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与吴文藻 爱与学术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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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与吴文藻 爱与学术的信仰 | 封面故事
原创 2017-10-30 邓郁 南方人物周刊
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吴文藻与作家、儿童文学家、翻译家冰心夫妇合影 图 / 冰心文学馆提供
“
生活中木讷愚钝、凝神于事业的吴文藻，冰心爱了一生。她骨子里看不惯那些风流情种。
“冰心代表了一种普世精神，母爱、儿童，是更永恒的。时代感不鲜明。而吴文藻是有时代精神的。他关心中国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中国，民族关系是否和谐，在世界上应该和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关系。”
”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9月上旬，在福建长乐冰心文学馆门口的墙上，我见到了这段耳熟能详的作家语录。
留在世人眼中的冰心形象，是一位梳着发髻、面容娴静的温婉女子。即便晚年，一头银发，眼窝深陷，也带着淡淡的微笑，似乎正是对她这些人生信条的注释。
被尊为“世纪老人”、文坛前辈的冰心，曾经罕见地作为国家外交形象的“代言人”，一生出访海外几十次。不过，在风行全国的《繁星》《春水》《寄小读者》之后，她很少再有同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直到晚年，凭小说《空巢》获奖，为她赢得了新的声誉，但远不能和早年相提并论。冰心的丈夫、社会学泰斗吴文藻，则是后半生境遇陡转，令人慨叹。
爱与同情，真的可以穿越一切波澜与坎坷，支撑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
2004年冬，冰心去世5年后，子女们决定将母亲遗物全部捐献给冰心文学馆，这些厚重的书籍文献、资料、书信，包括冰心用过的家具、日用品，装满了五个10吨集装箱。时任冰心文学馆馆长、冰心研究会会长、资深学者王炳根受邀前去接收和整理这些物品。
一堆巴掌大小的深棕色塑料封皮本，和各种资料、书本捆扎在一起，躺在不常打开的储藏室内，差点就从眼皮底下漏过。
王炳根心头一动，顾不上拍掉上头的灰尘，迅速翻起来。那些淡蓝色、草草书写的钢笔蝇头小字，他认识，是冰心的字。“冰心外出时是记日记的，为的是便于回来之后的写作。”和冰心日记绑在一起的，还有二十多本吴文藻的日记，篇数密集、信息量大，他们的孩子都从未见过和翻阅过。王炳根形容那一刻，“如同在莫高窟看到藏经洞一样”。
“冰心像太强的阳光，吴先生的光辉被遮住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学生对他都不太清楚。这些日记，在我心里，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王炳根说。
他逐字逐句把日记录入电脑，一个个城市、一座座房子去走访冰心夫妇生命里踏足的每一寸土地。一个较以往更复杂的冰心的形象日益清晰，此前未被发掘和剖析过的吴文藻的面貌也浮出尘土。2017年秋，王炳根耗费6年写成的吴文藻、冰心合传《玫瑰的盛开与凋谢》 （以下简称《玫瑰》）简体版在福建问世。
冰心文学馆创始人、《玫瑰的盛开与凋谢》作者王炳根 图 / 方永晖
顺流
◇◆◇
9月的某个周一，长乐的太阳有些刺人。从福州市坐了将近1小时的汽车，我们抵达了坐落在这个小城的冰心文学馆。从绿树和湖畔穿过，灰瓦白墙、挑檐立柱的数排建筑次第舒展，本色的花岗岩，多彩的水磨石，引入庭院深处。1995年起建、1997年落成的建筑里外，而今看起来依然光亮如新。
“25年前，你对冰心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怎么就动了（造文学馆）这样的念头？冰心身上到底是怎样的东西打动了你？”我问王炳根。
“对，很多人都不理解。我对冰心的兴趣和研究，和成立文学馆是同时的。我也没料到自己打开了一座宝库。”
他解释过，五四之后，中国的文学大多描写压迫与斗争，唯有冰心主张改良与调和。“我就是想把那个爱的元素保存下来，让后人走近她，了解她，温暖心灵。”
“养尊、处优”，是许多人对冰心一生境况的解读。甚至，“过得太顺”，也成了她文字清雅、宣扬爱与温暖的备注。
1900年10月5日，本名谢婉莹的冰心出生于福州乌山脚下的隆普营。她是家族里第一个读书的女子，父母对她宠爱有加。
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在燕南园第一次见到成年后的冰心，惊叹对方“性情温柔、厚道和沉静，讲话悦耳，很有教养，英语讲得很好，使人想起顾恺之所画的仕女”——“中国古典诗人所梦想的理想的妇女”。
腹有诗书气自华，与冰心童年的家教有关。11岁以前，她已读完晚清至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翻译系列“说部丛书”。但她认为，自己在母亲面前有时反倒像个遗少，“从小说、弹词，到杂志、报纸，她都爱看。针线匣里，总是有书的。有许多新名词，如‘普罗文学’之类，我们还是先从她口中听到的，我们成了落伍者，我常默然自惭！”
在海军任职的父亲谢葆璋和婉莹的舅舅杨子敬，一有机会便教给她诗词歌赋和做人道理。温柔娴静之外，婉莹性格的另一面，海伦·斯诺自然无缘得见。或者说，这一面已随着岁月荏苒，悄然隐藏，难得显露。
1904年1月，烟台水师学堂正式开学。谢葆璋以练营管带的身份兼任学堂监督（校长）。小婉莹随同父亲前往烟台。
她的小名便很另类：父母叫她“阿哥”，弟弟们称呼她“哥哥”。父亲的下属常常带着这位“小哥”游走在炮台、码头、火药库和龙王庙间。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鲁籍的水手、军官、农夫和渔人身上的悲壮与新奇，为她少年的故事宝库储备了丰沛的来源。
冰心的小女儿吴青认为，外公的现代文明思想对母亲来说非常重要，否则有几件事她是绕不过去的：一是裹小脚。当时，冰心的伯叔父们都觉得她该裹脚了，不裹脚哪像女孩子？谢葆璋说：“不能裹，她怕疼。我是把她当儿子来养的。”此外，读书与婚姻，都完全由她自主。
冰心与父亲 图 / 冰心文学馆提供
在女性深受禁锢的20世纪初，这确乎是冰心的幸运。
在贝满中学、燕京大学和美国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谢婉莹都受到了基督教义的濡染。“虽然不一定能说冰心是基督徒，但她接受过洗礼，对圣经熟悉。后来文学的语言也受到影响，浓缩精炼，能用很短的文字把事理说透。但这是一份很个人化的信仰，不事宣扬，放在心里。她也几乎不去教堂。”王炳根说。
青年冰心 图 / 冰心文学馆提供
宗教观念、泰戈尔的思想、民族文化中传统的道德，共同塑造了冰心。面对“破坏与建设时代”，她的主张始终是温和、改良的。
穷尽对社会的理解、对宇宙万物的思考后，冰心得出结论：在一切虚无、相对的变化中，唯有爱是永恒和实在。
她写过一篇名为《超人》的小说。年轻人何彬原本厌世，“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世界在何彬眼中虚空，人生也毫无意思。然而因了一个叫禄儿的孩子在病中的呻吟，还有护理他的白衣女子，他念及母亲，忽然悟到：
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留学时，身体不适的冰心在青山疗养院蛰居半年。那段日子又冷又闲，但她从友人的馈赠慰问里感受到“显然不是敷衍”的关怀。出山之后，她决定用一生来实践“将爱施于人”的承诺，于是逐渐从自己小我生活的和谐，推论到凡世间人都必须、都能够互相爱。这也正是“爱与同情”那段内心独白的由来。
冰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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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文学馆的一楼大厅，洁白雕塑后面是一幅看起来有些模糊的彩图，碧蓝的海水延伸到近处，类似灯塔的建筑立在礁石后。10岁上下的谢婉莹，曾经向父亲表达过“当一名灯塔守（护者）”的志愿：“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父亲有些惊诧，但并未一下打消女儿的念头，只是安慰她：“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塔）守，人生宽广得很！”
几年后，初入北平协和校园的冰心，曾经立下当医生的志愿，但很快，一份爱好改变了她的志愿。这改变，果然成为另一种对他人的照亮。
1919年，谢婉莹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小说《两个家庭》，署名“冰心女士”，由此展开她绵延80年的写作生涯。
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
卧在宇宙的摇篮里。
——《繁星 十四》
《繁星》甫一发表，就被她的老师周作人搬上课堂作为范本。课堂外，普通读者中也掀起了写小诗的风潮。同时代的读者燕志儁说，“心里会意的时候，就在算术书的空白上自己作一首（小诗），教员叫起来问功课，往往弄得怔怔的半晌无言。”
“那时候她的作品之畅销，就像后来的琼瑶啊，盗版风行。”王炳根说。就连她30岁时出的第一套自选全集，也是为了对付盗版。
多年后，冰心拜访灵岩寺，沿路有小僧跟随，“我读过您的书，《寄小读者》、《繁星》、《超人》。”随行记者不由惊叹作家的影响力。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梳理了多位中国作家自上世纪初到1951年的文学成就与特质，冰心在其中占据了4页的篇幅。夏直言，“冰心的优点并不在于感伤的说教，也不在于对自然的泛神崇拜态度，而在于她对狭小范围内的情感有具体的认识。”
她的文字还造成了一种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语体的流行。对于“冰心体”的解释基本统一为：以白话文表达为基础，吸纳了文言文、欧化表达而形成的，蕴藉而简洁、典雅而流利的语体。
她写美国女孩化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她用谢灵运的“寝瘵谢人事，灭迹入云峯。巖壑寓耳目，欢爱隔音容”形容生病期间青山疗养的生活。
爱打比方的张天翼如此评价：“作者对于修辞极其注意，她爱浸些旧文学的汁水进去，但不会使你反感，像裹过足的放了足，穿高跟鞋，也有好看的。”
回顾冰心的文学生涯会发现，她的巅峰在她刚刚冒头的那10年便已确立。成家后，漂泊动荡的迁徙生活和妻子母亲的身份，让她无暇创作。晚年，她的问题小说和散文再度获得认可，然而读者大多只记得她的《繁星》《春水》和《寄小读者》。
2008年，韩寒和陈丹青在一档对话节目里谈及老一代文学“大家”，称巴金“写得很差”，“冰心完全没有办法看”。如此不留情面的评语引起了巨大争议。有人附议，更多人为老作家们叫屈。
其实，对冰心作品风格和文笔的批评绝非始于此刻。
在反传统的“五四”运动中，阿英曾批评冰心是“资产阶级唯心作者”。张爱玲说过“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说得较中肯的是茅盾：
在所有“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
近百年后的今天呢，还有多少人读冰心、爱冰心？
采访读者和学校师生时听到最多的话竟然是，“无感，没啥好说的。”学俄语的大二学生袁迦路用了“鸡汤、甜腻”来形容；高中语文老师陈罡（化名）直言，冰心的作品“太圣洁，没有人间烟火气，让人不想亲近”；00后高中生周语（化名）倒觉得冰心很厉害，在病中还惦记着给小读者写信，“读她写景的文字有一种森林大地的感觉”；80后杨柳青说，若不是采访提到，都想不起冰心的作品，但并不觉得冰心被过誉——要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里去评价。“可能那时候人们就想看看这种清新有爱的文字呢，那（名气）就是她应得的。”
读了二十多年冰心的王炳根不是没听过类似的意见，他的回答很执拗：“这是现代人的问题。心不够静。她曾经风行一时。后来人们远离她，认为她完全和时代不合拍。”
“你对她有偏爱？”
“我承认我对她偏爱。你去看看她的语言、节奏、观念，站在20世纪文学的平台上去思考。如果不保留这道亮光，它会消失的。五四时有争论，小说可以白话文，散文不可以。她却恰恰用白话证明了散文也可以。韩寒他们说的……呵，今天的人知识结构和境界远不及他们。那时的学人，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到了可以打通的境界。他们（批评者）没有注意到冰山下的东西。”
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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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五四”时期，冰心在半个世纪前和1980年代引发的两度阅读热潮，她的作品收入语文教材，当是一大助推。
写于1950年代的《小桔灯》，冰心自己并不以为出色，却成为经典。农家姑娘手里那盏微亮的、给人希望的桔灯，成了新时代文学中最富象征意味的一个道具。冰心自己撰文解释过写作此文的目的和方式：
我可以“不闻不问”这故事的前因后果，而只用简朴的“便于儿童接受”的文字，来描述在这一个和当时重庆政治环境、气候同样黑暗阴沉的下午到黑夜的一件偶然遇到的事。
福建师大刘桃桃在《冰心在玉壶》这篇论文里指出，虽然冰心的立意并不在政治，但是“文革”结束后，这篇短文能够进入教材，很大程度还是要归功于作为背景所呈现的政治立场的正确。
50年代初，冰心作品当中尚没有强调过“革命”或者主张。在早年所写的《寄小读者 通讯十八》里，她说过，“我是没有主义的人，更显然的不是国家主义者。我从来不存着什么屈辱与仇视。只是为着‘正义’，我对于以人类欺压人类的事，我似乎不能忍受！”
冰心的文字简洁清丽，充满对人生、自然、他人之爱，又能用来学习基本修辞手法，所以她的篇章一直是教科书、试卷、文艺类刊物的宠儿，文章结构被总结为“描述身边事+抒情体验升华”，仿佛很容易模仿。泰戈尔、纪伯伦在中国文艺青年中的流行，也使译者和仿写者冰心受到了关注和追捧。
根据一项面向安徽、河南、江苏6校学生所做的问卷调查，冰心同鲁迅、朱自清、徐志摩、老舍等同属于较稳定的被爱戴的现代经典作家，而调查“对自己语文帮助最大的现代作家”时，冰心的票数明显增加，在某些学校跃居首位。
调查者说：鲁迅的深刻让学生们只能远观难以走近，郭沫若的热情喷涌也不是人人可为，而专业文学批评中稍欠“文学个性”的冰心在普及写作实践上贡献更多。
这样一种肯定，很容易叫人读出另一番况味。无论如何，冰心向来不以才华自居，但也并非没有自信。第一套《冰心全集》出版时，回顾十余年的创作，她说过，“我知道我的弱点，也知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给平凡的小小的人看。”
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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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上午，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北大校园里那片冰心曾执守和安居近十年的园地。
由东门入，拐过几条小路，上一个小斜坡，进入一片幽深古老的别墅。一色的欧式风格，间或几幢有飞檐红瓦的中式感。只是，有些院落整饬有序，还在对外办公；有些则缀了满墙的爬山虎和杂草，甚至门楣都被遮住，看起来荒废经年。
编号50号到66号的这十来幢宅邸，组成了北大里一处特别的所在——燕南园。上世纪20年代，为了将燕京大学办成一流大学，时任校长司徒雷登相当重视教师的生活，为高级教员自建西式住宅。这与北大、清华的教师多靠租房或校外购房，完全不同，且条件以今日标准看也堪称豪华：除泥石砖瓦取自当地，其他建材多由国外运来。上好的红松窗框，黄铜门把手，地板打蜡，壁炉，独立卫浴，冷热水分路供应，家家门前屋后有一个宽敞的庭院，花草繁茂。
西北边把角的一栋（现66号，原60号），便是冰心和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时的住宅。经过近一个多世纪，槐树和柏树已撑起蓊郁的伞盖，阳光洒在小院的草地上，暖意融融。
一切安宁静好，仿佛什么动荡都不曾发生。
燕南园66号，这幢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老楼如今闲置，未做他用，平时也很少有人驻足。与燕南园其他的老宅一样，除了门牌号，66号楼外没有关于昔日主人和历史的任何介绍 图 / 艾绍强
“五四”伊始，年轻的谢冰心写下《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郑重其事地提出，在风气初开时期，女学生衣裙的颜色要“稳重雅素”，样式要“平常简单”。要以“正当、趣味、高尚（的去处），清洁疏散脑筋，活泼思想”。
在《我的择偶条件》这篇文章里，她模仿男人口吻，提出对另一半的期许：
懂得几句外国语言
也相当的整齐清洁——至少不会翻乱我的书籍，弄脏我的衣冠
也不以旅行为苦
也爱泅水，不怕海风，不怕山居的寂寞
对于容貌性情以及经济生产能力等等，我都可以随遇而安，不加苛求的。
显而易见，她重精神，轻物质，还略带点清教色彩。因为感到文艺圈里的男士颇多风流，甚至许下志愿：不嫁给文艺界的人，可做朋友，不可当配偶。
在她的小说《惆怅》里，感情需要自由的选择来建立，但爱情与婚姻必须得到双方父亲的俯允才能确立。
她和吴文藻的“天作之合”，冥冥之中符合了这两样条件。吴“恰巧”不属于她心目中风流倜傥的文艺人士，耿直良善，克己有礼。两人的第一面，便让冰心刻骨铭心。
1923年，出生在江苏江阴小商人家庭的吴文藻从清华毕业，乘“约克逊总统号”邮轮赴美留学。冰心也同在这艘船上。她托许地山去找中学同学的弟弟吴卓，许阴差阳错把吴文藻给找了来。闲谈中，听说冰心想选修一些英国19世纪诗人的课，吴文藻便列举了几本著名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这些书冰心都没看过。吴文藻不客气地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
当时冰心已相当出名，在诸多男士忙着奉承她时，眼前竟冒出这么特殊的一位，可想而知她内心的不爽与好奇。吴青不知道什么情由使得父亲说这番话，“我们始终也没问出来，不过他倒是因此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母亲入学后，得到过许多同船男女朋友的信，都只用学校的风景明信片回复，惟独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貌似不怎么会说情话的吴文藻，给过冰心一句至高的评价——“一位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
在美国留学。左7吴文藻，左8冰心（穿旗袍者） 图 / 冰心文学馆提供
冰心从威尔斯利硕士毕业后回国，吴文藻则要在美国读博。告知父母、“确定关系”势在必行。吴文藻为此诚恳地写了一封万言信，开头一段是这样的：
求婚乃求爱的终极。爱的本质是不可思议的，超于理性之外的。先贤说得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也可以说，爱是一种“常道”或是一种“常名”。换言之，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常道”，故不可道；爱又是超于理性之外的“常名”，故不可名。我现在要道不可道的常道，名不可名的常名，这其间的困难，不言自明……
除了表示对冰心的爱慕外，后面还有大段有关婚姻和家庭的论述，如“家庭是社会的雏形，也是一切高尚思想的发育地和纯洁情感的婚姻养成所”等等。吴青感叹，父亲无论写什么，最后都像是一篇论文！
1926年冰心留美归来，被母校燕京大学聘为国文系助教。三年后，吴文藻也从美国回来并被清华、燕京大学聘为教师。司徒雷登在自己的宅邸临湖轩主持了这对新人的婚礼。新婚之夜，两人是乘坐司徒雷登的黑色福特去西郊大觉寺度过的。
1929年，冰心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了西式婚礼，时任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为他们主持 图 / 冰心文学馆提供
新居的装修和庭院的栽花种树，吴文藻全都交给妻子操办。上课后，吴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是：院子里种了很多丁香，冰心把吴文藻叫出来。吴的魂儿估计还在书房，茫然又像应酬似地问：“这是什么花？”冰心忍笑回答：“这是香丁。”吴点了点头说：“啊，香丁。”众人大笑。
全家福 图 / 冰心文学馆提供
学生王庆仁、张海洋都说，吴文藻行事“直来直去”，和客人话题聊完了就回自己屋里看书，留下冰心招呼客人。
然而这样木讷到近乎愚钝的男子，不仅博得了冰心的芳心，也收获了岳丈大人的好感。
“他不讲究吃，更不讲究穿，但注意营养和卫生，爱好整洁。一件衣服或一双鞋，至少能穿十几年。”吴青回忆。“每次外出回家，他都把皮鞋先刷一刷，好衣服晾一晾，然后仔细地收起来。换季收衣时，衣服之间要夹放一张大纸。母亲笑话他：你的一个衣箱里，有半箱是纸！母亲说归说，父亲照样每年如此收藏他的衣服。他认定的理，从不轻易改变。”
生活能力一般、却专注执着的吴文藻，冰心爱了一生。她骨子里看不惯那些风流情种，比如徐志摩。在接受彭子冈的访问时，冰心主张不寻与不写因了自身的原因而制造出的爱情烦恼。
那么《太太的客厅》呢？这篇小说有艺术价值，但也成为林谢二人冲突的肇因？
对冰心深有研究的王炳根提出了个人意见：“在林徽因风波这件事上，和才气漂亮无关。是人性深处的东西不同。冰心还写过一首诗《我劝你》，有强烈的劝导与说教的意味。虽然留学美国，懂得尊重他人个性与私生活，但对林徽因与徐志摩，她没有把握住自己。这是两性观念的差异造成。她觉得自己坚守的道德，别人越过，她无法接受，就指出来了。她把自己当成‘拯救者’，这点是越位了。”
一家人在燕南园66号的合影。1938年夫妇俩离开燕京大学去南方，离开前将吴文藻编写的笔记教材和15箱日记、书信、字画、照片，存在这里和燕大课堂顶楼上。结果这些珍贵资料在战争期间全不见了踪影。这成了二人心中难以平复的伤痛 图 / 冰心文学馆提供
“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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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弟子张海洋看来，吴文藻在别处不机智、木讷，因为他想的事更大。“所以他对生活琐事不会那么计较。”
张海洋是吴文藻晚年最后的学生之一。来中央民族学院之前，他就听人说“老头儿经常西装革履”。“他和这个楼里的其他教授比较不一样。比如他坚持这个西派着装。那他一定是觉得，这是文明的标志。”张海洋暗忖。
“谢冰心是官二代，吴先生算不上，顶多是小市民，农商小家子弟。但那个时代给他一个翻起来的机会，和时局有关。即使没有动荡，江浙出师爷，他们科考的能力，也让他们很容易成为智库。”
吴文藻在达特默思学院加入了罗隆基、闻一多等人创办的留美华人社团“大江社”，是《大江社宣言》起草人之一。社团成员的共识有：
鉴于当时国家的危急处境，不愿意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鉴于国内军阀之专横恣肆，应厉行自由民主之体制，拥护人权；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
“那是一种栉风沐雨、科学报国的精神——他们是要做大事的。包括吴文藻博士论文写的鸦片战争，他的志向在国家怎么善政。”张海洋感慨，在推介“功能学派”、培养高徒的成就之外，先师的这一抱负，最为人忽视。
1930年代初，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吴文藻到燕大任教，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观点。他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操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授课却是一口江浙口音的国语官话，让包括费孝通在内的学生们大为惊奇。
不久，日军侵华，北平待不下去。吴文藻和冰心带着孩子，悲伤地离开了他们眷恋的燕南园，先后辗转云南、重庆多地。颠沛流离的环境里，吴文藻主导、费孝通领衔实操的“燕京学派”在社区研究和田野调查上收获良多。
魁阁工作站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为躲避日机轰炸，燕大与云南大学的合作研究工作站搬至呈贡乡下的古城村魁星阁（简称“魁阁”）。这是一座嘉庆年间的砖木建筑，最上一层设有魁星的神像，费孝通在英文著作里把他描写成monkey-like god（长得像猴子的神）。80年前，在魁星的旁边，一张书桌横窗摆着，费孝通在此研究写作。第二层，四面窗户两两相对，每面窗户前各摆着两张桌子，费的同事们在此工作。最下一层，一张大圆桌是他们的餐桌，厨房在室内的左侧。周围环绕着古松与稻田。
与田园风光相“匹配”的，是经费的严重不足，连买相机与胶卷的钱都成问题。一次，全体人员得了痢疾，工作中断几个星期。但他们克服各种困难，没钱铅印，费孝通一个字一个字地刻蜡板，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便是这样印刷出来。每当吴文藻看到学生和同仁在困窘艰难中做出的研究成果，心里就分外感动。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魁阁”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才华有前途的人类社会学学者集团，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和科学精神。一位西方学人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学给了高度评价：“可以说，在二战以前，中国是除北美和西欧以外，世界上社会学发展得最繁荣兴旺的地区，至少在学术质量方面如此。”
在昆明，吴文藻作为中英庚款董事会指派人主持“人类学讲座”。时值龙云执政，彝族人管事，开放和杂糅，对吴文藻的思想也是一种冲击。他原本认为“值得把钱和精力花在那里”，结果还是被人“阻击”了。
在《民族与国家》这篇论述里，吴文藻提出并确定了种族、民族、政邦及国家的概念。他主张将文化的民族与政治的国家相区别，以多元的民族来创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北大教授王铭铭认为，文章的实质关怀是，在那时的世界潮流中，中国面临的历史道路选择问题。
这令以“社稷”为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深感忧虑。傅始终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原则。认为政治固不应支配学术，但如果某种学术对国家民族有危害的可能，政府应加以取缔。教育部高官朱家骅、杭立武收到傅斯年的信函，中止了吴文藻在云大的“人类学讲座”。偏居一隅也要大展宏图的吴文藻，胸中所怀“社会学中国化”之梦想，一夜间，戛然而止。
“多民族国家观点没错。很多民族可以组成一个国家，这和共产党的主张——民族区域自治接近。”张海洋指出，《益世报》之争（费孝通与顾颉刚在该报就民族、边疆问题有进一步交锋），傅斯年代表中央研究院，是国家体系的。说吴文藻“不适合教书”，表面是争论，实际上是人事操作。
吴文藻、冰心一家在云南
到云南教学时，吴文藻对国民党执政的弊端体会得更深。费孝通和顾颉刚之争，实际上，费的理不输。但人事上，吴没法再干了。
吴文藻毕生没有到过田野一线，这是不是他的一个遗憾，不得而知。但他的学生个个成就斐然，费孝通是最好的例子。1931年，吴文藻让他去读了清华的社会学系研究生，又将其引荐给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也是在那一年，他邀请美国社会学界领衔人罗伯特·帕克来华讲学。
“我不是来教你们怎么读书的，是来教你们怎么写书的。”费孝通一生钟情于田野调查，用通俗语言写学术著作，都来自于帕克的熏陶。
和这些锋芒毕露的学生、同仁不同，吴文藻就像帷幕后那个胸有成竹的调度者与推手。费孝通晚年回忆说：“吴老师不急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而开帐讲学，挑选学生，分送出国深造，继之建立学术基地，出版学术刊物，这一切都是深谋远虑的切实功夫，其用心是深奥的。”
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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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无法施展抱负，吴文藻接到了新的任命——到设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参事。做官或非本心（也有人说吴文藻希望能在外交上有所作为），但因在参事室负责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这块，他继续推动学生在国内外考察，发起和领导边政学研究，还利用参加太平洋学会年会的机会了解美国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发展的状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经电波传到东京。同一个短波频道上，原先的电台广播呼号“北平广播电台”变成了“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场上的欢呼和歌唱络绎不绝。
彼时，吴文藻和妻子冰心、三个孩子正居于东瀛。1946年起，吴文藻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冰心随同丈夫赴日。
30年前，还在燕京大学念书的冰心写下小说《去国》。主人公英士从美国留学归来，却因官场人浮于事郁郁不得志，不得不再次远渡重洋。
50年代初的冰心夫妇，报国心如同小说开头的英士那样热忱。在长子宗生（吴平）先行归国后，1951年8月23日，吴文藻、冰心带着两个女儿，从横滨港码头登上了一艘印度轮船，离开日本。
冰心与吴文藻在东京 图 / 冰心文学馆提供
后来发掘的信函和其他资料透露：其实，离日前3个月，吴文藻收到洛克菲勒基金会2000美元旅行支票，已做好一切赴美准备。他安排冰心先前往香港大学教书，让孩子们也在香港的中文学校就读。吴文藻甚至预定了8月12日从横滨出发的威尔逊总统号远洋客轮的船票。
“事情起了出乎意料的变化。吴文藻收到费正清的来信，称他赴美的签证被拒，理由是根据当时美国政府法规，吴文藻属于那些‘有损于美国利益’的人。之后，吴文藻携家人回到北京。”
“伤道”与“拐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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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后，马路平坦了，下水道通畅了，电灯不再半明半灭，失业、税收问题都得到缓解。社会学者们对此感到极为欣慰。
因为独特的经历、影响、人道主义立场和流利的英文，冰心多次被选入文化和妇女界赴海外访问团，显示新中国外交柔性的一面。她也由衷地感到，“从未像今天这样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过，无论去哪个国家都能高高地抬起头。现在是我一生中最愉悦的时期。”
她在印度讲中国女性作家及其地位，在欧洲世界母亲大会、妇女大会用英语朗诵李清照的词《声声慢》，和外国代表相谈甚欢。夏衍对冰心的外交能力与魅力十分折服：“她那种不亢不卑，既有幽默又有节制的风度，我们文艺队伍中，可以说很少有人能和她比拟的。”
没想到，随后坏消息来了，社会学被下令取消。
为何要取消一整个学科？我问过王炳根、王庆仁、张海洋，都没有得到十分确切的答案，直到翻到阎明的《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方知一二。
1952年清华院系调整，当时新成立的教育部的一位苏联专家称：社会学是一门资产阶级伪科学，必须彻底取消。潘光旦、陈达、吴景超、李景汉、吴泽霖、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家与他们针锋相对，力图保住为之奋斗半生的学术土壤。
1953年10月，吴文藻接受上级安排，到成立不久的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只是研究部的一名教授，次年任“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他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都是副院长、系主任。从此直到80年代，吴文藻再没有从事过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工作。
在民院的家属楼和平楼小屋里，他和妻子一住便是三十余年。这套七十来平的两居室没有洗澡间，更无热水管道。洗澡只能去隔壁教授楼的学生费孝通家。
“这样有才华、德高望重的学者，斯文扫地……不是说他个人多么在乎这个事，这伤了他的道，他内心应该是很不能接受的。”张海洋说。
吴文藻晚年学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海洋 图 / 邓郁
批判与自我批判，还有检查与揭发，一一袭来。“右派”的帽子，到底是戴上了。
在福州采访时，王炳根给我两个纸袋。每个纸袋里装着二十来个黄皮信封。
里头装着的本子，边角都已磨破，正是吴文藻和冰心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日记。
冰心字体很草，较难辨认。她没有每天都记。但有感就会滔滔不绝。吴文藻的日记言简意赅，没有情感发挥，完全是每天活动和个人状态的记录：参加学习、思想汇报、检查……
我拿起编号为“吴1”的这本。“1956年-1957年，两年日记，一日不缺。”王炳根说。
失眠。
高烧后胸部头部都感不适，精神急剧下降，连躺三天仍觉甚弱……
神经失常。
皮肤出疹。
午后理报阅报，阅过即忘，记忆不了，心甚焦灼。晚饭时家驹、永龄来访谈，我心里很难过。
向反右14人小组试作检查，检讨中情感失常，哭不成声。
在1957年的日记本里，这些字眼直愣愣地扑将过来。
“身体状态反映了精神。你看吴文藻，那时差一点就崩溃。”王炳根感叹。
王炳根认为，对于形势，冰心是心知肚明的。“不像吴文藻，一根筋。冰心是有‘拐弯’的。但吴过不了这个坎。”
冰心在干校 图 / 冰心文学馆提供
冰心的“转弯”也非一蹴而就。刚回国时，听到“思想改造”这个词，她极为陌生。但她想，既然大家都要改造，也就跟着改造吧。
1965年底，冰心和一群知识分子从江西的余江、南昌、井冈山，一路接受红色教育、接受农民文化的熏陶。真诚的检讨和反思，密密麻麻写满一个日记本。
1965年底，冰心从江西的余江、南昌、井冈山，一路接受红色教育。参观完八一纪念馆，她在日记中写下：“革命领导人（与烈士）与我们是世纪同龄人，他们革命时，我们在做什么？”
参观完“八一”纪念馆，她写下：“革命领导人（与烈士）与我们是世纪同龄人，他们革命时，我们在做什么？”她站在革命领导人和烈士的雕像前，陷入沉思。
有好些年，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曾在《人民文学》杂志和作协“黑名单”上的冰心共事。他说看得出老人眉目间不舒展，但不是怨恨。“也不大和我们说。她很有修养。后来谁再在她面前提起‘反右’、‘文革’，她便不太说话。”
1965年，吴文藻被派往广西斗江区社教。对待他这样“无法重用”的学者，上层和同行并非完全不了解他的价值。吴文藻的外文功力好、博学，尽人皆知。遇上重大的理论问题，总有人来请他开书目。民族和边疆问题（如中印边境问题搜集资料），包括“三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辞海》条目撰写等任务，他必是骨干。
1957年早春，吴文藻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听到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的讲话，“听得非常兴奋”，回家心情大好，也记录在日记当中。但在“反右”期间，吴文藻的心境，大多时候都处在郁闷、困惑、惊恐中，谨小慎微、沉默寡言
而冰心呢，据王炳根统计，那些年她写过不下两百篇时文，她自嘲那些文字“鸡毛蒜皮、不登大雅之堂”。60年代初，巴金夫人萧珊向她约稿，她答，“我总想聚精会神，写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好一点的。”
那样背景下出炉的《再寄小读者》，虽然也像当年一样出国远游，分享旅途见闻，却没了《寄小读者》时的放松、细腻与感伤。她没有将这个系列单独成册出版，何尝不是心如明镜？王炳根相信，唯有翻译泰戈尔、纪伯伦的诗集时，那个相信“爱是一切”的谢冰心才可保持心灵中的一点纯净，向他人输送些许的爱与童真。
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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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见张海洋，他领着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2号楼，那是一栋雕梁画栋的灰色建筑。上得三层，根据记忆，他摸索到了今天的民大教务处。七八十年代，在知识青年当中风靡一时的《世界史纲》译本便来自这间房间。“历史竟还可以这么去写，历史竟还具有如此的魅力！”到今天，韦尔斯的这本书还被许多读者认为是最值得一读的历史著作，吴文藻、冰心、费孝通带领的翻译组功不可没。
1971年8月8日，吴谢夫妇从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受命”赶译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接着便是《世界史》和《世界史纲》。那是冰心记忆里，“十年动乱”中最宁静惬意的一段日子。35天交完《六次危机》的译稿，古稀之年的夫妇二人回家举杯庆贺。
冰心在亚非会议上发言 图 / 冰心文学馆提供
“吴先生坐一张桌子，冰心和他对着。我记得这儿还有个高低床，木头的。吴先生年事高，有时累了就躺一躺。”老师们结束工作离开后，张海洋在这间房间工作了七八年，也会躺在先生当年躺过的床上看书。
1975年，冰心（右二）与日本作家井上靖（右一）等人在一起 图 / 冰心文学馆提供
“文革”结束后，民院开始招收民族学研究生。1980年4月，耄耋之年的吴文藻重新开始给硕士生上课。张海洋的毕业论文有关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吴非常欣赏。尽管当时身体已不大好，但从医院回来，他仍戴上老花眼镜，坐在椅子上看论文，越看越精神，缺个字母都要改过来。
吴青去美国进修时，吴文藻为她选择了社会学。后来吴青所从事的中国贫困地区的妇女教育、加入国际组织、参加妇女与教育的国际活动，包括创办昌平的“农家女”培训学校，秉承的便是父亲社会学的理念与遗志。
1985年7月26日清晨，吴文藻打开卧室的灯，站起来想取手杖。手杖没够着，人倒下了。两个月后，他去世了。
吴谢80岁之后，曾经背对背写下遗书。寥寥数行的吴文藻遗言里，最令人揪心的是这两句：
关于遗稿、积累资料、摘记卡片等未及整理供参考用者，可留则留，其余作废纸抛弃。过去费过心血的两项成书稿件：西洋社会思想史和中国家族制度，均在文革期间散失……
在会议室，张海洋断断续续抽完了两三根烟。好几次，他走到窗边，低下头，又抬头看向远方，长久无语。
“他比我们想的更重要。冰心代表了一种普世精神，母爱、儿童，是更永恒的。时代感不鲜明。而吴文藻是有时代精神的。他关心中国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中国，民族关系是否和谐，在世界上应该和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关系。”
吴文藻家客厅的对联，是梁任公早年亲笔书写送给冰心的：“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
生命奇妙难测。冰心在青年时代，一直孱弱多病，经常躺在病榻上。到老，却比任何一个同龄人都精神。八九十岁，用毛笔写字，手一点也不抖；讲话不慌不忙，“像小溪汩汩而流”。
1987年，冰心请一位老先生刻了一颗“是为贼”的闲章，自嘲“老而不死”，聊供自警。
1981年11月27日，北京，冰心与吴文藻
她和周明的对话常常是这种模式：
谢：你最近忙什么？怎么不来看我了？
周：我赶快来。
谢：你再不来，就遗体告别了。
周：你最近又干什么？
谢：我坐以待毙。
周：啊？
谢：我写文章，等人民币（稿费）。
张海洋认可“相由心生”，他眼中的晚年冰心很阳光，“恶事不做，恶语不发，冰心相貌修炼好。吴先生过世后，冰心让我们去看她养的猫，送给我书，上面称呼我的妻子‘小友’。她很有心。”
她所提倡的“真善美”，依张海洋看，真即诚信，善即公平，美就是多样性。“这是我对她的解读，也是我对这个社会的主张。当社会变得苍老的时候，她还是‘装’（宣扬）嫩，坚持很浅的真善美。这就够了。”
幽默而真诚的冰心晚年常有抱怨，更有抨击。她曾根据耳闻目睹的事实，写了千字文小说《万般皆上品……》，感叹教师境况窘迫、教育不受重视的现状。还写过《我请求》，呼吁公民们重视中小学教育危机。
看到一些针砭时事的报告文学，她就要动笔写评论。周明和她开玩笑说，你怎么越活越“反动”了。
她笑答，姜不是老的辣嘛？！
老伴儿也走了，反正再没什么好记挂的，她说自己“无名可设，无官可罢，无款可罚，无权可夺” 。
成立冰心研究会和建立文学馆。她写了张纸，大意是，做冰心的研究，要当冰心是个病人，把她抬到手术台上，进行解剖。
20世纪的最后一年，春节刚过，冰心平静地离去。
“对她秉持的这份爱的哲学，冰心自己有过怀疑吗？”在福州和长乐，我几度问起王炳根。
“应该是有的。因为当年那些批斗她的孩子，都是小读者，她是很难过的。”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你知道她后来见过韩素音吗？”
是的。1977年秋天，韩素音请了冰心夫妇在王府井全聚德吃烤鸭。席间，韩素音终于提出那个多年来悬在心头的问题：你们是如何从心里渡过“文革”那道关坎的？
冰心喝了口酒，重新提到了1932年时，她在双清别墅回复外界对她“爱的哲学”批评时的回复。
那时和后来，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我说的“信仰”二字，这个信仰实际上支撑了我的一生，平衡了我的一生，让我的心灵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宁静。世间任何事情没有绝对的好坏，每件事不管好坏，都能找出积极的意义。许多人认为我在“文革”中是逆来顺受，甚至认为我从（日本）归来之后便丧失了自我，其实，我是从另一个意义上去理解生活。
信仰不仅是平衡了“文革”心态，实际上也平衡了我们走出燕南园的心态。司徒雷登为我们建造的小楼，燕园那个环境，文藻那样执着喜爱他的教职，但我们主动选择出走，离弃一切的舒适。抗战胜利之后，这个走出之后的意义才显示出来了。《圣经》中说，当你在舒适中走出，可能就是一次新生。没有这种走出，我们的人生将会如何的萎缩，那是不可想象的吧。
（引自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福建教育出版社）
戴头巾的冰心 图 / 冰心文学馆提供
是的，她从来都握着精神的平衡器，这便是答案——只是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王炳根接着补充：到晚年，冰心又坚持“爱是一切”，但她呼唤的其实不只是爱。
我想到冰心写的《最后的使者》：
到如今只有这枝金斧，劈开了黑暗，摧倒了忧伤，领着少年人希望着前途，老年人希望着再世；模糊了过去，拒绝了现在，闪烁着将来；欢乐沉酣的向前走——向着渺茫无际的尽头走。
那挟着金斧的婴儿，是希望的使者，或许正是冰心内心期许的自己？
（参考资料：《冰心全集》，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 刘桃桃《冰心在玉壶》，吴青《最好的妈妈》，《教育原来在清华——追忆我的父亲吴文藻》等。感谢王炳根、王庆仁、张海洋、周明、李辉、陈建功、袁艺方和冰心文学馆对本文的帮助）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31期
文 / 本刊记者 邓郁 发自北京 福建
实习记者 谢祎旻 王双兴 赵逸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