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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长

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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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600亿了!这部全场起立鼓掌的国产良心,怎么还没火???
原创: 小视本人  视觉志  前天


作者 | 表姐



就在前不久,发生了一件特别痛快,特别扬眉吐气的事——



在世界三大之一的柏林电影节上,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男女主角,演员王景春和咏梅“夫妻”双双把熊擒,捧得两座银熊奖杯回来。



演员实力强,这部片子本身也了不起。



片长长达三个小时,在柏林放映却无一人退场。而且全场包括很多外国观众,集体看哭。



国内点映,更是好评如潮。



有人哭到难以自持,坦言这是中国电影的又一次骄傲。



via Arch butler



有人高呼,(其实是)25年后,我们又拍了一部《活着》。



via 杨影枫



甚至有报道,在放映结束,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表姐第一时间去看了,看完第一反应是...



担心。



不是担心片子质量——



这电影,可以说近年来最优秀的国产片之一。



我担心的,是票房。



我害怕看到那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结局:



明明是这么难得的好电影,却被流量烂片盖住,来不及被更多人看到。







这种担心,丝毫不多余。



因为这部片子,从导演到演员,到整个故事,都显得跟时代格格不入。



这个时代属性是精明。



而这是一群,笨拙又真诚的人。







导演王小帅,你可能很少听到这个名字。可在表姐心里,这个名字还代表着两个字:“良心”。



他的作品,《我11》、《青红》、《闯入者》...



每一部,都把镜头对准那些在时代里受了伤,却没有机会喊疼的人。



很多导演在这样的议题面前,习惯性鸦雀无声。因为知道费力不讨好,赚不了什么钱。



王小帅却一次次振臂高呼。



回答他的是什么呢?



就拿上一部《闯入者》来说吧,搭档老戏骨吕中老师,上映首日排片仅1.15%...



直接被判“死刑”。



整部电影票房才1000万。那已经是2014年了,收不回成本的1000万。



《闯入者》里的吕中老师





那次之后,王小帅坦言:“我太沮丧了”。



这是一个老实做事的人,争不过投机取巧之人的委屈。



此后5年,大荧幕上再看不到他的电影。



你以为他是被伤透了心,他却带着这部《地久天长》回来了。







又一部叫好不卖座的严肃电影。



是不长记性吗?



我觉得更多的是放不下这些人,过不去心里那个道义的坎。



就像贾樟柯导演那句:“不能因为整个国家在跑步前进,就忽略了那些被撞倒的人。”



《地久天长》这部电影里,你能看到导演试图扶起被时代重创之人的慈悲。



这些人,就在身边。



可能是我们的邻居,亲戚。也可能,就是你我的父母。







(以下轻微剧透提醒)



电影的主角,是一对国营厂夫妻。



“国营厂”,80后的朋友对这个词不陌生。



爸妈双职工,厂子盖的筒子楼里,住的都是同事。每个小孩脖子里都挂了一把钥匙。



厂办食堂、厂办澡堂、厂办学校、厂办医院...



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在这个厂区完成。



主角刘耀军、王丽云夫妻就是其中之一。



在那里,他们有稳定的工作,有从知青相识至今的好兄弟沈英明一家,有一个健康的儿子。







正如片名,地久天长。



所有人都以为这样的生活是安稳的,长久的。



可电影还有另一个英文名字,so long,my son. 再见,儿子。



四次跟儿子的诀别,打破了这份地久天长。







第一次,计划生育下的意外怀孕。



好友沈英明的妻子李海燕,厂里的妇女主任,亲自叫车把闺蜜丽云送去医院流产。



丈夫刘耀军一拳一拳砸在计划生育宣传栏上发出的闷声。



医院其他产房突然传来的新生儿的啼哭声。



以及那首极具讽刺的《友谊地久天长》响起时,第一个孩子没了,丽云再也无法生育。




友谊地久天长
王源 - 友谊地久天长




日子还是照样过。



耀军、丽云无奈接受;海燕觉得职责所在,理所当然。



没有人做错什么。这样的结果,也不知道该去责怪谁。



但心里,还是生出杂草了。



第二次,孩子间的一次玩闹。



儿子刘星死了。



不会游泳的刘星,在沈家儿子沈浩的怂恿下,去水库玩时,溺亡了。



友谊地久天长?在生死面前,没有地久天长。







不久之后,国企改革,一大批工人下岗。其中就有丽云。



与下岗相对的,是下海,南下广州。其中也有丽云夫妇。



只是他们不是奔赴未来,而是逃离过去——



这个地方太伤心了,再住下去,人会疯的。



第三次,养子的叛逃。



在南方海边的小城市,耀军夫妇又领养了一个长得很像星星的男孩。



最后,这个男孩也因为不堪自己只是个“替代品”,离家出走了。







第四次,偶然的产物。



很多年之后,耀军遇到年轻时很喜欢的沈英明妹妹沈茉莉之后,一夜出轨,还阴差阳错地有了一个孩子。



但最后,出于对妻子丽云的感情,那么渴望有自己孩子的刘耀军,放弃了。



他说:“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我认了。”



三十年来对孩子的执念,始于沈家,终于沈家。



沈家就过得好吗?



失手害死刘星的沈浩,背了二十年的道德包袱,无处诉说。



海燕因为当年的坠胎,到死都想求一个原谅。







看这个电影,你无法分出对错方来。



里面所有人,都不自觉地被大时代所裹挟,阴差阳错造成了一个一生的悲剧。



丧吗?



可还是能从里面看出温暖的,在这个时代特别珍贵的东西。



从电影一开始,我就在想,到底什么是地久天长的。



集体生活被一场经济改革解散了;多年友情因为意外生疏了;父子亲情被阴阳隔开了...



看到最后,耀军丽云在儿子坟前坐下,分吃一个橘子,突然懂了——父母爱情。







失独夫妻,是很难走下去。因为彼此的存在,就像一个提醒。



但刘耀军夫妇挺过来了。



电影里,有那么几幕格外让人心疼:



一幕是丽云被拉去流产后大出血,醒过来对丈夫说了一声“对不起”。



对不起,作为一个妻子,没能保住我们的孩子。



一幕是沈英明来告诉丽云夫妻真相,耀军作为男人,嘴上说着大度的话,丽云埋头蹬缝纫机,越蹬越快,突然咔的一声,针断了。



那一下一下登的,其实是没说出口的怨。怨丈夫不给儿子讨一个说法。



一幕是耀军劝茉莉打掉孩子,丽云觉得自己多余后自杀,耀军抱着她往医院跑。二十多年前,同样的场景,他怀里抱的是溺亡的儿子。



在生死面前,一次意外出轨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幕是两个人回到老房子,耀军拉不上羽绒服的拉链,丽云弯下腰帮他拉好。



多年的默契,已经不需要言语了。







这场婚姻没有过危机吗?



漫长岁月里,人心百转千回,肯定有。



但两个人盘根错节地依靠在一起,才没有在这场时代的洪流里被吹散。



在被生活缓慢捶打的过程里,才一点点生出地久天长的甜来。







这一次,王小帅又讲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故事。



我们或许早就不相信,还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的友谊,还有以德报怨的道德圣人,还有牵了手就不分开的爱情。



我们也早就不愿意,不愿意反思过去,不愿意为了那没赶上来的少数人停下脚步,也不愿意花时间去修补一段感情。



所以我担心,即使有王景春、咏梅两个影帝影后的演技加持,还是没有热度。



因为它就像那种踏踏实实的老实人,不会媚俗地讨好人,不会专拣你爱听的说,不会玩那些噱头、流量的游戏规则。



这样的作品,在一片浮躁里,能赢吗?







表姐看到一个数据,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经600亿了,今年可能更高。



但像《地久天长》这样的良心电影,能占多少?



这背后,是钱的事,但永远不只钱这么简单。



它还事关,对于上一代人的隐伤,那些没能喊出口的疼,我们关心吗?



我最怕看到的,是这部电影曾看哭了很多外国人,而最该看到它的我们,却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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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春:一旦存活,他的春天就来了
原创: 人物记者  人物  今天




王景春有一种职业演员的心态,「不管怎么样,有戏演我就去演,我得让你知道我会演戏,我是个好演员。我要让更多的人在现场看到我演戏,让更多的人知道你是不是这块料。角色大小无所谓,只要让我演就行,就是这样。」



在朗辰看来,「他一旦存活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春天快来了。人就怕你老在台上站着,站着站着,那个舞台的中心就是你的了,熬也能熬成你的,我是这种心态。」










文|安小庆

编辑|金焰

摄影|高远

场地提供|双烽镇







长在一起



2月17日凌晨,导演、编剧朗辰还在位于北京常营的书房里写剧本。4点多,他发现手机屏幕上出现了网站推送的新闻,王景春和咏梅获奖了。



几个小时后,老朋友王景春颁奖现场的视频出现在网络上。就是那个获奖的瞬间,朗辰说,「那个表情,瞬间那种恍若梦里的感觉,实在太让人心疼了。就好像自己的名字被点到的时候,对自己的名字很陌生,不太相信美好怎么会是我。」





王景春和咏梅凭借《地久天长》摘得柏林帝后   



在王景春46岁的生命中,这样恍惚的瞬间出现过好几次。他记忆中最远的一次发生在1995年的9月。那天,表演系大一新生王景春坐在戏剧学院的草坪上产生了意识错位,「哎,这是戏剧学院,我怎么坐在这儿,哦,我考上戏剧学院了,已经不是在乌鲁木齐百货公司上班的人,我不用再回去了。」



最近的一次则发生在大半年前。那天上午,他看到好几条导演王小帅夜里发来的长语音。那时,《地久天长》剧组还有半个月就要开机了,但原本确定下来的男演员突然因故退出。在这之前的选角阶段,导演王小帅和制片人刘璇都提过王景春,但被主要投资方出于市场回报的考虑否决了。



看到王小帅夜里发来的几条长语音,王景春直觉有事发生。他故意没有立刻点开,而是走开去干了一点别的事,让自己冷静了一下。等听完语音,他马上就给导演打了电话。



刘璇回忆,那时剧组同时备选了几个演员,但王景春的反应是最快的,「没有任何条件,就说好,我来。」



直到这时,王景春才看到完整的剧本。看完剧本,他心里想,「呦,这戏就是为我写的。」 剧本中的很多故事和场景,都出乎意料地和王景春的成长经历非常相似。



《地久天长》在柏林参展的海报,是一群国营工厂的工人们在橙色调的舞厅里跳舞。在王景春的记忆里,在阿勒泰和乌鲁木齐度过的少年时代,爸爸妈妈和哈萨克族、回族、维吾尔族的叔叔阿姨们,最爱的活动就是在家里搞舞会。



父亲平时很严厉,但朋友特别多。山上的牧民朋友下来以后,大家就聚在一块儿「奥特来西(音),维语叫奥特来西,英文叫party」。很多人的太太都是文工团的演员,大家先做饭、吃饭,吃完饭以后,手风琴一拉开,跳舞。



那时,王景春家里有一个双卡录音机,一放音乐,引得邻居们都聚到他家来。大人们跳交谊舞,《地久天长》里,刘耀军也跳交谊舞。王景春说,交谊舞的童子功和最初的文艺启蒙,就是从那一场场大人们的「奥特来西」开始的。



在《地久天长》里,年轻演员王源饰演刘耀军夫妇叛逆的养子刘星。刘星和大人一起飘荡,无法适应转学后的生活,最终渐渐与养父母关系崩裂。





《地久天长》剧照   图/网络



而在王景春的少年时代,他几乎也经历了和电影里一样难捱的一段岁月。那是31年前,因为军人父亲从阿勒泰边防部门转业,15岁的王景春和父母、弟弟一起搬家到了乌鲁木齐。在转学后的新学校里,作为外来者的他,总被同学欺负。有时,「突然来五六个人打你一顿,就不愿意去上学了,但你必须每天要去上课。」



电影里的刘星有自己的反抗方式。现实中的少年王景春,则在忍了大半年后,渐渐和新大院的孩子们建立了联系。有一年寒假冬令营,他「一战成名」。



那天在少年宫里,班里的同学又欺负他,还叫了一个外面的人一起来打他,把他嘴巴打破了。王景春跑回家叫了几个大孩子,回来的时候棉衣袖子里藏了一根手臂粗的木棒。他让大孩子堵在门口,自己一个人进去了,进到那个教室里面,打他的一帮人一见他回来,又冲过来要揍他,他迅速把木棒抽出来,一棒子敲在领头的家伙头上。



「『当』倒一个,再打,第二个,第三个……打完了以后,在我们学校就传开了。他们说王景春眼睛挺小,但打人的时候眼睛巨大。」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欺负他了。



但转学带来的不适应,已经让他的学习落下了。中考后,分数不高的王景春进了市化工技校的铆焊专业。在学校里,王景春爱上了这门技术,找到了电焊的快乐——



「在一个黑色镜子后面,其实可以把焊条作为画笔的。你把它点着,可以把两块分开的钢板用一根焊条连接在一起,而且你能把它刷出非常优美的纹路来。你要通过你的技术,控制火弧的长短,关键还有一点,它还要拍X光的,里面不能有杂质,不能有气孔,多艺术啊!」



19岁从技校毕业的时候,王景春考到焊工5级证书,是同学里级别最高的,还获得了留校当老师的机会。差不多30年后,在《地久天长》的故事里,下岗工人刘耀军用电焊技术谋生了一辈子,从北到南。



这些命运细节的暗合,和对整个剧本故事的喜爱,让王景春在大半年的拍摄中非常幸福并且沉浸。



制片人刘璇不常去剧组,有一次她听工作人员讲起,有一天,剧组在包头老街区的筒子楼拍戏。拍完后,导演一喊停,王景春披着一个军大衣,自己坐在楼梯上哭。



正好他的几个朋友要来看他,给他打电话,「他气得,说谁还给我打电话!结果一看,是他们同学,可还是控制不住,还在那儿哭。」



2018年底全剧杀青后,刘璇记得只要是坐一块儿聊天,王景春就开始说,「这个戏有多好多好多好,这个片子多好多好,控制不住,一直说。」有时候大家听着都有点烦了,想让他「说点别的吧」,但只要那天有没听过的朋友在,他又会开始重复。



有一天,他告诉王小帅和刘璇,「你们知道吗,就前两天,我晚上做梦我还梦见我跟咏梅,我带她去买房子了。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过,就是梦里面还是那个刘耀军,老伴是咏梅。」



他的投入让刘璇觉得,他有一部分已经长在这个片子里面了。









「歪瓜裂枣」



王景春生命里扮演的第一个角色,发生在19岁时的一个下午。



那天是个周末,他和朋友去参加婚礼。吃完喜宴,两人去市歌舞团找朋友。那时刚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一年的朗辰正在艺术团里帮人挑演员,排小品。他出了一道题,表演「不好了,你家着火了」。



一连几个人的表演都很糟糕,王景春坐在窗户边笑得很大声。朋友推了他一把,「你能,你去试试呗。」王景春一脚踹开门冲进去,拽着朗辰的胳膊说:「老师,老师不好了,你们家着火了!」边说边拉着朗辰往外走。



事后,朗辰觉得所有人里最突出的是王景春。他告诉小他3岁的王景春,可以试试去考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朗辰当时并没有推荐北电和中戏,因为「这位兄弟并非帅哥俊男类的形象,以我当时形象上的肤浅认识,觉得他要是去考我的母校电影学院,可能会没戏」。



没多久,王景春就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找到朗辰,提出想跟他学表演。朗辰很犹豫,那时候他是天山电影制片厂的职业演员,但一年到头演不到什么好戏,而且找过来的几个年轻人,「都歪瓜裂枣的,啥时候能领衔主演啊。」但王景春很坚持,朗辰说一个人没法学表演,没人跟你搭戏。「为了学表演,他居然又拉来两个歪瓜裂枣的朋友。」



那时的王景春,是■新▲疆■百货大楼童鞋部的售货员。此前,作为乌鲁木齐民间文艺活跃分子的他,给百货公司排演过一个舞蹈节目,最终获得了天山区文艺汇演一等奖。从技工学校一毕业,他就被百货公司叫去上班。一个月加上奖金能拿800块钱,是当时令人羡慕的高收入,可是只站了一个星期的柜台,他就渴望离开那儿了。



这之前的一年,王景春的父亲因公去世。这被他视作自己作为男人的成年礼。在那以前,因为转学和青春期的缘故,他和父亲关系很僵。父亲的突然离开,让他想要回到原本父亲对他的期望里来。而父亲生前对他最大的期望是上大学。



从来自北京专业艺术院校的朗辰告诉他可以考艺术院校的那天起,离开童鞋柜台和满足父亲期望的两个愿望,就在学表演这里汇合了。这个从小生长在边地的年轻人,开始幻想有一天能够离开故乡,去到外面的世界。







白天继续卖鞋,晚上是另一种生活。朗辰一开始就感受到王景春已经把做演员视作不二的选择了,「就是没有别的想法了,我就一定要实现它。」



「他对自己能力的那种自信也很漫溢。有的时候其他人还在那儿琢磨(即兴小品)呢,他就急了,说我先来演,说老子已经想好了十几种方法。」朗辰回忆。



23岁的朗辰不收学费,唯一的要求是让他们多去找录像带。他带着3个年轻人看了好多片子。王景春记得有马丁 · 斯科塞斯、《美国往事》、《我的左脚》、《因父之名》、丹尼尔 · 刘易斯、阿尔 · 帕西诺、达斯汀 · 霍夫曼、罗伯特 · 德尼罗。



「它给你一个参照物,给你一个坐标。什么是好的表演,什么是坏的表演,朗辰当时全给我们看了,就在上戏剧学院之前已经了解了。」



1994年冬天,已经在百货公司做到业务主管的王景春去杭州跟台湾一家鞋企开会。会议结束后,因为■新▲疆■过肉孜节,买不着火车票,他只能滞留在冬天上海湿冷的小旅馆里。



他一个人坐公交车去了上海戏剧学院,花两块钱买了一张招生简章,之后他在学校里待着,坐在雕塑旁边抽烟。突然恍惚一下,他感觉到这地方自己来过,「可能是做梦来过,很熟悉的,熟悉那个位置,整个那个空间全是那样。」



1995年,来自边地的外省青年王景春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他的通知书比朋友的来得晚,后来才知道因为超龄一岁,他是上戏特招的几个人之一。拿到通知书那天,王景春高兴坏了,在办公室看到同事,就做出告别的姿势说,「大姐,再见吧。」



戏院学院的4年,王景春认为「太美好」。「每一天,就干一件事儿,每天脑子都在想这事儿,都觉得时间不够用。」



同学薛佳凝回忆,「班里同学都是帅哥美女,景春在里面挺特殊的。」她也承认那时对王景春并没有「多余的假定性猜想,但可能对陆毅、郝蕾、廖凡会有。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过,景春会有今天的成绩。那么那么多同学,那么那么多形象好的、条件好的孩子,都没有问鼎这么高的奖项,可他问鼎了两个」。



上戏毕业后,王景春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这也是他在校成绩的一种证明。在上海待了四五年,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能够预料到将来的生活,每天就是上班拍戏,老了以后退休。



朋友廖凡和陈建斌都劝他去北京发展。2004年,他趁去北京拍戏的机会,留了下来。大学同学中不少人已经因为一些电视剧热播成为大众明星。选择去北京的王景春,因为不认识人和不熟悉圈子,机会越来越少,最长有一年时间,他没有拍过一部戏。



2005年,演员曹卫宇和王景春在康洪雷导演的《一针见血》剧组认识了。两人都是■新▲疆■人,被安排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曹卫宇记得有一天夜晚,王景春拿出一张见组的个人照片问他,「你说老曹,你觉得我在这个行业里头,还会有所作为吗?」



曹卫宇感到一种共通的急迫感,「因为那时候都会有困惑嘛,谁不想演男一号啊。但是那时候,电视剧的男一号,就是需要那种高大全、伟光正,然后长得漂亮的男生来担当,这是肯定的,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现实问题。所以我就特认真地跟他说,我说春,你相信我,你长了一张电影脸,电影演员的脸,就是很容易被人记得住。以后你把你的目标放在电影上,走电影的路,早晚有一天会成功的。比方周迅在《荆轲刺秦王》里头演了个盲女,其实就一场戏,但是所有人都会记住那个盲女,这就是演员的本事和电影的魅力。」



朗辰回忆,王景春「没有讲过那些跑龙套的日子,他讲都会讲去现场表演的时候,导演和身边的演员对他的赞许。但是讲这话的同时,也是意味着领衔主演你没份儿的那种心酸,也是在里头包含着的,因为当时毕竟没有什么领衔主演会找他的」。









一旦存活



2007年,王景春在客串一部情景剧时认识了同来客串的年轻导演周伟。那时周伟正筹备《棋王和他的儿子》。在周伟记忆里,那正是王景春迷茫的一段,「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他把头也剃了,剃了一个非常短的头,然后在西藏四处转」。



在自己的电影里,周伟邀请当时还在西藏转悠的王景春飞到西安演了一个男二号。自此开始两人长达10年的数字电影合作。随后几年,周伟为电影频道拍摄了几十部数字电影。在这些电影中,王景春渐渐从配角演到了主角。



数字电影无法在院线上映,只能在电影频道播放。在朗辰看来,「几十万、百十万拍一部数字电影,拿去基本的一些成本核算,演员几万块钱酬金到头了吧。」



但王景春有一种职业演员的心态,「不管怎么样,有戏演我就去演,我得让你知道我会演戏,我是个好演员。我要让更多的人在现场看到我演戏,让更多的人知道你是不是这块料。角色大小无所谓,只要让我演就行,就是这样。」



在朗辰看来,「他一旦存活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春天快来了。人就怕你老在台上站着,站着站着,那个舞台的中心就是你的了,熬也能熬成你的,我是这种心态。」







2008年在周伟导演的数字电影《不许抢劫》里,王景春演一个农民工。除了他,所有参演的都是非职业演员,导演要求大家一个月不能洗头洗脸洗澡刷牙。周伟没想到王景春做到了。最后一场戏是大家要到了工钱准备回家,一帮人洗头洗脸,周伟记得王景春盆里的水都成了黑汤。



更重要的是,在这次合作里,周伟开始认定王景春的表演和才华。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场重场戏,几位农民工去包工头家里要债。其中有一大段独白要边哭边说,「非职业演员的男一号死活演不出来」。



当周伟中间用对讲机跟现场进行沟通时,无意间听到演男二号的王景春正在给忘词的男一小声地嘀嘀咕咕提词。「还特别带有情绪,饱满地带动他,你知道吧,当时我正好在对讲机里边,耳机里边突然听到景春在教这个,当时让我非常感动。」



拍完之后,周伟找到王景春,问他,「春儿,要是这场戏让你演你怎么演,怎么弄?」



王景春记得他就用四川话蹲在地上演了一遍,周伟看完说,「我错了,我就应该让你来演这个戏,叼着烟,咬着牙,说真的我错了。」



第二年,周伟拍公安题材的电影《无法结局》,这也是王景春真正主演的第一部电影。10年过去了,周伟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下午他去房间找王景春,那是他第一次进去。



「推开门,我靠,吓我一跳。因为我们当时拍警察戏,刑警队长,我们道具因为是跟当地公安找的那些真实的照片,全是什么碎尸杀人案、爆炸那种案件现场的照片。我们在拍警察办公室的时候,需要把这些照片放到办公室里边,但我不会去拍那些特写。景春呢,就私底下跟道具沟通,从道具手里边借了一堆这些照片,在他的卧室贴了满满的一墙,然后自己画线、做标记,就是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刑警侦破这些案件。我说操,你丫晚上能睡着觉吗?那时候我们的戏都已经拍了一半多了。」



刑警队长平时不穿警服,剧组因此给人物设计了一件皮衣,周伟记得,不管演戏下戏,还是一起出去吃饭,王景春都穿着皮衣,始终生活在人物里。



2009年,王景春终于凭电影《疯狂的玫瑰》获得电影频道主办的第10届电视电影百合奖最佳男演员奖。次年,同样以公安题材的电影《警察日记》获得第2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



在20年里,从遥远的边地出发,从众多曾经不被看见的配角出发,外省青年演员王景春逐渐从边缘靠近中心。



好友喻恩泰在王景春柏林获奖后,回忆起两人曾在庐山一个湖边许愿。他记得曾问王景春有什么愿望,王景春说:好好演戏。





世俗影帝



从柏林电影节归来一周,他已经和朋友们聚了好几次。其中公司给他办的庆功宴就叫「王景春和他的朋友们」。



在朗辰眼里,王景春身上有一种胡人气质。透亮,仗义,不悲观。当年有一位一起在■新▲疆■学表演的朋友,后来也去了北京。「对方完全揭不开锅的时候,租房子啊,吃喝拉撒啊,几乎都是靠着他的酬金。关键是他自己当时也困难——你可别给他讲谁谁谁不幸,就他那样你也知道,小眯缝眼,丑得要死,但是那张脸瞬间会让你感受到温暖。」



王景春的仗义,在后来直接表现在他冗长的以配角出现的电影列表里。2013年,周伟曾跟喻恩泰一起制作了一个喜剧片,想让王景春来客串一个角色,「如果一般的演员,刚刚拿完东京影帝,紧接着拍你一个小商业电影,根本就不会来演的,还不是男一号。」但王景春来了。



他有一种基于江湖儿女的道德观——「人家请你帮忙,不能说我就不去,我要爱惜自己羽毛,大家都是好朋友啊,你稍微有点这个了那个了,人家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不去做,我心里过不去,哪有那么多羽毛啊,反正我羽毛也多,拔了拔了,拔了再长呗,这回不就长回来了嘛,对不对,就是很简单的事儿。」







但王景春并非只是一个单向度的人。



「他是很天真的那种,很开心的,但同时他脑子很清楚的。比如你看他可能会去演一些商业大片,就是这些片子里面他会去串一下,只要是好的机会,他就会马上去。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像《地久天长》这个角色摆到他面前,他不会犹豫一秒钟,他一定会说我来,不管其他的,把所有其他的他都会全部推掉。」



在刘璇眼里,「他跟他的形象,他的表演和本人,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但是又很天真的人。」



天真的来处除了他对职业的专注,还有对生活的热爱。他爱吃。「说好听的是美食家,说难听了就是大吃货。」刘璇记得在剧组需要节食,但他每天都在桌上码一大堆零食,自己吃不了,但又很馋,只能招呼其他人来吃。



几年前,王景春在上海与朋友合开了一家餐馆,最近在北京又开了一间日本料理。他还和廖凡共同成立了「春凡艺术电影中心」推广艺术电影,甚至为之去长江工商学院读了EMBA。他会组织同期同学聚会吃饭,做公益,参观智能家居馆,「大哥范儿特别足」。



在上海戏剧学院同班同学王一楠看来,王景春是个特别落地的人。过日子就是把饭做好,把车擦干净,把家里收拾好。「这方面他特别明白,不是那种搞艺术的就把自己供成什么样了。也不是那种所谓的艺术家,十指不沾阳春水,到哪里就冷僻到一塌糊涂的,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大学毕业后,不少同学都在上海买了房,但王景春没买。他买了一辆车,同学问他为什么,他说买了车,就可以多出去20公里、30公里,就可能会多认识人,有更多机会。还在■新▲疆■的时候,朗辰就觉得王景春跟人打交道的「变通和活泛,完全可以做制片主任」。



如果讨论一个人的创作能力来源于哪里,王一楠认为王景春的所有创作能力来源于他热爱生活,「吉普车开到哪儿,这有小酒,尝一口,这有小肉,吃一下,但也不忘梦想。然后中间的点点滴滴的幸福他也一样收纳得齐齐的。可能别人都觉得像柏林这种级别的影帝,很多人都是这种冷酷型的,但我觉得他属于新换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那种热闹型的。」







周伟也觉得,在数得过来的那些拿过影帝的演员里,王景春在其中是独特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很江湖的,因为影视圈也是一个江湖嘛。」他「没有那种特别不食人间烟火啊什么的,非常融入,跟这个社会非常高度地融入,也喜欢热闹,喜欢跟朋友在一起,社会性比较强」。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诞生了太多爱好文艺的外省青年,如何离开故乡在名利场里自我实现和试炼的故事。从边地和配角出发的王景春,是其中那个兼具世俗和天真的故事。



他始终记得一个时刻,那是他出演电影《我11》后,生平第一次参加了电影节,去了西班牙塞巴斯蒂安。影片结束后,灯光打到演员身上,他向台下挥手致意。准备下楼了,有人说还需要等一下,他以为是让观众先离场,等到有人说可以走了,他就沿着二楼楼梯往下走。



「走着走着两边全部都是,楼梯的两边全部都是观众在那儿鼓掌,从长长的楼梯走下来了以后,那个电影节主席让我们回头看,我们一回头,一楼、二楼、三楼,整个所有的楼梯边上全部都是观众在那儿鼓掌,我以前在学校也演过大戏,谢幕的时候我也觉得是挺棒的,但是那次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当时是真的鞠了一躬。我觉得就像谢幕一样的,感谢他们,当时我眼睛就湿润了,感觉到太幸福了,那个时刻太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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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失去共情的青年人,拯救不了《地久天长》的票房
原创: 刘远举  大家  今天












从柏林载誉而归的《地久天长》在国内上映了。这部电影,是一部跨度四十年的个人史诗,讲诉了一个失独家庭,在计划生育、严打、改革开放、下岗、下海等时代洪流中的认命与挣扎。



当下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逐渐放松,但当初所有对生育率的乐观估计都已落空,生育率仍然低下。可以想见,未来,计划生育政策还会更加放松,甚至会推出一系列刺激生育的政策。



在这个背景之下,《地久天长》的上映别有一番意味。



导演用蒙太奇的手法,同时讲诉了两条时间线的故事。一条回顾了两个家庭的友谊,孩子的成长。另一条,是夫妻举家远迁福建,直到现在。



电影刚开始时,实际上有四条时间线,叙事有些混乱。电影开头,切入的是一个最关键的时刻——耀军夫妻的儿子星星在水库溺水身亡。这实际形成了第三条时间线。如果说这条时间线还好理解的话。在星星溺水之前,镜头又切到一家三口吃馒头,场景是内蒙家中。



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一直没搞明白,这个场景中的孩子,到底是星星,还是后来收养的孩子。直到看到第一条时间线进行到夫妻俩离开内蒙,那时没有带孩子,才明白孩子是在离开内蒙后才收养的,那么,吃馒头的场景,应该是星星在溺水之前的事。



或许导演是想用“听话的星星”与紧接着切换到的第二条时间线中的叛逆的养子做一个对比。从场景上看,也的确形成了对比,前者光亮,后者阴暗。但这在电影前15分钟,实际上就形成了第四条时间线并行叙事,的确容易把观众搞糊涂。不过,在星星溺水之后,第一条时间线,从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展开,第二条时间线,从多年后夫妻在福建展开。两条时间线就比较清晰了。



电影非常克制。这并不是一部让你去哭的电影。



耀军夫妇在医院得知星星抢救无效那一段中,都是一些远距离的镜头,没有特写,观众只能穿过医院的长廊远远看到父母痛苦的身体在地上呼号,声音也是远远传来。在严打运动中,新建因参加黑灯舞会入狱,导演甚至都没有直接描述,仅用对话来完成。在丽云被强迫引产,引发大出血时,镜头也是从惊慌的护士直接跳到了丽云已经做完手术睡在病床上。



电影是克制的,电影中的人的情感也是压抑的。







在宣布下岗的时候,黑压压的人,麻木的听着领导宣读名单,丽云宣泄感情的方式,也仅仅是默默流泪。在得知妻子无法生育时,不管耀军内心的波澜如何,他也只是淡淡的安慰妻子。乃至后来,在海燕开玩笑式的要求丽云上环时,她也仅仅是笑着说:没有必要了,子宫壁很薄了,怀不上了。像在描述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的身体——身体已被异化,不再属于自己。



这部电影充满了压抑。这是一部用压抑逼迫出痛觉的电影,而痛觉是否可以引发思考呢?起码,电影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新建的妻子海燕,一个从事计划生育的干部,她有这种思考。这篇文章我想谈的不是主角,而是这个配角。



海燕最初形象的定位,是在她不顾众人意愿,关掉了录音机中的迪斯科音乐这一幕,由此,一个死板的、被完全体制化的形象树立起来了,为后面的情节埋下了伏笔。这一形象在她毫不犹豫地半强迫丽云去引产的时候发展到顶点。



不要以为她可恨,后来,在她身上体现了惊人的道德觉醒。



在星星溺水之后,她发现,她的朋友一家成了失独家庭,且再无生育可能。她没有用这是工作来为自己开脱,虽然她的家人、朋友都这么告诉她。她一直为此充满负罪感、悲伤、愧疚、忏悔。多年之后,在明白自己患了癌症,时日不多,她的愿望也是见他们一面。直到她弥留之际,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有钱了,你可以生了”,不清醒的话,却是最深沉的忏悔。在电影中出现如此形象的计划生育干部,其大背景还是压力巨大的人口结构现实,已经打散了某种治理结构。







在海燕的这种道德感的包围中,她儿子浩浩在成长过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心中始终有一棵树,要撑破他的身体”,促使他最终向耀军、丽云夫妇说出了当年的真相——其实,真相又哪里重要呢?当时都是孩子而已。于是说是浩浩说出真相,其实是替她妈妈与自己和解。







这是对平庸之恶的觉醒与忏悔。



1961年4月,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审判纳粹分子艾希曼,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当时,汉娜·阿伦特在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统治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一般认为,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



阿伦特在她的另一本《反抗“平庸之恶”》中写道:“他们自问,在已犯下某种罪行之后,在何种程度上仍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电影展现出来的正是海燕,终其一生无法与自己和睦相处,连带她的儿子,浩浩也无法与自己和睦相处。那颗树代表着无法与自己和解。



她与自己无法相处,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有“抬高枪口一寸”的可能。如果当时她不说,替好朋友隐瞒,孩子一旦生下来,就无法杀死。夫妻肯定是丢工作、丢饭碗,她自然也会仕途受影响。但孩子会活下来。不过,这种枪口抬高一寸的空间其实也很悲观。怀胎7月是肯定瞒不住的,仍然可以用大月份引产的方式,把胎儿被杀死在腹中。



大月份引产,其实就是杀死一个婴儿。在孩子还没成型以前可以做人工流产,孩子成型以后就需要引产,需要住院,伤害更大,风险更大。引产的胎儿往往成型,有独立呼吸、心跳,在引产之前需要将药物从孕妇腹部注射到羊膜腔内杀死胎儿,然后,用药物刺激宫缩,排出婴儿,这还是最好的情况。有时候,需要再用抽吸导管吸出,胎儿可能被强大的吸力变成块状,不用抽取的话,医生会用钳子将孩子的身体、头颅一点点夹断取出。



艾希曼在辩护的时候,逻辑是“我只是在工作”、“我只是在执行命令”,所有人都采用这种逻辑,推卸自己的责任——直到成为受害者为止。阿伦特对这样的辩护逻辑予以痛击,指出“适应真正的恶时……(就被)有意利用了他们对小恶的认可”。从而,一个又一个小恶,组合起来,层层相扣、严丝合缝,组成了大恶。不过,我倒觉得,对小恶的认可,是一种自我合理化。而在自我合理化之前,其实是本能的对自身权威的维护,与其说是小恶环环相扣,不如说是,对自身权威的确认与维护层层相扣,最终组成一个自下而上的权威体系,与此同时,借助这种“授权——权威”体系,小恶层层相扣。



国家兴衰,匹夫有责。正如阿伦特所说,“依赖于自我内心对善恶、良心、责任的思考“,海燕承担了这份责任。所以,不要觉得她令人厌恶,我觉得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海燕的这种道德感、这种自我道德约束给灵魂造成的炙痛感,超越了现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



最近,在湘潭某个社区“扫黑除恶十类重点工作”的展板图片中,“失独家庭人员”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虽然工作人员表示内容不妥,将这些展板撤下,但这并不是事发偶然。山西省忻州市中心血站微信公众号曾刊发过一篇名为《开展扫黑除恶治乱,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文章,罗列的扫黑摸排内容,失独家庭也包含其中。把失独人员与黑恶势力放在一起来防范,这才是我们身处其中的道德现实,平庸之恶,可谓登峰造极。







然而,影片最终忽略了这些现实。结尾时,耀军和丽云接到了因为叛逆而离家出走的养子打来的电话,养子不但回来了,还带回了女朋友。养子在心理意义上的“归家”,似乎给电影带来了一个光明的结局。但是,养子返家缺乏情节逻辑上的支撑,而且,这种结局把影片一直憋着的一股劲散掉了。



毕竟,一个完全替代性的养子,对于大多数失独家庭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也不是真实的人性。电影当然不需要高潮,不需要爆发,这种压抑、沉默、无法宣泄,既是艺术的,又是真切的生活。当电影强硬地抽掉它,情感与逻辑就飘在空中成为无根之木,于是,观众空荡荡地进电影院,又空荡荡地走出电影院。



最后值得顺带一提的是,导演王小帅在朋友圈的推销文案,的确让人感到违和感。从商业角度,电影真的太长了,我看电影的时候,就有观众提前走掉。联想到《大象席地而坐》的四个小时,以及王小帅与胡波之间的种种纠葛,让人不仅感叹冥冥之中的命运。









图注:最近导演王小帅朋友圈宣传《地久天长》时,因文案露骨引发大量争议。27日晚,王小帅在微博发文回应称:“看来我不适合搞营销。就是想说喜欢的一定要多转发推荐!谢谢朋友们支持。”某种程度上,这种“拼了”的营销,也侧面印证了票房的压力。



不过,电影虽然长,虽然有些沉闷,还大量应用近似静止的镜头,昏暗的场景,但沉闷、压抑、昏暗之中,始终有一股东西抓住我的注意力。我有一个自己独特的判断指标,那就是看手机的次数。《地久天长》我大概看了2、3次手机,与此相对应的是,《流浪地球》看了7次,《惊奇队长》也差不多看了7、8次。



《地久天长》中的浩浩、星星,出生于1982年。这就是当下最主流的一代人。非常讽刺的是,很多中年人、年轻人,将《芳华》中的金丝雀生活——那些当时的普通人可望不可及的生活,自作多情地称为“父母一代的历史”,电影也因此而走红。但是,在《地久天长》中,他们在更真切的,乃至自己和自己父母共同亲历的沉重历史面前,却往往无动于衷。豆瓣高分,拯救不了票房。



一代人的共情如此淡薄,这有些悲哀。正如《绿皮书》中,托尼说错的那句肯尼迪名言:“人首先要为自己做点什么”。而在此之前,首先要为自己而激动、愤怒、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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