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我们远没有读透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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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我们远没有读透胡适
2017-12-06 冉云飞 文馆
我算个胡适研究爱好者，正因为这样，读胡适的书和研究著述，都比较多。所读能让我产生眼前一亮的书并不多，因为大多数作者所写的胡适，都是我所了解的，激不起那种求知时“原来如此”的惊异。林建刚兄这本书，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准，因为我对胡适研究太了解，但并不是说这本书对胡适研究便没有新意。
胡适的知识谱系与人际交往，涵盖面都极广，要想做个全面的阐释，谈何容易，于是林建刚将自己的研究限于1949年至1962年。这是很聪明的做法，以我的了解这个时段的论述相对较少。相对较少是因为这个时段，胡适受国共两党的批判与夹击，有许多史料与档案至今没有公开。但这对想在研究上出新的人来说，往往是个极大的诱惑。而1949年这样的标志性年份，使包括胡适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改易，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完全处于同步共振的状态。这个同步共振的巨大变迁，加上胡适特殊的个人遭际，是很容出彩的。
但这个出彩的诱惑，也格于情势，不能不留下遗憾，这种遗憾不是著者目前能够解决的。就我所知，与《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之完备相比，《胡适全集》的残缺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于大陆来说还好解释，因为意识形态影响，使得胡适不少文字无法以全璧的面貌问世。但对于台湾来说，应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可是台湾至今也没能出个让人信服的《胡适全集》来，原因何在？是不是有点时不我予的时代错位呢？即台湾民主自由后，胡适的思想作为夯实与改进社会的土壤，已经有所过时了呢？与此前研究胡适的张忠栋等人相比，现今台湾对胡适的研究是相对岑寂的。反倒是在美国的学者如江勇振、周质平等不断有新资料新著述出现，新人眼目。
江勇振、周质平二先生的研究，得益于他们在美国的优势，做了不少此前人们未曾注意到的发掘工作。如胡适的英文著述，他在美国大学里的表现等。但在这个相对便捷的全球化时代，这对包括台湾在内的研究者来说都并不难。台湾的胡适研究相对冷寂，与大陆对胡适的研究，虽然有很多窒碍，却相对较活跃（当然重复的东西较多），大抵都缘于研究者自身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有关。对于现今的台湾人来说，胡适的理念也许有了庄子《逍遥游》里尧让位于许由时，所说的那段话的意味了吧：“日月出矣，而爝火不熄，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若是普通人只有这样的识见，犹有可说，但对研究者来说，应该有深长的眼光与历史的厚度。胡适的思想，特别是他参与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诸般面向自有其长久的研究价值。
就林建刚的研究来说，其相对细密的史料功夫，不矜夸研究对象，不陈义过高，做到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式”标准。但也觉得他的一些文字背后的体会，有待于更深的发掘。比如对胡适与周作人的关系，林建刚与许多研究者都有提及，但不够深入。
我在2012年一次以推荐潘光哲所编的胡适读本《容忍与自由》为主题的演讲中，曾应一朋友所请讲陈独秀、胡适、周作人三个人的区别，我以馒头为喻，虚拟了他们三个人说话的内容，对他们三人作了个简略的分别。虽然其中难免犯有简括之病，但却自信能引发人们的一些思考：
——陈独秀说：这里有个馒头，很好吃，你必须吃。
——胡适说：这里有个馒头，很好吃，你可以尝一尝。
——周作人说：这里有个馒头，好不好吃我不知道，爱不爱吃随你。
在事实判断上，他们三人没有区别，都尊重事实；在价值判断上，陈胡二人相同，公开其价值判断，而周不作价值判断；而最后在行动上则陈偏于强迫，胡主张尝试，周主张你自决。我自然喜欢胡适的方式，但我认为周作人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对消极自由（他喜欢抄书的方式不妨说有隐藏价值判断的意味在）理解很深湛的人，这才是胡适真正在骨子里与周作人有深契的原因，也是他们晚年互相有好感且念及的深层理由。
唐德刚曾以诙谐的笔墨道及他与胡适晚年的交往，提及胡适晚年诸多不顺及心境上的落寞乃至凄凉。在调侃的言语中，让人感到胡适的灰头土脸，胡适的生存境遇也的确如此。就像张爱玲那样深情忆胡适的文字，写到胡适转身离开时的那种心境，没有家国飘零之感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但胡适晚年心里之苦，我认为唐德刚没有理解到位。尽管唐德刚文字有自身的魔力，不过这种文字的魔力，一旦掌握不好，就容易变成油滑，于长者的调侃，难免变成自身的显拙。有些人认为没有美国大学让其去教书，是胡适比较落寞，生活较拮据，不快活的原因。其实就像唐德刚和许多人一样，根本没有看到胡思杜留在大陆对胡适的打击，才是晚年他真正心痛的穴位一样。
抽象地看，胡适的教育理念至今依然不过时，但他的家庭教育实践却并非没有可议之处。他自己也很清楚，1939年他在美国当大使时，看到赵元任夫妇如何陪伴孩子四处旅行，与孩子同嬉戏，近乎沉痛地写信给江冬秀说：“我们都不配做父母，我们都不曾把儿子当作小朋友看待”。江喜打麻将，胡应酬多，他们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恐怕有限。即令交给罗尔纲这样这样比较有上劲心、有一定学术水准的青年来督教，也无法代替父母不可缺少的陪伴与聆听。如果用舍得花时间来度量一个人爱之多寡的话，那么胡适夫妇恐怕不会像他持有的教育理念那么到位。胡思杜思想上的左倾固有彼时思潮的影响，但作为自由主义者的领袖，却不能把自己的理念浸润（不是强灌）在儿子言行上，至少不是个研究者应该放弃不顾的小问题。就我所见，关于胡适的家庭教育，除了些不着边际的概念卖弄外，对其家庭教育实务鲜有真正深入的探讨，而正是家庭教育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适晚年的生活。
留在大陆的胡思杜后来在反右运动中自杀，这事胡适夫妇似乎至死都不清楚。但以胡适的睿智与洞察力，看到那么多长篇累牍对他侮辱性的文字，以及昔日朋友在高压下不得不对他的批评，连沉默的自由都没有，他怎能不猜想自己的幼子胡思杜，在大陆的遭际与惨况？我认为留在大陆的胡思杜，应该是影响晚胡适晚年生活遭际，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关节。可是很多论者，包括林建刚大多没有注意及此。林建刚限于年轻，于家庭教育的体认，或许还没能感觉出其间的微妙。胡适是个有成圣想法与行为的人，这样的人，对于子女教育多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随意，虽然理智上能够控制自己的想法外露，公开发表意见也能持守中正。但他的内心恐怕是另一番景象，胡适一生其实有些东西是包裹得比较紧的。他在写母亲时，赞美母亲的爱，并说人世间最下流的事，莫过于拿一张难看的脸给别人看。其实这是对大家庭变相的非难，对母亲遭际的深刻同情，或者说深藏着他于大家庭的不满。在写父母于子女无恩时，是为了非孝，也蕴含着家国同构维稳体的大家庭的声讨。这些地方，显得光明剀切，但个中曲隐处，却需要我们细细体会。
胡适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自然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关，但也与他人的理解、批评乃至曲解有涉，更与时代洪流和政治力量的传播型塑有关。“胡适批评传播史”是个还少有人涉及的大选题，胡适从倡导白话文一开始就受到的诸多批评，再到唯物论者对他的围剿，接着就是左倾青年学生的不屑，再到国共两党的夹击，身后依旧少不了的诸多是非与批评，都不是可以放过的节点。林建对勒庞、哈耶克、奥威尔、拉斯基等人在中国的传播史，都有相当的梳理与研究，我十分欣赏。可是也许限于材料与精力，他并没做出一个胡适思想的传播走向曲线之类的有趣研究，令人对他下一步的研究有更深的期待。
说到胡适思想传播的历史，我曾用学者罗荣渠先生的日记写过一篇《国共内战时期学生日记里的胡适》有所涉猎，当然并没有成系统的努力。最近读到刚故去的黄承勋先生的遗著《沸兀斋残稿补遗》（家属内部自印）有三篇他于1948年发表于《西方日报》上批评胡适的文字——《胡适的话》、《还要腾云驾雾》、《“反扶日”有感》，这些文章当然大多断章取义、不顾事实（如把胡适为抗战而当驻美大使说成是躲国难、享安逸等），又引发了我觉得要多从彼时的报刊杂志上，寻找研究胡适史料的想法。这想法看上去很美，工作起来却是相当艰难的，因为不是每个左倾学生都像黄承勋先生一样收入集子，并坦承彼时的心路历程，晚年一改此前对胡适的认知的：“敢挑战权威，精神尚可，但攻其一点，有偏激情绪，是当年的看法。后来历史证明，盖棺论定胡适是值得崇敬的思想家、自由主义者学者、大师。”（P298）这就像季羡林、周汝昌、周一良等人从此前对胡适的批评，晚年认知完全不同一样，不能仅从政治气候变化一笔带过，这里面有值得深长思之的诸多细微问题。
（2014年10月写于成都。本文原标题《胡适研究应有新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