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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查建英：忆梁左
原创： 查建英 未名湖是个海洋 今天
未名导语
本期，“未名湖是个海洋”邀请到77级中文系的校友查建英来做客。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斯人已逝，生活一如往常，只不过有些话再无人可说罢了。
今日校友
查建英，北京人，作家，文化评论家 ，曾为《纽约客》、《纽约时报》、《九十年代》、《读书》、《万象》等撰稿。1978－1987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近年任职于纽约The New School 印度中国研究所，在纽约、北京两地居住。2003年获美国古根海姆写作基金。已出版中英文非虚构和小说作品多种，其中《Tide Players》入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1年度最佳书籍”；《八十年代访谈录》入选多家中文媒体的“ 2006年度最佳图书”；《China Pop》入选美国《Village Voice》杂志“ 1995年度25本最佳图书”。查建英其他作品有：《说东道西》、《 丛 林 下 的 冰 河、《 到 美 国 去， 到 美 国 去》等。曾用笔名扎西多、小楂。
梁左离去快要八年。没有一年不想起他，想起来就伤心。原想等退休无事，再慢慢写回忆。这次北大同学们要出班级纪念册，事情是怎么倡议起来的，我并不清楚，待听到消息时已势在必行，并有工作组、日程表、方案、分工等等。集体的压力还真是不得了，邮箱里天天跳出班长发来的别的同学的稿子、催稿信、工作简报，感觉就像忽然回到了中学操场上，阵阵口哨叫你归队。那么，就现在写一点关于梁左的记忆吧。
大学期间，我和梁左交往不少也不多。七七级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人，对岁数特别留意，当年一入校就人人互问年龄，论年排辈。结果问出来我是全班年龄最小，同学中有大我十几岁的，还发现一些巧合，比如我和黄子平生于同月同日，相差正好十年，比如陈建功也长我十岁、又恰好是我哥哥的中学同学、当年他们还是同一个红卫兵组织的“战友”。
我不反感当小字辈。因为跳过两次级，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上最小的，习惯了，也深知可以籍此耍赖的种种便宜舒服。梁左比我只大两岁，在男生里也属于小字辈，可他有当“老梁”的癖好。班上比他年纪略小的男生，一个苏牧，一个李春，据说当年没少受过老梁教诲。尤其苏牧，从长相到打扮都像“小生”，与梁左的好作老气横秋状，相得益彰。两人要好，让梁左过足了“耳提面命”的瘾。此瘾毕业之后仍戒不掉，我就多次听梁左描述过自己亲赴电影学院“指导”苏小弟的情形，每次都是一副自鸣得意、乐此不疲地的样子。
对我，梁左采取的是另一种居高临下的“呵护”。他是班上唯一给我买过零食的男生。一次周末我和几个同学去他父母家玩，出来之后梁左送我回家，途中特地绕道，给我买了一根大雪糕。后来得知我从小爱吃果丹皮，梁左又给我买过果丹皮。记忆当中，他和我头一回谈话，是因为我入学时穿了一件旧棉猴。那件蓝色棉猴，我从上幼儿园大班时开始穿，先后接过两截袖子，进了北大当作短大衣还在穿。梁左眼尖，注意到这棉猴领口用红线绣着一个“查”字，便乘机将我调侃一番。此后对我讲话，不由分说沿用一种“大人数落小孩”的腔调，弄得我哭笑不得。久而久之，倒成了一种亲切。
作者与梁左（摄于八十年代中期）
我没等毕业就去了美国。之后二十年间，走来走去。北大同学，星流云散，来往渐疏，时断时续，有些甚至十多年见不到一面，当然见到就亲热无比。完全没有料到的是，我与梁左的来往，居然在毕业之后频繁起来，尤其九十年代中，我们见面的次数远远超过了和班里其他同学。原因很简单，那些年他家从东直门小胡同的大杂院搬到了建国门外的一幢居民楼里，而我每年回国就住在我母亲那里，两家距离，走路不到十分钟。
那时梁左已成了“腕儿”，忙，写相声、写电视剧、各种应酬。但因为我不常回来、回来又是街坊，属于特例。用他的话讲就是，尽管百忙之中，国际友人也得招待嘛。每次接到我电话，他先要拉着长声问：“什么时候到的呀？”如果回答不是才到，他便有一番说三道四的挑礼。接着是筹划：“我来安排一下咱们的活动，你等我电话。”他的“安排”花样翻新，我也基本都是欣然前往，虽然有时候也觉得，他真拿我当游客招待了。我和他去老舍茶馆看过曲艺表演，去小吃街吃过夜宵，去旧书店淘过书，去古玩店寻过字画，去音乐厅听过交响乐，甚至还有过一次乘三轮逛街的经验……因为约好见面那天风和日丽桃红柳绿，我提议散步，被梁左一票否决：走路多累啊，还晒！结果，他叫了一辆带顶篷的三轮车，两个人活生生地从长安街这头坐着逛到那头。
梁左心思细密，凡事总要筹措周到，皆大欢喜，偶有差池，自己先跟自己过不去。有一阵，他爱拉我见他那些常在一起厮混的朋友。一次和英达、马羚吃饭，他预先隆重介绍一番：英达“也是咱们北大毕业的、他爸和你爸又是清华同学、咱们两代人都同学”，马羚“不光是演员还设计时装”云云。结果见了面，大家都带着客气，话说得不热闹。过后没等我抱歉，梁左先检讨：“没弄好没弄好，以后改进。”倒像是他犯了多大的错。又一回，说是受人之托，无论如何要我与他一位曲艺圈的朋友曹先生一起吃顿饭，“人家也是诚心诚意要做东”。结果吃饭当中，曹先生几杯酒下肚讲起了风流韵事，措辞不雅，付账时又打开一只手提箱展示一番，里面有好几个币种的钞票，一叠叠分别夹在弹簧卡上。曹先生走后，梁左满脸涨得通红，一路陪不是，赌咒发誓：“从今往后，咱们就自己见面，绝对不带别人了。”那之后他果然再没提过这类倡议。
另一回，他神秘兮兮地说：明天带你去一个北京新开的场所，先不告诉你是哪儿，保证你喜欢！结果，这个惊喜节目居然是到日坛公园里的儿童游乐场去玩碰碰车！隆冬天气，又不是周末，游乐场里空无一人，我们买了票各自钻进做成彩色大茶碗形状的电动车，互相撞来撞去。一场下来梁左不过瘾，又换了不同的茶碗接着撞。如果当时走过来一个真儿童，看见两个三十几岁穿得圆鼓鼓的的叔叔阿姨开着玩具车满场横冲直撞，不知该作何评语，大概是“成何体统”吧。
那天梁左特别兴高采烈，出了游乐场一路不断问我：“怎么样？今天特好玩吧？！”可是一出公园门，他便恢复一脸正经，计划着下面去哪吃饭，几点钟之后他得回家，开夜车写剧本。那次我算明白了，梁左自己其实很有当孩子撒欢的需要，不过他一直在家里当长子、大哥、父亲，在朋友面前当“老梁”、“兄长”，扛着包袱和责任自我压抑成了习惯，连偶尔放纵一下都要以照拂别人为由。
由于他在相声和情景喜剧方面的突出成就，那时开始有人称梁左为“喜剧大师”，他也乐得夸耀自己生活的热闹，饭局、牌局、桑拿、酒吧，听上去花团锦簇，夜夜笙歌。其时他仍住在那幢简易楼里，两套狭小的单元房，楼上居家，楼下工作，家具布置一如既往的简陋，餐桌就放在过道，一家人挤着吃饭。楼下的工作室一股潮气，大白天也是幽冷灰旧，和主人素常的脸色一样暗无天日。第一次感觉到他孤独，是有一次我回国，他正好被人请去上海写剧本，行前留了一个旅馆电话，说是见不着就通电话吧。那次我事情多，过了一周也没打。有天从外面回来，家人说梁左来过电话。当时已经很晚，我还是立即往上海拨电话，一拨他就接了，高兴之极，上来就诉苦，说是天天憋在屋里写剧本闷极了，连个聊天的朋友都没有。问他吃饭了没有，他说刚才给自己煮了一碗面。然后说，你要不困，咱俩聊会儿天吧，你先去拿杯喝的，坐一个舒服地方，或者干脆靠枕头上歪着。结果那电话讲到我两只耳朵生疼才挂。
若是在北京，一抬脚就串了门。这样的情形多次出现：坐在我家聊到一半，烟没了，或者要乘兴翻阅说起的一本什么书，于是一起走去他那边，坐下聊一气，他又送我回来，结果又进了我家接茬聊，往往他还要提要求：既然如此，也就再泡壶茶、弄几样瓜果小吃？除了地理优势，梁左有个理论，用来解释为什么我和他特别适合当“聊友”：老同学知根知底，互相信任，现在呢，既不住在一国、也不一起共事、交往的圈子又不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利益关系，说话不隔，不必绕弯、不必戒备，可以放松，说赤裸裸的大实话。
此言有理。对人性之险恶，梁左自诩看透。他经常嘲讽我在美国住久了，没有在中国的单位和江湖上混过，容易上当。他给我讲过一个连续剧构思，每集都是一个骗局，集集不重样。并且告诉我，这可是百分之百源于生活。任何时候，只要听我冒出点“理想主义傻气”，他便会反应迅速当场扑灭，活像一个警惕性十足的消防员。私下里，他的确说过不少“赤裸裸的大实话”，有些令我不寒而栗，但也常觉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他时而油腔滑调、世故城府，时而掉个书袋、抖个包袱、略施小计、声东击西。这都是为了逗乐好玩。其实他心地善良，喜欢单纯、松弛、闲散，常说生活过于沉重，人活得太累。他好《红楼梦》成癖，喜欢的女孩子类型，可以从她们的名字看出味道来：霞，红，青。他早年写过一堆纯情小说，自称改写相声是为了让大家活得轻松点。他对我描绘过一幅“怡红院里度晚年”的图景，那真是令人悲喜交集、啼笑皆非的设计，我听得直乐，一边心里暗自惊悚叹息。他会突然冒出非常浪漫非常感伤的情绪来。一次谈论起我们都熟悉的两个朋友，年轻时曾有一段刻骨恋情，后来分手、各自成家、生儿育女、断绝来往。梁左吸着烟，忽然说，可是你信不信，哪怕他们成了老头老太太，住在地球两端，如果有一天她出了事，需要他，只要她一声呼唤，他肯定马上会从天涯海角赶到她身边的。
梁左一般不谈政治，谈起来，很谨慎，观点偏于保守，属于表面达观、深度悲观一派。也有激愤的时候。印象深刻的有一次，说起旧时代的知识人，大发感慨，说晚清还有谭嗣同这样的人，民国的知识分子也是有气节的，现在的文人，一个比一个胆小。又一次，不知怎么谈起了八九年那场事，他问我美国人都怎么看，我转述所知若干，告诉他我认识的洋人里，提到中国，常念叨这事，反而在中国，绝少有人讲起。梁左默然良久，慢慢摇头说：唉，咱们这边有些人对这事的态度是，我们自己家长打孩子呢，关你们邻居什么事？有什么办法，癞狗扶不上墙呗。那年北京闹过一场“长江读书奖”风波，记得梁左的评论是：一帮自称学者的人，自己给自己评奖发奖，连基本的道德都没有，还好意思唱什么高调呵。
后来梁左搬去金台路一带。有几年我因女儿太小，不常回国。但每次回来，照例见面。他告诉我正预备购买新房，地方都看好了，这回可是几层的豪宅。他描绘了豪宅里每间屋子的分布、功用、采光、布置，神采飞扬。他说钱嘛，还差些，当然问题不大，他正在加劲挣。又说对了，还有一间专供朋友小住的客房，到那时候，像你这样的老朋友吧，不是也不想探亲老住父母家吗，就过来住住，保证吃的用的一应俱全，舒舒服服。
二零零一年我住在香港。四月底回北京，和梁左通电话。他的声音疲惫匆忙，听上去隔得很远，说他父亲刚刚去世，正料理丧事，马上要陪母亲去外地散心，还有一堆杂事，看来这回见不成面了。我说没关系，反正我从香港过来很方便。大约十天后，我飞回香港。又大约十天后，某日上午，忽然接到刘震云电话，告诉我梁左两天前过世。最后的时辰他是独自一人，在金台路的小屋里，桌上录音机反复放着《梁祝》。
后来听说梁左的葬礼去了很多人，办得很像样。那天早上，我去了香港闹市区一家电影院，独自一人连看了三场电影。日场，观众稀少，座席空旷。
二零零九年三月六日夜
本文摘选自《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