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在左，上帝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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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在左，上帝在右？
原创： 黄庆曦 雪线 今天
Bruckner: Symphony No.7 in E major - 2. (AdagioSehr feierlich und sehr langsam)
Berliner Philharmoniker/Wilhelm Furtwängler - Bruckner Sinfonie Nr. 7
庆曦按：
这是给一篇旧文的按语，然欲言及之事，远不止旧文所述。
旧文常新，江山仍是不幸。在这片土地上，苦难与悲惨似乎没有时间向度。而有些叩问似乎永不过时，比如：你对这个国家还有盼望吗？你的盼望在何处？
看起来有点唱衰“发展”，也令翘首期待变革的各方人士不屑。又或许，我们只是生活在不同的、被折叠的时空？
近日见斯伟江弟兄新年感言（见底部“阅读原文”），犹似温和版的谭嗣同。不得不说，这样的格局，在一众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中，颇显知识分子的情怀和担当。感恩的是，世道之艰险，却促使更多向往自由的人们寻索生命意义。律师和媒体人是社会的觉知末梢，因此通常最先被冻醒。很“自然”地，这两个群体当中，已有不少人将盼望从地上可见的国度转向那个永在不变的国度。
这不代表放弃尽地上诸事务的本分。只是，对现实，对人性，对自身，我们总要省察：一切忧患和不忿，是先知式的悲悯，还是被偶像所伤。这些年过去，有一点愈发肯定：在基督之外，世界将始终惊我以惶恐，而我必无法报世界以镇定。
或许因为生活环境不同，对这地这国，我比斯律更悲观些。看到的变化或“进步”，比起人性人心的丑陋败坏，实在可以忽略不计。清醒者永远是少数，清醒且有勇气践行信念的，更是凤毛麟角。半数人在装睡，等其他傻子先去试水。四成是真蒙昧。相较福音刚刚落地的一百年前，如今利维坦的嚣张，人心的虚无诡诈，人的自我神化，都是前所未有。于此弯曲悖谬之世，在终末论的观照下，灵魂灭亡的速度，也更加触目惊心。一如主耶稣论及施洗约翰——“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
所以，在斯律所倡的清醒之外，或许还可以更绝望一些。只是，在罪身中，在这麻木世代，无论怎样调校，我们的情感，似乎总不够纯粹。在下曾借诗言及吾辈的困境：可惜，我们都不够聪明，也不够愚蠢 / 重要的是不够绝望，也不够盼望。
制度变革与人心变革，谁先于谁发生？抑或二者彼此促发或拖累？这在政治学上类似于鸡生蛋蛋生鸡的迷思，争论与著述都已太多。在此只想说，人无法窥测历史，但需要学会在历史变迁中安放身心灵。很可能，有生之年，我们见不到所期待的改变，甚或别的更恶者被兴起。亦有可能，在诡谲的看似无望的世事中，上帝已部署了“大手笔”。由此，在绝望与希望的困局中，在“两国论”的张力下，有志于思考和建设者，恐怕需要既具备奥古斯丁或尼布尔式的基督教现实主义眼光，又汲取侯活士的“异乡客”洞见。无论如何，只有在基督里，在整全的基督论与教会论中与基督连结，我们才能既拥有大地，又不失去天空。
身在此国，真正的盼望，在于那个永不朽坏的国度。这个族群，这个世界真正的希望，在于认信的社群，在于磐石上的教会。然而，即便没有这仿佛突如其来的寒冬，冷静的观察者和践行者也无法不诚实面对中国教会的光景。如若凛冬蔓延，一线及沿海诸城哪怕仍具备吸引力，教会能否继续享受人口红利，恐怕是未知，另有从传统到新兴的转型、摆脱中产化教会的陷阱等挑战。当然，有沉潜的生命以及上帝所留存的七千人正在冰雪下积蓄力量，也未可知。内地二线当中，蓉城是特例，其中的圣徒群体也显得尤为宝贵，求主托住他们。令人痛惜的是，持续高压下，多数城市教会全面溃散；内地三四线及至农村，除被官方收编者，反智主义横行，诺斯底及其变种中毒太深，加之青壮年流失严重，似积重难返。总体而言，中国教会至今仍未认真处理也不屑于处理许多至关重要的神学（包括神学-社会）问题，更别说抵抗一个全面邪恶的世代。某牧师七年前谈到属灵传统的“花果飘零”，正在成为现实。
被真相刺透的人，都需要格外的恩膏，才能继续活下去。活在祂的心意里，而不去纠结能否做些什么。毕竟，人其实做不了什么。值得安慰的是，历史的真正作者是至高神。在祂所允许的这暗黑的荒凉中，人只是更容易体会旧约先知、众使徒和上主的心肠而已，并且，负轭前行。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2019.1.3
政治在左，上帝在右？
文/黄庆曦
最近，澎湃新闻发表了一位牧师一篇命途多舛的文章（《谁对这个国家还有盼望》），由此引发了变革派和基督徒之间在观念上小范围的尖锐对峙，除了被一些朋友斥为心灵鸡汤，被另一些朋友责为政教混一，甚至还被用来作为基督徒“只专不红”的典型判例。就我对自由派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了解，这并不稀奇。
这位牧师的话语方式固然有可商榷之处：偏教牧性，对话性稍欠——然而在基督徒看来，其形式和内容并不构成接受障碍，倘若排斥此文的朋友们将来归信，认基督是生命的主并且掌管万有，自然会同意我的说法。在处境和文化对话中，我倾向李勉群（Charles Lee）教授所说的“广场模式”，但就本体而言，即便语言通约性再好，信与不信仍然不能同负一轭，“三观”加“政教观”之矛盾不可调和实属必然。毕竟，“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6:14）
在《盼望》一文的阐述中，非信徒读出“放弃世俗政治”的信息，然而果真如此？
举目单单仰望上帝，不等于闭眼不看世间的不公不义，但又不是单纯地诅咒世间的不公不义，因这是天父世界；一种超越此在的盼望，不等于否弃人的本分，甚至对于基督徒，永生的超越国度的盼望直接决定了此世在地的生命之存在状态。对世俗政治不抱希望，不等于以“低素质”否定国族“得救”的可能，而是表明“分别为圣”是另一种或许更决绝彻底的政治参与方式。强调高于政治的政治，并非取消世俗政治参与的价值，而是进入被政治裹挟的人群，向干渴绝望的灵魂传递一个消息：人可以在政治中，却不被政治捆锁；人可以必有一死，却不被死亡所胜；正如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不从国教”先驱倪柝声说过，人不能“超政治”。某种意义上，人生在世，无往不在政治中。基督徒的“政治”不可能脱离上帝的启示真理（严格来说是《圣经》）而存在；上帝始终在场，而不是如自由主义遐想的“政治为先，上帝靠边”。政教分立并非信徒和教会的“应然”，它是顺应世俗社会形态和世俗政府权柄的“不得已而为之”，或者说，根本谈不上是一种选择，而是被选择。这其中有上帝奥秘的定意，恐非实证逻辑所及。
对基督徒而言，上帝在万事万物中掌权；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宪政在此，上帝跪安”。对基督徒，与上帝同在才有真自由；对自由主义者，真自由似乎可以“拍立得”。当然，一些对基督教有好感的非信徒态度较为折衷，认为信仰和政治是灵魂与世俗两套体系，政治/政府不干涉个人信仰，同理，信徒也不该把基于信仰的世界观注入公共生活尤其政治领域。但是对于基督徒，任何体系都没有资格与上帝的权能平起平坐，任何世俗政治哲学都没有资格与启示真理讨价还价。这不是贬抑自由意志，而恰恰是对人的生命本身的珍而视之。
让我再次言明：一、当一个人试图用智识去驯服上帝，他就成了无神论者。二、基督信仰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衰落，究其原因有二：激进的自义与退缩的自义。所谓退缩，无论在欧美还是中国都很突出，即退居一隅，放弃政治、教育和社会参与，将世界拱手让给世俗思潮；所谓激进，简而言之就是妄图以人的时间表覆盖神的时间表。社会福音宣扬者和变革派自然不认为“激进”构成“自义”（“激进”在此涉及具体神学语境），而热衷于借助基督教文明溢出的普世价值（自由、人权等）去做“主体性”抗争。然而对基督徒来说，一方面背负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必然需要批判黑暗现实、澄清谬误传递真知，甚至身体力行见证价值观尤其政治立场（例如“非暴力不合作”）。但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作为基督的门徒必定以那拯救世人于“死罪”的好消息为马首是瞻，以大使命为默认的天职。在公共论域，作为信仰者尤为不可接受的，是将对所谓社会问题的关注置于无可比拟的高度，高于对人本身的关注，而这，恰是真正的僭越。
基督徒的“政治学”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人是全然败坏的，人性绝不可靠。正如马丁·路德所说：你拥有的一切天赋——智慧、正义感、口才、力量、美、财富——都是地狱暴君（也就是罪孽）的工具和武器，而且，这一切都强迫你服从于恶魔，并巩固和增强了它的统治。
基督徒的“国度”具有地上与天上双重属性和张力。关于超越与临在、已然与未然，对原初“美国精神”具有决定性的清教徒神学对此已阐释得很多。有变革派人士举里根为例作参照，且不说这种类比是否得当，这种对照在方法论上是否站得住脚，就算里根是万人敬仰的伟大总统、虔诚的基督徒，他的话语和观念也不能等同于圣经的教导。即便是保守主义旗舰人物、自称基要派的小布什，其政治神学也不代表政治正确，何况在教会内部也多有争论，相关问题既重要也复杂，就此点到为止。
我也必须“冒天下之大不韪”指出：现今基督徒有一种倾向，即（似无意识地）将“耶稣基督的福音”置换为“美利坚福音”，将“天国梦”置换为“美国梦”，自由派受此感染颇深（抑或相互感染？）。政教问题宏大而繁杂，尤其涉及末世论，需要精微而扎实的研究，更不是像许多自由派人士以为的分离式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那么简单直白。但似乎国内关于这方面好的、有影响力的专论并不多（恐怕言论压制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尤其有质量的对话很少或几乎没有，甚为遗憾。
关于非信徒重视的宗教宽容、信仰多元问题——事实上基督徒同样重视——在讨论中常常被无意混淆，并指向基督教的“排他”。首先必须指出，宗教都是排他的，尤其是一神论和多神论的所有宗教，但凡成体系的宗教，必定对其体系之外的信仰系统构成排他性。在真理维度，持守一种价值标准，必指向排他性；一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既顺服真理，又同时参与对这一真理体系的怀疑或重拾不可知论。终极价值上的“自由”，意味着某种无绝对立场的绝对立场，或许也意味着风能进雨能进，上帝不能进。对于基督徒，既然有合理认信，就必然需要面对与这种“合理性”相斥的“不合理性”，分辨并以源于启示真理的道理妥善应对之，就成为必要。然而应当区别“排他性”（exclusiveness）和“排他主义”（exclusionism）。对绝对真理的委身和宣扬，跟爱、包容并不是二元断裂的命题。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jealous）的神。”（申命记 4:24）基督教的所谓排他性，在于认信的独一性，本质上这与宗教宽容并不冲突：因为爱人，所以包容多态，接受一元认信与这个多元世界的张力，而且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犯罪的倾向），在相当长的历史尺度内保持这种张力是健康的。但是，与此同时，更因为爱人，所以要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弘扬一元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福音。
让我再次引述卡森（D.A.Carson）的话：
“关键在于，我们努力解决痛苦和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从核心开始，必须是出于对福音的深刻的热忱。对我们而言，这既是信仰上的必须，也是策略上的选择。在信仰上这是必须的，因为只有福音才让人得永生，让人遇见我们的创造主——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十字架、末后审判以及永生，所有的问题都不再如此重要。这也是策略上的选择，因为我们相信，以圣灵的大能全面地传讲福音，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事物更彻底地转化人，不仅仅是改变人的态度而已。”
让我借用巴刻（Packer）的表述：
“福音确实给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但它解决问题……是从人类最深层次的问题着手，就是人和他的创造主之间的问题；除非我们明确表明前面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后面问题的解决，否则我们就是错误地传递信息，成为上帝的假见证。”
让我再次言明：提防理性主义的信仰话语，一是警惕将圣经视作一种纯哲理或伦理学说（剔除神迹、否定上帝在历史中的护理），其次应明辨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或自然主义、自由主义的上帝论。在某些看似鼓吹信仰实则暗昧游移的立场中，“上帝”是可以为我所用的，而“自由”“权利”是已然成为偶像的。一切人本的、理性主义的道德说辞和自由话语，实质都将德性、超越性、自由与其本源切断。现代言论殿堂供奉着虚假的自由与幸福之诺，盛装这许诺的是一个千孔百隙的容器——人性。晓真理而得自由，若离弃了十字架上的救赎，“真理”就只是人类自立为立法者所立的法，不过是肉身成道的普世版，自由和美善终究无处安放。
基督徒的视野覆盖全地，而不是关在教会门内；基督徒的盼望是垂直的，而不是如这世界所喜悦的那般终其一生苟延在地平线上。对基督徒而言，信心（faith）、盼望（hope）并不是某种空洞的能指，它们必须也永远指向耶稣基督并祂的降生、受难、复活、再临。我们不是不关心政治和社会变革，因为基督信仰虽是个人性的，但却不是个人主义的；我们被分别为圣，却从不自外于共同体的苦难。我们只是清楚地知道，“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只是愿意因着使人与他的创造主和好而预尝将来被成全的国度，预尝那真正的自由、喜乐、平安。
2015年1月2日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基督工场”，个别字句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