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信仰结构：中国社会与知识精英的致命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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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信仰结构：中国社会与知识精英的致命缺陷
原创： 学者沈阳 慕义书院 今天
慕义书院微信公号在一系列研究中指出，英美两国过去相对成功的实践已经证明，基督教保守主义有三点内核：一是基督信仰，二是英美普通法（海洋法）法律体系，三是奥地利经济学派（这是19世纪70年代产生的近代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三者一起，在信仰价值观、制度安排和财政政策方面，构成了完整立体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学思想体系。
不同国家变迁的教训同样也足以证明，证明我的朋友苏小和观察而出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的基本内容就是，脱离了基督信仰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存在挥之不去的四大病症：问题意识层面的实用主义；伦理学意义上的相对主义；经济学层面的福利主义；以个人权利为终极目标的乌托邦主义。这四大主义病症，与保守主义完全背道而驰。
从保守主义角度反思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会有豁然开朗的思想解放效果。五四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民主是政治学话题，科学是自然学的话题。谁占领意识形态高峰，谁就容易占有未来的话语权。两大话题一宣布，可谓是“宇宙真理”级的政治宣告。果然，后来，五四运动发展为民族主义的“非基督教运动”。
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求学杜威实用主义的胡适则是其同盟。从个人交情来看，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其时胡并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至于政治上的“非基督教运动”，更比太平洋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的水还深。
反对的，则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干将周作人等温和派。变动不安的时事，容易让温和者失去准绳。经过1939年自称学生的作案者的枪击，周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聘书。1945年12月，在北平，周作人以汉奸罪名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周人脉颇好，朋友和学生纷纷求情，俞平伯还写长信请求胡适为周作人说情。1946年11月，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改判10年，并于1967年82岁高龄时下地解手时去世。
与周作人“自然死”形成鲜明对比的梅思平。我远在美国的朋友李民举牧师，在其朋友圈发了一段言论：“五四运动。汉奸梅思平，放火烧了外交官的家。1946年，被判处死刑。不是因为纵火，而是因为他与汪精卫投靠日本。五四运动，一言难尽”。事实是，梅思平的人际关系，远远没有周作人好。其女梅爱文，在大舅子的鼓动下，将《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一宣言发表于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上。梅思平1946年9月被枪决。
记念和反思100年前的五四运动，我们应当以保守主义为基本的方法论，研究这些历史人物的思想与命运，结合当时中国的民情与社会结构。为什么卷入这些运动的人会有这样的心路历程，究竟是什么塑造了他们如此多变的个性，且让中国在风云际会中有了今天？且让我们分析。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主张“修齐治平”的儒家经典，通过科学取士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官方宗教信仰。直到1901年9月清廷实行“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此时，科举考试已改八股为策论；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正式废除。这一局面，使得儒家文人不得不另辟蹊径实现政治上的抱负。
事实也是，在晚清年间，基于路径竞争（争夺影响力与领导力），后来的中国革命党动辄刺杀的并非是朝廷里的保守派，而是立宪君主派。原因在于，“清王朝残民以逞的贪官污吏多矣，但他们却引不起革命党人的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讲，清政府做的事越坏，官吏作恶越多，革命党人反而会越高兴，因为这只会引导社会走向乱局， 并给革命党提供攻击的口实，更便于乱中夺取政权。而开明派的作用却适得其反”。
这方面，典范的案件就是1905 年9 月“吴樾壮炸五大臣”事件，目标则是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为立宪做准备。正如王奇生教授一针见血：由于“革命”话语的日益神圣化，各大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竞相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权，视革命的同路人为危险的竞争对手。
近代中国这一风气的形成，谭嗣同可谓是标杆式人物，很值得做个案性分析。他为变法而“牺牲”，实际上背叛了康、梁的维新变法事业，而成为革命运动的鼓吹者。谭嗣同所著《仁学》将佛教发展为政治性的“应用佛学”， 认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 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台湾历史学者张灏将谭嗣同大乘佛教式、献身主义情怀的政治思想总结为“烈士精神”，并著有关于多种信仰版本的“幽暗精神”的系列著述。例如，《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分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甚至可以说，谭嗣同的精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式的。
儒家天下主义的内里，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的民间信仰。公历纪元前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传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不仅仅是佛教，马西沙教授在《中国民间宗教史》一书中说，道教、萨满教、关公崇拜等各种民间宗教则成为中国民间社会非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信仰，与儒家天下主义精神一样，这些宗教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因此，可以确定的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大体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政治乐观主义”精神的、以儒释道情怀为知识分子主基调、以萨满教与道教为劳动者主基调的佛教国家。因为知识分子来自人民，所以就建立了一个“东方宗教+儒家天下主义”的封闭循环体系，使得任何知识分子思想现代化的努力，功亏一篑。
对比印度，由于种姓制度实际的不存在，在普遍倾向儒家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识形态教育之下，适应了主流的统治秩序，出生于佛教家庭的知识精英，在发展为“禅宗”的同时，更亲和儒家的科举制及士大夫精神。这样，知识分子的生存态势，常常是某种形式的儒释道合一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仍然具有典型的家国天下主义情怀，并竭尽一切手段试图主导他人命运。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良性治理与和平状态很难持久：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社会结构的固化到一定程度，这个社会除非持续刚性稳定统治，俨然会失去任何办法；极端不公和腐败懒政导致官逼民反和社会崩溃，新政权建立后“休养生息”并周而复始。适应这一被简称为“黄炎培定律”的“中国历史周期律”，“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如此等等的政治激情与渴望，都表达了佛教式轮回政治观。
记念并反思五四运动，因而具有特殊意义。正如慕义书院书院在过去一系列研究中指出，英美两国相对成功的实践证明，基督教保守主义有三点内核：一是宗教改革后奠定的、以加尔文主义为主要背景的基督信仰，二是强调司法民主化（民审团制度）和“法官造法”的英美普通法（海洋法体系），三是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与最小化政府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这是19世纪70年代产生的近代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三者一起，在信仰价值观、制度安排和财政政策方面，构成了完整立体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学思想体系。
不同国家变迁的教训，同样也足以证明我的朋友苏小和观察而出的一个结论。其内容就是，脱离了基督信仰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存在挥之不去的四大病症：问题意识层面的实用主义；伦理学意义上的相对主义；经济学层面的福利主义；以个人权利为终极目标的乌托邦主义。《正义一元论:从民情到法政》（美国版）曾梳理出了这四大局限。感谢苏小和的是，他做了更为言简意赅的归纳。根据这些总结归纳，可以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近代中国在基本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在古代中国就建立的儒释道封闭循环体系中，打着“西学东渐”的名义，走治乱循环之路。
（全文完）
公民沈阳，财经作家，政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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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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