大夫，并在几年间由一名普通胸外科大夫成长为顶级胸外科专家的。
由于他投身名师时已经年近40，功成名就时年纪更大，在这个年龄里，多数医生早已定型，因此其成就被当时的同行们称为奇迹，也正因为他大器晚成，在40多岁的“高龄”才进入专业黄金期，他在事业巅峰时突然放弃这一切，先是投身“穷人医疗事业”，继而远赴西班牙、中国，才会令不少熟人感到费解和惋惜。
圈内一般认为，白求恩在专业领域的黄金期是1929—1936年，他的大部分专业发明、重要论文和理论成就，都出产于这一阶段。此后因各处奔波，戎马倥偬，缺乏在专业领域更上一层楼的条件，但即便如此，他仍然继续有所建树。
在西班牙，他创制了流动输血车和野战伤员急救系统，这被认为是今天各国现代军队普遍采用的野战外科医疗方舱（MASH）的雏形；在中国，他曾试图在晋察冀根据地普及正规医疗体制，但历时两个月建成的五台山松岩口模范医院仅5天后便被迫关闭，后被扫荡的日军焚毁，这让白求恩下决心创造了一套可用人背马驮、适合游击战环境的流动外科医疗设备。在晋察冀，他创造了用普通铁匠、木匠土制医疗器械动手术，和在药箱上做手术的奇迹，也曾在69小时内动外科手术115起，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
如今回望历史，除了“反法西斯战士”、“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这些众所周知的标签外，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已经开始重新认识白求恩，把他当成一个社会活动家、艺术家以及杰出的医学工作者，而非仅仅是抱有某种信仰的政治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