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盛发：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缘起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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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05-24
【内容提要】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1，俄罗斯社会对自己的历史首先是苏联历史问题存在着严重的歧见。2，俄罗斯国内不同政治集团和力量以历史问题为背景在俄罗斯现今发展和未来方向问题上的争论，特别是俄罗斯政府通过规范历史教科书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努力。3，同西方国家以及同前苏联东欧集团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家关系经常因历史问题产生龃龉和争执。从普京到梅德韦杰夫总统，历史教科书问题与纷繁复杂的俄罗斯历史问题本身，始终困扰着俄罗斯社会，让俄罗斯人争论不休和莫衷一是。
俄罗斯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存在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国家之一，但是，历史教科书问题爆发频率之高和争论之激烈，恐怕俄罗斯是独此一国。在俄罗斯独特的景象是：现实纠缠着历史，历史变成了现实。
在俄罗斯，引起不同解读和激烈争论的主要是苏联时期的历史问题，因而所谓的历史教科书问题，通常指的就是有关苏联时期历史的教科书所引发的争论。
历史教科书问题最早产生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90年代中后期，只是当时的俄罗斯一片乱象，加上叶利钦政权本身无意或无暇重建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因而局部性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尚未发展到如今天这般举国上下关注的程度。自普京总统2003年亲自干预历史教科书以来，一直到今天的梅德韦杰夫总统，历史教科书问题与纷繁复杂的俄罗斯历史问题本身，始终困扰着俄罗斯社会。
笔者曾经在2007年撰文论述过当时因菲利波夫主编的《俄国现代史（1945—2006年）》教师参考书而引起的争论。[①] 本文将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阐述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介绍2003年至今有关历史教科书问题争论的基本情况，同时按照笔者的理解揭示教科书问题争论的实质。
一 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历史教科书问题争论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是，笔者以为下面三个方面的原因是值得注意和考察的。
其一，俄罗斯社会对苏联历史问题存在着严重的歧见
这种分歧源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其时受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公开性”口号的鼓励，苏联报刊首次联系改革时期的现实竞相填补所谓历史的“空白点”和澄清“模糊点”。改革年代有关苏联过去的档案文件的披露和公布，使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真正地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在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基础上，刹那间就出现了许多对历史事件的不同理解和解读。
苏联解体后，由于书报检查制度的废除、传统意识形态的瓦解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增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苏联史学研究者不容置疑的指导思想，阶级分析方法也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抛弃。从思想观点体系看，俄罗斯社会包括史学界活跃着各种主义和思潮。除了原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外，其它如民族主义、公民爱国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甚至各种极端的左翼和右翼思潮等，都不同程度地占有一席之地。今天，在俄罗斯史学界，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学派可以享有一家独尊的垄断地位，也就是说，史学研究呈现多元状态和多元方向，没有显赫的主流学派。
在官方理论缺失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各界都以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待历史特别是苏联时期的历史问题，不仅极难取得所谓的共识，甚至常常吵得不可开交。
历史问题争论的核心其实就是如何评价苏联时期的斯大林体制，包括斯大林作为党国家领导人活动本身。经常争论的问题是：斯大林体制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什么？褒扬者认为斯大林体制让苏联成为工业国，使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并且成为世界强国。贬损者则不以为然或指出其让社会和人民付出代价过大。斯大林体制意味着什么？赞美者认为意味着稳定和秩序，诋毁者则看到镇压和黑暗。斯大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崇拜者赞扬他是俄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厌恶者咒骂他是暴君和独裁者。简而言之，在当今的俄罗斯社会，无论是学界还是民众，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商业家，对斯大林体制和斯大林本人的评价，可以说仍然是见仁见智和众说纷纭。
所以，就如总理普京在面对斯大林评价问题时都面露难色。考虑到俄罗斯各个阶层的情绪、感受和反应，普京在评价斯大林时不得不经常使用“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但是”这样的折中方式。[②]而在这之前梅德韦杰夫总统对斯大林直率的评价则引起了轩然大波。[③]
对包括斯大林问题在内的苏联历史问题的辩论和争论既频频见诸于大众媒体，更全面地反映在各类历史书籍特别是历史教科书里。任何一位作者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在触及苏联时期重大问题时，都势必引起观点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人士的争论和非议。譬如，在苏联时期的“政治镇压”或“大恐怖”问题上，自由主义作者在教科书里严厉谴责斯大林乱杀无辜和草菅人命，而斯大林主义者或民族主义作者则认定它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合理性。大凡苏联历史上重大问题，对立双方几乎一点妥协的余地都没有。因而具有不同观点的历史教科书出版后，几乎必定受到对立方面的口诛笔伐。
其二，与上述原因紧密相关的是，俄罗斯政府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试图和努力；俄罗斯国内不同政治力量以历史问题为背景在现今发展和未来方向问题上的争论和斗争
就俄罗斯政府特别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前后两位总统而言，出于治国安邦的需要，他们非常希望通过历史证明现在和寻找未来，因而他们对历史问题极为重视和关注。
在正式就任总统之前（1999年底）所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普京对苏联历史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其中他认为，“……几乎在70年时期里，我们一直行走在脱离人类文明康庄大道的死胡同里。” 普京在文中还表达了对俄罗斯未来的憧憬：“我们只有把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同俄罗斯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指望应有的未来。” [④]
但是，叶利钦总统离任后俄罗斯国内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乱象却让继任者普京最终还是选择了强人治国的方法。为了整顿国内秩序、加强联邦中央权威和重建俄罗斯大国地位，普京在国内外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取消州长直选，打击经济金融寡头，加强与西方的对抗等。也就是说，在现实面前，普京开始更强调秩序和稳定，突出国家的控制和管理作用。
这样的治国理念和方法必然使普京产生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试图，而历史领域恰恰是关键因素之一。俄罗斯历史一直是困扰俄罗斯人头脑的一大难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先辈们走过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否正确？它对俄罗斯的现在和未来有何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这些问题都是俄罗斯人在今天的发展道路上和规划未来发展方向时必须予以明辨并解决的。正如普京2005年在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开幕式讲话中所说，“……我们很清楚，我们对历史掌握得越深刻，对历史理解得越深刻，我们就越能确定自己今天的位置和为我们的孩子们构建未来。”[⑤]
所以，普及及其政府对历史问题愈益关注。当然，他们重视并评判历史不外乎两种考虑：其一，如何通过表达官方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来论证当局施政理念和治国方法的正确；其二，如何通过肯定先辈的业绩来树立普通民众对祖国历史的自豪感，促进民众的公民觉悟和公民爱国主义热情，提振民众对未来发展道路的信心。
2003年11月和2007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罗斯历史学家和全俄历史教师代表的时候，都曾专门讲到了历史教学书籍的问题。他要求历史教科书应当培养青年人对自己的祖国历史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⑥] 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后，对历史问题和教科书同样非常重视。他指出，如果不了解复杂的历史，那常常就不能知道我们许多问题和今日俄罗斯困难的根源在哪里。[⑦]
同样，反对派政党和人士求助历史，也无非是试图：第一，通过批判历史特别是批判苏联时期的历史来证明当局在道路选择和施政方针上犯有与先辈相似的错误；第二，通过对历史问题的论述证明自己的政纲特别是对未来发展道路设计的正确。
早在普京总统第一个任期开始不久，反对党“亚博卢”联盟集团领导人Г·亚夫林斯基就指责普京在俄罗斯建立了警察国家。政论家Ю·布尔京则断言普京政权是个人专权和独裁政权。[⑧]
2007年12月，俄罗斯《纪念》协会理事会主席A·罗金斯基在介绍《斯大林主义历史》丛书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斯大林主义的遗迹在当今生活中是明显可见的。我们没有克服斯大林主义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克服而是因为我们未能理解和认识它。”[⑨]
谈论现在和规划未来时必定要回顾和评述历史，这是俄罗斯政坛的一大特点。问题就在于，俄罗斯当局和反对派对历史问题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和解读，前者主张撰写积极的和正面的历史，后者则强调要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遗迹，因而在现今发展和未来方向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是截然不同的。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历史服务于现实斗争的时候，历史教科书很容易成为各种政治派别的关注对象。历史教科书作为历史教育的范本对千百万学生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具有直接的重大影响。政府试图通过历史教科书使学生按照官方的引导来了解和认识历史，从而激发学生对历史的自豪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观念。而反对派则希望在历史教科书里描述他们所认定的先辈的错误，让学生反省苏联历史的消极面，从而理解和接受他们所主张的民主政治的理念。总之，各方都试图通过教科书把自己对历史的解读告诉学生们。正是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历史教科书首当其冲地成为不同史学观点较量和斗争的重要领域。
其三， 同西方国家以及同前苏联东欧集团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家关系经常因历史问题产生龃龉和和争执
一直以来，为了重建俄罗斯的大国和强国地位，普京政府和梅德韦杰夫政府特别是前者非常注重维护苏联时期的大国形象，不容许和不接受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对苏联内外政策和行为任意指责和贬损。为此，俄罗斯经常同相关国家就历史问题争论不休。
在有关苏联解体问题上，俄罗斯对美国以胜利者自居的傲慢态度极其不悦和不满。2005年4月25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称苏联崩溃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⑩]4月28日，白宫新闻秘书S·麦克莱伦却明确表示布什政府不同意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这一评价。他说，“我们对苏联的终结和冷战的结束并不感到遗憾。这是我们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它促进了自由和民主。”[11]
在30年代初期乌克兰饥荒问题上，俄罗斯和乌克兰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2006年11月，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认定1932—1933年的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按照已经通过的法律，公开否定乌克兰的种族灭绝“被认为是对几百万大饥荒受害者纪念的侮辱，是对乌克兰人民尊严的损害，并且是违法的”。[12]俄罗斯对这个问题当然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俄罗斯外交部认为，大饥荒并不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它承认，大饥荒在许多方面确实是由当时苏联领导人的政策造成的。“但是，很清楚的是，这种政策并没有民族的特征。我们大家都应当以更为成熟的态度对待我们共同历史中的这些复杂而又痛苦的问题，而不要将其政治化。”[13]
但是，乌克兰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2010年1月13日，乌克兰上诉法院在审理由乌克兰安全局提起的诉讼案中，判决苏联领导人和前乌克兰领导人犯有在1932－1933年组织饥荒罪。判决书说：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主义组织了“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也就是人为地制造“旨在部分地从肉体上消灭乌克兰民族的生活条件”。[14]
2009年，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签订70周年（1939年8月23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0周年（1939年9月1日）纪念活动期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就当年的历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舌战。
在卡廷事件问题上，俄罗斯同波兰较量和争斗自90年代初期以来绵延至今。虽然戈尔巴乔夫时期和叶利钦时期俄罗斯都曾向波兰表示道歉和忏悔，但是许多俄罗斯人内心深处却另有看法甚至不服。2009年8月31日，普京总理访问波兰前夕在波兰《选举报》上发表的一篇《历史篇章是相互抱怨的理由还是和解与伙伴关系的基础？》文章中写道：“其命运遭到极权主义政权损害的俄罗斯人民也非常理解波兰人在卡廷问题上的敏感情绪，在那里长眠着几千名波兰战俘。我们必须共同铭记这一罪行的受害者。”紧接着普京的笔调非常巧妙地一转，将卡廷事件同苏波战争的红军战俘问题挂钩：“‘卡廷’和‘梅德诺耶’纪念碑，象1920年战争（即苏波战争——引注）中被俘虏的俄国士兵的悲惨命运一样，应当成为共同哀悼和相互原谅的象征。”[15]
俄罗斯同波罗的海国家的争执主要是围绕着瓜分东欧势力范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战争期间苏军占领波罗的海三国问题展开的。这三个国家自90年代独立以来一直要求苏联就当年的占领进行道歉和予以赔偿，而俄罗斯却无意满足它们的要求。早在2005年5月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60周年时，俄外长拉夫罗夫就明确表示俄罗斯不会向波罗的海三国道歉。[16]
俄罗斯同西方国家的交锋则更为激烈和尖锐。这主要是欧洲议会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前后通过的两项决议令俄罗斯深感不平和不安。2009年4月2日，欧洲议会通过了《欧洲意识与极权主义决议》。决议要求欧盟所有国家宣布8月23日为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政权受害者纪念日。6月18日，爱沙尼亚议会表示支持该决议并宣布8月23日为纪念日。[17]
同年7月3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在一项决议中谴责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进行种族灭绝、侵犯人权和自由、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决议还要求注意欧洲议会有关宣布8月23日为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统治下受害者纪念日的倡议。[18]
俄罗斯代表团当时就反对把希特勒政权和斯大林政权进行比较，并对投票进行了抵制。随后俄罗斯对西方国家展开了全面的还击。俄罗斯政府和议会、俄罗斯总统和总理悉数上阵，严词批驳和痛斥西方国家歪曲历史特别是把斯大林政权与纳粹主义相提并论。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7月18日，俄罗斯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在一项声明谴责重新审议苏联在二战中作用。声明认为，试图修改二战爆发的实际原因并让苏联同纳粹德国一样承担责任，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侮辱。声明指出，“历史已经作出了审判——这场悲剧的主要罪犯是纳粹德国领导人。纽伦堡军事法庭已经认定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国际社会已经承认这一最终判决，没有必要重新审议它。”[19]
还应当指出的是，一些前苏联共和国，如爱沙尼亚、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拉脱维亚等，并不把以前的苏联视为自己的国家，它们都陆续建立了反映所谓苏联占领时期的博物馆，并且正在撰写与俄罗斯版本的苏联历史相悖的本民族的历史。[20]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俄罗斯政府和民众的担忧，它隐藏着在历史和文化方面俄罗斯同这些国家发生纠纷和冲突的危险。
俄罗斯同外部国家就历史问题所进行的争论和较量，突出了历史教科书在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维护本国形象方面的作用。
除了历史纠纷，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也常使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产生严重分歧和深刻矛盾。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总是起伏不定，特别是双方在前南地区问题上的矛盾和北约继续东扩抵近俄罗斯边界，引起了俄罗斯人对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展平等的伙伴关系的严重怀疑，并且导致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所以，历史教科书问题也与俄罗斯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发展不顺有关。此外，不同出版集团的经济利益与历史教科书问题也有一定的关联。由于它们并非主要原因，本文对此不作赘述。
二 普京时期历史教科书问题
（一）2003年政府治理历史教育问题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第一次爆发
苏联时期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在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领域的垄断地位，历史教科书的体系是相当稳定的。事实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学校历史教科书的指南，教科书中对所有历史问题的论述都是以《简明教程》的指导为基础的，没人敢于质疑和挑战由官方组织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所以，那时根本就不会因观点分歧而产生所谓教科书问题。
但是，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90年代初期，伴随着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变，教育领域随即也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化。苏联时期的历史教育体系瓦解后，俄罗斯开始制定新的历史教育标准和模式，其特征就是历史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其时，由于新旧交替过程尚未完成，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基本上是折中性的。
1994年12月，俄罗斯教育部制定了过渡时期的历史教育发展战略。该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废除人文学科教学的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垄断，实现有关研究历史进程的概念方法的多样性；更新历史教育的内容；为可变通的教学体系创作新一代的教科书。[21]
这样，“教科书垄断和意识形态垄断被废除了。在多元条件下学校出现了以各种意识形态方法为基础的教科书。在各种概念（文明的和文化学的等）基础上编写的教科书取代了苏联时期的那些以唯一的马克思主义模式为基础的教科书。”[22]
在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社会政治局势紧张的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历史教科书常常引起激烈的社会争论。一部分人抱怨，现代史教科书里不再使用“英雄主义”、“勇气”和“功绩”的词语了。另部分人对教科书作者总是“欺侮共产党”感到失望。第三部分人则非常认真地阅读教科书并从中找出许多错误。当时被民众投诉最多的是下列教科书：А·克赖德尔的《外国现代史》，В·奥斯特洛夫斯基和А·乌特金的《20世纪俄国史》，А·尤罗夫斯卡娅的《近代史》，И·多卢茨基的《现代史》。[23]
2000年普京就任总统后，为了整顿国内秩序和复兴强大国家，不仅严厉打击经济寡头和大力加强联邦中央权威，而且还力图控制大众媒体和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教育的地位得到提升和强化，成为重建国家掌控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之一。相应地，作为历史教育重要载体和手段的历史教科书，开始愈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原本争议规模和性质有限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出现了扩大和严重的趋势。
2003年11月27日，普京总统在视察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时在那里同一些历史学家举行了会晤。普京谈到了“经常引起那些关注我们祖国历史的人们所注意”问题，即“历史书籍首先是历史教学书籍的问题”。普京以老战士们的关切作为问题的切入口：“不久前我参加了国防部的一次会议，并且在那里会见了一些老战士。他们再次提出了有关历史教学书籍的问题。”接着，普京明确阐述了他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立场：
其一，教科书不应当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其二，教科书要培养学生对祖国历史和自己国家的自豪感。[24]普京的讲话实际上树立了评判历史教科书的标准，也给历史教师提出了培养学生的目标。
在这前两天，2003年11月25日，教育部长В·菲利波夫建议召开专门审议教科书的联邦鉴定委员会会议，会上提出了取消多卢茨基[25]编写的《20世纪祖国史》10-11年级教科书[26]的教育部“推荐”印章的建议。[27] 普京讲话后没几天，12月2日，教育部长菲利波夫就把多卢茨基的教科书从推荐书籍名单中剔除了。教育部第一副副部长В·博洛托夫解释的理由是：“只要打开教科书就能看到对我们祖国历史的成见和对材料的有偏见的阐述”。[28]博洛托夫在同《新闻时报》记者谈话中还说，现在是“摆脱最近十年先是在市场上尔后在学校课桌上出现的充满偏见的教科书”的时候了。[29]
综合各方面的材料看，多卢茨基的教科书遭到“封杀”的主要原因是书中的许多描述和论述引起当局的极大不满。
据多卢茨基自己说，“教科书中所阐述的许多问题引起了教育部的愤怒，但主要是其中的一个练习作业”。该作业要求学生对下面两个观点进行对比，然后予以确定或推翻：
一，普京当选后在俄罗斯发生了国家政变，由此产生了普京个人专权和专制独裁的政权（政论家Ю·布尔京的话）；二，2001年在俄罗斯形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亚博卢”联盟领袖Г·亚夫林斯基的话）。[30]
多卢茨基设置的不是一正一反两种对立的选项，而是两项同类选项，莫非他是要加深学生对此类观点的印象？所以，多卢茨基的这项作业所引起的恐怕远不止是普京的难堪。难怪教育部长菲利波夫只是抓住多卢茨基的上述两段引文而略去练习作业的性质，在教育部部务委员会会议上说，“你们看，现在选民（指学生——引注）将投谁的票（事情刚好发生在国家杜马选举之前——引注）。”[31]
教科书中引起当局不满的其它内容有：关于二战初期苏军进入波罗的海国家、战争初期对红军的镇压、苏德两军作战情况以及二战初期英国、德国和苏联的关系等。[32]
问题并不止于多卢茨基教科书本身。就在教育部取消该教科书的“推荐”印章之后，普京总统又采取了一个意义更大的举措。普京在致俄罗斯科学院院长Ю·奥西波夫的信函中，照例以老战士们对教科书批评为理由，要求限时检查所有的历史教科书。普京写道：“我同伟大卫国战争的老战士怀有一样的感情和看法。我命令在最短时期内邀请学者和史学家们讨论中学历史教科书情况。应在2月1日前报告此项工作的结果。”[33]
这样，以普京总统同史学家们谈话和致科学院信函要求检查历史教科书以及取消多卢茨基教科书的教育部“推荐”印章等事件为标志，俄罗斯出现了普京执政时期第一次历史教科书问题风波。围绕着多卢茨基教科书，俄罗斯社会各界在媒体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政府的支持者认为总统和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学校不是政治集会的场所。学生应当学习而不是议论有关现在的国家领导人的方针会把我们引向哪里的问题。”[34]支持政府决定的教师认为，“必须让孩子们为自己国家感到自豪。他们未必能够通过当代教科书学习爱国主义，在这些教科书里许多历史事件被夸大，而论述许多历史人物时用的都是轻蔑的语调。” [35]
俄罗斯科学院对总统在信函中提出的要求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2004年元旦过后，从1月2日至1月12日，由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哲学部主任А·捷列维扬科院士会同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所长萨哈罗夫通讯院士和通史研究所所长О·丘巴里扬院士，举行“三巨头”工作小组会议，讨论总统信函并制定了两页半篇幅的答复草案。答复中有一段与总统观点完全吻合的话用粗线条标示着：“历史教科书应当促进社会团结，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公民觉悟。”院士们认为：为此，必须在2004年通过国家标准，在2005年举办由所有再次出版的教科书参加的全俄竞选，根据竞选结果，选拔出不超过三、四种的教科书。答复要求让科学院而不是教育机构在教科书内容方面拥有决定权。院士们最后建议总统，取消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的超额利润，并把这些钱给学者们去撰写正确的教科书。[36]
不赞成政府决定和立场的人同样提出了自己的理由和看法。“人民议员”集团主席Г·拉伊科夫对《莫斯科回声》电台说，“历史应当由史学家书写，政治家不应当干预这种事情。” 他认为，“当政治家干预历史的时候，他必然要按照自己的口味歪曲历史，而历史这是事实与确定。政治家们是按照另一种方式思考的，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可以写在他们的回忆录和书本里，而历史应当由史学家撰写。历史不应当歪曲事实，这毕竟是对孩子的教育。”[37]
一些教育界人士担心，号召编写爱国主义教育的教科书可能会是恢复“一门课程只有一本教科书”的苏联教育体制的第一步。那些值得注意的教科书将会同那些真正有偏见的书一起从学校图书馆消失。[38] 一些教师强调，“孩子们不仅应当了解‘总路线’，还应当了解反对派和旁观者的观点。否则我们便教不会他们思考！” [39]
2004年1月25日，俄罗斯教育部通过了有关重新审议所有历史教科书的决定。教育部长菲利波夫说，按照新标准，将在竞争的基础上挑选历史教科书。但他明确表示，在所挑选的教科书里“将不会有旨在歪曲历史的伪自由主义的地位”[40]
（二） 2007年菲利波夫主编《俄国现代史（1945—2006年）》教师手册引起的大论战
如果说2003年那场历史教科书风波是因政府批评和“封杀”不合自己口味的教科书引起的话，那么，2007年的这场更大的历史教科书风波则是因官方导向的教科书出版产生的。
多卢茨基教科书争论让俄罗斯政府看到了历史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并从中吸取了应有的经验教训。教训之一，就是政府不能消极地坐视历史教科书领域自行发展，从而在出现问题后再被动地应对。教训之二，就是历史教科书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与整个历史（特别是苏联时期的历史）问题进而还与整个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因而，在管理历史教科书的同时有必要对专业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的历史意识予以引导，从而以标本结合的方式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
2007年6月18-22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全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教师代表会议。6月21日，也就是会议闭幕前一天，普京总统会见了出席会议的26名教师代表。会见时普京就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历史教学、历史评价等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
普京进一步发挥了他在2003年有关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他认为，“……在教科书里可以而且应当阐述对社会和国家发展问题的不同观点，但是，质量的教学标准应当得到保障。而在教学参考书里，如果阐述了某些立场、某些观点和某些评价的话，那就应当提出可供选择的另一种观点，而不要仅限于一种看法，譬如说对卫国战争的进程和结果的看法，绝对不能容忍的是，甚至有时出现侮辱俄国人民的观点。”他强调要培养学生对国家自豪感：“显然，任何教学参考书作者都不能不谈自己的观点。但是，要正确地阐述观点，不要强加于人。我坚信，这将是有益的。这将有助于我们在世界上的定向，这将在我们公民中首先是在年轻公民中产生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因为我们确实有自豪的东西。”
同时，普京指责了一些由外国资助的教科书流入了俄罗斯学校和高校，回击了国外对俄罗斯历史的指责。他说：“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的历史上都会有自己的兴衰成败！不能允许别人把负罪感强加给我们，让他们想想自己吧。”[41]
而在普京讲话之前，教师代表会议已经正式推荐和介绍了两本官方授意和资助的教学用书。它们是2007年上半年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两本教师手册：《俄国现代史（1945—2006年）》教师手册（以下简称《教师手册》）；《社会学常识：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教师手册。
《教师手册》是由俄罗斯国家对外政策实验室副主任A·菲利波夫等人编写的。据俄罗斯《权力》杂志记者报道，发行量为一万册的《教师手册》的订单直接来自于俄联邦总统办公厅。总统办公厅还下达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指示：“约定是这样的：斯大林——好（建立了垂直的政权，但是，没有私有制）；赫鲁晓夫——坏（削弱了政权的垂直性）；勃列日涅夫——好（按照评价斯大林的标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坏（毁灭了国家，但是，在叶利钦时期出现了私有制）；普京——最好的执政者（加强了政权的垂直性和私有制）。” [42]
《教师手册》的官方背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同看法。署名“zt”的网民认为，不能坐在总统办公厅里撰写历史教科书。因为在总统办公厅的人不懂这个——你们不是干这一行的。该网民写道：“总统办公厅的人就是不应当写历史教科书。（他们）有权知道情况，而写就不应当。历史学家应当写历史教科书。政治家应当从事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会计应当编制平衡表。这一切都是明白的。”但是，网民“met0”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恰恰国家公务人员——只有他们——才应该写教科书，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国家的话。说实在的，职业史学家只能在俄罗斯科学院的研究所或其它国家科研组织里供职。我原则上不相信由其他史学家来写教材。这与学术功绩无关。”[43]
署名“格利耶博士”的网民在莫斯科师范大学的论坛上发表了“丹尼洛夫对达尼林（论新的‘简明教程’）”的文章，认为《教师手册》的官方背景表明政府试图推出类似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的新的指导课本。他认为，不需要任何“简明教程”。他承认，国家需要新的历史观念，需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他强调，这样的工作应当由职业史学家来承担。[44]
《教师手册》中《主权民主》一章的作者B·达尼林否认该书是新的《简明教程》，但他认为，“俄罗斯教育需要一种理解历史的参照点。” 他说，“书本是按照总统办公厅意思撰写的，为的是提出历史教学的某些方向。这是鉴于没有界限地阐述历史事件的情况而向我国史学界发出呼吁的第一次尝试。该书试图缩小和消除社会中的分裂状况。”[45]
争议最大的还是《教师手册》本身的内容和观点，特别是有关斯大林时期的“镇压”问题和斯大林历史作用的评价。有关斯大林时期“政治镇压”，作者写道：“至于对管理阶层人员采取的强制手段，那么，其目的是要动员管理机构以保障其在工业化进程中和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的效率。而完成这项任务，其中包括使用了政治镇压，后者不仅是为了动员普通公民而且也是为了动员管理精英。”[46] “上层和中层管理人员成为镇压对象之一的事实说明，（目的）就是想要保证最大程度地发挥管理机构的效率。”[47] “当今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试图保证统治阶层（作为动员社会完成不切实际任务的主体）的最大程度的效率，是使用暴力的合理原因。”[48] 关于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教师手册》则试图平衡两种极端的观点。[49]
在同年8月俄罗斯《大城市》杂志召集了专门讨论《教师手册》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上，《俄国史》10年级和11年级教科书作者A·列瓦多夫斯基当面批评菲利波夫对斯大林时期“镇压”问题的轻描淡写。他说：“有关政治犯和古拉格的情况，我们其实上是在与调查这些罪行有关的一章中才知道的。这就不显眼了。而这不应当只有一行字。因为斯大林主义首先毕竟是一种大规模的镇压……”[50]
在激烈的争论过程中，俄罗斯社会舆论调查机构也就历史教科书问题展开了民意测验。结果表明，社会舆论在该问题上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根据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2007年7月公布的调查数据，在回答有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问题时，38%的被调查者认为，教材应当只有事实，而不要包括评价；40%的人认为，教材中应当有这些评价。
对于俄罗斯历史教学中的观点多元化问题，俄罗斯人的看法也是矛盾的。60%的人同意，在教材中应当阐述对某种事件、现象和人物的几种观点，而21%的赞成只有一种观点。但是，在这里超过一半人（52%）认为，苏联时期的做法（所有学生都只有一种教材）比现在（教师可以从几种可能的教材中挑选一种）要好，同时，24%的人赞成现在的做法。[51]
就在社会和学术界围绕历史参考书展开争论的时候，俄罗斯立法机关已经开始就修改教育法的问题采取行动了。7月上旬，俄罗斯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分别通过和批准了含有教科书鉴定和出版规定的俄罗斯教育法修正案。7月24日，该法案由普京总统签署并从9月1日起生效。
原来的教育法只是对教材的鉴定和教材目录的编制予以规定：国家有权“确定对被推荐或准许在拥有国家委托并实施普通教育教学大纲的教育机构的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材实施鉴定的方法，并在鉴定的基础上每年确定联邦教材书目”。修订后的教育法增加了有关教科书出版的严格规定。按照修正案，国家有权“确定挑选出版被准许在拥有国家委托并实施普通教育教学大纲的教育机构的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学参考书机构的方法；确定这些机构的名单”。[52]也就是说，根据新的教育法，今后教科书从鉴定到出版的整个过程都将由国家（通过教育部）来确定。
从全俄社会与人文科学教师会议到普京就教科书问题的讲话，再到俄罗斯立法机关通过有关教育法的修正案，可以看出，《教师手册》所引发的争论实际上已经成为俄罗斯政府整顿和规范包括教育和学术界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契机。政府正在努力建立一种作为重建俄罗斯强国地位思想基础的国家导向的意识形态，并以此作为防范西方在俄罗斯玩弄“颜色革命”的一种釜底抽薪式的解决办法。
俄罗斯教育部在普京总统讲话后闻风而动，在教科书问题上推出了一系列极有针对性的措施。8月22日，教育部国家教育政策与法律规范司司长И·卡利那等官员通过记者招待会向人们显示了俄政府在这方面的意图和决心：
第一，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必须是100%的国产教科书，作为精神产品的历史教科书市场不容外国染指。卡利那认为，“现在到处可以遇到外国人在历史阐述问题上的投机行为。” [53]
第二，从2008-2009学年起，只有那些通过了专门的鉴定机构（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严格挑选的书本才能列入联邦教科书目录。俄罗斯科学院将检查教科书所阐述的科学事实与科学观点是否一致。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将审查阐述事实的教学法。通过两院鉴定后，教科书才能获得“准许”或“推荐”的印章。[54]
第三，“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的风格要像祖母讲故事那样亲切”。卡利那认为，历史教科书不同于学术研究。历史科学要揭示历史事件的所有方面，而教科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们对世界和国家的立场。教科书材料的挑选和阐述材料的方法应当是独特的。[55]
同年12月，俄罗斯教育部部务委员会审议并通过2008-2009学年历史教科书“推荐”和“准许”（使用）目录。在《教师手册》基础上撰写的同类教科书（菲利波夫同丹尼洛夫和乌特金主编的《俄国史（1945—2007年）》11年级教科书），进入了联邦教科书“准许”（使用）目录。[56]
据报道，与《教师手册》相比，在新的教科书里，对斯大林镇压的赞颂性评价没有了，而“主权民主”变成了“俄罗斯的新方针”。但是，《教师手册》中的大部分评价都保留了。[57]
三 梅德韦杰夫时期历史教科书问题
（一）菲利波夫《俄国史（1900—1945年）》教师手册和教科书引起的争论
2008年，由菲利波夫主编的《俄国现代史（1945—2006年）》教师手册引起的风波尚未平息，由丹尼洛夫和菲利波夫主编的《1900—1945年俄国史》教师手册接接踵而来。[58]该书实际上是菲利波夫主编的前书的姊妹篇，它们在方法和观点方面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具有不可分割的连贯性。该书出版之前，其《概念》部分于2008年6月先行刊登在教育出版社的网站上。《概念》非常全面地阐述了对几乎所有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和观点。
《概念》分析了大恐怖的主要原因：“第一个问题属于客观因素之列。对斯大林加快现代化方针的抵制和国家领导人担心局势失控，是‘大恐怖’的主要原因。”“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在于‘大恐怖’的主观原因。一方面，它与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实践中的理论特征有关，另一方面，它与斯大林的个性有关。”
《概念》对于斯大林个人在大恐怖中的作用是这样分析的：“……重要的是揭示，斯大林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行事的，作为制度的保卫者，作为把国家改造为由一个统一的中心管理的工业社会的坚定支持者，作为面临着不久的将来就要爆发大战威胁的国家的领导人，他（作为管理者）的行动是完全合理的。” [59]
《概念》在其它苏联历史重大问题上和对外关系问题上基本上都采取为当局辩护的立场。[60]
如果对照普京2007年在全俄教师代表会议上有关历史评价和教科书要求的讲话，应当说，这本教师手册，同先于其出版的下卷（《1945—2008年俄国史》教师手册）一起，都很好地执行了撰写正面历史的指示精神，它们都堪称俄罗斯新官方史学的代表。
《概念》发表后迅即引起激烈争议。俄罗斯《新闻时报》于8月和9月分别刊登两篇争论文章，组织双方对教师手册的《概念》进行批评和反批评。8月25日，一篇题为《合理的杀人管理：新的历史概念——斯大林恐怖是“发展的工具”》（作者A·伯恩斯坦）文章对《概念》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伯恩斯坦对《概念》中有关“大恐怖”的论述最为不满。他写道：如果说在苏联时期的历史教科书里对于斯大林镇压的历史，或者是简单地隐瞒，或者是被说成是对苏共中央总路线的某种“偏离”，那么，我们的设计者（作者——引注）则实际上是在为当局消灭自己几百万公民的行为寻找“合理的”辩护。
伯恩斯坦以嘲讽的口吻说，“去年，菲利波夫的俄国历史教科书（指《1945—2007年俄国史》11年级教科书——引注）已经遭到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因为它试图缩小斯大林镇压的规模和对斯大林个人的独特解释（‘有效的管理者’）。一年过去了。有效的管理者成为‘成功的管理者’。而大规模恐怖则从‘合理的’角度予以解释。”[61]
教师手册作者丹尼洛夫和菲利波夫当然无法接受如此严厉的批评。9月9日，他们在《新闻时报》发表了反驳和解释文章。
关于“大恐怖”，作者写道：在历史书籍里，“大恐怖”绝非是指整个苏联时期，甚至也不是整个30年代，而是从1937年8月至1938年11月的那14个月的时间，这一时期内的高潮就是以政治方面的理由所执行的逮捕和枪决。那时逮捕了约160万人，其中包括被判处死刑的68万2000千人。正是这一时期显示出苏联历史上没有先例的镇压的大规模性和残酷性。其实，所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作者在这里解释了镇压的规模问题：关于镇压的规模。广泛流行的宣传方法是，把各种被镇压者（不仅是死刑犯和死于监狱者，而且是被逮捕者、被流放者、被驱逐者和被遣送者）的数量同在伟大卫国战争或在纳粹集中营里死亡者数量进行比较。宣传者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这样的观点：“较之德国纳粹分子，俄国共产党人杀死了更多的人”，“斯大林比希特勒还坏”，等等，直到“俄罗斯是对和平的威胁”。我们反对此类欺骗方法，我们要说的是，进行对比的必须是死亡者的数量。这里指的是，在教科书里不应有那些未经核实和不经科学证实的伤亡数字，而应有的是那些能被确实证明的数字。在相同的教科书里列举了所有种类的被镇压者，并且说明我们几百万同胞的这样情况。学生们在教科书里应当看到的正是这些数字，而不是前些年传统的和令人震惊的“发现”——有关在镇压过程中几乎有1亿2000万人损失！
作者最后要求：不要匆忙进行评价和作出结论，至少在教科书出版之前。请耐心，不要等很长时间。[62]
第二年，2009年，以丹尼洛夫和菲利波夫主编的教师手册为蓝本和指导的《俄国史（1900—1945年）》教科书正式出版了。[63] 教科书照例又引起了争论。一年曾对教师手册概念进行批评的《新闻时报》又刊文对教科书进行了评论。А·伯恩斯坦和Д·卡尔采夫于12月26日发表了“为目的辩护”的文章。
文章认为，“必须承认，教科书里实际上并没有令人极为厌恶的意想不到的内容。可是，去年的概念实际上全部引入了教学参考书。主要是，作者在教科书里虽然缓和了措辞，但小心地和坚定地保留了自己特别的立场。事情不仅仅在于，‘极权主义’的术语没有出现在概念里，也没有出现在教科书里——无论是在正文里还是在书后面的专门词汇里。作者只是说，到30年代末，在国内建成的是某种‘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工业社会的特殊变体’。事情就在于，他们总体上不认为苏联历史具有极权主义的特征。”
文章指出，“总体上，有关我们祖国的过去‘一切正常’的观点，就如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教科书。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政治体制的严酷》一章里谈到了镇压，但是作者故意无视斯大林主义的集权—恐怖的实质，似乎竭力不‘伤害’学生们。”
文章批评说：“教科书的历史概念的第二根支柱是，俄国的过去没有可供选择的替代。根据作者的看法，结果是，不仅历史上没有假定式，而且换一种其它方式国家简直就不能生存了。当然，可以发现，概念公布一年后，作者最终想起：30年代苏联的‘巨大成就‘是付出了自己代价的，这种代价是以几百万人的生命来计算的。提到了‘全人类的价值观’。尤其是，作者多次声明，他们不为政权的罪行进行辩护。但是，一旦谈到这一点时，立刻就直接或间接地必定出现‘但是’一词。从后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出结论：所发生的事情从国家合理性角度看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动员性政治’（这是教科书作者使用的一个术语）自然就包含着恐怖。”
文章表示非常担心的是：“总的来说，这比去年概念里所阐述的方法更为危险，在概念里，对‘问题的代价’是低调地缄默不语。须知，就是以这种方式唆使学生们：‘代价’，甚至如果这是几百万人生命的代价，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忽视的。目的不负手段，而需要的时候史学家们就要为目的辩护。”
文章严厉批评不惜代价的苏联工业化和经济建设：“可能从现在的市场标准的角度来评价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和‘工业化奇迹’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德国战前的工业化紧急纲领和美国罗斯福时期大规模反危机计划，甚至都远没有伴随如此规模地使用暴力和如此数量的牺牲。投入到建设按照任何经济标准都是没有意义的运河和投入到修建什么地方都不通的铁路方面的几十万人的生命，那是对极权主义制度经济的真正判决。战争头一两年重建乌拉尔地区的工业基地的历史无论如何都不是它的功绩，它只是由于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潮才有可能。苏联经济现代化或为战争进行准备用来解释大恐怖是无力的根据，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大恐怖进行辩护。”[64]
（二）总统和社会各界参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争论
2008年以后，历史教科书问题连同更大范围的历史问题继续困扰着俄罗斯社会。上自联邦总统，下至社会各界，依然对此问题各抒己见和争论不休。
最引人注目的是梅德韦杰夫总统的看法和见解。还在2008年春天就任总统之前，他在同记者谈话时对历史教学和教科书问题就曾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
记者的提问是：“关于俄国史教学和历史教科书编写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应当说出所有的真相，不管其有多么严酷。另一种观点是，应当提供一种可以引以为豪的历史。您支持哪种观点？”
总统直截了当地回答：“叙述历史当然应当以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接近事件实际顺序及其原因。……我们终究还是应当尊重我们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以及所有想要获得历史知识的人，并且应当把真相告诉他们。譬如，如果我现在学习历史，我想从教科书中得到什么呢？当我打开历史教科书的时候，我想要获得对史实最公正的连贯性叙述。仅此而已。”
他认为，“学生教科书不应当只提供一种观点，哪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是最合适的和最能接受的。教科书应当含有信息，而教师要做的事情就是明确地解释这种信息。……我们应当努力教会我们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如何思考。……”他指出，教科书“应当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65]
2009年初，任职不到一年的梅德韦杰夫总统，仿效他的前任普京，也开始干预历史教科书问题。1月27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纪念活动组织委员会会议上，梅德韦杰夫总统谈到了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问题，特别是准备用于全国统一历史考试的参考书习题。他批评有些习题所反映的不仅是对俄罗斯历史的不尊重，而且还有一些挑拨离间。他要求教育部长富尔申科：“再去看看这样的课文，让一批权威的专家们对它们进行认真的分析”。[66] 3月18日，梅德韦杰夫总统明确要求在国家统一考试的历史习题中不要有挑拨性的问题。[67]
接着，俄罗斯政府在历史问题上采取了一项重大举措。5月19日，俄罗斯成立了《反对企图篡改历史以损害俄罗斯利益委员会》（简称“反对篡改历史委员会”）。当天，梅德韦杰夫总统签署了成立委员会的相关法令。根据法令，委员会的任务将是搜集和分析有关篡改历史事实以贬低俄罗斯威信的情报。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0周年纪念日的来临，俄罗斯的历史问题“大战”也愈演愈烈。在炽烈的历史战斗中，举国上下群情激奋，历史已完全变成了“现实”。
8月底，政府召开会议，总统接受采访，学者们则进行谈访，主题均与历史有关。
8月28日，反对篡改历史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委员会主席纳雷什金强调，“在所谓新的历史方法中修正主义者特别注意俄国当代史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而且修正二战史的目的是要重新审议战争的地缘政治结果。”他指出，“挑衅性地把那些年代的事件和悲剧的过错强加给苏联的历史继承者俄罗斯，以此为向我国提出各种要求（政治的、财政的和领土的要求）创造基础。”[68]
8月30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再次与记者谈起了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问题。他坦率地承认了这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他说，“现在有许多教科书，因此有时候就让人头晕目眩，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人们是以完全不同的方法看待历史的。” 他还指出，远不是所有新的历史教科书质量都是一样的。编写教科书的人是各种各样的，他们有不同的资源、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观点。
梅德韦杰夫还表示要在教科书问题上进行整顿。他说，“为此总的来说已经通过了解决办法。现在这样的教科书正在进行同行鉴定，而且这不是由一个学者哪怕甚至是最优秀的学者的鉴定，而是如科学院这样的重要的学术中心的鉴定。只有通过鉴定，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才能被推荐给学校使用。是的，学校里可以使用不同的教科书，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不错的，但是，历史教师对他所选定并且推荐给我们的小公民、我们的孩子们学习的教科书也就承担了一种特别的责任。”
他认为，“问题更多地在于，在教科书里对那些极其明确的事情还是要给予一致的解释。不能把黑的说成是白的。不能把防御者说成侵略者。”[69]
同一天，《莫斯科回声》电台演播室里慷慨激昂的高谈阔论也通过电波传向了全国万里。主持人К·拉丽娜邀请了历史学家В·雷日科夫、А·祖博夫和中学历史教师Н·亚德里亚诺娃进行访谈，题目是“在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同伪造历史进行斗争”。
雷日科夫在谈访中对菲利波夫的教科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菲利波夫的教科书有三个宗旨：“第一个宗旨，是主要的，这就是国家利益。只要为了国家利益就必须去进行镇压，必须去作出牺牲，就必须去建立残酷的制度，就必须去占领邻国，就必须去侵略……第二个宗旨，显然就是反美主义、反自由主义和广义上的反对西方。我们周围总是阴谋、敌人、军事基地，人们想要损害我们，想要包围我们和消灭我们。原则上讲，这本教科书就是要培养拿起武器去战斗的士兵。……第三个宗旨，当然就是过度地颂扬普京。”
他认为，“这纯粹是伪造，是宣传，这样的宗旨，就是强大的国家，这是主要的价值观，人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地缘政治扩大是必须的……”
他断言，“如果教师们实施这种观点，那么，我们就将再次建立一个专制国家，这个国家不尊重人权，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处于敌对环境中的被包围的要塞，一个不准备去实现现代化的军事化的国家，因为教科书的整个思想浸透着新斯大林主义的精神。” [70]
9月18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在会见文化界人士时再次谈到了历史教科书问题。他反对把对历史问题的讨论变为教学过程的一部分。他说，“……我个人并不反对一些有关历史的革新的或前卫的观点。尤其是，有时在离奇的思维中会有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但是，这些研究无论如何都不应转入到教学书籍中。因为你想要创造得到承认的非正统的历史观点，这需要许多时间。”“至于那些创新方法，……我认为，这在学术讨论中是允许的，但这不应当出现在教科书、教学书籍以及那些实际上是政论性出版物里，因为这样会弄脏头脑。实际上这是很痛苦的。”[71]
值得一提的是，从普京执政到时梅德韦杰夫，由于经常发生历史特别是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争论和风波，并且历史问题经常成为俄罗斯与它国关系麻烦和争执的原因，俄罗斯民众因而对历史问题的兴趣骤然大增。
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09年10月的一项调查，对历史感兴趣的公民比例从2007年的30%增长到2009年的63%，也就是说，两年内“史民”增加了一倍多。他们都能对恼人的历史教科书问题高谈阔论和指点迷津。
79%的受访者同意有必要在全俄的中小学采用统一的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他们认为，统一的教科书不会让学生的头脑产生“过多的混乱和分歧”。15%的人认为，可以允许几种历史教科书存在以便“让教师从中选出一本来教孩子”。大多数中年人赞成采用统一的教科书，而不久前的毕业生（18-24岁的俄国人）认为参考书可以有几种。[72]
（三）2010年以来历史参考书和教科书问题的争论
2010年，历史教科书问题仍然是俄罗斯社会激烈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争论是围绕着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А·巴尔先科夫和А·弗多温编写的高校历史专业教学参考书《俄国史（1917—2009）》[73]展开的，它被称为“教授事件”，或者鉴于1929—1930年曾经发生的“历史学家案件”，又称“新历史学家事件”。
据介绍，该书称赞斯大林是“伟大的英雄”和“国家主义者—爱国者”，而30年代的镇压则被认为是“同第五纵队的斗争”。 此外，书中多次指责“非俄罗斯民族”人士的行为，尤其是说，“在伟大卫国战争初期征召入伍的63%车臣男子违背誓言，成为逃兵。”书中还谈到“愈益增多的亲西方的犹太族公民”。[74]
该书出版后即刻引起争议。不仅媒体和学术界参与了有关此书的辩论，甚至俄罗斯联邦社会院也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此书及其所引起的问题。批评者指责该书作者掩盖斯大林罪行，蓄意不提斯大林与镇压活动的关系，并且具有令人反感的排外性和反犹主义。此外，该书还被认为存在着许多史实错误。赞扬者则对该书作者表示支持和声援，一些作家和历史学家发起了“停止对学者的可耻中伤”的签名活动。
2010年11月，由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成立的专家委员会作出结论：应当把巴尔先科夫教授和弗多温教授编写的教学参考书从大学生推荐用历史学习参考书目录中剔除。当然，这样的决定并不能停止有关该书的激烈争辩。[75]
除此之外，在2010年有关历史教科书问题争论的其他重要问题还有：
是否必须向学生讲述俄国历史上的耻辱篇章？2010年3月14日，《莫斯科回声》电台在“小心啦，历史”栏目中开播了题为“是否必须向学生讲述我们祖国历史中的耻辱篇章”的节目。《从古代至16世纪末俄国史》六年级教科书作者、莫斯科第1543中学历史教师Л·卡茨瓦和《20世纪俄国史》教科书作者多卢茨基应邀参加了这一节目。
卡茨瓦认为，是否必须给学生样讲述祖国历史上的耻辱篇章，取决于所追求的目的和出发点。他说，“如果我们想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那就必须讲。如果我们想要让它再发生，那就不必讲了。”
多卢茨基同样明确表示，应当把历史上的耻辱篇章告诉学生们。他说，“我认为，如果象维索茨基所讲的“国家的整个历史是一部疾病史”的话，那就必须确诊这些疾病，就必须讲这些疾病。以疾病史为自豪，以疾病时期的罪行为自豪，那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一种犯罪。”他还说，“……在学校不能说假话，不能向孩子们撒谎。这意味着，您要讲您所认为的真相。”
同时，该节目通过《超级工作》网站提出了如下的调查题目：“您认为是否必须给学生们讲述我们祖国历史上的耻辱篇章？” 81%的受访者作出了肯定回答：“必须把一切都告诉学生们。”他们认为：“不必回避自己的过去，必须知道黑色的篇章，须知只有这样才能使将来不再重复这些东西。”“不能把一些篇章从历史中抽去，历史就是所有黑白时期的总和。” 18%的人持另一种看法：不必讲授所有的历史。“不然的话俄罗斯就要遭到诽谤。”他们认为：“讲述耻辱的事实会对国家历史形成不正确的态度。必须培养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对我们祖国的爱国主义。” “不必给学生们讲述一切，否则的话他们将会对国家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将会认为国家是否没有那么伟大和强大。”[76]
是否应当采用统一的历史教科书？2010年2月18日，莫斯科东南区行政长官、莫斯科市同伪造伟大卫国战争史斗争工作小组组长В·佐托夫认为，由于大量的教科书存在制造了矛盾，应当为学生们编写统一的俄国史教科书。
佐托夫在工作小组地区委员会会议上说，“编制统一的基础型国家教科书的任务极为迫切，我认为，这个问题就已上升到联邦范围。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历史教科书在社会教育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力。”
佐托夫指出，“莫斯科政府和教育部门挑选了5种教科书供首都地区使用。这并未消除这些教科书里所包含的矛盾，而另一方面，一些教科书使学生们陷入争论，这是不应当的。”
他认为，在历史教科书里应当引用事实、叙述和历史真相，而如果教科书里90%的信息具有争议性，这就是不正确的。[77]
佐托夫的建议出台后，照例又是引起两种对立的反应。2月21日，《莫斯科回声》电台邀请莫斯科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主任丹尼洛夫、莫斯科第1543中学历史教师卡茨瓦和记者Е·基里琴科参加该台“家长会议”栏目的访谈，题目是“作为同伪造进行斗争手段的统一历史教科书”。
丹尼洛夫和卡茨瓦都不造成使用单一历史教科书。丹尼洛夫说，“……我们早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如果人们说这对当局是有利的并且必须创建这种单一的教科书、单一的系列教科书，那么，我要说，对于当局来说这是很危险的，我的根据就是我们直到现在就有的历史经验。”卡茨瓦赞成丹尼洛夫的意见。他说，使用单一的教科书意味着，“回到苏联时期的那种简单的局面，那种学校的历史”。他认为，“这种情况对于国家来说是有害的。”
基里琴科则造成使用单一的历史教科书。他认为，在所有的学校课目中历史是首先被政治化的。他说，“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你都不会写没有政治的历史这样的学校教科书。必须向孩子们解释，为何一个人执政了，在他之前他的前任做了什么。孩子们将会问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这些镇压是什么。如果我们有许多对这样的话题作出不同解释的教科书，那么，孩子们和教师们就被搞乱了。……我认为需要学校课程的某种统一。”他要求：“就实施单一的教科书吧，那样会很简单。”[78]
在此之前，2月12日，俄罗斯教育部建议改变学校教科书鉴定方法。建议不是象现在那样给予个别的教科书以“推荐”印章，而只是把它提供给每个年级使用的基本课程的整套教科书。[79]
进入2011年后，历史教科书问题继续困扰着俄罗斯社会。值得指出的是，11月17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在会见老战士和退休人员时再次就历史和历史教科书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中学退休教师И·巴季谢夫对总统说，“让我们感到不安的，首先是历史遭到歪曲。让人痛心和难过的就是，伟大卫国战争的结果被歪曲，苏联的作用被贬低。”
梅德韦杰夫在回答中表示，对于譬如十月革命这样的事件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是，如果谈到伟大卫国战争，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国家捍卫自己和人民反对侵略的时期。……我多次说过这一点，无论如何在教学书籍里不应当去辩论那些无可置疑的事实。是的，学者尽可去写想要写的东西，但是，教科书和通俗的传媒对于这些事件应当遵循公认的观点。否则，就会绝对歪曲地看待我们的历史。”[80]
2012年1月9日，梅德韦杰夫总统签署了关于确定2012年为俄罗斯历史年的总统令。总统令称，这样做“是为了让社会关注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81]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С·卡尔波夫认为，重要的是反对低估俄罗斯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因为在许多国家教科书里有时不正确地评价俄罗斯的作用。这对于俄罗斯清楚地表达自己的声音是重要的。
可以预料，随着俄罗斯历史年活动的举办，对于包括历史教科书在内的那些长期困扰俄罗斯人的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社会各界必定还会各执一词和众说纷纭。
结 论
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争论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它既涉及历史又关乎现在和未来，简言之，就是如何解释历史，如何匡正现实，如何谋划未来。
从争论中可以解读的重要和清晰的含义是：
其一，从历史教育的角度看，历史教科书已经成为争夺俄罗斯中小学生头脑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争论各方都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培养广大学生的历史观念。同时，由于争论范围从教育领域扩展到社会层面，成年公民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影响。
其二，从争论的过程和内容看，争论的问题已经不是纯粹的历史教学问题，甚至也超出了历史科学的范围，它实际上涉及到在认识和评价苏联历史特别是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确定俄罗斯发展模式的重大方向性问题。
所以，教科书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它既是争夺学生甚至所有公民的思想和灵魂的意识形态斗争，又是有关现行道路和未来发展的不同治国方针的现实政治斗争。
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从过去苏联时期表面上的极端一致到现在俄罗斯社会的众说纷纭甚至极端对立，它实际上反映了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在如何评判过去、修正现状和筹划未来问题上的困惑和矛盾，表明俄罗斯社会对原来的苏联体制向现今的俄罗斯体制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同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它也与俄罗斯国内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一切在不同程度上与旧体制70余年统治所遗留的影响和新生后的俄罗斯艰难曲折的发展有关。进而言之，俄罗斯社会各界在认知和解读本国历史时存在着如此重大的分歧和争论，也是俄罗斯社会发展尚未达到充分完善阶段的证明和表现。
所以，即便俄罗斯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规定历史教学书籍的使用，包含在教科书里的作为认知和观念形态的历史问题也绝非短期内能够解决和平息。只有俄罗斯经济、政治和文化达到高度发展的水平，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趋于缓和，社会各界对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才会有更多的共识。而从俄罗斯现在的发展状况来看，这应当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科书问题作为俄罗斯社会的一个“顽疾”将会不时地爆发出来。
但是，真相愈说愈清，真理越辩越明。从俄罗斯社会发展来说，历史教科书争论绝对有益无害。人们相信并且期望，通过争论和辩论，俄罗斯人对于历史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将更为理智和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