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可以走多远：《被背叛的台湾》
-|王 怡 发表于 2010/10/20 10:23:00
http://cdread.com/thread-2417-1-1.html
坊间，新出陶涵先生的《蒋经国传》。记得1985年，我上初中，书摊上买到江南的《蒋经国传》，16开本、以刊带书。心里震惊极了，想不到对岸的国民党这么坏。一时间，激发了我读书向上、报效国家的情怀。
这是第一部描写台湾白色恐怖的好莱坞电影。取名1965年的小说，《Formosa Betrayed》。1544年，葡萄人来台，称她是福尔摩沙（美丽岛）。影片杂糅了1981年的陈文成案和1984年的江南案。1981年7月，密歇根大学的数学家陈文成，常在美国华人报刊上批评台湾。他回台期间，被警备总司令部秘密“约谈”，出来后淬死于台大校园。留美学生纷纷示威，抗议国民党暴行。2009年3月，马英九就任总统后，指示最高检察署重新调查28年前的“陈文成案”和“林义雄灭门案”。7月，台湾“最高检”对涉嫌陈案的5位当年情治长官，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电影在主人公身份和案情设置上，化用了陈案情节。但故事大纲是参考江南案。1984年10月，写《蒋经国传》的美籍作家江南（刘宜良）在自家车库被暗杀。FBI（联邦调查局）指证，凶手是台湾“竹联帮”的头目陈启礼和助手吴敦。美国要求国民党引渡凶手，但施压无果。后来，FBI宣称，他们已掌握陈启礼的一卷录音带，显示有台湾军情部门介入，元凶直指总统之子蒋孝武。蒋经国被迫于1985年1月，下令逮捕情报局局长、副局长和三处处长。1月13日，他透过中央社，承认情报部门卷入了江南案。8月，蒋经国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黯然宣称蒋家将不再有人承继大位。1990年，刘夫人在美国起诉“中华民国”。胜诉，获民事赔偿145万美元。
蒋经国晚年解除党禁、报禁，他的荒凉心态和此案有莫大关节。美国也算恩人了，竟远赴重洋，到美国国土上干掉美国公民。国家走到如此地步，近代国际史上也十分罕见。
最近几日，出门不便。在家读教育家洪堡的书《论国家的作用》。1792年，24岁的洪堡就写出这部名著，却直到60年后才出版全文。有意思的是，德国近现代史上，凡遇国家主义溃散之时，这本书就会被刊印。1848年革命失败后，人们发现了洪堡尘封已久的书稿，惊呼为德国自由主义的《大宪章》。后来，1918年威廉帝国垮台，1945年纳粹德国灭亡，德国知识界都再次重印和讨论此书。
如果你写的书，每逢亡国就有人读，先知的痛苦莫过于此。爱国爱到这地步，比流血更令人难以承受。爱国爱到这地步，一切溜须拍马的、或组织上动员的“爱国主义”，都是先知的敌人。
洪堡对国家的看法，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也是基督教的。前者的意思是，人的最终目的是与国家无关的。换言之，国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甚至在成就人的最终目的上，国家也使不上什么劲。国家只能向公民提供“负面的福利”，就是在人实现其目的的过程中，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侵害。
后者的意思是，国家必须是一个世俗国家。国家本身不能成为一种宗教，或信仰的对象。这与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国家崇拜的立场，是针锋相对的。
洪堡关于“世俗国家”最精彩的论述，是对宗教与国家关系的看法。一方面，他从实证的角度论证，国家对宗教和人类灵魂领域的任何干涉，都会导致某些意见对另一些意见的粗暴排斥。另一方面，他强调人的内心对宗教信仰的接受，是不可能以技术手段理解、规划和控制的。但国家，是且只是一种技术手段。
洪堡得出结论说，“从最高的和最普遍的层面上决定事情的东西，恰恰是国家根本无法企及的。国家无法企及真正对道德精神发挥作用的唯一的东西，也根本不可能企及人在内心接受宗教信念的形式。因此，有关宗教的一切事情，都处于国家作用的界限之外”。
人们对专制的理解，往往是形而下的，或制度主义的。表面上，国家容易滥用的，都是形而下的资源（刀剑与枪炮）。但事实上，国家更容易滥用的，是它的形而上资源，即它的身份、主义和荣耀。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说，所谓专制，就是把一种虚构的国家目的置于人权条款之上的体制；所谓自由主义，就是认为国家是可以侵犯的，但人权条款是不可侵犯的。
从基督教的角度说，所谓专制，就是那些不承认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没有别的神）的政治体制。换言之，如果你是有神论，那很简单，你已经有神了，所以国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神，不是敬拜的对象，也不是奉献的对象。如果你是无神论，也很简单，既然你已承认没有神了，所以国家必须走下神坛，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应成为替代的偶像。不然，你的无神论就是自欺欺人。
电影给了我反思的机会，当年为什么一定要杀江南。因为假神需要不断地献祭。真神一次为人流血，假神却要人不断为他流血。在一个专制时代，江南触犯的，不只是蒋家的政治利益；他的言论如滔滔江水，冲的是一个拜偶像的政权的龙王庙。
江南被杀那一年，有些人冒险成立了“台湾人权促进会”。之后坚持每年发布“台湾人权报告”。几年前，我曾有机会，搜集了他们20年的报告。他们的“年度人权新闻”，有个很打动我的编配方式。就是以《世界人权宣言》的三十个条款为框架，将每年的新闻事件，都仔细区分，罗列在每一条款之下。
年复一年，很多人都背得人权宣言了。不但背得，还学会了分类。看到报纸上的一件事，就晓得是和哪个人权条款有关的。如果从某年开始，某项条款下一个事件都没有。那时心里的快乐，正如洪堡所说的“负面的福利”。
譬如，第18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从1990年开始，这一条款下面，几乎每年都是空白。
又如第13条，“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陈文成案后，台湾取消了出入境须经警备司令批准的规定。到1991年，清理出限制出入境的黑名单439人。从1996年开始，“政治犯”成为历史名词，这一条款下面，也从此空白。
我就想，媒体能否也这样。年终岁首，都按《世界人权宣言》或宪法的权利条款，将一年大小事件，挂号分科。看看这个社会走了多远。
国家可以走多远，是一个令人害怕的假设。我们可以走多远，是一个温暖的邀请。
王书亚写于2010-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