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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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荐书｜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原创： 丹尼尔·比尔 东方历史评论 今天
撰文：丹尼尔·比尔
翻译：孔俐颖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死屋手记》是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是依据作家自己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经历写就的。《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的书名即取自这部震撼人心的小说。
本书作者丹尼尔·比尔运用19世纪的新闻报道、官方报告和俄国小说，为读者呈现出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残酷性及其囚犯悲剧性又鼓舞人心的命运。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
十二月党人年轻的妻子事先对其丈夫的密谋毫不知情，丈夫被捕的消息打碎了她们养尊处优的生活。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牢房里，十二月党人懊悔于他们给自己无可责难的妻子造成了痛苦。1825 年 12 月底，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给妻子亚历山德拉写信，承认自己参加了起义并求她原谅自己：“有很多次我都想向你坦陈重大秘密。我的沉默誓约和一种错误的耻辱感让我看不到自己的行动有多么残酷和鲁莽，让你的命运和一个罪犯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我是造成你和你的家人的不的原因。”“我几乎无法动笔，”亚历山德拉向她的妹妹吐露，“我太过悲痛了。”
有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在得知丈夫参与起义的消息后非常焦虑，她们当中的有些人出自非常有影响力和十分富裕的家庭，如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亚历山德拉•穆拉维约娃和叶卡捷琳娜•特鲁别茨卡娅，她们都宣布自己将跟随丈夫一起流放。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很多文学作品描述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декабристка）分担丈夫在西伯利亚的命运的重大决定。许多人在里面看到了浪漫爱情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可敬例子，看到了对支配着尼古拉时期的贵族生活的责任规范和荣誉规范的抛弃。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史诗《俄罗斯妇女》首次发表于 1873 年，它纪念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的生活，而且在为后世塑造这种浪漫主义原型方面，该诗非常重要。在涅克拉索夫的诗中，强烈的爱驱使着这些妇女跟随丈夫前往西伯利亚。在诗中，沃尔孔斯卡娅对她的父亲说：
可怕的折磨在这里等着我。
是的，如果我按照您的意思留下来，
分离将使我痛苦。
我会得不到安宁，日日夜夜，
我都为我可怜的孤儿哭泣，
我会一直想着我的丈夫，
倾听他温柔的责备。
事实上，很多因素促使特鲁别茨卡娅、沃尔孔斯卡娅和穆拉维约娃追随自己的丈夫，并非所有因素都是带有浪漫色彩的。
被困于彼得保罗要塞牢房中的十二月党人认定，如果他们逃脱了绞刑，那么就会面对西伯利亚流放。他们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开始希望自己年轻的妻子会追随自己一同流放。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每星期都要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狱中写几封信，在冗长的信中，他诉诸叶卡捷琳娜对他的爱。但是他更多的是诉诸她作为妻子的宗教责任感。1826 年 1 月，他承认：“我没有力量不寻求和你在一起的幸福。”特鲁别茨科伊将他的惩罚和流放可能性说成是对他的妻子的基督教美德的一种考验：“我知道，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上帝允许我们在一起，你不会有任何遗憾 ; 无论你的命运将会如何，你都不会抱怨命运。”到了 5 月，特鲁别茨科伊在信中谈及了自己的信念，即“上帝给予我们的一切都是完全公正的”，而且“上帝会赐予我们承受我们的命运的力量，无论我们的命运有多么艰难”。特鲁别茨科伊知道叶卡捷琳娜将被迫放弃世俗的财富，于是他强调，这种“优越和享乐对救赎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或许只会让我们偏离正道”。他也没有不屑于情感勒索。在被褫夺公民权前夕，他写道：“没有你，我的生活是一副我想要摆脱的重担。”
20 岁的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面临的抉择更为棘手。她是1812 年卫国战争的英雄尼古拉•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女儿。出生于 1806 年的玛丽亚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有着忧郁的深色眼睛和精致的面庞，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她嫁给了粗犷、仪表堂堂的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结婚时她几乎不认识谢尔盖，他已经 34岁，而她只有 17 岁。在谢尔盖在参政院广场上决定自己的厄运之前，他们结婚才刚一年多，在此期间，谢尔盖大部分时间不在家，忙于在南方准备这次密谋。玛丽亚在 1826 年 1 月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尼基塔，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高烧不退，在死亡边缘挣扎。因为担心她的健康，她的家人起先并没有告诉她在圣彼得堡发生的起义以及她的丈夫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圣彼得堡元老院广场上的起义
她在 3 月初终于知道了谢尔盖被监禁的消息，便立即给丈夫写信：“我亲爱的谢尔盖，两天前我得知你被捕的消息。我不会让我的灵魂因此而动摇。我寄望于我们宽宏大量的沙皇。我可以向你保证一件事：无论你的命运如何，我将共同承受你的命运。”随后，拉耶夫斯基家族和沃尔孔斯基家族就玛丽亚的未来发生了不体面的争吵。拉耶夫斯基家族断定，她不应该受西伯利亚流放的折磨，她应该和她的孩子一起待在她的家人身边 ; 沃尔孔斯基家族则努力说服她跟随丈夫流放，为他提供援助和支持。面对着这样一个令人恐惧的选择，玛丽亚在 6 月中旬写信给她的丈夫：“不幸的是，我非常清楚我必然会与你们二者之一分开 ; 我不能带着我的孩子东奔西跑，这会令他性命堪忧。”然而，玛丽亚的选择并不是家族荣誉和浪漫爱情之间的简单选择。
就像在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俄国的浪漫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对情感的颂扬 ; 它还提供了一系列关乎高尚行为的公共守则。拜伦式文学作品在俄国精英阶层中非常流行，它们提供了可供受过教育的时人效仿的范例。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受到了一位年轻贵族女士的真实故事的鼓舞，这位女士的丈夫伊万•多尔戈鲁基在 1730年被安娜女皇放逐，她选择陪同丈夫流放西伯利亚。33 在 1825 年起义的前夕，十二月党人领袖雷列耶夫在他的诗《纳塔利娅•多尔戈鲁卡娅》中歌颂了她的牺牲精神：
我忘记了我的家乡、
财富、荣耀和姓氏
只为和他共同承受西伯利亚的严寒，
忍受命运的无常。
这种典范在俄国社会被普遍接受，许多人认为，婚姻誓言的神圣性意味着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应该分担丈夫的命运。在起义之前的几个月，尼古拉•巴萨尔金在给妻子读雷列耶夫的另一首诗，此时他说出了心中的疑惑，想知道自己是否会独自前往西伯利亚。他的妻子没有起疑，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又怎样呢？我会和你一起去，照顾你，共同承受你的命运。那绝对不会把我们分开，所以想这件事有什么意义？”拉耶夫斯基家族意识到了这些对配偶的忠诚与责任的文化期待，于是他们努力把玛丽亚留在基辅省的沃尔图什卡家族领地上，使她远离那种只会鼓励她跟随丈夫的公众观点。然而，玛丽亚坚持前往首都，到达首都后，她在监狱官员在场的情况下与丈夫进行了一次简短又尴尬的会面，谢尔盖趁机塞给她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上面写着种种保证和爱意。看到戴着镣铐的丈夫，玛丽亚决心跟随他去西伯利亚。
目的地东西伯利亚在几千千米之外，玛丽亚的父母非常担心这趟危险的行程会危及女儿的健康，他们恳求沃尔孔斯基解除其妻子的婚姻誓言，让她和孩子待在一起。“像一个男人、一个基督教徒一样，”玛丽亚的母亲写道，“让你的妻子尽快到她的孩子身边，孩子需要他的母亲。你要平静地和她分开。”玛丽亚的父亲则说得更直接。他担心玛丽亚可能不会放弃追随沃尔孔斯基的念头，于是在 1 月，在玛丽亚在生产后重病时，他写信给这个被监禁的十二月党人：“你曾经称我为父亲，那么就服从你的父亲！你知道你的妻子的心意、她的情感和她对你的依恋：她愿意分担一个罪犯的命运，但她会因此丧命。你不要把她害死！”
那年夏天，玛丽亚仍旧坚持要离开，她的父亲再次恳求沃尔孔斯基：我的朋友，想想她是否可以挺过数月的颠簸；想想那几个月是否足以让你的幼子死去；想想她能为你带来什么帮助，又能给幼子带来什么帮助！想想吧，她会放弃自己的显赫地位，你们所生的所有孩子也将没有显赫地位。我的朋友，你的内心一定会告诉你，你应该亲自写信给她，告诉她不要跟你走。
但是谢尔盖并没有劝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待在一起，玛丽亚的决心仍不动摇。她的决定最终令她和父亲关系不和：“父亲和我沉默着分别；他向我送上祝福，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我看着他，跟自己说：‘结束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曾经可以为了家人而死。’”
公众对十二月党人的命运看法矛盾，而某些人为十二月党人的命运奋力游说，在这样的氛围中，政府迫切想要避免创造新的改革和革命牺牲者。政府在选择行刑时间时，考虑的是尽量减少前来观看行刑的十二月党人同情者，同样，十二月党人出发前往西伯利亚的活动也是悄悄进行的。沙皇指示：“罪犯出发前往流放地的行动应该在夜间秘密进行，任何罪犯都不能经过莫斯科，要前往西伯利亚的罪犯应该沿着雅罗斯拉夫尔路行进，任何人都不应当知道行进路线。”这种保密性是沙皇俄国软弱的表现，而不是沙皇俄国强大的表现。德米特里•扎瓦利申回忆：“政府不知道要拿我们怎么办。它不仅不敢让我们和流放西伯利亚的犯人一道沿着常规路线行进，甚至害怕将我们所有人都分到一个小组里。”
每年有数千人沿着从圣彼得堡到伊尔库茨克的“脚镣之路”艰难地走到流放地，但与他们不同，大多数十二月党人被分成了小组（每个组不超过四个人），他们不是徒步行进，而是坐马车。由于担心出现逃匿事件，政府决定每名罪犯都应有两名宪兵和一名专门的信使随同，还应戴着沉重的脚镣。脚镣带来的羞辱令十二月党人印象深刻。切尔尼科夫团的起义者伊万•戈尔巴乔夫斯基回忆：“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会拿出镣铐并给我们戴上。当我们站起来时，镣铐在我的腿上当啷作响……那声音十分恐怖。”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安德烈•罗森疑惑，为什么国家要把通常用来惩治惯犯和逃犯的惩罚用在十二月党人身上。当听到有些人把这归因于沙皇俄国的怜悯之心时，他带着些许嘲讽的语气说：“据说这个焦虑的政府惧怕平民的愤怒和复仇心，惧怕平民或许会在途中把我们大卸八块。”
尼古拉一世做出的惩罚和羞辱这些囚犯的决定甚至也包含着黑色喜剧的元素，这些元素突出了国家权力具有不老练和临时拼凑的本质。扎瓦利申回忆，就在出发前，上面突然发来指示，要求脚镣不能用铁钉封上，而应该用挂锁锁上，以便在途中需要时可以更轻松地打开脚镣。由于当时手边没有挂锁，几名士兵被派去城里买挂锁。他们带回了用来锁礼物盒的锁具，上面通常还刻着字。扎瓦利申腿上的挂锁上面写着“我把这个送给我爱的人”，别斯图热夫的腿上的挂锁则写着“我珍视的不是你的礼物，而是你的爱”。起义的失败、审讯的耻辱以及在彼得保罗要塞长时间忍受的艰苦环境摧毁了很多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和健康。即使在经历了十三年的流放生涯后，尼古拉•巴萨尔金仍然可以生动地回忆起“愁苦的无助感和道德挫败感”，这些感觉在狱中令他不堪重负，而他在那里独自面对着“专制政权的无限力量”。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满怀遗憾地对妻子吐露：“每一天，我都祈求上帝宽恕我曾经参与这件疯狂和违法的事，宽恕我曾努力争取建造这座新巴别塔。”与此同时，特鲁别茨科伊在审讯时在尼古拉一世面前贬抑自己并乞求怜悯。在他入狱的第一个月，他在给妻子叶卡捷琳娜的信中称：“要是你知道在［尼古拉一世］面前当一名罪犯有多么困难就好了……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帝让我有机会可以向我们的恩人表示，我认清了我的罪行和他的祝福，至少我的心并不是忘恩负义的。”特鲁别茨科伊在彼得保罗要塞阴湿的牢房里待了半年，似乎患上了结核病，在离开前夕，他“咯出了大量鲜血”。其他人，比如奥博连斯基，为了减轻自己的惩罚而告发同伴。沃尔孔斯基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一种挑衅性的威严，但他也在监禁期间病倒了，还担心自己不能撑过前往流放地的路途。十二月党人在离开圣彼得堡时都心力交瘁。
第一组囚犯于 1826 年 7 月下旬出发，在接下来的 12 个月中，共有 93 名几乎都“被剥夺了与其地位相当的所有权利和特权”的人出发前往东西伯利亚。由于政府希望减少犯人与沿途城镇居民和村庄居民之间的接触，因此流放队伍行进得非常快速。马车日夜兼程地赶路，每隔 3 天才休息一次。43 押送警卫收到的指示是尽快运送犯人，因此他们经常会把马累死。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和他的同伴要求押送队长出示书面指示，如果队长接到的指示里没有明确说“杀死他们”，那么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去举报他。别斯图热夫确实差点死于途中。有一次，他乘坐的马车快速冲下一座小山，他被从车上甩了出去。他的镣铐卡在了车轮里，他“就像在阿喀琉斯的战车后面的赫克托耳一样被拖拽着”。各个流放队伍都在以疯狂的速度前行，押送队长们努力维持着自己在时间表中的位置。别斯图热夫兄弟和他们的同伴本应在托博尔斯克休息一天，但押送队长拒不让他们休息，因为他害怕自己的队伍被别人超过。“官僚作风的俄国！”尼古拉•别斯图热夫若有所思地说，“行政官员准备让我们赶路赶到精疲力竭，甚至累死，只要他们不违反 1、2、3、4 的时间顺序就行。”对流放者来说，路况和强制性的速度并不是途中仅有的折磨。直到大约四年后他们才获准摘下镣铐，在此之前，他们要努力去适应随着他们一起活动的镣铐。脚镣摩擦着他们的脚踝，让脚部流血。沃尔孔斯基在下台阶时被镣铐绊倒了，一个农民嘲讽地说：“先生，学会忍受它们吧！”
在十二月党人看来，他们生理上的困境无疑比不上心理上的痛苦。这些贵族中的许多人出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最著名、最富有的家族，并且沉浸在当时的浪漫主义爱国主义当中，对贵族来说，这是一段痛彻心扉的旅程。他们不仅失去了财富、权力和地位，还被从自己的故土驱逐了出去。一个俄国探险家在 1830 年评论：“‘西伯利亚’这个名字本身就足以让一个俄国人恐惧，俄国人在这个名字中只看到了他（她）会与自己的故土永远分离，看到了一个无法逃离、始终不变的巨大地牢。”许多十二月党人，如谢尔盖•克里夫佐夫，担心自己余生都将生活在“荒无人烟的边远地区，在那里，霜雪就像海格力斯之柱一样为人类划出了界线，标示着极点”。阿尔塔蒙•穆拉维约夫一再谩骂哥萨克冒险家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的举动，那里是“痛苦的来源和流放者的坟墓”。在流放者乘马车颠簸着向东行去时，大多数人沮丧且绝望。押送宪兵报告：“所有罪犯都非常悲伤，特别是当他们还在俄国境内行车时。他们大多数时候默不作声，有时候会哭泣。瓦西里•达维多夫最为悲伤，他为自己留下的五个孩子而伤心。”
对于几乎所有十二月党人来说，翻过乌拉尔山就是越过了边界，进入了一片外国土地。尼古拉•洛雷尔回忆起了那一刻：上午，我们沉默地攀爬了二十一千米路，抵达了那个孤单又凄凉地矗立在山巅的休息站。从山顶看过去，一望无际的森林远看呈蓝色和紫色，一条蜿蜒着穿过森林的道路在我们面前伸展开来。马车夫用他的鞭子指着前面说：“那就是西伯利亚！”也就是说，我们自此以后不在欧洲了！我们已经与整个文明世界分离了！
然而，离开乌拉尔山后，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开始振奋起来。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俄国人想象中的冰冷荒漠，而是美丽又多样的景观，这里的农民不受农奴制的压迫。巴萨尔金评价：“我们越深入西伯利亚，眼前的景象就越迷人。比起俄国农民，尤其是农奴，那里的平民百姓看起来更加自由、更有活力，也更有教养。” 在西伯利亚，在具有改革思想的俄国人当中越来越盛行一种浪漫主义设想，即一种将替代俄国欧洲部分僵化、沉闷的等级制度的民主模式，十二月党人的观察资料将为这种设想提供支持材料。
然而，尽管十二月党人忍受着道德折磨和身体不适，通过大多数十二月党人被运送到西伯利亚的方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是具有特殊地位的人。首先，他们是坐着马车，而不是步行。在 19世纪20年代，每年都有数千名流放者辛苦地越过乌拉尔山，对于这些流放者来说，坐马车赶路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官员和押送兵也不确定要如何对待他们押送的对象。即使十二月党人已经“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特权”，十二月党人仍然在语言、举止和礼仪上与他们的上级相同。扎瓦利申说：“无论我们去哪里，我们都被称为爵爷和将军……许多人既想用符合我们当前地位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又想表示对我们的尊重，于是他们对我们说‘前殿下、前阁下’。”警卫们在执行大臣们精心设计的严格规则时很迟疑，但是十二月党人用贿赂为自己买来的好处让这些规则执行得更加混乱。尼古拉一世的第三厅（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尼古拉一世为打击暴动而成立了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亚历山大•本肯多夫了解到，最早的两组流放者沿途“吃吃喝喝”，用酒食让自己的押送士兵和宪兵为他们效劳。奥博连斯基可以给自己的妻子写信，达维多夫可以刮胡子。十二月党人被明令禁止乘坐自己的马车，但是，方维津利用妻子给他的1000卢布恰恰坐上了自己的马车，并成功为自己和旅伴弄到了温暖的毯子。在旅程当中，他和同伴被他们的宪兵“服侍”。
随着十二月党人深入流放地，他们遇到的不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罗森先前被警告过的愤怒暴民，而是官员和众多西伯利亚人的好奇、同情和慷慨。方维津在途中写信给他的妻子，说托博尔斯克省省长德米特里•班特什 — 卡门斯基和他的家人“热情慷慨地接待了我，因为他们，押送军官对我们非常好，甚至同意把这封信转寄给你”。巴萨尔金回忆起卡因斯克小城的年迈省长斯捷潘诺夫先生，他来见他们时“带了两个人，他们拖着一个巨大的篮子，里面装满酒和各种食物。他让我们随便吃，然后让我们带走剩下的吃食。他还给了我们钱，并说出了令我们惊讶的话。‘我获取这笔钱的途径，’他边掏出一大包钞票边说着，‘不是完全干净的，而是通过受贿。你们拿着吧，这样我会心安一些。’”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当地居民争论着，在流放者们在该镇休息一天时，谁有幸为他们提供膳宿。商人们用家中最好的房间招待十二月党人，毫不吝惜地为这些客人供应食物和酒水。
这种经历反映的不仅仅是十二月党人的特殊地位。向随流放队伍穿过定居点的“不幸的人”提供施舍，是西伯利亚的一个传统。尽管官方努力让这些行程保密，但巴萨尔金回忆，人们会聚集在休息站周围，看一眼这些犯人。更大胆的居民会靠近马车，把施舍给犯人的铜币扔进车里。“我至今保留着，”巴萨尔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个年迈的女乞丐给我的铜币。她走进我们的小屋，向我们出示了一些硬币，说道：‘这是我所有的钱。拿着吧，先生们，我们亲爱的大人。你们比我更需要这些钱。’”
虽然政府还要定出一个具体的流放地点，但十二月党人肯定是要去涅尔琴斯克矿区这片广阔的刑罚区域，它在贝加尔湖以东1700 千米处。最早的两组十二月党人在仅仅 37 天的时间里赶了6000 千米的路，这些筋疲力尽的人在 1826 年 8 月下旬抵达了地区首府伊尔库茨克，在 2 个月后最终到达涅尔琴斯克的布拉格达茨克银矿。
如果对比十二月党人领导者和参与起义的普通军官的经历，我们会发现，起义领导者因为沙皇不安的宽赦和广泛的公众同情而获得的益处是非常明显的。当一个被流放的官员说“学习四处为家是可能的”时，他还应补充，对有些人来说，学习曲线比其他人更陡。这些出自上层阶级、受过教育又被判处服苦役的俄国人努力在流放队伍不安全、暴力和穷困的环境中寻求对自己所处地位的意识。他们被褫夺了公民权，又被剥夺了权利和显贵地位，现在突然与平民为伍。帝国陆军的等级和纪律、贵族家庭以及农奴制，不再是他们与农民、商人和士兵打交道的基础。
少数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军官经历了这种与下层阶级的文化冲突。在官方对这场暴动的短暂恐慌平息之后，他们被判刑，随后他们不是从首都，而是从地方市镇被驱逐出境。这些人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没有受益于国家的焦虑、个人的财富和公众的慷慨。最早的几批十二月党人是秘密、快速地被送走的，但现在圣彼得堡的当权者同意不再追求那种保密性和速度。因此，这些犯人不是乘坐马车和雪橇匆忙地东去，而是和普通罪犯一道步行去往东西伯利亚。对于负责流放队伍的沙皇地方官员来说，这些人只是流放者名单上多出的几个名字。他们的待遇同犯有重罪的普通罪犯一样，并且也加入了有一两百人的标准流放队伍。他们的经历有助于突出显示，当局对他们向北行进的同伴相对宽容。
瓦西里•科列斯尼科夫就是这样一个年轻军官，他为后世记录下了自己的经历。和突然陷入流放队伍这个吵闹、暴力和破败的世界的大多数贵族一样，相较于流放者不得不面对的非人环境，科列斯尼科夫对流放者自己明显的不道德更加震惊：
总之，慈善家会发现这里完全没有热爱同胞的观念……这些不幸的人差不多是在互相竞争谁更残忍，努力去展现他们人性中更多的阴暗面。他们沉浸在道德败坏当中，习惯于各种恶习。他们周围是噪音、叫声、纸牌、骰子、争论或歌唱、舞蹈……上帝！这是些什么舞蹈！一句话，这是一个真正的地狱！
在路上走了 3 个月后，1827 年 12 月，科列斯尼科夫终于到达了托博尔斯克。他被锁在一个狭窄、极冷、潮湿的牢房里，他在那里因为“身体疲惫和天气寒冷”而生病，但没有得到医疗护理。然而，当 5 天后流放队伍要出发时，他获准坐着队伍中的一辆马车赶路。多次发病让科列斯尼科夫在沿途的不同医院耽搁了行程，1828 年 9 月，在走了整整一年后，他到达了位于贝加尔湖以东 320 千米处的赤塔定居点。
在惩罚十二月党人时，尼古拉一世艰难地在正当的愤怒和家长式怜悯之间寻求巧妙的平衡，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想要陪同丈夫的决定使他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到 19 世纪 20 年代，罗曼诺夫王朝已经开始珍视公众的家庭美德表现，直到 1917 年，它一直在强调这种美德。否认沃尔孔斯卡娅、穆拉维约娃、特鲁别茨卡娅和其他妇女履行其作为妻子的责任的权利，就是公开否认婚姻的神圣性。强迫忠诚的妻子与丈夫分开，必然对专制政府的道德权威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让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这样继续下去，就有可能破坏这些被定罪者的定位，还有可能在国家努力让他们销声匿迹时，反令公众关注他们的命运。为了阻止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上路，沙皇不允许她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同行。这次加赌注在政治上是欠考虑的，因为此举把妇女逼入了在丈夫和孩子之间做出选择的公众痛苦当中。1826年 10 月，尼古拉一世更进一步，他明确表示，假使她们要前去，那么管理苦役犯配偶的标准法规也要强制实施。假使她们在涅尔琴斯克陪同自己的丈夫，如果没有遇到大赦、夫妻间的婚姻也没有解除，那么，只有在丈夫去世后她们才能返回俄国。
在伊万•亚库什金向东行进时，他获准在雅罗斯拉夫尔和妻子阿纳斯塔西娅以及他们的孩子会面，他被告知尼古拉一世不允许孩子们随父亲流放。虽然阿纳斯塔西娅想要在西伯利亚陪伴丈夫，但亚库什金坚称她不应该丢下孩子，因为“母亲的照顾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家人。“当我们永远分离的时刻到来时，”他回忆，“我同妻儿告别，哭得像一个最后一件心爱玩具被人夺走的小男孩。”大约六年后，等孩子们大一些时，亚库什金会写信给阿纳斯塔西娅，让她自己一个人来西伯利亚陪他。然而等到那时，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在西伯利亚陪同丈夫的许可已经被收回了，尼古拉一世拒绝了亚库什金家的请求。
10月下旬，正当亚库什金在雅罗斯拉夫尔不许妻子抛下年幼的孩子时，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已经进入了涅尔琴斯克矿区。沃尔孔斯基不再幻想如果玛丽亚跟随他，她将经历什么。一方面他不愿意玛丽亚分担他的命运，另一方面他渴望玛丽亚陪在他的身边，这两种想法明显在撕扯着他。他给自己的妹妹写信：“我对自己的境况想得越多，就越开始认为不让亲爱的玛申卡来这里和我一起生活是我的责任。在我看来，她对我们的儿子的责任，以及我悲惨的处境，这二者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来到涅尔琴斯克仅仅一个月后，沃尔孔斯基就放弃了这些顾虑。他于 1826 年 11月 12 日给他的妻子写信：
如果你来这里，你将不得不做出很多牺牲……你会失去你的地位，不得不和我们的儿子分开……我有义务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多么恐怖，但是我……非常了解你坚韧的性格，因而我认为你……或许不会改变此前你在信中向我重复过的决定。我知道，只有和我在一起或者是有机会看到我，你才会感到内心平静。如果我向你保证，看到你不是我凄苦命运中唯一的慰藉，那必是谎话……
一星期后，11 月 18 日，沃尔孔斯基写了另一封信，信中的浪漫主义是特意用来颂扬妻子离开她的孩子的举动的。他声称，玛丽亚面对的是“与我的永久分离或者与我们的儿子的短暂分离”。之所以说短暂，是因为沃尔孔斯基内心深知，“因为精神上的折磨，我很快就会死去……玛申卡，在我走进坟墓之前，来到我身边吧！让我再看一看你，让我用灵魂中的所有情感填满你的心”！12 月 15 日，玛丽亚给尼古拉一世写信，正式请求获准追随自己的丈夫。
据说，尼古拉一世给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设下了一个陷阱：直到她们抵达了伊尔库茨克，他才让她们知道他打算禁止她们返回俄国欧洲部分。事实上，沙皇在 12 月 21 日答复沃尔孔斯卡娅的请愿时就已经向所有有关人士表明了这种限制：“我感到有必要重复我已经向你提出过的警告，提醒你如果过了伊尔库茨克，以后会有什么在等待着你。你当然应该采取就你目前的处境来看最合适的做法。”
玛丽亚后来跟自己的父母说她不明白这些话的含意，她这么说很有可能是想平息他们的愤怒和痛苦。至少，她是选择故意误解这道警告。尼古拉一世不希望这些妇女前往西伯利亚，所以他没有理由向她们隐瞒他不准她们回来。但是，在这些年轻的已婚女士面前设下了这样的障碍并没有成功阻止她们。沃尔孔斯卡娅完全没有退缩，她给父亲写信：“我的儿子很幸福，但我的丈夫并不幸福。我应该和我的丈夫在一起。［这就是］我的责任感。”
我们还应把玛丽亚的决定放在 19 世纪初俄国的贵族家庭文化这个更广泛的背景中去理解。对母性和顾家的文学性崇拜已经于 18 世纪在英国和法国被广泛接受，这种崇拜影响了许多俄国母亲，但并非所有的俄国母亲。一些贵族妇女仍然忙于管理家庭和庄园，忙于改善自己的孩子在宫廷中的前途。一些贵族妇女在身体上和情感上都与其年幼的孩子疏离，这些孩子被托付给了乳母和保姆。61 1826 年 12 月，在玛丽亚离开前夕，她写信给谢尔盖，说自己愿意坚持为了丈夫而离开孩子的决定，她表达了她所属的那个阶层常见的情绪：
亲爱的，现在我可以对你说，为了实现我的目标，我已经忍受了很多。但现在我将要离开，我会忘记这一切的一切。没有你，我就好像没有生命一样：只有我对我们的儿子的责任才能让我离开你，但和他分离时我不会悲伤。他的周围都是关爱，他不会感觉到母亲的缺席：我的灵魂为我们的天使而感到平静。希望以及很快就会看到你的想法鼓舞着我。似乎我从未感到如此开心。
她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一年后，他死了。
玛丽亚痛苦的父亲确信，女儿是在沃尔孔斯基家族的影响下才决心追随她的丈夫的：“他们赞扬她的英雄主义，让她相信她是个女英雄，于是她像个白痴一样离开了。”他或许是对的，但十二月党人妻子的自愿流放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伟大神话。亚历山德拉•穆拉维约娃和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于 1827 年新年前夕离开了莫斯科，几天后，诗人彼得•维亚泽姆斯基写信给朋友说：“在过去几天里，我看着穆拉维约娃和沃尔孔斯卡娅出发。多么动人、崇高的命运！我们必须感谢这些女性！她们为我们的历史增添了美丽的诗句。”维亚泽姆斯基是一个精明的评论者。即使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是由自己的个人动机驱使，但她们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决定却被普遍理解为一种政治反抗行为。
甚至在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还未抵达西伯利亚之际，将她们塑造成牺牲者的活动就已经开始了。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于 1826 年 12 月前去陪伴自己的丈夫，在她离开莫斯科前夕，她的朋友和支持者聚集在当时最著名的某个文学沙龙中，普希金在这个聚会上大声朗读了他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
望你们坚持着高傲的忍耐的榜样，
你们的悲痛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志向，
决不会就那样徒然消亡。
灾难的忠实的姊妹 — 希望，
正在阴暗的地底潜藏，
她会唤起你们的勇气和欢乐，
大家期望的时辰不久将会光降：
爱情和友谊会穿过阴暗的牢门
来到你们的身旁，
正像我的自由的歌声
会传进你们苦役的洞窟一样。
沉重的枷锁会掉下，
黑暗的牢狱会覆亡，
自由会在门口欢欣地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
沃尔孔斯卡娅离开莫斯科时带着这首诗。虽然普希金的这首诗在此后四十年中并未公开发表，但它在俄罗斯帝国的两个首都的沙龙和客厅广泛传播，如大炮般在整个 19 世纪回荡。这首诗吸引了公众的想象，塑造了对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的看法，并且让人们永远把他们记成报复心重的专制国家的受害者。
如果说尼古拉一世和他的大臣们没有从身体上消灭十二月党人，那他们也是在努力从政治上消灭十二月党人作为俄国精英阶层的宪制改革的代表的地位。但是他们没有成功消灭，因为十二月党人流放西伯利亚的故事是一个反败为胜的故事。十二月党人被支持者崇拜，他们的道德权威在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不断增长，在他死后，他们则将鼓舞下一代激进人士。在伦敦的移民中，赫尔岑成为创作十二月党人及其妻子的传奇故事的重要作者。他的杂志《北极星》根据被处死的十二月党人诗人雷列耶夫发表过的一部年鉴命名，这份杂志的刊头印着五名被绞死的起义领袖的面孔。赫尔岑本人是 19 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力的激进派知识分子，是 19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俄国革命运动的重要设计师之一。他精心塑造的 1825 年革命牺牲者的故事继续激励着下一代专制制度反对者。
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和他们的流放也在俄国境外引发了共鸣。在意大利半岛，朱塞佩•马志尼和他的共和主义运动“青年意大利”致敬了那些“为斯拉夫民族的解放而献出生命的人，他们因而成了公民和世上所有为正义和真理事业奋斗的人的兄弟”。十二月党人也为波兰爱国者点亮了一条道路。到 19 世纪 20 年代末，波兰的共和主义受到了欧洲其他地区的发展的鼓舞，因此非常具有优势。波兰起义者把十二月党人恢复“古代罗斯自由”的努力视作一种灵感来源。尼古拉一世面对的下一次武装威胁不是出现在沙皇俄国首都的街道上，而是在他的帝国的最西部，即华沙。西伯利亚将招手呼唤波兰起义者，就像它曾招手呼唤十二月党人一样。
十二月党人作为灵魂残缺的叛徒被流放，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仅背叛了他们的同志，也背叛了他们的事业。然而，那些活得比尼古拉一世久的十二月党人将作为英雄和爱国者荣归俄国欧洲部分。当年这些人在彼得保罗要塞院子里跪在火盆前，剑在他们低着的头上折断，那时的他们根本无法设想自己有可能回归。几十年后，巴萨尔金带着轻蔑的语气回顾他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经历：
我现在确信，如果政府不是这么残忍地处罚我们，而是更宽厚地惩罚我们，那么，它或许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被剥夺了一切，突然成了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被驱逐者，这让我们有权把自己看作俄国未来改革的净化剂。总之，政府把我们从最简单、最普通的人变成了我们的观念的政治牺牲者。在此过程中，它为我们招致了广泛的同情，而将它自己塑造为愤怒、残忍的迫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