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王德威：从沈从文到刘慈欣，「众声喧哗」的中国文学史 | 哈佛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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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王德威：从沈从文到刘慈欣，「众声喧哗」的中国文学史 | 哈佛聚焦
原创： 哈佛中国论坛 哈佛中国论坛 昨天
王德威教授是人们谈起哈佛的中国文学时，一定会提到的享誉全球华语文学界的学者。他不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卓有建树，更曾促成莫言、李安来哈佛演讲，在哈佛课堂上带领同学们领略中国文学的魅力和底蕴。
无论是评价沈从文「柔韧如水，坚硬如水」，惊叹路翎非同寻常的精神张力，还是盛赞科幻作家刘慈欣「庞大的历史想象力」，王先生席间总是妙语连珠，睿智儒雅，使我们深深受到他浓厚的人文情怀的感染。
作为《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编，他想摆脱说教式的文学史叙事，另辟蹊径，采用「众声喧哗」的方式为读者们带来一次全新的、解放的体验，让我们真正感受到「原来文学是这么有趣的」。
《哈佛中国聚焦》：您最欣赏的几位中国现当代作家是？
王德威：这个问题是我在班上常常问学生的问题。如果学生们通常按照正规的文学史的发展来讲，通常会说是鲁迅，现在大概年轻一辈都是张爱玲等等，这些都是我所敬重的、欣赏的作家。但如果我要推荐的话，我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沈从文，因为我觉得沈从文所代表的一个或是两个世代的中国人，面对家国各种各样的灾难，他所表现的这种应该说柔韧如水，或者是坚硬如水的一种姿态。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去对着干是一回事儿，对不对？各种的势力，各种政治上的横逆去反抗他，这鲁迅式的呐喊和彷徨，我觉得是永远让我们感动的。但是怎么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度过各种不可思议的生命的苦难，各种各样的高潮跟低潮，我想沈从文一生的故事是另外一种典范。所以如果鲁迅已经是这么伟大，伟大到不需要我们再去刻意说什么来崇拜的话，我觉得沈从文的重要性尤其值得你们这一辈的中国人理解，就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丰富跟强韧的那种复杂性，需要有至少两位或三位以上的作家来表现出他的这种相互冲撞、辩证的厚度。我觉得沈从文是一个我所敬仰的作家，不论是作品或者他的个人的这个人生的风范。
沈从文
另外我喜欢的一位作家，可能你们会有点意外，甚至可能都没有听过。他是一位左翼的作家，叫做路翎。
在50年代胡风被整肃的那些年月里面和他一起受难的。胡风有他的一批弟子跟门人，都是非常杰出的作家诗人跟思想者。在这些里面，我觉得最精彩的是一个叫做路翎的年轻作家，他在16岁的时候就写出了他的生命里的第一部作品。他在19岁写出了超过80万字的《财主底儿女们》，这本书我到今天都认为是现代中国小说史上让我作为一个海外读者最为惊心动魄的一个作品。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世代的青年男女，他们从被占领之后的南京一路流亡到后方的故事，你以为这是一个八股的故事，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里面的各种的家族的记忆，路上的各种惊心动魄的斗争，还有最后的一个悲剧性的结尾，都让你觉得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的作者能够写出的作品吗？更何况这个作品有两个稿子，第一稿1941-42年写出，寄给老师胡风看。结果这个稿子战火中毁掉了。如果你今天写了一个几十万的稿子，你被这样对待，你一定心都碎了！这对于路翎来讲，没事儿，再写一遍。
他有左翼的那些精神贵族的立场，那些高贵的对革命的向往，对于青春的一种追求，对于跋涉在路上的苦难和煎熬的承担，最后的无可奈何的幻灭等等。这个小说是1945-48年出版了，那是我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事。这个作品真是横跨几个世代都应该得到精神资源。
路翎（第二排左三）与其他“七月派”作家合影
路翎还有别的作品，在1950年代初期，他也写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是在1955年，因为这个胡风冤案的关系，路翎一下子也就被整。整了以后，他的后半生就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大悲剧。这个等到他在70年代末期被释放时候，这已经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他在晚年又写了几百万字，那么有大量的这个文字到今天都没有出版，那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文字是不是应该会值得出版了。
所以路翎本身所代表的精神上的煎熬和张力，我觉得讲中国的文学跟革命，我觉得这是这个人本身的故事，就讲讲出了一切的一切。对像你们这个世代，如果能够有一点时间能够挖掘出一个曾经的时代，想象跟你们同辈的年轻人，他们的那种强烈的理想，那种义无反顾的精神，还有最重要的文字上的挥洒跟自信，我觉得是日后可能不会有，但很反讽的，另外也应该庆幸的是，我们不要再回到那个时代了。
当代作家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辈，80年代以后像莫言他们其实赶上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年月，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好的作家非常多。但是要特别指出几位让我觉得我很愿意这个热情的来召唤大家阅读的应该是沈从文和路翎。
王德威教授与莫言、哈金在哈佛大学对话
《哈佛中国聚焦》：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近年兴起的中国科幻文学的？
王德威：在过去的这些年，真正受到英语世界读者关心的中国文学，我相信从21世纪以来当然是科幻小说。所以科幻小说的起来是没有人想得到的，从刘慈欣的《三体》、韩松到现在的陈楸帆等等。科幻现在无可讳言的是中国的文学在世界行走的软实力，我但愿会有更多的作品能够翻译介绍到这个西方的世界！它所透露的讯息当然有多重的，从政治的到生态的，从性别的到幻想的，他真的是强调了21世纪的中国人回头来看，或是往未来看，怎么重新去想象一个中国的无限的可能。
《三体》的成功，甚至让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都出面推荐。但是现在回到我自己的专业，我却要说科幻小说在晚清的时候曾经有过辉煌的十年，这是我在我的《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里曾经提过的，科幻文学在1900到1911年这十年曾经是受欢迎的文类。怎么会后来的90年就被压抑下去了，而到了21世纪他又回来了？这变幻莫测的转折，可能有历史的因素，也可能有文学自为的一种创造力。
奥巴马会见刘慈欣
刘慈欣曾是水力发电厂的工程师，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变成国际级的作家、雨果奖的得主。他当初写作是小众的，科幻文学在很多年的共和国的教育史上，科幻是一个不入流的文类，它基本是被当作儿童文学来看待的。我记得2010年在复旦组织了一个新时代的文学讨论会，请了几位科幻作家，他们简直高兴坏了，没想到居然也是文学中的一部分了，因为过去想着自己是儿童文学作家。我们想刘慈欣的作品，或是韩松的作品，儿童能看得懂吗？
我2011年在北大曾经做过一个演讲，我的题目就叫做《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但是我的副标题当时引起了很多的辩论，副标题是“从鲁迅到刘慈欣”。这个当然引起了很多很多的反感，鲁迅是这么伟大，刘慈欣怎么可以相比，但是也得到了很多的支持。我很高兴之后这样的谱系居然变成真的了，鲁迅之后，真的只有刘慈欣才能够号召这一代的中国读者来阅读。《三体》是没有什么预兆，就出来这么一本小说。你说是不是文字那么好，也不见得，但它所投射的那个庞大的历史想象力，那种把国家嫁接到一个宇宙星空的、一个更广义的后人类的时代的一种思维，我觉得这是又一时代的作家的想象，我对刘慈欣先生给予最高的敬意。
王德威教授在2011年后于2013年在香港大学进行的以《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一个香港观点》的讲演海报
我觉得韩松也很精彩，韩松是黑暗型的作家。所以我觉得文学的精彩就在于你不能给它一个时间表，你不能预测他。你哪里知道现在我们在此刻，也许在贵州，也许在陕西有哪一个年轻人正在默默地写着，也许过个三年两年，出来另外一个精彩的《红楼梦》级别的，《呐喊》级别的或是《边城》级的作品。所以这点我相信我愿意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我希望你可以感受到，我基本对于文学的发展是乐观的，但它的媒介可能改变了，就不见得每个人都得捧本书去念。而且为什么文学一定只是教科书上那些东西，《三体》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教科书里的。不可能。不可能，对不对？但是你们也都读到了，这个我们感谢媒体。
王德威教授编著的哈佛大学版《中国现代文学史》
《哈佛中国聚焦》：作为哈佛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著者，您编写这本书有着怎样的初衷？
王德威：哈佛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最开始是大概在2008年左右，有十年了。当时哈佛出版公司总编辑来和我接洽，希望延续着哈佛已经出版的三种国家文学史，也就是法国、德国跟美国文学史的模式来做一个现代中国版。之所以把眼光局限在现代，主要是理解到中国的文学历史实在是太漫长了，很难将3000年做出一本书，而且以国家的定位来做历史的定位的话，也的确是从晚清民国开始有了一个国家的观念。这个文学史在风格编辑还有策略上和我们所常见的，尤其在中国以内常见的文学史有非常大的不同。
第一，它是由161位学者专家、甚至作者以相对轻松的方式，甚至是散文、故事的形式来写作，每一篇文字的长度不超过2500字，所以它汇集成了一个160个不同的角度，形成了众声喧哗的现象。我想你们在来到美国之前，也大概多少都读过文学史，不管是现当代或是古典的，通常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论述，通常是非常枯燥乏味的，这个毫无文学可言。文学所给你的一些不论是想象的空间，或是阅读上的情绪的反映，在一个教科书式的文学史都没有了，他就是一个教科书是一个工具。我问我自己，如果我作为一个文学的爱好者，我希望和读者一起分享我对于现代文学的各种精彩动人的时段、作品，还有各种运动的反响，我要怎么编出一个也能够让大家理解说“噢这是文学的文学史，有文学趣味的文学史”？当然也参照了哈佛的法国、德国以及美国文学史的这个编辑的策略，就使用各种不同的论点方式来进入一个文学的领域。
第二，这样的一种做法，它不可能是完整的。所以相对于传统文学史刻意的巨戏迷把所有好像你们该知道的文学知识一次性地灌输给读者，这个文学史恰恰理解到它本身的延伸性、发展性、不完整性，所以这个文学史理论上应该是你读了，你会注意到，以这样的一个立足点所看到的作品给我的灵感，是不是能够让读者也产生一种冲动或想象的空间，增补，延伸，补正文学史空缺的部分。所以这个文学史举最简单的例子，鲁迅，我们讨论了《狂人日记》。鲁迅多么深刻的一个作者，一共只有大概两三篇文章，而《狂人日记》一章是由当代由中国大陆到美国最重要的英文创作小说家哈金所写出来的。他没有写一个四平八稳的论文，他重新想象鲁迅在写作狂人日记的那个晚上，他所经历了心路历程是什么，所以它是一个虚构的、再一次的一个文学性的生产。但是哈金所采取的那些故事的细节都是鲁迅的这个传记式的材料里都可以找得到的，他就重新讲了一个故事。过去我们想崔健，邓丽君能够包括在文学史里面吗？或者是王安忆、苏童、余华这些作者，他们有资格自己现身说法，来解释他们怎么进入到文学的领域吗？或者各种历史的大事件，怎么样的方式把它融入到一个文学史上，所以它是一个万花筒式的做法。
我想要做的事，就是借着这样的文学史给我们预期的读者一次解放的机会，想象“噢，原来文学是这么有趣的”。文学不是只是教科书上的鲁郭茅巴老曹而已，对不对？这个文学史他在纵深上也带领着我们到19世纪甚至18世纪，而在未来他也带领我们到科幻的无限的将来。所以文学史的最后一章是刘慈欣的《三体》还有韩松的《2066》都进入到，所以我的结束点是未来。那么在章节设计上，每一章都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点，那么都是一个事件，一个器物，一个作品，切入由小看大辐射性的一个一个做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是很不同的，是一个超级大的实验。那么对于预期的对我的批评，我也我也非常耐心地会愿意来聆听受教。但是我也会耐心地解释重复刚才所说的：这个文学史是不求全的文学史，不是大叙事的文学史。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恢复文学史作为一个文学阅读的乐趣？是我对于文学的初衷，就是我们对文学有兴趣，有期盼，总不能把那一点点乐趣跟期盼都抹杀掉吧。
《哈佛中国聚焦》：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到来之际，您在哈佛开设关于五四运动的文学课，对于这门课有着怎样的期待？
王德威：五四运动明年是一百周年，我也很高兴的告诉你们，我们明年四月将主办一个五四的国际日，不论是中国大陆的学者、亞洲的学者、欧洲的学者、美国的学者等等都会齐聚一堂，一起来参与重新思考五四运动各个重要的层面，不论是文学语言还是政治文化上的重新的思考、思想上的突破等等。五四所带给我们这么庞大的资源，我们今天怎么样的能够用批判性的眼光重新的来体会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充沛的浩大的运动？同时也好好的反省这个运动所曾经带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启发，还有所带给来我们各种无从预先想到的不尽人意的各种的阻碍，各种的挫折甚至失败。所以我希望是用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而不是一味的吹捧而已。而希望正是因为承认五四的重要性，我们才更有意义，更有承担的来开放五四所代表的不论是积极的或是不那么积极的层面。
讲到这里，我想也许这个你们听说过我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在十多年以前，我曾经出版了一本英文书的中文版，叫《被压抑的现代性》。这本书是讲晚清小说的。我认为晚清是非常重要的，晚清有许多的被压抑的这种现代性发展的线索，其实被五四所挪用，有的时候所曲解甚至被淹盖。晚清是我们通常要对抗或批判的一个理想、一个目标。五四是启蒙的，晚清就是颓废的等等。但是我认为这个线性的历史观太单调了，所以我希望强调是晚清是一个新旧杂陈的，那么这个良莠互见、好和坏都同时出现的一个时代。这里面所隐含的各种现代性的因素，是不是也值得我们在今天在这个21世纪重新的来来思考？
王德威教授所著《晚清小说新论：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文译本封面
我恰恰也可以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在历史的后见之明上，你对过去的林林总总的历史的成与败、优与劣都有发言的位置。所以这个晚清跟五四不是一个先来后到的排座位的游戏而已，不必把它简化成为一个历史上的排班顺序，然后成为价值判断的一个高下标准而已。正是因为我们对于五四曾经怀抱了这么多的期望，正是因为我们认为五四仍然具有这么大的能量，在百年以后引领着我们去思考中国现代性的洞见和盲点。所以我们要说这个五四所带出来的这种无限的可能的想象，让我们去回溯晚清也好，或任何的一个时代，那么重新的来思考中国的历史空间相互互动所可能带来的新的时间的意义。在今年的会议，我不会再局限在一个标准的起承转合的五四的公式的做法，而是真正强调珍惜五四的资源，恰恰是要批判性地来重新思考五四所可能带给我们的各种建设性的或非建设性的各种各样的遗产。
王德威教授（右一）和《巨流河》作者齐邦媛先生（中）
《哈佛中国聚焦》：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是近年来华语文学的一部巨著，您评价《巨流河》“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您能谈谈您和齐邦媛先生的故事吗？
王德威：齐先生是我的前辈，现在高龄95岁了，而且生命力非常旺盛，这是我崇拜的一位女性。那么渊源呢可以有两种来说，第一个当然是学术方面，就是我们都有台大外文系的背景，她是我的老师辈，虽然没有教过我，但是在毕业以后的很多年，毕竟是有一个师承的关系。但更重要在私人的关系里，我想齐先生在她的自传里也都说过了，就是我的家族也来自于中国东北，我的父亲、母亲都是东北人。我生长在台湾，但是我所生长的那个环境是49年之后，由大陆到台湾的一代所谓的外省人的环境。齐先生的家庭跟我的家庭背景是类似的。齐先生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齐世英先生，那是当时在40年代东北出来的知识分子跟政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因缘凑巧，我的父亲曾经参与了地下的抗日活动，所以因缘际会和齐世英先生的东北抗日活动有了关系。在台湾的50跟60年代，当时在蒋介石的政权的主导之下，国民党一党独大。齐世英先生是党内的反对派，他跟蒋介石的立场是对峙的。在那前后他办了一个台湾的自由主义的杂志叫《时与潮》，我父亲在当时是他的总编辑。
在我成长很多年之后，我模糊的记忆被唤醒，我说噢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有这样的一段因缘在后面。不过我相信更广义的是对东北的庞大的一种故国的想象。对我来讲，我是在台湾出生的，对东北我很难说我有什么乡愁。但是你可以说你觉得那个地方是你的家族所来之处，你还是投掷了很大的想象。但对于齐先生那一輩来讲，东北是故乡，是流亡的开始，所以她的一生有两个地方都是漂流的，一个抗战前的东北，一个是抗战漂流的一个台湾，它都是有很大的心理的投射。所以这本书写出了一段在抗战时间成长的中国人。他们中年轻的一代比你们都年轻，经过了各种困难来到四川求学，很纯粹的经验。《巨流河》里面没有什么大的那种口号的八股的那些东西，但是就是讲那一代的年轻的男生、女生成长。这个书在中国出版，我自己也贡献了一些心力，我就是替齐先生接洽了北京三联出版的。这本书是最近这些年台湾出版品，大概在大陆最畅销的之一，在台湾也大卖。那是一个可以值得记忆的一个出版史上的盛事。
王德威教授接受《哈佛中国聚焦》采访
《哈佛中国聚焦》：您对中国留学生们有何寄语？
王德威：对你们我最期望的是：享受校园的生活，这点最重要，你一定要觉得读书是快乐的事情。第二个就是真正是放开胸怀，美国是一个和中国很不一样的社会，一个很不一样的制度，好的坏的都有，但是我觉得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来到美国，而且是在美国最有名的学府，真的是放开去去接纳去看，去想去听。然后有机会的话，我特别鼓励多旅行。这是我觉得读书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用句最俗的老话来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了美国，我希望你们多旅行多接触，我所谓的接触，不是同学会跟同乡会，我希望你们和非华裔的同学多接触。美国有令人羡慕的一面，也有令人失望的一面。但是如何从各种经验里面，去做一个有独立判断思考能力的学生，我觉得也许这应该是大学给我们最好的教育。
王德威教授编著的哈佛大学版《中国现代文学史》
王德威
王德威教授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Edward C. Henderson中国文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长江学者，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著有：《从刘鹗到王祯和：中国现代写实小说散论》、《众声喧哗：三十与八十年代的中国小说》、《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散论》、《历史号陉兽：历史、暴力、叙事》、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Fin-de-sie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Fiction, 1849-1911、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