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体制已经开始逐渐地走向了“强迫症”的一种恶性循环中：社会苛求教育部门，教育部门苛求学校，学校苛求老师，老师苛求学生甚而波及家长。理性的前瞻的家长的声音，有时也会淹没在社会的洪流中。
这种“强迫症”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中国现下的教育，因此，学校的教师往往处于一种尴尬、矛盾中：很多的教师有自己的理想，很多教师的理想是真心的爱每一个孩子；很多老师都在追求教育教学的艺术，很多教师在努力追求属于教师的幸福生活。但是，在学校里，在学校这个教师的工作地点，大部分的老师不仅没有工作的愉悦感，而且感染了非常深刻的“强迫症”。
这种强迫症不仅影响着教师自身的身体健康和心灵健康，而且这种症状也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和形式传递开来。因此，表面上看，教师很强势，很威严，很凶悍，实际上我们这些教师在学校里很多时候也是弱势的角色。德育、教学、科研、党团、工会等等多如牛毛的大小恶吏们将教师整得生不如死，尤为严重的是，这种强迫症在这种形势下更加严重。有的，病入膏肓了。
有些时候，我真的挺羡慕企业、公司单位的，他们以成绩说话，以实力说话，可是学校里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学校里从根本上仍然是中国传统的人治方式的管理（如果也能称作是管理），学校的小吏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逼使教师交出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成绩”，我想，田林四小的那位年轻女教师布置教室的行为就是这样一种体现“成绩”的方式吧。
这样，即便是再高明的教师，也会有意无意地将这种成绩的压力转嫁到学生身上。所以，那个不幸的女孩（上天保佑她！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这个病态的强迫症深重的教育体制的牺牲品；那位不幸的年轻老师，也同样是我们这个病态的强迫症深重的教育体制的牺牲品。
我从事中学教育已有十载。十年来，我的心一直在游荡徘徊，当然也有十分坚定的地方。令我心游荡徘徊的是，我总是在被“强迫”着做许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虽然我知道那样做，可能我“升”得更快。对学生而言，我的方式也总是在严厉和温和之间游走。在目标方面，我一直在应试与素质教育之间寻找着某种平衡。老实说，这样做对我的内心有太多的煎熬，可是与那位年轻的女教师而言，我现在更觉得庆幸：这种中间的方式，也许是面对中国教育强迫症的最为无奈的合理选择。
十年来，我十分坚定的地方是，我愈来愈热爱这份在中国似乎受人羡慕但实则相当艰难的职业。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做更多的事，尤其是在学校强迫症与学生之间建立某种意义上的缓冲区：既能尽量地满足学校，又能尽量地使学生更好地发展。
因此，我常常感觉自己痛苦地忍耐着，坚持着，也享受着。
这两天来，我的心一直煎熬着。与同事们交流，大家是既为小女孩担心流泪，又为自己无能为力、甚至不能改变自己周围的无形的强迫症的网而倍感悲哀。
这件事，将长期折磨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