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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一个被驱逐民族的血泪史
2014-03-05 08:41:13 《商界.时尚》
2011年3月，在乌克兰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镇，克里米亚鞑靼人埋下了一枚“时间胶囊”，在这枚将要通往未来的“时间胶囊”中，留下了分别用鞑靼文、乌克兰语和俄语书写的“为克里米亚的发展而努力”的信息。在胶囊的外壳上，则写有“语言、思想和行动一致，发展需要团结”的字样。
18世纪，在一次次血腥的战争后，沙俄帝国终于将克里米亚半岛纳入自己的版图，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内心从来没有真正认输过，时刻想着摆脱俄国的控制。二战中，德国人入侵克里米亚半岛后，当地居民纷纷参加欢迎德军的活动，并把希特勒称做“救星”。二战结束后，斯大林给克里米亚鞑靼人打上“叛国者”的标记，下令将当地18万余克里米亚鞑靼人悉数流放中亚。从此克里米亚鞑靼人失去了家园，踏上了苦难的流亡之路。
克里米亚鞑靼人为返回故乡而做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正如时间胶囊上所写，鞑靼人非常团结，为重返故土不断抗争。今天，已有逾25万鞑靼人得以陆续还乡。但故土早已易主，回流的鞑靼人要怎样真正找回自己的故乡，怎样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成为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成为乌克兰重要的社会问题。
第5859号驱逐令
1944年5月11日，苏联红军收复了克里米亚半岛。同一天，国家国防委员会发出了斯大林签署的第5859号决议，下令将全部克里米亚鞑靼人迁往乌兹别克斯坦沙漠，罪名是“与德国占领军合作”。这项决议的第一个执行条款写道：“所有鞑靼人都被从克里米亚领土驱逐出去，到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地区作为特殊定居者永久定居。”
当时的苏联国家内务部和交通人民委员会共同制订了列车时刻表，确定了火车路线和运行需要的列车数量。驱逐令只允许每个克里米亚鞑靼家庭携带不超过500千克的财物，其余的财物，包括房屋、家具、家畜和农产品等，则一律充公。
1944年5月18日，在内务部两名副局长勃格丹·柯布罗夫和伊万·塞罗夫的亲自监督下，驱逐行动开始实施。共派出23000名官兵和9000名工人，100辆“威利”吉普车、250辆卡车和67个列车梯队，参与了这一行动。一大早，内务部的人就挨家挨户敲门，通知他们“因为背叛祖国被驱逐”，要求其在20分钟内整理好家庭财物。这么短促的时间，许多人根本来不及将驱逐令允许的500千克物品收集好，就很快被运送到附近的火车站，并被装入棚车。上午8时，9万名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装上25个列车梯队，当天就有17个梯队共48400个流亡者被送往乌兹别克斯坦。
在缓慢移动的列车上，鞑靼人才意识到，一个漫长的噩梦才刚刚开始。运载他们的火车原本是运送货物和牲畜的，内务部把它们简单改装了一下，就把鞑靼人连同他们的财物塞了进去。每节车箱只有一个小孔作为原始的厕所，在拥挤和不卫生的列车上，致命的斑疹伤寒症开始流行。列车会定期在车站停靠，把患病者和死亡人员抬下车。死者大部分是儿童和老人。
内务部仅用了3天时间，就成功地把几乎整个克里米亚鞑靼人从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驱逐了出去。被驱逐的鞑靼人共计183155人。在这一过程中，与家人失散的11000名年轻人则被派遣到建筑营或莫斯科煤炭盆地等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
1956年，前苏联政府下令称克里米亚鞑靼人没有资格获得在此过程中损失财物的任何赔偿。但是对于克里米亚鞑靼人来说，个人财产的损失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家园。
一个民族的流亡
1944年6月6日，前苏联内务部报告说，共有176746名克里米亚鞑靼人抵达特殊定居点，与此前他们报告的被驱逐的人数183155相比，6409人在途中失踪，这些人中，除了极少数是逃离的，更多的人是在途中病死后被遗弃的。
特殊定居点建在偏远的村庄，被哨所、检查站、路障和铁丝网包围。苏联的公安机关制定了严格的方案，对这些定居点和定居者保持密切监控。要求每家每户派出一个代表，每隔十天就向公安机关登记一次，此外，每个人每个月也必须在公安机关进行登记。
1944年6月20日，前苏联政府又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要求卡拉恰伊、车臣、印古什，巴尔卡尔和克里米亚鞑靼儿童在俄罗斯接受小学教育。该决议还允许克里米亚鞑靼人在乌兹别克斯坦或俄罗斯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但不是以他们的母语。尽管鞑靼人失去了自己的母语、学校和媒体，但在流亡过程中，他们总会想方设法保持其独特的文化。
文化的亡佚还在其次，寒冷的冬天让这些流亡者的生活雪上加霜。他们栖身在匆忙建造的营房、泥屋和土防空洞里，只有窗框没有玻璃，冷风长驱直入，但他们连御寒的衣服和鞋帽都没有，只能赤脚在森林中劳作，或者在危险和有害健康的条件下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痢疾、疥癣、湿疹等疾病趁虚而入。面包供应也时时中断，往往两到三天才供应一次，每个人150克。
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到来，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些流亡者在乌兹别克斯坦广阔的棉田、矿山、工厂中辛苦劳作，对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克里米亚鞑靼人到来的第一年，当地的乌兹别克人视他们为“叛徒”和“纳粹合作者”，拒绝为初来乍到的克里米亚鞑靼人提供任何帮助，甚至向他们投掷石块。直到一年后，由于克里米亚鞑靼人与传统的乌兹别克人有相同的宗教信仰，他们之间最初的敌意才逐渐消融。
极度贫乏的物质生活条件、清洁水的缺乏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气候，让鞑靼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疟疾，黄热病，痢疾等疾病大规模爆发，而克里米亚鞑靼人对这些疾病几乎没有任何免疫力，得不到适当的医疗照顾和普遍的营养不良，使这些疾病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
根据前苏联内务部的记录，从1945年1月1日至1946年1月1日的一年间，就有13183克里米亚鞑靼人在乌兹别克特殊定居点死亡。流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人口锐减，有统计指出，仅在1944年到1948年，被放逐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就有29.6％死亡。
重返克里米亚
1951年1月12日，联合国主持下制定的第一个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公约《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生效。当时所有的鞑靼人都认为，他们被驱逐的命运完全符合联合国关于“种族灭绝”的定义。但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上台开启了苏联改革的契机，才让在暗夜里备受煎熬的鞑靼人看到了一丝曙光。
1956年4月20日，当时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释放了所有居住在特殊定居点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但前苏联政府仍然认为他们犯有叛国罪，禁止他们返回克里米亚。
从1957年开始，克里米亚鞑靼人开始了重建运动，他们积极组织群众上访，写信，请愿，游说莫斯科。10年后，重建运动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1967年7月21日，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代表团会见了前苏联政治局的主要成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正式撤销了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叛国罪指控。然而，该决议再次重申，禁止鞑靼人返回克里米亚。
1968年4月21日，克里米亚鞑靼人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奇尔奇克，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以纪念列宁的生日，并发出“重返克里米亚”的呼声。苏联当局以暴力方式驱散了游行人群。
戈尔巴乔夫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回忆道：“1987年中期我们遇到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问题。这正是被强迫迁移到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等地的集中居民点的民族之一。从60年代开始克里米亚鞑靼人就提出要求恢复公正并回到克里米亚。改革伊始他们就感到有充分把握--不是在字面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恢复自己的民族尊严。7月，鞑靼人的抗议达到尖锐的程度；连续3天他们不断在克里姆林宫墙周边举行示威，提出的口号是：'没有祖国毋宁死'。”
后来，克里米亚鞑靼人意识到，重建运动不仅要呼吁前苏联当局，还要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像其他的人权和民族权利活动家一样，鞑靼人的领袖也不断地根据国际法进行上诉，尽管克里米亚鞑靼人把重返克里米亚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在1989年之前，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1989年对鞑靼人来说是不寻常的。当年11月14日，前苏联最高苏维埃发表了题为“关于对遭受强行安置的人民的违法的镇压行动的认识，并确保他们的权利”（On Recognizing the Illegal and Criminal Repressive Acts against Peoples Subjected to Forcible Resettlement and Ensuring their Rights）的法令，正式承认11类人为“被压抑的人民”，其中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其后由叶利钦签署的一项法令则正式承认，斯大林驱逐克里米亚鞑靼人到特殊定居点的行为，构成了种族灭绝。自此，在被驱逐出故土长达45年后，克里米亚鞑靼人终于为整个民族遭受的将近半个世纪的不公正对待讨了个说法，并获准踏上重返家园的旅途。
江山依旧，家园不再
流亡45年后，满身创伤的鞑靼人终于回来了！但此时的克里米亚却早已物是人非，家园不再。鞑靼人深感旧的伤口尚未愈合，新的创伤再次刺痛心灵。
在1944年鞑靼人被驱逐出克里米亚后，俄罗斯人就开始迁往这里，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俄罗斯人的天下，他们的比重在克里米亚所有居民中已经超过了60%，而且其中大部分反对鞑靼人返回故乡。半个世纪前属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土地早已易主，回到家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没有土地，没有房屋，许多人只能重新建起简陋的寮房，但这种行为却被乌克兰政府宣布为非法。1991年8月20日，流亡时的遭遇再次降临到重返故乡的鞑靼人身上。大量克里米亚警察在这一天开始驱逐返乡的鞑靼人，许多人的临时房屋被强拆，数百人挤在没有水电的“集体会所”，所有未得到居住许可的鞑靼人不许工作，不许上学，不许去医院看病。一圈圈被铁丝网围起来的空地上，聚集着一群群丧失了基本生存条件的鞑靼人。
1991年10月，乌克兰政府撤销了对克里米亚鞑靼人返回克里米亚的限制，并正式邀请乌兹别克斯坦的鞑靼人返回。这被外界解读为一项战略性举措，以缓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俄罗斯人及乌克兰政府之间的矛盾。对于克里米亚鞑靼人来说，虽然返乡之路困难重重，但是，毕竟长达45年的悲惨流亡史已经画上了句号，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篇章。
现在，鞑靼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冲突渐渐平息，但克里米亚半岛的主导者仍是俄罗斯族人，鞑靼人只占克里米亚人口的12%。鞑靼人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他们无法收回在被放逐之前拥有的土地。
“在我们的晚年，我们终于踏上了重返家园的路。”一位名叫塞德马特·斯麦罗夫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说。他瘦削而黝黑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们很想重新融入乌克兰社会，但政府并没有提供多少帮助。”斯麦罗夫说，“如果当局总是拒绝我们，我们就要组织起来进行自救，因为我们祖先的土地被送给了俄罗斯人，我们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也正在失去。”
在乌克兰南部小镇辛菲罗波尔繁华的城市街道两侧破旧的小屋里，斯麦罗夫独自居住了将近三年，因为他身负一个重要使命：守卫一堆砖。对他而言，这些砖的意义非同寻常：他希望，有一天，就在他住的这个地方，这些砖会成为克里米亚鞑靼人一直在计划修筑的一座伟大的新清真寺的一部分。但是，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地方当局阻断了清真寺的施工。“我没有想到会等待这么长的时间，但因为我被赋予了这项使命，我就要认真履行。”斯麦罗夫说，“对克里米亚的穆斯林，对我自己的孩子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鞑靼人再次开始在丛林中建造起一座座简易的由小石头堆磊起来的棚屋，以此标明这是自己的财产，并计划逐步在自己为自己划出的地域上，建造更大一些的房子。数以百计的简朴的小石屋在辛菲罗波尔郊外的丛林里耸立起来。这些简陋的小定居点不仅仅是绝望之后的产物，也是鞑靼人决心为自己重新建立社区的象征。
鞑靼人的自救
克里米亚地方当局把这些私自建屋的鞑靼人称为“占地者”，并多次警告说，“私自占有土地是一种犯罪行为，这可能会增加种族紧张局势”。克里米亚地区议会负责人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夫最近呼吁鞑靼人不要把土地问题“政治化”，能够“放眼未来，而不是重复过去的错误”。他还坚持认为，尽管受到财政限制，但政府会尽力帮助鞑靼人进行安置。
辛菲罗波尔镇的一个“占地者”穆特瑞·埃米尔·乌塞恩，从流放地返回后,就为妻子和孩子建造了一个小寮屋。“我讨厌“占地者”这个词，”乌塞恩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直接采取行动。如果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来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家园，我们就自己为自己创造体面条件。”
穆斯塔法·杰米拉维（Mustafa Jemilev）在许多鞑靼人心目中是一位英雄。在和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克里米亚时，杰米拉维还只是一个6个多月大的婴儿，现在，他是鞑靼人的最高代表机构--国民大会的领袖。
18岁时，杰米拉维和几位鞑靼活动家共同建立了克里米亚鞑靼联合会，从此开始了为鞑靼人争取各项权利而进行的长期艰巨的努力。在1966年到1986年的20年间，杰米拉维就因反苏维埃活动先后6次被捕入狱。1998年10月，联合国难民署授予他南森奖，以表彰他在争取克里米亚鞑靼人回归故土的过程中所做的各种努力。杰米拉维在领奖时强调：当激烈的手段被使用时，就会有无辜的人受到伤害，任何正义的起因都不能辩解这种伤害。”
虽然杰米拉维一再倡导使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他本人却一直是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乌克兰内政部长尤里·卢岑科指出，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有关联并在克里米亚活动的一个恐怖组织（At Takfir El Hicra），一直在计划针对杰米拉维的暗杀活动。杰米拉维没有否认“暗杀”一说，但要求鞑靼人，即使是他受到了伤害，也不要动用武力。
如今已年近古稀的杰米拉维仍在为争取鞑靼人的权利进行不懈努力。他指出，现在不利于鞑靼人的宣传正在不断加大。“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相关的任何事都被夸大其辞，每个人都试图从消极的一面来解读我们。”
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危机小组近年对克里米亚大学生进行过一项民意调查。参加民调的大学生中有高达46%的人都认为，流放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做法是正确的，这一结果令人感到担忧。危机小组指出，这是长期以来针对鞑靼人的宣传的结果。但地方当局对此的看法却大相径庭，他们指出，乌克兰总统已经宣布要解决克里米亚鞑靼人的问题，他们面临的问题会得到改善。
今天的困境并不能阻止克里米亚鞑靼人回归故土的热望。虽然在自己的家园里仍然要面对各种不公正的待遇，但显然，他们正渐渐走出整个民族在1944年被驱逐流放的阴影，那枚用鞑靼文、乌克兰语和俄语写着“为克里米亚的发展而努力”的时间胶囊，将会把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这一信念世代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