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大洋房吃好馆子，抽劣香烟穿破长衫，鲁迅在上海的奢侈与抠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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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 | 住大洋房吃好馆子，抽劣香烟穿破长衫，鲁迅在上海的奢侈与抠门儿
原创 2018-04-02 张宏杰 骚客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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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离开北京，一定程度上是一次逃离或者说“私奔”。他与许广平的师生恋，今天当然是一段佳话，但是在当时，却遭受着重重非议。因此直到中山大学时期，鲁迅和许广平已经同居一楼，还是没敢公开住在一起。
计划前往上海之时，许广平心中充满了开辟新生活的兴奋。因为上海是一个风气自由的地方，到了那里她终于可以和鲁迅正式公开同居。
对鲁迅来说，上海更是一个海阔天空之地。他可以摆脱一切体制束缚，龙归大海，下笔不必有任何顾忌。
但是与此同时，鲁迅和许广平的心头也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隐忧。自由总是有代价的，逃离体制的束缚，也意味着放弃了体制的保护。时局如同大海一样动荡，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上海又是特大都市，生活费用很高。
因此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后，分工明确：鲁迅专门“爬格子”，赚钱养家，而许广平则成为“职业主妇”，在家悉心照顾鲁迅的生活，全力支持鲁迅的创作。
许广平与鲁迅
自感压力巨大的鲁迅，创作非常辛苦。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说：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
……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而许广平也恪尽自己的职责。她亲自下厨，烹制可口的菜肴。“一般是三样菜，荤素汤兼具，保证了鲁迅膳食的合理营养。”鲁迅有通宵工作的习惯，许广平总是清晨六点起床，为鲁迅泡茶。
萧红回忆说：
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不然就是一边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了的叶子。……
来了客人还到街上去买鱼或买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
……
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一些是白了的。
在许广平的精心照顾下，鲁迅在上海九年期间非常高产。1935年底，鲁迅在总结自己18年的创作情况时说:“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
王朔曾经说过：“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
也有人说，鲁迅之所以没能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他没有长篇。
是鲁迅缺乏写作长篇的能力和才华吗？也许不是。因为鲁迅根本没有尝试过写长篇。
鲁迅不写长篇，与时代环境有关。在鲁迅的时代，文学期刊远比今天的《收获》、《当代》等刊物薄，能容纳的字数有限，因此大都以刊登短篇为主。比如1920年沈雁冰准备改革《小说月报》时，就刊出广告：“惟以短篇为限，长篇不收。”“惟小说只收短篇，过一万字之长篇，请勿见惠。”请注意，那时超过一万字，就算“长篇”了。事实上，当时除了以在报纸上连载的通俗小说为主的所谓“鸳鸯蝴蝶派”作家，大部分严肃作家的创作都以短篇为主。
在鲁迅的创作生涯中，有过一次明显的文体转型，那就是从早年的小说创作转向晚年的杂文写作。对于这次文体转型，有人的解读是鲁迅晚年创造力衰竭，已经无法再写出一流的小说和散文。其实如果放宽视野，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转型不仅与鲁迅的年龄有关，也与环境有关。
一是当时的中国处于剧烈变动当中，特别是三十年代，政治氛围高涨，知识分子积极争夺话语权，发言讲求时效，在没有微博微信自媒体的时代，他们只能参与以报刊短文为主要形式的文字斗争。
二是在鲁迅晚年，也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疲软不振，上海经济也连年萧条，一般书店出版社都争相出版销量大、周转周期短的刊物杂志，而不愿意出版单行本。1934年和1935年更被称作“杂志年”，翻译和创作的小说都难以出版。
在这种情形下，鲁迅为了生存，便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方向，由原来的小说创作转为杂文。
鲁迅杂文创作的最高峰，出现在1933年1月到1934年9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鲁迅一共用了40多个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了130多篇杂文。“最多时鲁迅一个月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15篇，平均两天一篇。”
为什么鲁迅这段时间如此高产，而且集中在一本杂志上发表呢？
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由谈》杂志的稿酬高，给鲁迅的稿酬标准是每千字十元（他的作品字数包括标点符号、洋文、空行。他为标点、空格争取稿费的事情已成佳话）。这远远高于其他杂志。
当时一般杂志的稿费标准是千字几角到五元。沈从文致金介甫的信说，1924年他作品每千字七毛，《现代评论》时期才升至三元。鲁迅在1934年底写的《病后杂谈》中也提到：“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
当时，《动向》杂志给鲁迅的稿酬是每千字4元左右。《读书生活》3元5角。《现代》每千字4至5元左右。《文学》每千字4元左右。《自由谈》将鲁迅的稿酬标准一下子提高了差不多三倍，充分激发起鲁迅的写作潜能，形成一段时间内的“超高产”。因此，鲁迅晚年杂文的产生有“为革命谋”的因素，但也有实实在在的“卖文为生”的经济算盘。
因此鲁迅的这支笔，不只是投枪和匕首，也是一棵摇钱树。据陈明远统计，1927年秋至1936年，鲁迅在上海期间的总收入为七万零一百四十二元四角五分，月平均六百七十四元。减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津贴一万四千七百元，月均卖文收入五百一十元。
因为收入很高，所以鲁迅在上海时期的生活条件是相当好的。
鲁迅在上海一直是租房而居，租的都是大面积的洋房。“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在住房方面是不愿意节俭的。‘我们初到上海，不过两个人，平常租一层楼就够用了，而他却要独幢的三层楼，宁可让它空出些地方来，比较舒服。’他先后在共和旅馆、景云里寓所、北川公寓、大陆新村等地租房，当时上海的房租是很昂贵的，好的房子更是天价。”确实，鲁迅所租的都是条件很好的房子。比如大陆新村九号，就是一幢水、电、气齐备的三层楼的阔大建筑，堪称“豪宅”，这样的房子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并不太多。
鲁迅在上海的故居
鲁迅在买书上更是花钱如流水。有人做过统计，1928至1935年八年间，鲁迅购书支出八千六百七十一元五角，月均约九十元三角二分八厘。1930年购书额更是达二千四百零四角五分，平均每月超过二百元。手笔之大是普通人绝难望其项背的。
在上海期间，鲁迅经常带一家人去看电影。为安全和方便起见，鲁迅看电影一般坐汽车来回，而且除非人满，他总是坐最贵的座位：“花楼”第一排。鲁迅说，看电影就是要高高兴兴，不是去寻不痛快的，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角落里，倒不如不去。当时一些书店的老板常常议论说：“鲁迅真阔气，出入汽车，时常看电影。”许广平也说：“如果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先生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看电影。”
在请客吃饭上，鲁迅同样非常讲究，宁缺勿滥。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曾经说：“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鲁迅宴客总是去知名饭店，比如知味观、梁园、东亚、鸿运楼、桥香、聚丰园等，花费自然不小。有时候，鲁迅家宴也要从大饭店请名厨。比如，1934年3月25日，鲁迅为美国人伊赛克饯行是请的知味观的厨师“来寓治馔”；1934年12月30日鲁迅请内山、廉田等日本朋友吃饭，请的则是梁园豫菜馆的厨师“来寓治馔”。
鲁迅辞世不久，苏雪林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大肆讨伐鲁迅，称“当上海书业景气时代，鲁迅个人版税，年达万元。”“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赴镰仓”。这话倒并非毫无根据。1932年2月26日，海婴感冒，鲁迅邀石井学士赴寓诊，诊金高达十元（日记2月31日）。
鲁迅在上海时期的生活水平，从他所购置的日用品中也可见一斑。1934年7月14日，他“买电风扇一具，四十二元”；1935年5月9日，他“为海婴买留声机一具，二十二元”。而在当时，电风扇、留声机并非大众化的日用品。鲁迅为五岁半的海婴买件玩具的花销就可供一个单身汉生活两个多月。
但与此同时，鲁迅的生活也有非常节俭的一面。苏雪林论及鲁迅时说“在上海的生活状况：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则久已累累”。
确实，节俭是鲁迅的本色。艰难的早年生活让鲁迅形成了吃苦的生活习惯。
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20岁左右的他“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至夹裤过冬，棉袍破旧得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因为经常营养不良，影响发育，导致鲁迅体型瘦小，落下了胃病的顽疾。
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员时，月薪三十块银圆，收入并不低。但他生活很节省。朋友们回忆，一年之中他有半年是穿一件廉价的洋官纱长衫，吸的是廉价的“强盗牌”劣质香烟。在北京为官时，虽然收入更高，但是在寒冷的北方严冬中，鲁迅仍然不穿棉裤。鲁迅曾对朋友说：“我岂但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在上海时期，虽然收入很高，但鲁迅还是在很多方面保持着自己旧的生活习惯。他从未穿过略像“时式”的衣服，平日总是穿普通布制长衫、棉袍，脚踏老式中国布鞋。平日自己一个人外出，经常搭公交或步行，不常叫车。至于吃则更不讲究，虽然喜欢吃点“老酒”，但下酒之物不过菜蔬、腐干、煮蚕豆、花生之类。虽然烟瘾很大，却长年吸劣质烟，好烟只用来待客。
萧红回忆说：
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每五十支的价钱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听烟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来客人鲁迅先生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
鲁迅家中任何杂物，包括一张包装纸，一小截绳子，都不会轻易丢掉，都要物尽其用。萧红回忆说：
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的书，鲁迅先生从许先生手里拿过来自己包，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就是包这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卷了一个卷。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瘩，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准备着随时用随时方便。
在金钱上，鲁迅先生秉持“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旨，总是处理得清清爽爽，从不含糊。鲁迅与日本人须藤先生关系极好，常常相互赠些小礼品。然而1935年1月11日《鲁迅日记》却记有这样一则：“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并以《饮膳正要》卖与须藤先生，得泉一元……”。
以鲁迅与须藤关系之好，他居然还会把自己用不上而须藤需要的一本普通书“卖”给须藤，大大方方地收下一元钱。
鲁迅在金钱上如此细致，除了生性节俭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到上海时，人已过中年，“携妻将雏鬓有丝”。虽然稿费标准很高，但是他的书常常被禁，收入并不稳定。他曾经慨叹：“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近日禁书至百九十余种之多……杂志编辑也非常小心，轻易不收稿。”因此他常常担心自己有朝一日生活不能维持：“上海……卖文者几乎不能生活。我日下还可敷衍，不过不久恐怕总要受到影响。”
上海鲁迅公园
另外鲁迅健康状况一直很差，知道自己不能长寿，担心自己去世后，家人的生活没有保障。所以鲁迅为了有所余裕，努力储蓄，为了应对突然变故。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贮一些钱，以备万一”。鲁迅曾对一位朋友说：“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
据周海婴写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透露，鲁迅去世前，曾为许广平和他“准备了一笔钱”，以供他们今后的生活。至于鲁迅到底留下了多少遗产，价值几何，至今似乎还没有人仔细研究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