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理解称义与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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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理解称义与成圣？| 宗改五百年纪念专栏
2017-10-16 以勒 橡树文字工作室
橡树出版之【宗改五百年纪念专栏】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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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宗改的文章较长，但是，一篇似乎较长的文章和500年的历史相比，显然极其微不足道，若与我们认识永恒中的那位上帝相比，更是不能相提并论。所以，付出一点时间来理清真理，不断使我们的信仰更贴近赐下真理的那位主的心意，是值得的。我们这样用心在真理的投入精力不是太多了、花费的时间不是太长了、扎实的功夫不是太深了，而恰恰是相反。趁着宗改五百年纪念之际，愿纯正的信仰根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深深扎下去，未来有一天结出硕果累累。
费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会历史教授卡尔楚曼认为，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一次回到神学救恩论的教牧性改革。其核心问题是关于“人到底如何才能得救”的救恩论问题；它所涉及的范围则包含个人与教会的所有生活领域。只不过，这一次圣经启示的真理站在了改革的少数派一方。
对“称义”与“成圣”的区分，是新教对救恩论的最大贡献，也是新教改教以来最大的教牧性挣扎，些微差别都会导致重大教牧实践的差异，也常常引发出相关的“福音与律法”、“律法主义与反律主义”等讨论。
在实践中，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能够从神学角度，全面完整地描述“称义”与“成圣”的教义以及两者的关系（虽然这在教牧人员中已经是少数），而是在实践当中两者的脱节，常常导致厚此薄彼，不能兼顾。不是因为强调称义而忽略了成圣，倾向反律主义，就是过度重视成圣而减弱了称义，变成律法主义。
对比中世纪和现在的罗马天主教，新教这一挣扎的根本原因在于，把“人如何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的时间点从人生的终点，推到了信仰的起点。由于中世纪救恩论和教会论的特殊性，虽然改教家们努力维持救恩的完整性，不断强调成圣，但在实践中，这个“称义”时间点的改变常常导致救恩论被化约成个体性的“因信称义”（这一点在华人教会非常普遍），不仅削弱了内容丰富的救恩论，而且导致救恩论与教会论的分离。
中世纪的“因信成义”救恩论
耶稣的死与复活把救赎置于基督信仰的核心，基督教的诞生本身就紧紧围绕着“耶稣到底是谁”这一问题展开。使徒行传的中心信息就是：“旧约启示预言的弥赛亚是死而复活的救主，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徒17：2-3)这一问题在初代教会，细化成为对耶稣基督位格（耶稣本质上是谁？）与耶稣基督之救恩工作（耶稣成就了什么？他的救恩是如何临到一个人的？）的讨论。前者产生了大公信仰的“三一神论”与“基督论”，后者在西方教会则产生了以奥古斯丁的恩典论为核心的救恩论。
奥古斯丁以拳拳牧者之心关注每一个灵魂的得救。他的救恩论以回应伯拉纠异端为背景，主要处理人在救恩中的角色问题---人得救到底是神人合作的结果，还是唯独神主动的恩典，人没有任何功劳。这一救恩论的争论，在公元后529年的Orange会议上得出定论，并被认定为教会正统---人已经全然堕落，“自由意志”完全无法转向神；救恩计划不仅在永恒中是出于上帝主动的恩典，而且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上帝主动恩典的临到和运行，人才会产生出归向神的信心；一个领受了神恩典的人，有能力与责任活出良善。但不幸的是，这一彻底摒除了“半伯拉纠主义”的正典，在教会历史中丢失了一千左右，直到天特会议前夕才再被发现。因此，恩典究竟如何临到一个人，人的自由意志与行为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一直是中世纪救恩论中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并且导致各种“半伯拉纠主义”不断以不同形式出现。
奥古斯丁救恩论的核心关注点是：一个罪人如何得以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这也成为整个西方教会传统的救恩论关注点，之后的救恩与圣礼都围绕着这一关注展开。而在西方传统里，武加大拉丁文译本的“成为义”一词与相应的希腊原文不同，含有“由上帝启动的改变”的意思，即当时教父们讲的“单单是那些被上帝造成义人的，才被称义”。“成为义”这一含混不清的概念，成为教会史上救恩论中的主要挣扎。中世纪的神学家们竭尽全力，试图全面一致系统地解释所有相关经文，给出关系到人论和教会论的整全的救恩论。
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特别是阿奎那的贡献，西方教会在中世纪形成了一套全面的救恩论教义。阿奎那的人论在其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中世纪的人们了解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既有自己人性当中的恶、行为上的罪，也有从始祖亚当继承下来的原罪。上帝不仅自己全然公义，而且也要求人全然公义。当基督再来时，他将审判整个世界。那么一个人如何面对上帝的审判？一个罪人如何得以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被免去刑罚，并得到永生？中世纪天主教的救恩论异常复杂，简要讲就是：人得救全凭上帝主动的恩典，基督的功劳使罪人得到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一种上帝赏赐给人，进入到灵魂中实在的东西，使灵魂具有某种品质，向上帝反应，活出内在的主动的义，最终成为义人，免去地狱的刑罚，为人挣得永生。
中世纪的救恩论不但有着各种历史背景，预设的问题框架，也是尝试综合整个圣经、系统解经的产物。
需要说明的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没有任何重要的教义是单凭一处经文解释决定的，因此，与其讲罗马书1章17节“神的义”的解释是导致“因信成义”救恩论的关键解经，不如说，这种释经预设了福音中救恩的结构---上帝是那位在福音中公义的审判与要求者，上帝要求人内在的义，并用永生回报义人。
中世纪救恩论大概可以归纳为：1、上帝的恩典主动临到人，注入到罪人的生命当中，除去亚当的原罪，并除去人的过犯，人的生命进入蒙受恩典的状态，可以主动行义；2、上帝按着他的怜悯，在与人的约中（Condignity)将永生作为善功的回报，赏赐那些已经蒙恩，并且努力活出爱神、爱人生命的人；3、死后是否进入天堂与上帝同在，取决于一个是否结出爱的果子，蒙上帝悦纳，被回报以永生 ；4、除了教皇和活着被教会封圣的人，没有人活着的时候可以知道自己是否有永生；5、教会的圣礼具实际有效的功用，被神用来给予人恩典并赦罪。这也是一般讲的罗马天主教“因信成义”的救恩论，宗教改革的救恩论背景。
改革家们的“称义”论
与中世纪“因信成义”完全不同，路德等改教家们认为，“神的义”是指在神十字架上彰显出来的义，就是神在十字架上彻底定了这个世界不义的罪（因为世界把上帝钉死），同时也由基督替代了蒙拣选的子民，义的代替了不义的。基督一方面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平息了上帝对罪人的忿怒，替人赎罪；另一方面，以自己主动的义成为义人，挣得上帝所有的赏赐，完成了外在于人的救赎之功。神不仅因为基督的代赎除去信靠基督之人的罪，也将基督成就的、属于基督的义通过信心赏赐给他的选民，使他们成为义人。在人的方面，单单对基督所成就之工作的信心（这个信心也是神赐下的），就足以让我们罪得赦免，并且在上帝面前被算为义人。人被称义是唯独通过信靠基督的工作，美德与善行不会有任何帮助。
“因信称义”与“因信成义”是完全不同的范式，强调：1、 那外在于我们的基督的义，为我们成就了上帝的悦纳和永生，救恩根本上是基督对人的服事，为人做成了什么，而不是要求人要做什么； 2、在对基督的信里，不仅我们的罪全都归给基督、得蒙赦免，而且基督成就的所有的义，也一次性地归算给了我们，我们得到的是“被动的义”，即基督成就的、外在于我们的义；３、我们因为基督的义成为义人，被上帝算为义、被称义；４、基督的死与复活所完成的救恩、所成就的义，是完全充足的，可以拯救每一个上帝的选民，而无需我们的工作。
今天看来，宗教改革实在是救恩论教义史上的革命。当时罗马天主教的救恩论与相应的教牧实践异常复杂、繁琐，更多是关于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基督使我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新教的救恩论主要是关于基督所做成的，简单明快――因着上帝的恩典，基督为我成为什么样的人。
改教家们完整的救恩论
1519年，路德的证道《两种公义》将“义”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来自基督、外源于我们的义，是“基督使人因信称义的义”。这个义本是基督自己成就的义，外在于人，与人没有任何关系。路德认为，“这种义是在施洗时，当人真正悔改时而给予人的”，“犹如新郎拥有新妇的一切，新妇也拥有新郎的一切，因为二人已联合，成为一体，共有一切。”在1520《基督徒的自由》里，路德说明，是信心将人与基督联结一起，“如同新娘与新郎联合”，“因信心的结婚指环，基督便分担了新娘的罪孽、死亡和地狱之苦”。“因此，凭着对基督的信仰，基督的义便成为我们的义，祂的一切均为我们所有，甚至连基督自身也属于我们。”
与中世纪的救恩论不同，路德不认为是上帝注入恩典到人的灵魂里，使人得以逐渐成为义人，以至最终被称义；路德认为，因着信心，上帝使人的灵魂与基督联合，将基督的外在的义直接注入到人的生命里，以致于成为义的。然而路德并不认为属于基督的、外来的义会一次性全部注入给人，而是一个渐进式的，会持续一生之久。这种外在的义在开始注入到信徒生命里的时候，使人成为义人，以至得救，而之后的注入将不断除去罪，一直到完全的地步。
第一种外在的义是基本的、本质的，一定会在我们里面成就第二种的义—就是我们本身所具有的、活出来的义；而这第二种义正是当时教会所讲的“在善功里行之有效的那种生活方式”。第二种义包括三个方面：“消灭肉体，根绝欲望”，“对邻舍的爱”，“对上帝的顺服和敬畏”。稍微了解中世纪救恩论的人，会马上意识到，路德所讲的第二种义，其实就是当时教庭所教导的，使人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被回报以永生以至得救的“仁爱（Charity）”。不同的是，路德把这个在圣徒生命里成就的、内在的义，作为进入到圣徒生命里、源于基督的外在的义的果子；第一种义是根本的，使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得到永生；注入圣徒生命里的第一种的义和永生的生命，必然会生出第二种义。第一种外源性的义是神主动加诸我们的，第二种内在的义是我们对神的回应。第二种内在的义以基督为目标，为要将基督生命的样式成就在圣徒的生命中。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看出，路德实际上并没有全盘否定中世纪的救恩论，而是在其上进行了厘清、界定和细化。这也符合教会历史上所有正统教义正常发展的过程，是大公教会救恩论深化成熟和最终的成型。遗憾的是，与“三一论”和“基督论”不同，这一次导致了西方教会敌对性的分裂（“三一论”的“和子”虽然已经导致过东西教会的分裂，但教义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路德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更符合圣经、也可以更完整解释圣经的救恩论教义模型：1、把人在上帝面前的义细分成为外源性的基督的义，以及基督之义的果子—内在的生命的义；2、将人的得救、得永生奠定在基督的义之上，是上帝对基督的回报，是基督外在于人已经成就的救恩；3、这个外在的、基督的义，无需人任何的善功与工作，单单通过人对基督的信靠，就被加给人，使人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也当即得到永生的回报。这一修正的救恩论与中世纪最大区别在于，将上帝要求于人的义改为基督替代人成就的义，强调人对基督所成就之义的信心，使人与基督联合，得到基督的义，被上帝算为义人，得到永生。
路德深知这一教义性改变对整体救恩论的冲击，在突出“因信称义”的同时，极力保持整个救恩论大厦的完整，避免整全的救恩论被简单化约为仅仅是“因信称义”，出现罗马书6章的“反律主义”问题。在坚守“因信称义”的同时，路德坚持一个得到基督的义、被称义的人，必然也必须会活出内在的义，并且这个不断成为义的生命，是以基督的形象样式为目的，直到完全。在这一点上，路德其实保持了与中世纪救恩论的连续性，并没有让救恩停留在唯独“因信称义”的得救上，而是一直到救恩在圣徒生命中最终的成全，将他们造成内在的义人。这样做既兼顾圣经对救恩的整全解释，也保存了救恩论的整体结构。对于路德等改教家们来说，“因信称义”极为丰富，并且必然性地隐含着复活与成圣，要比如今很多人对这一教义的理解深刻许多，必然会让我们活出爱上帝、爱人、公义的“成圣”人生。
20年后，加尔文在1539年回复红衣大主教Sadoleto的信中（与加尔文第二版拉丁文《基督教要义》同时期），比路德的“两种义”更进一步，清晰提出了“称义”与“成圣”的教义。一方面，他反驳Sadoleto的观点，明确指出唯独基督的义是人的盼望：借着他的顺服，除去了我们的过犯；借着他的牺牲，满足了上帝的忿怒；借着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借着他的十字架，承担了我们的咒诅；借着他的死，替我们偿还了罪债。这是神在基督里做成的客观救恩。而从我们的主观经历层面来看，按圣经所言，信心的义是指我们借着信心拥抱基督，进入与他联合相交的关系，这整件事情。不仅如此，在强调救恩是单单出于神的良善时，加尔文开始使用“归算”一词，引入法律性的“归算”概念，澄清“称义”的教义。
另一方面，与路德在《两种义》中引用林前1：30来证明基督“外在的义”（即前文所述第一种义）不同，加尔文使用这一经文引入了“成圣”的教义，以说明，改革者虽然一方面拒绝善功在“称义”中有任何功用，但却同时宣称善功是对义人生命的绝对要求,维持了救恩的全面性。
在维护救恩论的完整性上，加尔文做得比路德更为彻底。加尔文不仅强调了“称义”与“成圣”的不可分割，从人论与效果的层面，指出“称义”（路德所讲的第一种义，最根本的义）必然导致“成圣”（第二种义，内在的义），并且进而通过林前1章30节，将两者的完整性坚固地建立在基督与圣灵位格的完整性，以及基督与圣灵工作的完整性之上。清晰明确地教导，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工作里的一切好处，是通过与基督联合临到蒙恩之人，既有称义，也有成圣。这种从神论而不是从人论建立救恩论的方法，为救恩论打下了稳固的根基，更为彻底地保障了救恩论的完整性。
试图从神论建立稳固和完整救恩论的尝试贯穿《基督教要义》第三卷始终，使得“称义”与“成圣”缺一不可，为改革宗救恩论的建立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可惜的是，虽然路德在《两种义》以及《论基督徒的自由》中都曾经明确提出过“与基督联合”这一生命性的实际是救恩的核心，然而在后来路德宗的神学建设中，为了强调人一方的因“信”称义，把信心置于中心地位，使其作为在人里面一个积极主动的因素，在整个救恩实施过程中占据了决定性的位置。在这一以人论为主导元素建立救恩论的框架中，路德宗最终出现了信心决定论，并得出信徒有可能因为信心软弱而失去救恩的结论。
教会牧养面临的实际问题
尽管改教先贤们在“称义”与“成圣”上下尽了功夫，力图建立完整的救恩论，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和教会实践中，却常常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要么把“称义”建立在“成圣”之上，成为实际的律法主义，过着“耶稣领进门，成圣靠个人”的生活，不断用自己的成圣来衡量上帝对自己的喜悦，甚至自己的“称义”；要么为了摆脱实际的“律法主义”，高举恩典，强调单单“因信称义”的充足性，摒除人的一切行为和努力，最终变成惧怕提“成圣”，不敢要求圣徒的行为，甚至忽略“成圣”的反律主义。
这其中有许多原因，但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对福音的认识（或说对救恩）模糊不清。而这一点又受制于多重因素。
作为有限的被造者，人的认识范畴决定了视野的边界，也划下了人生的格局。堕落后的人，在黑暗中等候拯救。在救恩的事情上，上帝亲自的启示（现在我们有的启示是圣经）是突破我们局限的原因与源头，其实整本圣经启示的本身就是上帝的救恩。那么我们需要在什么样的认知框架下认识圣经启示的救恩？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下，用圣灵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不断突破我们范畴、视野、格局的破损与有限，更清晰地认识救恩。
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教会历史中的神学发展与救恩实践，都是这样一个范畴、视野、格局的发展史，我们也在其中继续前行。人的范畴、视野、格局决定了人所问的问题，所问的问题又会限定人得到的答案与实践。因此，将朴素的问题提升为从圣经启示而出的问题，本身就是生命成长与成熟的标志。
不管改教家们如何竭尽其力建立完整的救恩论，不管一个人正规神学教育领受的什么样完整的救恩论，也不论一个人所在教会的教导如何完全，每一个人都会或显性或隐性、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救恩”（或说什么是救恩论的核心问题）有一个直觉性的总体认识。这一朴素、自发的认识是内在生命性的，常常与我们所受的正规教育并不一致，但却更真实地操控着我们的反应、行动、及至人生。而掌控这一朴素自发性认识的，则它后面的范畴、视野、格局。常常不是我们正规的神学教育与教义系统，而是我们的范畴、视野、格局决定了牧师在牧养当中如何对待称义与成圣，也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实践。因此，什么是上帝的救恩（或救恩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朴素、直觉性回答，要比深思熟虑的神学性回答更能帮助我们认识真正的自己，虽然后者可以极大地帮助我们突破自己。
下面对我们认识“称义”与“成圣”牧养中的根源问题加以探讨。
一个极为普遍、朴素却试图涵盖关于整个救恩论内容的问题是：“人是如何得救的？”这一小问题其实是一个异常繁杂的庞大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神论、人论，以及上帝在整个历史中的作为。
这个问题的聚焦点是得救的方法，同时假设了发问者对拯救者上帝，与被拯救者人的充分了解，但可能恰恰相反，这个问题中最重要的焦点其实应该是那位拯救者上帝，与被拯救的人。对上帝与人，以及他们关系的认识，会左右救恩论的范畴与范围。对上帝和对人的不认识，往往会出现两个问题。
一是我们可能接受了完整正统的神论（这其实也在少数），但因为罪的内驻与生命的幼小，不经意地将上帝去位格化，上帝成为人得救的途径和工具。救恩变成以人逃离地狱进入天堂和永生为核心焦点，而失去当中最重要的位格性救恩---上帝把他自己给我们，救恩在于圣约，在于与基督联合与神相交的位格性生命，并且以上帝的荣耀为目的。如果这是实际的认知框架，无论教会的教导多全面，一个人很难不从道德、律法、和教义的角度（不是道德主义或律法主义，而是施恩的上帝被去位格的必然结果）来化约救恩。
在这种框架下，基于对恩典强调的程度，人往往会在律法主义与反律主义之间摆荡。恩典与律法之所以不能“相亲”，不是因为我们很难把握中间点，而是因为失去了那个位格的拯救者和他的十字架，这两者就不可能调和。另一种变相是，人在努力避免律法主义与反律主义时，走向教义中心主义，以对经典救恩论教义的把握为救恩的中心（虽然这异常重要，但它本身并不是因信称义），以为这样就可以以福音为中心，并伴之以极大的努力（这也很重要，但它本身也不是成圣），却没有与基督和神位格相交相亲中的敬拜、想往、安息、喜乐（救恩的实际）。本质上这是一种教义正确的、变相的律法主义。
二是人们往往以为对自己很了解，对人也很了解，实际上不具有基于圣经启示的正统人论，对人并没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却有着各种自以为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预设。
在贫瘠的人论背景下，对“因信称义”的强调，甚至试图将身份建立在“因信称义”教义上的尝试，极容易把整全的救恩论化约为“因信称义”而失去“成圣”的根本动力，“成圣”仅仅成了“称义”的附加品甚至点缀，只是来证明人已经被称义。
我们向何处行？
虽然中世纪“因信成义”救恩论，在人最终得救是靠内在地成为义人，挣得上帝就应许的永生这点上是错误的，但教会在一千多年的教会历史当中，试图完整解释所有与救恩相关的经文，建立整全救恩论的尝试却是必须被肯定和效法的。这也是什么改教家在“因信称义”上与中世纪教会分手，却极力保守救恩论的完整，发展出“与基督联合”、“悔改”“被收养”、“成圣”、“得奖赏”、“得荣耀”等教义。因为忠于整本圣经的解经，使得“得救”必须包括所有这些方面。
对“人是如何得救的？”这一简单问题， 中世纪救恩论的直接回答就是“因信成义”。
新教的“因信称义”将人确定性的得救时间从死后的审判，推到借着信与基督联合而被“称义”的时刻，并且伴随着主观性“得救的确据”。面对“人是如何得救的？”这一朴素问题，新教的救恩论回答起来就相对复杂，因为“得救”一词因着“称义”论已经产生多重语义。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单单聚焦于“因信称义”，将完整的救恩简化成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替代性救赎，将成圣置于尴尬地位，甚至忽略。因为这个原因，即便在西方，称义与成圣也是改教以来教养上持续的挣扎，只有一些受过良好训练的牧者与具有深厚传统的教会，持守着整全的救恩论实践。如果在西方尚且如此，年轻的中国教会实在是面临更大的挑战。
“因信称义”替代“因信成义”的最大冲击就是，彻底废除了建制性教会作为信徒得到救恩之蒙恩管道的作用。这实质性地瓦解了中世纪融为一体的救恩论与教会论。此后新教教会一直到现在的一个重要挣扎都在教会论：建制性的教会到底是什么，如何理解并实施“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基督赐给教会的权柄地什么？在没有教会传统的中国，这些问题尤为突出，但同时也为我们进行新的尝试提供了机会，或许可以为大公教会作出贡献。
面对这两个问题，有意识地用深思熟虑、与整本圣经一致的救恩论问题，替代朴素的救恩问题，以期达到神学性的提升，不失为一个有效手段。
另一个可以探索的尝试，就是充分运用过去半个世纪圣经神学的成果，重新搭建系统神学的结构。
我不成熟的想法倾向于将系统神学分为三部分：1、引论、导论、启示论、方法论，从圣经启示重建位格知识论与启示论；2、神论本论，建立三一神论；3、人论（神的形象），从亚当的被造，到第二亚当的成全，再到整个教会（基督里的人）的成全。
人论再历史性地细分为两部分：a. 创造论，交代亚当里的人与堕落；b. 救恩论/再创造论，关于救赎并成全基督里的人，包括救赎、再创造、一直到成全。
这一尝试的目的在于基于三一神论和神的创造救赎之功，建立动态的完整的人论（神的形象），将亚当、基督、与基督里的人都包含在人论的框架下，以期达到完整的救恩论，以及救恩论与教会论在人论框架下的互补与整合。
结语：不断归正
“称义”与“成圣”同为新教救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新教的救恩论与中世纪虽然有着极大的不连续性，也存在着相当多的连续性，尤其在竭力涵盖整本圣经与救恩相关的启示，维护一致的解经，并建立整全的救恩论这一努力上。我们在强调“因信称义”教义的同时，也要尽力传讲并实践完整的救恩论，使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神学是教会对上帝救赎工作与圣经启示的回应，一切知识都是位格性的，也必然包括对上帝的崇拜与实践，因此神学的历史也是教会的历史。本文建议与整本圣经启示一致、总括救恩论的提问，并提出重组系统神学结构的尝试，期望通过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重建整体的人论，达到完整的救恩论。盼望与中国教会的众位牧者一起，在大公教的传统中，不断归正更加认识神，使荣耀归于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