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茂华：非基督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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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和一位文化人聊天，话题涉及宗教信仰问题。他告诉我他的女儿在美国读大学，刚信仰基督教，这使他及家人不快。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历来是拜祖宗敬父母，如今女儿去崇拜上帝，把家国父母置于何地?中国人何须要去信这个洋教!我知道他的话在国人中相当具有代表性，因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一种实用伦理，历来缺少宗教意识中终极关怀的因子，“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是其基本态度。所以即使是有修养的文化人，宗教大多在他们精神维度之外。那么，怎样看待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在知识文化人心目中它是怎样的地位?国人为什么把发源于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的基督教称为“洋教”?
近读《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杨天宏著)一书，其中作者用大量的史料论据，记载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非基督教运动”，简称“非基运动”。这场文化冲突前后历时五年有余，不仅把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引领向极端主义威权专制的道路，更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结构甚至一般国人文化心理和倾向影响深远。“宗教就是迷信”、“宗教违反科学精神”、“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等耳熟能详的口号，以及许多非难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谬责误会都其来有自，与这场妖魔化基督教的运动密不可分。而在宗教信仰自由被世界文明国家普遍遵奉，也被写进中国宪法得以承认的今天，中国社会文化与不同文明、不同制度的国家民族日益增进交流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用更加开放的眼光，更加理性的思维，将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那一场“非基”事件、特别是知识文化人对宗教信仰的言论和态度重新检视一番，以作为今人的镜鉴。
新文化运动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除旧布新、破除偶像，倡导理性的思维与科学精神是当时主流思潮。而有关宗教的讨论也在那时兴起，几乎和新文化运动同步发生。众所周知，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鸦片战争后借着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依附在与中国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里，骑在炮弹上飞来的。如此一来，就注定了它在中国民族心理上激起屈辱对抗之感的命运。天时不利，人亦不和，自晚清以来，反洋教意识深植于国人心中。
到民国初期，基督教在中国正式传教已有六十多年，西方国家派来的传教士及建立的教会遍布全国各地。基督教对中国城市乡村影响日隆，引起许多知识分子如蔡元培等深为不满。面对愚弱蒙昧的国民，他有感于他们只有多神教的迷信，而无真正信仰精神，认为这是国人精神之结构性的缺失。1917年，蔡元培著文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以为人在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愉悦时，精神升华中激发出“善”的因子，所以美育可以陶冶情感性灵，有积极正面价值。胡适也是取代论的赞同者，不过他提出的是以传统文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代替宗教的灵魂不朽。但影响最大的还是蔡元培的文章，他的这一“取代论”很合五四新知识分子的胃口，以此否定宗教特别是传播已很广泛的基督教。然蔡先生的论点引起基督教知识分子刘伯明的异议和反驳，刘认为美育固然可以成为培养性灵的教育方式之一，但它不能代替宗教重塑人的内在生命。因为美是极为复杂的东西，并不必然包含有善，审美对象如美术、文学作品，其精神内核往往并不纯粹，艺术创作的源头更多来自人的情感欲望层面，而情欲就可能含有低下、恶劣的东西，许多艺术作品乃“恶之花”是也。所以艺术是移情，是“满足欲望的暂时替代品”，它不具有宗教信仰至善的绝对价值。
1919年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有较大影响的社团。发起人王光祈、李大钊、曾琦等聚集了一大批知识精英文化人，“研究学术，评论社会，鼓吹青年”是其宗旨。他们在《少年中国》连出三期专刊，率先发起讨论宗教问题。刊出的二十多篇文章中对宗教多持批评态度。其中以王星拱、李石曾为代表的文章尖锐抨击宗教的神秘主义，认为宗教代表了蒙昧、落后状态，只有原始人需要它，而对现代人而言，需要的是科学和理智，不能盲目迷信宗教。他们指责宗教企图“以原始人之石器，而代我今世之利器，其愚诚不可及”，在他们的笔下，宗教是愚昧迷信、有害无益的代名词。另一博物学者周太玄更以历史进化的眼光，在一篇《宗教与人类之将来》的文章中以预言家的口气说道：“人不是宗教动物，人类的将来是无宗教。”他不仅替中国人，而且不容置疑地推翻了全人类的宗教信仰。在《少年中国》上撰文的还有后来成为非基运动中坚人物的吴稚晖，他根本否认宗教信仰是超越物质的精神存在，认为宗教乃妄想妄断者所造，应当“开除上帝的名额”，并怒不可遏声言：“果有上帝，吾必露体而骂之曰：恶徒!”又说“美学、文学、宗教等情感学，是一痴愚盲目的女性”!贬斥宗教，连其左邻右舍都一棍子打过去的态度，可谓比那位说“上帝死了”的尼采还要决绝而不留余地，吴稚晖反教的姿态比任何人都更激昂，霸道得吓人。
由近代西方传来的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虽时间不长，但在当时许多受现代教育的知识文化人中已是深入人心，被视为绝对唯一的科学真理，并被作为武器批评对抗宗教。“战斗的无神论者”恽代英先后发表了《新无神论》、《我的宗教观》、《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等檄文，他的思想明显来自于费尔巴哈对宗教的论述，认为宗教源于人对大自然的恐惧、无知，是人的需要创造了上帝这个想象之物。他说：“我们既学了点宇宙进化，自然不能相信宗教创世传说，我们既经学了点生物进化，自然不能相信宗教创造人类传说。”接着他毫不犹豫地抹掉宗教信仰的存在价值，断然说道：“今日已成宗教的末日，宗教已成过去之物!”有意思的是他说自己对生物进化、宇宙演变这样的科学之谜只是“学了点”，乃至于在另外的文章中他也实事求是地说“我的文章实在有些大胆，不自揣量，我既未十分研究宗教学，更于基督教义所知很少”。其实在《少年中国》上撰文批评宗教和后来在非基运动中领风骚的知识人中，大都是像恽代英这样的学文史或研究政治的学者，对现代自然科学略知皮毛，对基督教教义亦是稍有涉猎，而对于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历史作用以及加之人心的拯救功能一概视而不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致激烈反教。就此不难看出，反教人士声称用科学反对宗教，但其中许多非理性言论态度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的。
在这场讨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参与。当时罗素正在中国，他在讲演中声称中国有史以来还没有产生“和欧洲一样险毒的宗教”，并且希望中国保持这种没有宗教的文化。罗素的讲演词刊出后，得到许多知识界反教人士的拥护追捧。
《少年中国》发起对宗教特别是对基督教的评论，广泛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强烈关注，当时的《中国青年》、《觉悟》、《学衡》、《广州时报》、《民国日报》等纷纷载文响应，很快在全国各主要大城市形成一次批判宗教文化的高潮。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学生走上街头反对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将德国在山东权益私相授予日本，这激起国人强烈的民族耻辱感及亡国意识。加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知识分子普遍开始“左”倾化。从俄国传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观点，指斥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本质的理论，对中国人也有很大的启发和认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国家本位、民族至上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趋势。反帝思潮浸透国人心灵，基督教被指为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化先锋、基督教会被直接等同于帝国主义的说法迅速深入社会人心。在此形势下，前一时期在《少年中国》上由知识分子发起、个人自由参与的宗教学理讨论，逐渐转化为政党幕后推动、越来越政治化的状态，将要引起大规模运动乃不可逆转的事情。
1922年4月4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来自三十二个国家一百四十六名代表及中国五百五十余名代表参与出席大会。此届会议重要议题就是讨论基督教与战争的关系，表达基督徒反对世界上“强凌弱、大残小”的侵略行为。大会倡言“我们有绝对责任，就是尽我们一切力量为取消战争根源而战，为取消利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而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大会，却成为中国一场大规模非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索。
在大会筹备期间，上海布尔什维克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反对大会在中国召开，通电全国支持。他们疾言厉色谴责现代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掠夺，称基督教充当各国资本家经济掠夺的先锋和走狗，提出“现代基督教及教会，是我们的死敌，非决一死战不可”!一下把“非基”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紧接着，北京大学学生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秘密支持下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国共两党知名文化人陈独秀、李石曾、李大钊、汪精卫、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七十七名学者联名发《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支持学生，抗议大会召开。电文宣称“我们自誓要为人类扫除宗教种种毒害，深恶痛绝宗教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同期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发表《力斥耶教三大谬》，影响极大。4月9日三千多人在北大举行反宗教大会，宣读蔡元培的讲演词，要求宗教与教育完全脱离。非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反教大同盟”，广州、长沙、武汉、南京、杭州、南昌、宁波等地学生和知识分子发表宣言，激烈声讨基督教。广东的学生在汪精卫的推动下召开学生同盟大会，宣布基督教“逢迎资本主义，压迫一般无产者，所以吾人改造社会，先要打破基督教”。陈独秀在上海交通大学讲演，阐述了反对基督教的两条理由：一是“所以提倡科学，不得不反对基督教”;二是“既然反对资本主义，那在资本主义底下旋转的东西，当然一律反对，基督教又怎能逃脱这个反对之律呢?”武汉学生声称“抵制这比日本侵略还可怕的‘基督教学生同盟’”，长沙学生疾呼“福音书多印一章，中国人多死一个，礼拜堂多建一座，无产阶级身上的肉就多割一方。宗教末日到了”。
在一片众口汹汹“非基”声中，保持清醒头脑表示异议的亦不乏有人。北大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五人联名共署《主张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反对攻击基督教。“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当首先遵守，至少不应首先破坏”。他们认为非基运动对宗教信仰进行“偏重社会势力的制裁”，是违背自由主义原则的，是思想压迫的开端。周作人在另一文章中说：“我们主张信教自由，并不是拥护宗教的安全，乃是抵抗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威胁。因为我们相信这干涉信仰的事，为日后取缔思想的第一步，中国思想界的压迫要起头了。”敏感的周作人等深知宗教信仰自由与思想言论自由乃一而二、二而一之事，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最活跃自由的时期，对知识阶级中缺乏宽容讨伐异己的偏激倾向表示深深忧虑，是有其先见之明的。
理性的声音虽然微弱，但也堂正有力。另一自由主义知识人常乃德发文支持周作人，他说非宗教同盟标榜以科学反宗教，但其手段却是非科学，那种主观激烈甚而武断的立论，使人感到“1900年拳乱时代士大夫的脑筋”，如今又重现于这一群自名为拥护科学真理的现代知识阶层当中。才高名重的梁启超也在此时被邀发表讲演，《评非宗教同盟》讲演词刊于《哲学》杂志。他说道：“在我所下的宗教定义下，认宗教是神圣的，认宗教为人类社会有益且有必要的事物。”他领悟到宗教超于万事万物的超验性质，及宗教安定社会人心的功能，认为人类精神灵魂纷繁复杂，不是用所谓的科学道理就能包罗万象简单否定得了的，“要用理性来解剖它，是不可能的”。他的这一论断，和梁漱溟先前发表对宗教的看法——“以超越知识的事物而谋情志方面安慰勖勉”是相当一致的。两位梁先生明确地将宗教信仰定位于理性与知识之上，合乎常识理性的看待信仰，成为当时知识阶层中为数不多的清醒者。除此而外，梁启超还对于国民冲动、狂暴、非理性的弱点看得十分清楚，他自称“非非宗教者”，批评非宗教同盟中发布的宣言文字如“灭此朝食，铲除恶魔”等是“无益于事实，徒暴国民虚骄的弱点，失天下人之同情。至于对那些主张信教自由的人加以严酷责备，越发可以不必了”。不仅如此，他敏锐地觉察到，非基运动发展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趋势已超出对宗教信仰的目的追求，而是成了实现“别的目的的一种手段”。
1922年4月至7月是非基运动第一阶段的高潮。当时知识分子的非基言论之所以得到社会广泛支持，不仅因为对科学主义、达尔文进化论的绝对迷信，还应归咎于民族主义思潮流行以及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在中国的传播，使基督教衍化为一个政治的话题。本来，基督教存在于人类社会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宗教信仰是一个时代社会心理、精神文化的正常状态，用平常心看待即可，不应特别加之毁誉。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是中西碰撞、新旧相激且民族危亡积贫积弱的高度政治化时期，一个非常的时代难免没有非常之举。
1924年随着日本侵略野心进一步暴露，中国政府军事外交连连受挫。全国反帝情绪高涨。同年8月，由上海青年重组“非基督教同盟”，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起草同盟规则，共产党人唐公霰为主席，发表宣言，通电全国要求支持。南京、长沙、广州、太原、青岛等地相继成立反教组织。上海宣言以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为主导，指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工具，“圣经每一页都写着‘送枪炮来，拿银子去’”，“无论是布道或教育，有意无意的都是传其国际资本主义的观念，以破坏中国的民族觉悟与爱国心，所以我们应该于一切宗教中特别反对基督教”。国民党报纸《民国时报》副刊每周刊出《非基特刊》，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中国青年》等发表大量猛烈抨击文章，形成呼应之势。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非基”异常积极活跃，早在成立之初就把反教列为其工作目标，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反对宗教，所以使青年思想自由而趋革命路途”，明确把反教和革命目标连在一起。因而他们有意识地组织青年学生的活动，影响作用巨大。公开将反教与政治目标融为一炉，而不屑于教义之争的还有国民党左派、中央执行委员廖仲恺，他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也说到：“我们反对基督教，是拿政治立场反对的……若说到他的教义，玄之又玄，那是辩到末日，还是没有结果的。”
此时非基运动已完全超出初期由学生和知识分子自发发动的性质，而成了由政党控制，以青年学生组织为推动他们政策的工具。1924年12月，广州非基同盟分部在圣诞节期间动员学生上街示威、演讲发传单，扰乱冲击教堂，强迫听众离场，将圣诞节期间定为“非基督教周”。运动很快得到长沙、济南、苏杭、宁波、武汉等地跟进响应。激烈的口号，强大的组织动员力量，非基运动迅速扩展为群众政治运动，已是不争的事实。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全国掀起更加激烈的反帝怒潮，排外情绪进一步升级。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会议召开，决定接收非基督教运动，号召青年学生起来反教反帝。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促进下，各地传教学校学生集体罢课、退学，抗议宗教教育校规的风潮六十多起。整个社会将矛头直接对准基督教与教会，凡外国传教士不分皂白都被当成了帝国主义分子或形象代理人，不少传教士被迫离境。各地传来教堂被占、教士被打、教会学校驱赶外国教师的消息。偏远地区如云南、贵州等地，教徒被人逮着，挂上汉奸、洋人走狗的牌子示众。此时，反教就是反帝，反帝就是反教，反帝为人心所向，是压倒一切的政治口号。非基运动成为革命热情之下排外运动的一部分。民族至大、国家至上观念完全掩盖了神学教义的纷争。
在知识界一边倒的非基声浪中，除了上面所说周作人、梁启超等发出理性的声音外，国民党内部还有两位重要人物持异议态度。孙中山先生在非基运动发生后声称反帝不反基督教，他发表一则重要讲话，声明自己是基督徒，认为教会即有不当，但应当和基督教义区别开来，对非基人士把基督教和平、仁爱的精神和历史上教会错误一锅煮、加以严责表示不同意的态度，“故不当在教会，但非教义不足贵也”;并说“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予亦反对现在的反基督教之理论”。孙科也发表谈话说：“宗教自由载在约法，无论何种宗教，在法律下应受平等保护”，他质问非基人士说基督教会是“帝国主义的先锋”有何根据，而且尤其反对把一场宗教教义的争论搞成群众运动的方式，认为此举是“一种极无意识的举动”。
教会人士胡簪云在一篇《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文章里，据理从三方面阐述自己的意见：第一，基督教义教人类相爱，帝国主义主张强权，二者风马牛不相及;第二，批评基督教在历史上罪恶如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等，是把基督教和罗马教混为一谈，说的都是罗马教的事情。而近代基督教恰恰是反对罗马教而建立。第三，鉴于当时主要传教国早已实行政教分离的制度，基督教在华事业与帝国主义无直接关系。他说：“其实各国来中国的传道会，俱由各国信徒自己组织，与各国政府无涉”，因此反帝不必混扯上基督教，反教不必混扯上反帝，并且说基督教是侵华先锋乃国人成见。“因为问非其罪，反足激起无知的下级人民蠢动，演出一种卑劣、无理、可叹之悲剧结局而已。义和团其前车也”。
非基运动的另一焦点是收回教育权，目标对准教会学校。在1922年，蔡元培和胡适就提出“宗教和教育分离”，认为宗教与教育不能并立，宗教有损人格发展。他们从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出发，不承认宗教促进人心向善、塑造生命的功能，反而认为向学生和心智未成熟的儿童传教是一种罪恶，束缚了学生个性发展。胡适、丁文江等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明确反对在初等学校(包括幼儿园)进行宗教教育。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汪精卫提出国家主义教育观，他在《国民教育之危机》一文中表示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保国保种，反抗侵略”才是教育目标，指斥教会学校教育奴化青年使其崇洋。汪精卫的这种观点得到“少年中国学会”大力支持，在报刊上纷纷发文声援，并派人到教会学校鼓动学生发动学潮罢课，要求驱逐外国教师。于是，凡外国人所办的学校皆被指为奴化教育、毒害学生的工具，传教学校受到民族主义大力攻击，已不再是课程有无宗教内容的问题。特别1924年以后，在一片反帝声浪中，学潮蜂起，蔓延各大主要城市。同年8月，中华全国学联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关闭所有教会学校，很快得到全国响应。相当部分的教会学校停办，外籍教师撤离中国。中华教育改进社及全国教育联合会持续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到1926年，教育部下文规定：中小学不得设立宗教教育。国民党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通过了“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尤应积极收回教育权”的决定。收回教育权，禁止宗教教育，已成为非基运动中各派知识分子的共识。
非基运动结束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展开清党行动。在政治形势逆转的情况下，由政党推动的非基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但这次庞大的非基事件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后来在知识阶层中民族主义精神盛行，对西方现代文化、宗教信仰抱一种偏见和排斥态度，以及大众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拉扯上关系的许多耳食之言，大都肇始于此。
更令人思考和值得关注的是当时那一批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精英的言行姿态。对1900年发生的那场“暴力排外”的义和团运动，他们曾是持强烈否定态度的，但二十多年后，却又是他们发起导演了这场“文明排外”的非基运动。何以如此?除了政治历史客观背景使然，个中缘由发人深省。本来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就必然包含不信仰的自由，知识文化人从文化角度出发，对基督教或其他任何宗教的探讨辩难是在常理之中，但他们当中许多人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狂躁偏激言论以及极端主义倾向，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左政治的幼稚病。不仅暴露出中国知识阶级精神文化上的弱点和不足，并且严重违背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非基运动过去已八十年，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人反帝是正义而有必要的，而知识阶级带头起来反基督教甚而反对一切宗教却不无谬解。
发轫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这场非基运动在当时得到了彻底胜利。当年那一批知识精英无法料到的是，它最大的政治后果是消灭了宗教也消灭了自由，“不受制于上帝，必然受制于暴君”。国人用愚昧、狭隘和偏执赶走了至高的上帝，终必匍匐在人间皇帝的脚下。
作者是资深编辑、作家，现居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