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热血青年的四五事件：谈判、高歌、烧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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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20 阿坚 凤凰读书
我在四五事件前后
1978年10月，人民日报登了为1976年 “四五事件”平反的文章。那时我正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一年级。
我是在晚自习的教室看到那张为“四五事件”平反的人民日报的。有同学惊诧地递过报纸并说：这里提到你了，你是那个谈判代表赵世坚吧。
……
说起来,天安门广场的那场事儿是挺好玩，像是第一次体会了高潮，可是它过去了。现在提它,像老妻老夫重提年轻时的蜜月。我骨子里喜欢玩。当初搅进 “四五”运动，除了基本的政治观点之外，主要也是觉得广场的热闹与咱的热血协调，广场上的故事就像自己演电影似的。
镜头一： 在联合指挥部的红楼谈判
1976年4月5号的中午，广场上的部分群众都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一所三层红砖楼前。楼内即是军队、警察、民兵的广场联合指挥部。楼门前，围了至少三层士兵，均未佩武器。士兵们手挽着手，抵挡着潮涌般的人群。
北京化工学院的陈XX、北京X工厂的侯XX、北京麻纺厂的王XX以及我和一些上午在广场上比较活跃的年轻人，挤在人群的最前列。人们高喊着口号：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士兵的后面有当官的用手提喇叭不停地解释和警告：小楼里没有花圈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不要受坏人挑唆冲击营房；请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再往前冲后果要自己负责。但人群只有一句唇嘴不对的回语：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也有人喊：人就是被抓到你们这的，花圈也藏在这儿。军人的喇叭和人群的齐声一直在对喊，并且人群对士兵身体围墙的拱劲正逐步加大。
也有人喊：大家不要乱，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派代表跟他们谈判。于是人群一遍遍地齐喊：我们要谈判！我们要谈判！的确人群里有人，故意冲撞战士，而战士仍是手挽手地不松人墙，也不说话。
没想到，过了十多分钟，对方竟同意谈判了，还让我们选出五人作为谈判代表。我因站在前列，加上个头也高像是会打架，并且刚才在人大会堂前、纪念碑前多有领呼口号、宣诵诗歌《告子弟兵书》等出风头举动，便也被选为谈判代表。
五人被人群七嘴八舌地选出，有北京化工学院的陈XX、北京X工厂的侯XX、北京麻纺厂的王XX、X中学学生以及我。陈中等个，瘦脸略白，戴眼镜，言语不多。王瘦方脸，薄唇，爱说。侯面红褐，大眼，爱出主意。进小楼前我们五个也没分工，也没合议，仓促上阵。进小楼前，有人喊：一个小时你们不出来，我们就冲。
除小楼外的几层士兵人墙，小楼大门的过道里也塞满了士兵。根本挤不进去。也知不谁喊：从上面过去。我们五人就爬上了士兵们的肩膀，爬了好几米长的“肩膀走廊”后脚才着地。小楼里没什么特殊，除军人就是穿便衣的。广场上的人群大都知道，这几天在广场上被抓的群众有不少都是被扭送到这里的。
我们上到了二层，被引进一间像是办公室的房间。我们好像都不会谈判，暂时也不知跟谁说，那就先喊着一成不变的口号：还我战友，还我花圈。我口渴，又加喊了一句：给我拿水来喝！几个战士立刻去接来了几搪瓷缸的凉开水。我们一饮而尽，跟“临行喝妈一碗酒”似的。
一会进来一位没戴领章帽徽穿绿军衣的人，高大，相俊，约四十多岁。有军人介绍：这是我们的首长，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跟他谈。谈判时我基本没说什么话，只是偶尔冷场时说一句：还我战友！还我花圈。我们五人说话最多的是侯XX和王XX。他俩互补式的摆乎了一通悼念周总理无罪、为什么强行撤走花圈、为什么抓走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花圈和被抓的人在哪、立即交出来、否则革命群众坚决不答应云云。
那位军人口气和缓，措辞不卑不亢，说：你们悼念总理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你们不要受坏人挑唆上当；花圈不在这小楼，我不知道在哪；我们抓的只是极个别的坏人，他们也没有关在这里，关在哪我不知道；你们应劝广大群众退回去，离开广场，回到工作岗位。因为我们也是车轱辘话来回说，这位首长也不得不重复了好几遍他的话。
大约谈了二十多分钟，楼下传来更强的群众呼声，有一句的意思是要我们到窗口来。估计是想知道谈判结果和我们是否被铐起来了。我们来到窗口，有人向窗外的人群呼喊：我们很安全，他们耍赖，说不知花圈和战友在哪，你们别着急，我们要跟他们继续谈。
继续谈，没什么新鲜，加上窗外人群高喊着让我们回去。我们稀了糊涂地下到一楼又爬过众战士的肩膀，回到人群中，并告大家：他们拒不交出花圈和我们的战友， 谈判失败。人群中有人说：你们回来了就好，我们担心你们五人也会被扣起来。当时广场中央有辆上海牌小轿、顶四个喇叭，是广播车，被人群围住，更多的人向那蜂拥，我们谈判小组就散了，也随人群去了广场中央。
我后来一直纳闷：参加四五事件那些有头脑有组织能力的精英呢，关键的时候他们应该组织一个有力能的谈判小组，哪能让我这个爱美人胜过爱革命、爱玩热闹胜过爱玩政治的混混儿占据了一个宝贵的谈判代表名额呢。我觉我们五人，基本算群众在混乱中即兴凑起的谈判代表。当我稀了马虎成了谈判代表时，我心里有些空白——这是怎么了？我？代表大家去跟当局谈判？
镜头二： 爬上纪念碑的浮雕
从3月底至4月初，我每天上班前必在在广场上转一圈，下班后更是在广场的花圈丛林中且转悠呢，我仔细瞧广场上的人,觉得实在有点好玩。照说清明节前后,悼念死者，尤其是对周总理的追思，人们的表情应该肃穆端庄甚至压抑，可我发现大多人的脸上满溢着兴奋、复仇、解放甚至欢快。有的悼词或挽联写的相当工仗，不逊贾谊；有的婉转深邃，直追稽康。但更多的义愤露骨，如同社论，不怎么好玩。各种各样的花圈，甚至还有成吨重的金属做的，纪念碑周围的柏丛上也全部系满纸花绢花。广场上是花的森林、诗词的海洋。
更有不同层次演讲。谁都可以找个高处如台阶、灯杆爬上去，或即兴成章，或照纸喊念。我操，虽没指名道姓，有的话也太大胆了，但往往这种直接的、口号式的宣讲能博得大家起哄般的欢呼。我就像在一个朗诵、相声的博览会上，看看这个不好再走几步换一个小场，听听哪个有劲就帮着叫好。一般下午到天黑最热闹,不少人提前下班都来此“加班”。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广场上，有花圈、诗词,纪念碑做背景道具，同时上演着几百台戏。差不多所有戏的表面主题都是悼念周总理，而深意则有人们对现实的极端不满、对一小撮人的愤慨。有趣的是，你以为你是来看戏的，但你看着看着听着听着也被触动,想起他妈的这次工资没给我长或想起单位操蛋的领导或想起女朋友吹了是嫌我太穷或想起看了几本外国小说就被点名批判或想起妈的每月才供给半斤油根本不够或想起他们尽骗人外国哪像他们说的那么不好或想起老家的农村父兄越过越苦或想起……。于是也大声抱怨了几句，没想到旁边的人们让你再讲讲，于是你怒口再张，也成了这千百出戏中的一个角儿。广场上全是戏，人人连看带参与。
大部分演讲都是以周总理当个由头，然后直接诉苦，婉转批骂。也不是没有人流泪，也不是没有人切齿，但我敢说这些广大的普通百姓跟周恩来或者一小撮“男鬼女妖”的关系极远——对自身生活的极度不满才使人把怨忿发泄在领导层的坏人身上，把悲伤系在对一个故人的悼念上。通过个别人的演讲、少数人的诗词,我确实看到了潜藏的民主精英、文学精英。大广场上，有人在玩革命，有人在玩文艺，广大老百姓都是跟着玩热闹的——这是连续几天的节日呀，最高潮的时刻是4月5号——它已不是清明节所能概括：不是清冷，而是热闹，不仅明亮，而且晃眼。
4月5日6点多我又在长安街的1路中山公园站下了车，去广场转一圈。突见一夜之间，广场的几万个花圈荡然无存，连柏丛上扎的小白花也不见了，纪念碑上干净冷清，围了一层工人民兵和两层士兵。人们传递消息：昨夜动用了公安和工人民兵清场，运走所有花圈，驱赶群众并抓走一些人，军人作为二线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中待命后援；大部分花圈拉到郊外烧了，少部分花圈可能在人大会堂的地下室里，被抓的人关在旁边的红楼中。不少人质问警戒的军人甚至讽骂他们，对方不语，只是挽成人墙不让群众靠近纪念碑。
我决定今天上班迟到一两个小时。大约晨7点多，一队中学生扛一个普通的花圈近前却被阻住。群众开始起哄、呼喊、冲挤，军人的人墙一下就破了。人们欢呼着、簇拥着那个唯一的花圈涌上了纪念碑的台阶。我看见那些士兵，整好队撤向小楼方向。
那花圈很普通，摆在浮雕前很不显眼。有人喊：放到浮雕上面去。浮雕顶的平台距地面有两三米高，根本举不上去。我就用攀岩的动作，连勾扒带悬体援撑，爬到了 浮雕顶的平台，又哈腰接住底下人递上的花圈。花圈摆正后，底下一片掌声、欢乐声，此时不少相机冲着花圈以及鄙人嚓嚓直响。我当时有些“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的感觉，但也意识到这回风头出大了，肯定被“雷子”拍下来了。不过我还从没站到过纪念碑的半腰上，在这里看天安门并不 那么大，而底下的人群都变小了。略愧的是，刚才攀爬时，不得已我一只脚踩在了浮雕中烈士像的肩上。
上去容易下来难，一是看不见下面的落脚点，二是有倒锥度，我手鳔着平台的沿儿，腿脚在半空打晃，自然有大家的手接住了我。
有人又开始在纪念碑的基台上演讲，口气猛于以前，但仍没有直点人名。这时有一个穿便服的人很强硬的干涉，说：清理花圈是市委的指示；清明节是鬼节，要反迷信；你们受了坏人的骗；马上离开。这人30岁左右，面目端正，他左右还有几个人跟护着。人群中有人喊：打丫的。于是真有人揪打他，但都没有下狠手，他被随从护着撤出了纪念碑。
我觉我该去上班了。这几天工厂盯得也紧，一律不准请假，晚去一两个小时工友还能替我搪塞。再就是我刚才在纪念碑半腰上“亮相”也太过分了，多半是被人拍了照，真要被抓起来也他妈挺讨厌的——传说这几天抓了好几十人呢——公安局里可不好玩。
可是我真舍不得走呵，好戏才开场，哥们儿刚刚进入角色，加上好胜心又敦促我：你想当逃兵吗，跌份!侥幸心提醒我：哪就那么轻易轮到抓你。这早我穿的是 一件劳动布的干净工作服，很肥的制服裤，高腰白回力球鞋。就算他们拍了我，我若去换一件衣服再潜回广场并且不再出风头而纯是看热闹不就安全了吗。
镜头三：离开广场换衣又返回
我赶到住在虎坊桥的工友张XX家换上一件浅灰的夹克，想想刚才攀爬纪念碑放置花圈的行动，稍有点后怕,决定再返广场后只当看客、绝不当角儿。可我一来到天安门那节日的广场，肾上腺素又活跃了。凑近纪念碑，就有人认出我：都在找你呢，你干嘛去了——嘿，你换了件衣服。我说：刚去吃早点了。我又和刚才几个爱挑头的汇在一起，望着激动的人群我脑子一热，就高呼口号，大概有：打倒法西斯；悼念总理无罪；人民万岁；镇压群众没有好下场。我练过美声和朗诵，别的领呼口号者的声音没我的高大，所以从虚荣心的角度说，随着我喊口号的人最多。有人喊：唱《国际歌》吧。我起了头。我头一次起这个歌的头，自己的血先小沸起。又有人喊：让我们走向天安门。反正稀了糊涂，我成了第一排中的人。
开始第一排很宽，至少有二三十人，后越走越窄——可能有人忌讳前面老有人给我们拍照。快走到国旗时，第一排仅剩十几个人。我在偏左侧一些，我的左面挽着一个女青年——她个不高，手臂软软的，感觉真好，我都能试出她腋下的热气。我的右侧挽着的是最能 “煽风点火”后来也是谈判代表的王XX。我们的前面总是有黑洞洞的镜头——就算有公安局的又怎么了，让你们丫照个够——那镜头变成枪口又怎么样啦，让你们丫开枪吧。当时我心里疯疯狂狂，必死的决心油然而生。
可就快接近国旗时，《国际歌》唱完了，并且已经多唱了好几段，我们这群昂首挽臂挺进如敢死队的人忽然不知干什么好。因为没有公安和民兵阻拦我们 ——没有反作用力也就没有作用力，因为我们也不知要到国旗下干嘛——可能集体意识忽然空白了。我们几排人尤其是第一排的人还没等尴尬太大，忽听有人喊：我们去大会堂找花圈去。于是我们别别扭扭就散了队形，又一窝哄地奔向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大约已经10点半了，上午的班肯定赶不上了，但我在广场上再玩一个小时也能保证下午的班不迟到。
刚才又有不少人给我照相了。“四五事件”平反后我应人民日报社王X之邀去报社看“四五事件”的片子，看到当时我们手挽手、大张着嘴挺进国旗的那张照片，其中在左侧的我歪着头挺着胸炸着头发，一副反动样，随后我又在中国美术馆看到了这张放大的照片。
这几天来广场的老泡都知广场上有不少便衣专门盯梢并在对象离开广场后将其扭进公安车中。我的胆子忽大忽小；虚荣时大，静思时小。我在走向大会堂的途中，也不断打量有没有使劲打量我的人，可我哪学过反侦察呀，根本看不出谁是雷子。
这天广场上人少多了，也因各单位紧急传达不许职工去天安门广场。昨天广场同时估有百万人，总人次达到二百万，花圈就有三万多。广场上各种消息仍在流传，什么邓小平昨天也来广场了，什么昨晚清场也是老华的主意，他说坏人跳出来了；什么吴德说天安门的广场发生的事情是邓小平准备好的反革命事变。在中国，不少上层领导的新动态一夜就能传入市井——中国人是一个爱传递隐秘消息的种群。
中午快到了，我离不离开广场呢。算了，破罐破摔吧，再说法不责众，那么多人“闹事”，凭啥单抓我，我又没喊“打倒”的口号，我是来悼念周总理的，我也没喊拥护邓小平。
我随着人群拥向了人大会堂东门的半地下室门口，但被层层士兵人墙阻住。士兵也手无寸铁，却挽起臂膀，死命抵挡着人群拱动式的冲 击。人群中乱喊着口号，也有骂语。士兵们啥也不说，有当官的说这里真的没有花圈。人群是有些像乌合之众，至少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有一个中年人因说不应冲击大会堂便被几个人拳打脚踢，直到他喊冤我也是来悼念周总理的，才得以摆脱。打他的人一看就是胡同串子。
镜头四： 站在人大会堂台阶念《告工农子弟兵》
4月5号约11点，因为人群中有人说花圈可能被公安都放进了人大会堂的地下室，于是大家一哄而走，喊着：去大会堂，去大会堂，要回花圈。地下室门前早被士兵的人墙挡住，冲了几次没冲进去。人群又上到大会堂的东门台阶上。这里依然有士兵的几层人墙，对群众的呼喊漫骂一概不理。这时候有人掏出了一首诗，又将手提喇叭递我，我就念了这首二三十行的《告工农子弟兵》。诗的大意是：工农子弟兵，请你们倾耳听，你们吃的穿的都来自工农，你们的枪口不应对着工农，你们应分清敌我。这诗节奏、用词、韵脚都不讲究，我念着念着觉得不特来劲，因为它比这些日子天安门诗抄的优秀者逊色不少。
但它的效果好，激起人群欢呼,怂着人更起劲地对士兵起哄。由于用力抵挡人群的冲拱，大多战士的脸都有汗水，他们的胳膊互相挽得死死，估计也是在执行命令：誓死保卫大会堂，一定不能让坏人冲进来。而群众的行为肯定不是在执行什么命令，也没有什么组织，胡乱有个什么说法，就会一呼百应。比如，又有人喊了一嗓子：花圈都藏在历史博物馆里。于是人群呼啦啦地就退下了人大会堂台阶，拥往历史博物馆的西门。
我记不清历史博物馆门前有没有人墙，如果有也不如人大会堂门前那样铜墙铁壁.人群上到了门前的台阶，这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出来干涉，一个女同志大喊：同志们，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这里面都是国家财产，都是重要的文物，里面没有花圈，你们冲进去只能使国家遭受损失。那个女同志的确义正词严，又急直白脸，仿佛她身后就是自家的财产。人群竟不再往前冲了，却步了，后退了。也因为有人喊：走，我们去小红楼，那里有我们被抓的战友和花圈。
嗷，嗷，人群躁动着呼喊着往历史博物馆西侧偏南的小红楼涌去。广场上的小道消息早就传出：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常来这坐镇；首都工人民兵的总头马小六；王洪文几天前也来这视察过，并且江青、张春桥经常在人大会堂的平台顶观望广场的动静。
我觉差不多该走了，好歹下午在厂里露个面，否则算旷工就麻烦了。可是不知不觉，侯XX、王XX等几个爱领事的人总是在我左右，并且人群好像都跟着我们呀。反正我不可能说：我该去上班了，小楼我不去了。我自知小楼是最不应该冲的，我操，那是人家武装力量的司令部，里面可不是吃素的。
镜头五： 烧汽车了，我赶紧溜走
4月5号午后两点多，我们五人代表在小红楼与当局代表的谈判毫无结果，就半卑半亢地离开了小楼。这时广场上的焦点转到了国旗南侧的广播车。那辆小车内有一个女的广播员。人群围拥着那车使之不能动弹，有人开始用手拍打车厢和玻璃。也有人喊：把广播车掀了。
我觉得大势不好，着实该闹事了，我是该撤了，我操，莫名其妙地当上谈判代表，已够被枪打的出头鸟资格，再呆在要对广播车采取暴力的人群中，那就像被“立即执行”一样危险呀。就算我干了反革命的事，我也不愿当“反革命分子”。我凭着基本的正义感来广场，后来发展到出出风头、泄泄青春之火，绝没想着“以鸡蛋碰石头精神唤起广大群众的革命劲头”。
我走的时候，人群已经吭呦吭呦喊着号子翻那辆广播车了，时间约是午后两点。3点左右，我悄悄进了车间，赶紧换了工作服。
……
我们厂里是4点40下班。一小时后我又来到广场。见人群不如白天多了，而成队的民兵已集结在广场四周。我又听说我下午离开广场后的事情：把政府的广播 车掀翻了，还烧那汽车的轮子；联合指挥部小楼那边也有人纵火后被战士扑灭；没有什么太大的暴力事情。广场上的人有不少正撤出广场，到处都有声音在传播：今晚他们肯定会动手。
我没有久留，坐车去了陶然亭边上的魏师傅家。魏备好了酒菜，仿佛要送别我似的。碰杯之后，魏表示，90%我逃不掉；但没参与打砸烧不会被判重刑；他又教我被抓之后要坚决表示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去的广场；不要否认在广场上的行为，因为年轻底儿又不潮，有可能会被政府认为是出于悼念周的感情做了错事的单纯青年。
我问：估计会被判几年。魏说：这事还得看政府怎么定性，但你是谈判代表，怎么也得判个八年十年。魏师傅也奇怪，看不出我有多大的政治热情，怎么还成了广场第一线的人了。我回答：我也不知怎么搞的，脑子一热，就跟着玩进去了。后悔也没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那晚喝得晕乎乎，睡得还不错。
阿坚 原名赵世坚，别名大踏，男，汉族，1955年生于北京，老家崂山县。当过5年钳工，半年中学老师。1983年5月退职，以写作、当半专业运动员或旅行向导谋生。
（来源：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