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p.weixin.qq.com/s/_gZ0WgJsifkzEJhmzu0ZZg
张国庆 | 上帝比警察大
原创 2017-12-06 张国庆 伊甸书童
3岁后，我隐约开始记事，能背诵20多首唐诗，而且臂力很大，常找比我大的娃儿单挑，母亲因我调皮时常抽我，严厉时还会瞪眼警告：再不听话，就把你交给公安叔叔关起来。那时的公安，就是今天的警察。
襁褓中的我与年轻的妈妈
再长大点，听说世界上还有个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匪帮，心里就想，要是警察叔叔们挥手而上，立马就会将他们五花大绑，押到我们这条石板街来游街示众，那时，我妈妈就会在扭秧歌的队伍中欢快起舞，庆祝革命的胜利。
不过这些好像都是大人们的事，他们每天跳忠字舞喊声革命口号，但对解放台湾这事儿压根就不上心，我有次碰到巡街的龙潭镇派出所所长张世泰到我妈妈经营的国营饭店午餐，就铆足胆子过去摸了摸插在他腰间那把裹着红布的手枪，狐疑地追问：张叔叔，你为什么不去解放台湾？张世泰哈哈大笑，刮着我的小鼻梁说，解放台湾呀，那是毛主席的事……
那时正值毛泽东时代晚期，百业萧条，社会清贫，物资匮乏，有天，四外公带了包瓜子回来，说我长大了，可以磕瓜子了，他给我做了几次示范，我很快就掌握了磕瓜子的浪漫要领，香喷喷的，瓜子弹进嘴里被送上牙床的感觉奇妙无比，直到十多年后，当我听到“傻子瓜子一磕就开心”的广告时，才温故而知心地穿越回童年，对我自己说，妙啊，这就是当年那沁人心脾的味道！
从我家出发，跨过三道坎，再从一个Y字街口右转，就到了四外公的门市部，那间大大的十分空旷的房子，是镇上最大的国营茶馆，四外公就守着茶馆外的杂货铺，兜售的都是那个时代紧缺的却是我爱吃的瓜子水果和糖果类。
我打小脾气就犟，经常到四外公铺子上闹腾要磕瓜子，有次把老外公折腾得实在没法，他就指着茶馆里面一个隐约拆毁的台子说，你再闹，我就叫上帝来抓你。我立马愣在那里，问上帝大还是公安大？四外公想都没想，说当然是上帝大哪！我又问上帝在哪里？怎么看不见？四外公指着相邻不远百货铺上的白胡子爷爷说，你去问他，他是为上帝守家的。
白胡子老爷爷田明辉牧师
我没过去，我要自己找找看，我稚嫩的心突然有了探索与发现的好奇，我从茶馆门口敬畏而又恐惧地朝里走，上帝是谁？以前咋没见过他？他像张世泰那么英武地挎着枪吗？房子幽深，人字穹顶，十字花窗，颇似一座十分气派的小宫殿，只是周围满了盖碗茶零乱的声音，我想不怕不怕，要是上帝敢抓我，我一哭二闹三乱跳，喝茶的爷爷叔叔们就会过来帮我说情……直走到那个被拆毁的讲台前，仍没看见上帝的影儿，紧张的心就颇有失落。
呆立好一会，胆子就大起来，又扮鬼脸又玩皮挑衅又是含混不清地喊叫，上帝还是没有出来，摇起小头四下里仰望，借着穹顶下窗台射来的亮光，我依稀窥见黑黢黢的墙壁上残留着一个十字架的痕迹，好古好旧好脏。
这件事后，我比其他同龄的娃娃们多了个心结，他们不知道上帝，我知道；他们不知道上帝比公安都厉害，我知道了，这是一个比躲猫猫比过家家更有趣的游戏，我把秘密藏在心里但也时常漏嘴，有次因为调皮又被妈妈用公安唬我时，我说我不怕，上帝会保护我。我妈妈着实吓了一跳，贼着眼睛四下里张望，然后攥着我的头发来回猛拽，目露凶光却又压低声音警告我：狗儿的，以后再提上帝老子砍你头。
我表面点头应承，心里却甚为欢喜，一定是上帝比公安大，妈妈才如此怕他。
第二天，我怀揣噗通噗通的小心灵，决定去白胡子爷爷的百货铺上问问他关于上帝的事，但那间百货铺一夜之间就消失不见了，几天后，妈妈带我参加由镇上召开的万人批斗大会，失踪的白胡子爷爷竟然戴着黑五类的高帽，被公安和民兵五花大绑地押在台上深揭猛批，扩音器声音很大，传得很远，说他是帝国主义的特务走狗，牛鬼蛇神总代表。
百度图：文革中的批斗场面
我顿时傻眼了，心情陡然忧伤失落，一连几个晚上做恶梦。
临上小学前的一天，我又做了一个十分离奇怪诞的异梦，梦见家堂屋突然四四方方地塌陷，我吓了一跳，跑到坑边向下张望，竟然有一条龙盘踞在坑底，我挥挥小手，叫它走，那龙纹丝不动；我又朝龙扔去一块石头，吼它快走，那龙瞄我一眼，仍旧伏在坑底不愿离开；我实在有点气愤，从桌上拿起一瓶开水，向龙倾泄而下，那条龙受惊不小，腾空而起，从我家大门飞离。
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四外公，他痛心疾首仰天地长叹，说拐了拐了，你这辈子官运打倒了，我问什么官？他说先人呃，是大官啊！我又问好大的官，外公四下环视一圈，附在我耳边低声说，能上天安门城楼的官。我还是不明白，问这官有上帝大吗？他说那没法比，上帝在天上，人间的官再大，也是在地上。我童年老成地舒了口气，挎上书包，心满意足，屁颠屁颠地朝学校走去。
毛泽东时代在我小学时终结，中国社会微弱的亮光，从那间回到龙潭石板街的百货铺显明出来，白胡子爷爷归来了，饱经沧桑的脸上仍露着往昔的微笑，只是他挑担子上货和下货越来越吃力，但只要一停下来，他就会埋头翻阅那本陈旧破损的圣经，我想那里面一定装满上帝的故事。
升入中学后，学业压力增大，个人兴趣和社会关怀发生了诸多转移，童年那些密密匝匝的心事像秋后的落叶，在另一个时代的光合作用下，萌发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豪情。
直到1986年暑假，我从杭州回到龙潭镇，因为爱好写作，出于对西方宗教知识了解的渴望，邀约两位同学去重开后的福音堂（那间老茶馆）聚会，那是一次极其伤感的聚会，屋内总共只有七八个七八十岁的老者，他们是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幸存者，身心俱疲，既咳又喘，几乎是瘫坐在椅子上，像压伤的芦苇，又如将残的灯火，而讲道的正是当年那位白胡子爷爷！
那个暑期的心灵震十分强烈，我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也与白胡子爷爷建立起了比较亲密的关系，他叫田明辉，已近80高龄，上世纪30年代就从武汉圣经学院毕业，历经磨难，初心不改，在我老家扎根传道已有50多年了。
3年后，我因众所周知的北京风波，身陷囹圄，释放后旋即被下放到大凉山偏远的牦牛坪矿区昌兰稀土公司，我在那里收到的第一封信，就是田明辉牧师写给我的，他说我进去后，全教会为我彻夜祷告，叫被掳的人得释放，被囚的人出监狱，上帝应验了他们的祷告……他说他会像耶稣爱彼得那样爱我，盼望我早日受洗归主。
受洗时合影：后排左一为我
1994年春，我回到成都，在一家报社做记者，复活节蒙召受洗归主，不久，年事已高，身体衰弱的田明辉牧师，就歇了地上的劳苦，归于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