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散播“恩典”，还是散播“罪疚”？——读杨腓力新著《恩典不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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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散播“恩典”，还是散播“罪疚”？——读杨腓力新著《恩典不虚传》
原创 2017-11-25 文道 iji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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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随感】
文|文道
教会不是正义精英俱乐部，当我们自以为义论断人，讲套话却没行动，自说自话却无心听，我们在付出爱的事上就失败了。病人寻求恩典，遭遇的却是羞耻和罪疚。当我们的信仰被未信者嗤之以鼻，爱心才面临考验。以爱默默服事是最好的灵性关顾。爱是“最后的护教”。
美国大型教会柳溪教会的一位同工丹尼·希尔（Daniel Hill）和一位客人聊天的时候，没想到对方说：“基督徒跟你讲话的时候，把你当机器人一样，他们讲话是为了推广理念，如果你不认同，他们就不理你了。”
“我遇见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保守、沉醉在自己的思想、反同性恋、反自由选择、愤怒、暴烈、没有逻辑、支持帝国主义，他们想要每个人都归信基督教，一般而言，不能跟与他们信仰不同的任何人和平相处。”杨腓力转述一位评论者的意见。
上帝呼召人去宣扬神的恩典，然而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所看到的迹象却是，很多人并没有觉得我们所传的是好消息，“恩典”成了教会的稀缺资源。杨腓力的新作《恩典不虚传》（《Vanishing Grace》）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有力回应。“人们似乎常常把我们当作散播罪疚的人，而不是散播恩典的人。”恩典成了“消失的恩典”，杨腓力的用词颇为怅然。
书中提到，基督教调查研究机构乔治巴纳的一份调查显示，1996年，85%没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对基督教还抱有好感；但是13年后的2009年，只有16%的年轻人对基督教有好印象，而只有3%的人对福音派有好感。
我们在付出爱的事上失败了
灵修作家卢云有一次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拜访艾滋病诊所里的病人，他问他们是否想和他聊聊。从那以后，卢云的祷告变了。他从这些性滥交、药物上瘾的人身上，听出里面因爱不满足而有的干渴。自此，他会祷告说：“上帝啊，帮助我不要看别人是敌人或不敬神的人呢，而是一群干渴的人，赐我勇气和怜悯，将活水倾倒给他们，使他们的干渴止息。”
这对于杨腓力来说是很大的提醒，当他遇见嚣张的怀疑论者嘲讽他的信仰，或者有些人的行为让他觉得被冒犯，他就用卢云的祷告提醒自己。“我求上帝让我不要太快论断，或是竖起自我防卫，让我看他们是干渴的人，也求你教导我如何以最好的方法展现你的活水。”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选择尝试耶稣承诺会解渴的生命活水。罗素就是个例子，这位出名的无神论者的女儿说，她父亲“一生都在寻找上帝……在家父头脑某个角落，在他心底，在他灵魂深处，有个曾经充满上帝的空虚，但是他没有找到任何事物可以填补。”
罗素自己也说：“外面是一片黑暗，当我死去，里面也会是一片黑暗。”什么原因让这位哲学家抛弃信仰？罗素的女儿提到一个原因：“我希望能说服父亲，我已经找到他一辈子在寻找且向往的那难以形容的事物。我希望能劝服父亲，寻找上帝不一定徒劳无功。但是一点用也没有。他认识太多盲目的基督徒，苍白的说教分子，抽空生命的喜悦，迫害意见相左的人；他永远看不见这些人遮掩的真理。”
基督徒是最应该把耶稣恩典的福音分享给人的，但是许多时候却阻碍了恩典的流通，绊倒了未信的朋友。
杨腓力提到自己的一个经历，当他问人：“当我说基督徒这个词，请告诉我，你第一个想到的字是什么？”没有一个人提到“爱”。然而，耶稣最在乎的就是这个字。耶稣在最后晚餐劝勉门徒：“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他说如果跟随他的人能够合一相爱，世人会看出他们是基督徒，也知道耶稣是谁。
杨腓力写道：“我究竟是把我的邻舍视为可能得救的对象，或是蒙上帝所爱的人，结果将有天壤之别。”他建议，我们的爱是否真实，可以用“其他人是否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来测试。因为耶稣能够吸引那些被多数宗教人士厌恶的人，而且很明显地，这些社会最底层的边缘人士喜欢跟耶稣在一起。“想想那名妓女冲进宴会现场，用昂贵的香膏膏抹耶稣；或是被邻居耻笑、迎合罗马人的税吏撒该。耶稣没有论断他们，反而是爱他们，尊重他们。”
信主后人们来到教会，但很多人在教会既没有感到群体的归属感，也没有找到自身问题的解决之道。“教会最终使人离开上帝，而不是转向上帝，令他们觉得教会乏味、八股，与世隔绝，教义不容异己。”杨腓力说，“当我们自以为义论断人，或是讲些冠冕堂皇的话，却没有付诸行动，或是单方面讲话，却没有聆听对方说什么，我们就在付出爱的事上失败——阻碍了干渴的世界品尝生命活水，让人对上帝恩典的好消息充耳不闻。”
消失的恩典
20年前，杨腓力写过一本《恩典多奇异》，里面谈到著名医生杜尼耶（Paul Tournier）的经历。杜尼耶讲到各式各样的病人来找他：一个男人潜藏对昔日罪恶的愧疚，一个女人不能忘怀十年前的堕胎。杜尼耶说，病人真正寻求的是恩典。然而在一些教会中，他们遭遇到的却是羞耻、惩罚的威吓以及受审判的感受。他们在寻找恩典，找到的却是罪疚和无恩。他在书中提供了大量实例，使他担忧基督徒在世界上散发的不是恩典。
20年后的杨腓力，藉着《恩典不虚传》，再次呼吁基督徒要活出恩典，重拾好消息。“耶稣有过人的能力，能以充满恩典的眼目看待每个人。不仅看见他们曾经的美丽，也看到他们有神圣的潜力成为什么样的人。身为跟随他的人，我们肩负同样的使命：‘所以，从此我们不再以世界的角度看人’（林后5：16，NIV）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显然我们没有照做，因为很多人一想到信仰，想到的就是坏消息。他们认为基督徒以论断的眼目，而非恩典的眼目看待他们。所以，我们需要重拾福音的美好，而最好的起点是从自己开始。”
对杨腓力而言，上帝不是以轮回，而是以恩典权衡人类历史。我们不是宇宙中没有意义的随机产品，而是上帝精心的设计。“我发现自己把收银员与星巴克煮咖啡的员工当成是机器，而不是人对待。我收到结婚喜帖，想到要花时间买礼物，正装参加就头大。我打完高尔夫球立刻走人，而没有与球友在露台悠闲片刻。我会用迂回或直言，让别人知道我被打扰了，而且需要继续工作。在这当中，我错失了散播恩典的大好机会。”
外人常常把教会看成是某种正义精英俱乐部。杨腓力有个酒瘾的朋友，他的朋友将匿名戒酒协会当作他的替代教会。他的朋友说：“我如果上教会迟到，人们转头看我。有些人变脸，有些人自满地微笑——你看那个人没有像我一样认真。在匿名戒酒会，我如果迟到，大家会停下，赶快起来迎接我。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急切需要，胜过了对酒精的急切需要。”教会让他充满罪疚感。
那么，教会要如何能成为恩典的“水龙头”，并且让人欢欣涌入教会呢？杨腓力总结道：“基督徒向怀疑的世界传递信仰最有力的方法就是活出满足的生命，证明耶稣的道路的确能成就最丰富、最解渴的生命。”
基督徒的爱就是“最后的护教”
当基督徒的信仰被冷漠对待，甚至厌恶、嗤之以鼻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就面临严峻的考验。想象一下，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人文主义协会副主席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站在你的面前，把所有宗教贬为“头脑的病毒”；而一群德国知识分子也嘲笑教会心胸狭隘又伪善。潘霍华在一封写给其他牧师的信中，提出如何回应这些反对教会、有文化的信仰鄙视者：“以爱默默服事是最好的灵性关顾。”
杨腓力也在法兰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博士身上看到了爱的力量，默默服事的爱如何能使鄙视我们的人解除武装。柯林斯（《境界》曾报道他的见证，为何我不怀疑上帝的语言——带领破译人类第一幅基因图的柯林斯）主持“人类基因组计划”，也积极为信仰辩护，与道金斯等无神论者交锋。在柯林斯被提名担任美国最大的科学组织“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的时候，因为他的基督信仰，有一位科学家指控柯林斯患了痴呆症，另一名则上诉说：“我不想要一名小丑代表美国科学。”怀疑论者嘲笑他信奉圣经。
最终，柯林斯赢得了大部分批评者的尊重。他定期访问牛津大学，经常与道金斯喝下午茶。他也经常与好战的无神论者，《上帝没什么了不起》的作者希钧斯（Christopher Hitchens）会面，希钧斯与道金斯同被称为新无神论四骑士，被誉为“当代最聪慧的新闻人之一”。当柯林斯知道希钧斯患了食道癌，他打电话过去，希望能提供帮助。他花了很多时间与希钧斯的家人讨论治疗的各种可能方法。希钧斯收到很多基督徒写来的仇视留言，其中有个人误以为他患了喉癌，为此庆幸“他用来亵渎的身体器官得到癌症……然后等他被打入地狱之火，永远被折磨燃烧，才更好玩。”希钧斯的最后一期专栏是向柯林斯致谢，形容他是“尚在人间的最伟大的美国人，也是最无私的基督徒医生”。他至少从一个基督徒身上得着了“以爱默默服侍”。
笔者非常钦佩20世纪一位重要的护教学家薛华（Francis Schaeffer）。薛华最为人熟知的，是他作为护教学家的思辩头脑。然而，他认为护教学与爱的人生是不能分割的，他把基督徒的爱描述为“最后的护教”。他的护教神学不单是说服人在理性上接受，而是要被基督的爱包围。薛华在《基督徒的印记》里，引用耶稣基督的话来解释什么是“信徒的印记”：“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他感觉基督徒常常没有把爱的美丽、基督的美丽和上帝的圣洁向世界呈现出来，世界也因此失望地走开。不论是向基督徒还是非信徒，薛华用实际的行动呈现上帝的爱，服侍未信的知识分子。虽然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他所服侍的人，因着他的见证而积极正面地回应福音。
我们太轻易期待上帝为我们行事
杨腓力在书中提到U2乐队主唱波诺的故事。他在埃塞俄比亚的孤儿院做慈善，与妻子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抱婴儿，帮助他们重拾健康，并且捐钱整修孤儿院。波诺在那里也为年纪大一点的孤儿，写一些应该吃蔬菜和要洗手的歌，唱给他们听。
波诺说，他回到爱尔兰以后，祷告变了，改用愤怒的语气：“上帝啊，你不关心非洲的那些孩子吗？他们没作什么错事，却因为艾滋病失去父母，那片大陆很快就有一千五百万没有父母的婴儿。你不关心吗？”后来他听到的答复是，去行动吧，做点事情，上帝关心这些！
一开始，他对发起全球抵抗艾滋运动没什么兴趣。但是最终他无法忽视心中确切的感受，在经济萧条的年代，波诺却有办法说服那些政客，承诺以15亿美金来对抗艾滋病。有了政府资金的保障，波诺接着展开全美巴士巡回，在教会与基督教大学演讲，因为他相信基督徒是解决这个全球性议题的关键。杨腓力说：“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是被指定的代理人，在地上执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太轻易期待上帝为我们行事，但上帝希望藉着我们行事。”
正是如此，基督徒才能影响所在的国家，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社会学家斯塔克（Rodney Stark）对于初期教会有过这样的描写：他们为穷人组织救灾活动，把朋友从野蛮的抢匪手中赎回来。有些信徒自愿解放他们的奴隶。当罗马人抛弃不想要的婴儿，任凭他们暴晒或成为野兽的食物，基督徒组织了奶妈军团，让他们活命，并且由教会家庭领养。当瘟疫来临，基督徒照顾病患，包括不信的邻居，很多教会领袖也因为接触那些受照顾的人而丧命，异教徒只要看到初期症状就会遗弃他们。基督徒照顾染病的人，是罗马帝国大批民众改信基督教的主因之一。
然而，时光飞逝，向人散播恩典似乎成了失传的“技艺”。杨腓力写道：“很可悲的是，当基督徒昌盛，成为文化主流，他们与社会其他人的对比就消失了。他们抛置天路客的呼召，落地生根，加入既有制度。教会领袖也设定了一套阶级，就像政府一样，还有全套的华丽服装，以及所有权贵的行头，结果基督徒的角色逆转，不再被迫害，反而去迫害他们认为是旁门左道的人，令人扼腕。……在这过程中，他们错失福音的好消息，错失了基督受死是要拯救罪人，让我们解脱罪疚与羞耻的奴役，以上帝希望的方式，活出欣欣向荣的生命。”
而当下我们能做的就是再次拾起福音的好消息，勇敢地活出神对我们的呼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是行动分子，无论全时间或部分时间。我们发出颠覆性的行动，与周遭的文化理念抗衡。当父母丢弃不想要的孩子，基督徒为他们准备家园。当科学家想办法净化基因库，基督徒领养身心有特别需求的婴儿。当政客削减照顾穷人的预算，基督徒设立游民之家与饭食供应中心，当法律将罪犯囚在铁丝网里，基督徒为他们开办活动与课程。”杨腓力写道。
祂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过犯，爱最终向世界见证基督信仰是真实的，向世人散播名不虚传的恩典。
(杨腓力《恩典不虚传》一书于2017年9月由校园书房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