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生活”是个套儿？——从三嫂院士和袁立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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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生活”是个套儿？——从三嫂院士和袁立谈起
原创 2017-12-19 雷鸣 iji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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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热点评论】
文 | 雷鸣
身为食堂阿姨的三嫂成为港大院士，身为明星的袁立去帮助尘肺病人。被精英梦套牢的人们，面对“更有功效、引人注目、更有权势”的试探，当他们肯关注那些“低端一族”，才可能看到自己的缺陷。自以为义同样是“向上”的诱惑，只不过他们想在信仰领域追求成功。
11月25日，香港大学校长马斐森，在自己的社交主页上发表了一段哀悼致辞，怀念一位刚刚去世的90岁老太太。同时，香港大学官方主页，也在头版最醒目位置，悼念这位人称“三嫂”的港大名誉大学院士袁苏妹。
与我们所料想的相反，三嫂并非什么社会名流、饱学之士，她只是一名普通的保洁员、食堂阿姨，是典型的“低端一族”，却因为对学子们的关心和呵护，就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院士”。她一生只会写五个字，却在名为“宿舍历史”的课程中，成为每年新生都要学习的宿舍之歌：“大学堂有三宝，铜梯、四不像和三嫂。”44年，她成为一届届港大学子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近期同样火爆的是一个叫作袁立的电影明星在复旦大学的一场演讲《我的苏醒与救赎》，给这个寒冷的冬季带来些许温暖。袁立呼吁大家能够走出精致的利己世界，用爱去拥抱那些有需要的底层大众。袁立自己一直在出钱出力持续帮助尘肺病农民。
从三嫂和袁立身上，我们看到一种与这个世界所倡导的精英意识相反的格调。
“我被精英生活伤害”
相比三嫂无心插柳成为院士，这是一个有心插柳渴望发达、渴望功成名就的时代；也是一个渴望摆脱低端，成为“高端”，成为“精英”的时代。
何谓精英？有人曾经列出了现代的中国精英应该满足的条件：具备一定文化知识水平；拥有中产及以上水平的财富；在某些领域里形成了自身的技术或业务优势；对社会公共事务有一个热衷的心态，并付诸了行动。但如今这个标准已经严重缩水，越来越向钱倾斜，就如奥维云网已将精英人群的标准简单定义为：年龄在25-60岁之间；家庭年收入≥50万元或个人年收入≥40万元以上的人。
就笔者看来，精英最大的特点还不是体现在钱的数量上，而是对财富、对成功或成就的渴望，更能描绘精英的现状。
其实，追求成功并非不好，但是过于扁平化的成功定义，常常因为缺乏垂直维度的引导，而容易陷入失控或自我膨胀的危险当中。即便身为基督徒，也一样面临相似的“困境”：《时代》杂志的调查发现，美国有17%的基督徒认同“成功神学”，有61%的受访者认为上帝的旨意是要人富裕。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可以说，精英意识几乎就是人的天性：人人皆渴望自我实现。自从亚当夏娃吃了禁果，渴望如神一样之后，这种骄傲的自我意识就已经成了全民意识：每个人都渴望某种成功、某种超越。然而，在自我的引领下，这种渴望因为缺乏向上的维度，最终往往会给人带来伤害。
吴力是一家媒体的从业者，刚过30岁的他感觉自己步入了精英阶层，因为他在全国最好的媒体里写着相当不错的新闻。“刚刚才两年多，一种恐慌就袭击了我。”吴力说：“精英生活是个套儿，当你一旦钻进去之后，就再也出不来了。”
他说，社会给你摆出了精英的生活图景，而这一图景更多是表现在物质上的：你的消费高于他人，你不用和别人一样挤公交车，你需要换一辆更好的车，你需要住在更高尚的小区里，这是基本的物质需求。“我被精英的生活伤害，在物质上变得更虚荣。过去兜里装着几百块钱就挺快乐的日子一去不返。”
危机好象商量好了一起袭来：“当身体垮掉的时候，也许会突然发现婚姻也出现了问题，因为日夜努力地工作，而你已经找不到和妻子沟通的途径；你也许会发现孩子也出了问题，你已不知不觉地疏远了家人，孩子的成长因为没有你的参与而缺失；你还会发现你和同事的关系并不好，因为职业而把朋友“做死”；最后是自信心的彻底垮掉，对身体、对所有的一切的自信。”吴力对精英生活如此描述。
其实，追求精英并没有错，但是当被精英意识捆绑的时候，一切就都走了样。此时所谓的精英意识，不过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而已。这样的生活缺乏重量，常会使人在骄傲的推力下，越飘越高，直至最终失去自我。
三嫂的深夜食堂是爱之传奇
之所以精英意识如此盛行，固然与社会的风气有关，但也与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神学家劳威廉（William Law）在论到世俗教育对孩子的腐蚀时说：“不论我们希望他们从事什么行业，我们都用虚荣心和欲望之火来鼓动他们，用败坏的动机引诱他们。我们鼓励他们出于彼此争竞和个人野心的行为，鼓励他们从虚荣、嫉妒、出人头地的欲望出发去做事，好最终超过别人，在世人眼中看为光彩。”
而人往往正是在这样的耳闻目染的当中，渐渐形成各自的精英意识，也渴望着那份属于自己的荣耀。
但是，却也有那么一个“另类”的奖台，使人刮目相看。2009年9月22日，当香港大学向三嫂颁发荣誉院士的那一刻，这个82岁的老太太，“看起来神气极了”。她被安排压轴出场。这一天与她同台领奖的，有汇丰银行曾经的行政总裁柯清辉、香港富豪李兆基的长子李家杰，以及曾获铜紫荆星章的资深大律师郭庆伟。
与这些政商名流相比，这位老人的履历显得异常单薄：学历，没读过小学，除了自己的姓名，她当时还不会写其他字。这场历年完全以英语进行的典礼，此刻因她破天荒地使用了中文，表彰她“对高等教育界作出独特的贡献，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的生命”。
如果不是那一身黑绒红边的院士袍，三嫂看上去实在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太太。她走路很慢，弓着背，一副典型的老态龙钟的模样。然而在港大人眼里，这个矮小的女人形象“高大”得近乎“一个传奇”。
三嫂做的马豆糕、马拉糕、老火汤、炒河粉……撑起一届届学子苦读的夜晚。三嫂一家生活十分拮据，她不舍得花钱坐巴士，有时竟会提着40只鸡，从街市一路走回山上的大学堂。有学生在图书馆学到凌晨，错过了晚饭时间，三嫂会一直等着，给他们做宵夜，煲一罐莲子鸡汤补脑。已经毕业15年的律师陈向荣回忆起，期末考试前夕高烧不退，三嫂用几个小时煎了一碗凉茶给他，“茶到病除”。她说，“我当他们个个都是我的孩子，有什么头晕生病的当然要好好照顾。”
后来因为健康问题，她转做保洁员。遇上学生们在饭堂开派对，每每狂欢到凌晨两三点，早就过了三嫂的下班时间，但她还是会耐心等到派对结束，再独自进去清理地板上的啤酒、零食和污渍。
颁奖当晚授衔赞词中的一段也被各大媒体反复引用：“很多人知道，大学堂有三宝：铜梯、四不像和三嫂。三个宝贝搬不动，移不走，三嫂永远是大学堂之宝，是港大的灵魂，亦是当之无愧的香港大学之宝。”
在这样一个奖台上，让人看到了既有对高素质精英教育的肯定和鼓励，也不缺乏对平凡人生的承认和敬重。在一片囿于精英意识、以成败论英雄的社会氛围中，对生命本身的尊重无疑是一股难得的清流。深陷不断补强硬件的现代教育，需要这样的软件更新才能使人与生活真实地相拥，真正助益于人们摆脱精英意识的囚笼。
港大的荣誉院士“三嫂”袁苏妹女士
向上移动的试探，向下移动的呼召
其实，真正的生活不在向上的攀升和索取当中，而在向下的谦卑付出里面。
美国著名基督徒思想家葛尼斯在《一生的呼召》中提出，当我们以自己最擅长的能力服事身旁有需要的人，使人在当中经历到上帝的爱、恩典与荣耀时，我们便能在一条看似黑暗、狭窄、暗眛不明的人生道路中，找到自己一生的天职与存在的意义。
任教于美国圣母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多年以后，繁忙的生活使卢云（Fr.Henri J.M.Nouwen）感到彻底枯竭了，他安静在神的面前重新寻找自己的方向。
其实1981年卢云任教耶鲁大学期间，就写下了《向下的移动：基督的舍己之路》。当时，身处经济繁荣当中的年轻专业人士终日渴望跻身上流社会，这种价值观将“往上移动”的试探带进生命中，而耶稣所发出的是“向下移动”的呼召，祂在旷野面对的试探正是要变得“更有功效、引人注目、更有权势”。
在耶稣身上，你看不到任何往上的移动，因为他选了一条最彻底的谦卑向下之路，远远地将世界不断爬升的价值观抛在身后，“你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卢云自己也真实地体会到这种文化的诱惑，在被视为世界上最聪明之人聚集的常春藤名校，他不断要用“向上”来证明自己。
直到1986年，他最终放弃了显赫的教职，进入加拿大“黎明之家”，照顾那些最不聪明的：心智和身体有残障的人，他们从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书，也不知道他是多么著名的讲员。正是在“黎明之家”，卢云找到了自己的呼召。在那里，他离弃了自己的骄傲，涤清了自己的虚荣，从这些被社会抛弃的人身上学到了真诚和爱心，而透过面对那些相当多挣扎的生命，他也更认识到什么是恩典，并在他们身上真实看见了神的这份恩典。
身处不懂配合、不懂倾听、不懂理解的残障人群中，麻烦可想而知。在《亚当——神的爱子》一书中，卢云分享自己真实的感受，表面上虽然是他去服事照料亚当这个重度残障患者，但实际上是上帝藉着亚当所散发出来的安息与自在，来引导卢云不安的心进入安息当中。“亚当是我的朋友、我的老师、我的向导”，“事实上，照顾亚当，不单令我加深了对神的认识，亚当更以他的生命帮助我发现及再发现在‘贫乏的灵’里活着的耶稣之灵”，“他比任何书籍或教授更能引领我到耶稣那里”。
在“黎明之家”，卢云找到了自己的家，直至1996年9月21日因心脏病发离世为止，卢云将自己的余生都倾注在那里。也正是在那里，卢云写出了他最好的书。
在这样一个看似“低端”、“下面”的生活中，卢云摆脱了一个虚浮的自己，找到了一个更为真实而超越的自我，或许正如英国牧师斯托德翻译马可福音8：35节时所说的，“如果你坚持以自己为中心，坚持为自己而活，拒绝舍己，那么你只会失去自己。但是，倘若你愿意放下自己，付出自己来爱神和爱你的同胞，然后在你完全舍弃一切的时候，当你以为一切都失去的时候，奇迹便发生了，你找到了自己。”
袁立探访尘肺病人
“我再也不飞在空中了”
这个世界常教唆我们要碾压别人成就自己，然而真理却告诉我们要破碎自己事奉他人。
基督徒演员袁立日前在复旦大学演讲时说：“我以前有很多爱马仕包，可是当我背上了以后，它只是一个很硬的包，只是跟别人炫耀：‘I have Hermes’，我很special。然后呢，其实又怎么样呢？它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吗？”
在这场题为《我的苏醒与救赎》的讲演中，袁立坦承自己原本是一个非常骄傲、等级观念极强的人，直到遇见耶稣后，神使她认识到重要的不是等级，而是人。“最重要的一点，我感受到了，人是最最重要的。他比机器，比奔驰，比什么都要贵重。……我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最宝贵。从那以后，我渐渐地改变。我可以去路边吃一个番茄炒鸡蛋，我可以跟别人聊天，我可以去关心别人。我突然觉得我降下来了，我再也不飞在天空中了，我突然觉得我降下来了以后我很舒服，其实飞在空中的日子是不舒服的。”
当生命落地后，袁立的眼里才开始有人，她看到了那些人所忽视、甚至厌弃的卑微生命，特别是一大群无人问津的尘肺病人。她为他们发声奔走，并慷慨解囊。她说：“即使他们走了，就像任能平，我帮助换肺的那个人，他告诉我说，我如果死在手术台上，我也非常非常感激你，因为我死前得到过爱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随着生命的转变，袁立的身份也悄然转变，成为“大爱清尘”的志愿者，不断转发尘肺病人的求助信息，置顶公益捐款通道。这样身份的转变，让袁立微博粉丝骤然减少。甚至有不少人对袁立的行为不解，甚至不乏污蔑之声。“我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袁立说。
袁立的讲演稿刷爆了许多基督徒的朋友圈，人们乐于在精英明星的圈子里见到基督徒的见证，然而在诸多的转发和评论中，我们需要同样乐于转头看到上帝摆在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邻舍，袁立并不能代替我们活出爱来。
自以为义同样是一种“向上”的诱惑，只不过追求成功的领域换到了信仰里。自以为义与服侍是天然抵触的，而基督徒容易落入的试探恰恰是藉着服侍自以为义。解毒剂或许是每天提醒自己：我们如此甘心的事奉，不是为了追求伟大，而是在每一个看似卑微的事奉中，遇见那位伟大的神。
有一次，特蕾莎修女要教一个出身富家的年轻女孩如何照顾加尔各答穷困濒死的贫民，她说，当你在街上看到这些人，全身疾病、变形扭曲、伤口溃烂而且覆盖着蛆，要用无比的爱心与细致的照顾，轻轻地触碰他们，因为耶稣就在这样的人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