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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没有文化谈何学问

没有文化谈何学问

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华人数学大师丘成桐指出,“自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学问的最主要原因。”

文化上的缺失,影响尤其广泛深刻,以致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以下种种流弊。“中国的学生,念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士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

丘成桐慨叹,在中国,真正有心钻研纯科学的人实在不多,跟外国的学生真心以研究为目标相比,实在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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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部份学生以金钱挂帅外,有些学校的态度也是唯利是图的。某名牌大学的代表和一些中国官员曾经到哈佛大学取经。然而,他们问的问题,叫丘成桐感到非常失望,他说:“中国的大学一心只想赚钱,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但当我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对于中国教授的质素,丘成桐也不敢恭维:“即使是国内名牌大学老师的质素也没有保证,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除了质素差劣外,有些老师也没有做好本份教好学生。

丘成桐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哈佛大学数学系有一年录取了一个某知名大学的优秀学生,当我们向该大学核实学生的身份时,全数学系26个最资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后一直问到副教授才能确定这个学生的身份。”丘成桐后来发现,有些老师教学生,原来从未见面,也不相往来,这倒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丘成桐又批评中国只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只着重宣传生产多、数量大,领导便会高兴。以学术界为例,有些大学的教授,一人带着30个博士生,误以为教导愈多学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但结果是全无质素可言。在国外,一个教授只会带着2至5个学生,但是那些学生很多都会成为大教授,这就是质素。”

除了教授迷信数字外,就连大学与大学之间,也在进行数字的角力。他说:“全国有500多个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各省的重点大学往往以院士的多寡去量度学校的质素,提拔人才的时候,又以那位教授在某个场合讲话最多为标准。中国人就是缺乏自信心,才会这样量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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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首,一个国家有高质素的大学,固然是好事。但是,丘成桐却指出,北京大学的势力范围遍及全中国,当中的派系斗争,反而窒碍了学术界自由的发展。丘成桐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很灰心。”“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位学者,他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但是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他的打压,令他的地位连边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在广州有一点名气而已。”丘成桐慨叹,“这种社会风气令学者觉得学问不是最重要的。既然单靠阿谀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为何不抄小径?”

人治观念强,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丘成桐指出,在这种文化风气之下,中国的学术界欠缺一个公平、公开的人才提拔机制;同时,学生的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丘成桐说:“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院士,他们的平均年龄约70岁,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担当最前线的领导工作,但是国内学生的研究方向,仍然得以这些人的好恶来决定,假如他们不喜欢你的研究方向,你是做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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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的别再指手画脚说国内科研人员如何如何,国内之难你又不懂

中国的研究员,精力都花在讨好上级之上,对知识的渴求,似乎只是次要。丘成桐说:“在中国做研究的顾忌实在太多,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并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但是,中国的学生永远不敢跟老师唱反调。”

人治观念过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任人为亲的情况。丘成桐说:“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所谓“机制”,已经成为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在美国,只要你有能力,20多岁已经可以当上大教授;但是在中国,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领导出身,即使你有能力,别人也会借机打击你。”丘成桐当上史丹福大学数学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5岁。

理论科学的研究,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相当重要,这就是丘成桐对理论科学的评价。他指出:“欧美几百年来钻研理论科学,根基深厚,有利发展任何工业。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深厚的底子支持。”但是,丘成桐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看不到理论科学的重要性。

他说:“中国投放在理论科学的教育经费实在太少,研究理论科学本来就是最省钱的,就以数学为例吧,根本不需要什么机器,研究一个数学的题目,所需经费很少。”然而,由于理论科学的价值,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丘成桐指出:“理论科学就好像礼、乐、射、御、书、数,在中国文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

丘成桐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建立的,是无形的文化资产。同样地,实用科学必须建基于理论科学之上,才能够站得住脚。由于对理论科学缺乏长远的眼光,加上部份学校亦有“做大做多”的倾向,所以有关部门愿意花百万元(人民币,下同)兴建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只因为这些都是别人看得到的东西。然而,丘成桐批评,没有软体的配套,硬体做得再好也无用武之地。

他曾经到访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发现大学的图书经费相当缺乏。丘成桐慨叹:“别说一般大学,就连国内的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找不到数学界的期刊。”丘成桐指出:“研究任何一个科目,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领导层认为期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售价却要数千元,他们认为不值。期刊能够将第一手的资讯带给你,但是他们却看不到期刊的重要性,所以大学也得不到这方面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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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方面,身为数学大师陈省身的高徒,至今丘成桐仍然对恩师的学风赞不绝口,认为那才是做学问者应该遵循的方向。“陈先生做学问也出过错,海外几个学者提出来错误,也没有办法,错了就承认。”

丘成桐介绍说,上世纪30年代,陈省身等人大学毕业到海外求学,学成后毅然全部回国,没有在海外留下,但是拿来了世界最先进的学问,当时国内许多大学互相交流,学风好得不得了。尽管当时条件很艰苦,陈省身的数学讲义都是手写和油印,就在那种条件下,陈省身几乎看完了大部份的数学巨著。最终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包括华罗庚先生等人,共同训练出中国第一批数学高等人才。就是在这些数学开拓者的努力下,当时在1946、1947年期间,中国第一批数学家出来了,即便是现在看也是世界第一流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华罗庚先生回国以后,陆启铿、谷超豪、王元、杨乐、张广厚、陈景润、潘承洞,这些人才相继脱颖而出。丘成桐认为,在“文革”以前,基本上中国数学已经接近世界一流。

但是后来大跃进、反右,直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把这些全部给破坏了。丘先生对恩师至今念念不忘。尤其是前辈大师那种学贯中西的气质,现今已经很难看到。

最后,借用丘先生早年写就的一篇文言文,“无奈华夏虽众长城未修,天地虽宽,瑕疵难容,终究德不如欧美,力不逮乎日苏。根之腐亦,枝叶不荣,叶之枯亦,根基何养?”

[ 本帖最后由 悠优 于 2016-12-31 10: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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