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自到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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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自到守望 文/婴孩
转眼间，从三自缸瓦市堂到守望教会已经三年多了，其中户外敬拜就经历了两年多。因为自己在户外敬拜前被神特别引领到守望教会，所以户外敬拜于我而言，是无可推诿的责任。虽然自己常有软弱，但也只能存敬畏的心持守。小白牧师常感慨：这次户外敬拜，你们这几位从“三自”来的弟兄姊妹真是迅速融入！是啊，那是因为在我们来守望之前，神在我们生命中早已有奇妙的预备和带领。
2004年12月我在缸瓦市堂受洗，一受洗就加入了青年服事组，在那里经历生命的破碎，也被上帝陶造。到2010年的6月，我在那里已经聚会服事五年半了，突然发现自己的生命进入瓶颈状态，每次聚会领完位会，坐下来，赞美进不去，讲道不觉得饱（其实早已开始在外边自己找粮了）。有一天，我对主说：“若是可以，让我离开这个服事的位置吧！”（我想到的是调整到教堂别处的聚会，哪想到神的意念真是高过人的意念啊）按照我惯常的自省习惯，我首先要省察是否自己出了问题。在求主光照的过程中，上帝却让我头一次敢于正视教会所存在的问题。一次主日聚会从教会的卫生间出来，回头看，是没有人排队混乱的卫生间；往外看，教会散会的人群直冲到马路对面（每次教会散会，走人行道的人很少，都会造成周边交通一阵混乱），我突然想：“这教会和世界有什么区别？难道教会只是来聚个会的场所？是不是教会也有问题？”于是我开始寻求，到底问题在哪里？上帝就借着一个一个的路标，带领我认识教会的问题所在，直到最终把我带离三自教堂。
一、 “基督徒只是不小心挖了专制主义的墙角”
第一个路标，就是《自由的崛起》。这本书的副标题是“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书中主要阐述了加尔文主义对日内瓦、法兰西、苏格兰、英格兰和北美殖民政府的影响。已经忘记了当时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可能是“自由”两字吸引了我，因自己内心深处一直都有对自由的向往。不仅是个体的自由，更向往群体的、民族的自由，于是想看看那些比我们自由的西方政体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读这本书其实需要非常深厚的神学、教会史知识，以自己当时的水平，这本书读完后，感觉就好像没读一样。但其中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且不断揣摩记忆至今：“基督徒只是不小心挖了专制主义的墙角。”因为从小生活在专制的国家，任何与政府意识形态不符的行为都会被冠以“蓄意颠覆”之类的罪名，但那句话说基督徒是“不小心”挖了专制主义的墙角，也就是说，基督徒不是“蓄意”与政权作对，不是奋锐党人，只是因为持守自己“只尊耶稣基督为大”的信仰，就不得已触碰到了专制主义的敏感神经，用今天守望教会袁灵传道的话说：“不是我们主动挑战凯撒的疆界，而是教会被迫宣告凯撒侵入了上帝的领域。”于是，上帝借这句话，在道德和良心上释放了我。
二、三自教堂和家庭教会的历史渊源
《自由的崛起》译者之一是王怡（当时他还是长老），以前只是听说过王怡牧师，但一直没听过他的讲道。读过那本书之后，就想上他的博客去看看。在他的博客上看到了挂在上边的他的书，书名是《与神亲嘴》。其中一章是《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这是第二个路标。上帝带领我第一次面对中国教会1949年之后的历史。我是在家庭教会的圣诞节布道会听到福音，后来在三自缸瓦市堂受洗，虽然知道中国有三自教堂和家庭教会，但一直也不知道二者之间的区别（到守望教会之后，教会多次阐明二者的差别），而三自教堂对此从来都是避而不谈，最多也就谈谈家庭教会“不顺服政府”，让大家不要到家庭教会聚会。至于家庭教会“为什么”不顺服政府，从未有人提及。在三自教堂提到家庭教会，从牧者到弟兄姊妹都常常带着一种神秘的恐惧与逃避，没有人给我讲过二者之间的分歧和渊源，而我自己或许出于对政府的恐惧而安于现状，也没有想去寻找二者的区别。《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不仅叙述了在政治运动中持守信仰的弟兄姊妹，也比较完全地呈现了1949年之后，甚至1949年之前，政府管控基督教的计划和实施过程。从这篇文章中，我才得知三自的性质和目的：“最讽刺的，是一个号称独立自主，‘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却建立了一个二千年教会史上罕见的彻底依附于政府、放弃圣经真理而接受现实政治目标控制的宗教组织。用吴维尊的话说，这个‘自’，实质上是中国的党和政府对神在中国教会的绝对领导权，或绝对主权。对基督徒来说，这已不是基督的教会，也不再是基督教信仰。一些公开反对三自、捍卫基督信仰和良心自由的，恰恰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独立教会和本色化教会。而三自运动的主要目的，反而是要替当局消灭他们。”从这里，我大致明白了三自教堂和家庭教会（独立教会）产生的历史和区别。
三、“信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
但历史知识是抽象的，道理上明白了，却还没有深入我心。《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王明道、袁相忱等老一辈牧者，于是我顺藤摸瓜，开始在网上寻找他们的传记，寻找那真实、具体、鲜活的信仰见证，这是上帝带领我的又一个路标。我找到了王明道牧师的传记《又四十年》，文中提到他在日本占领时期，因着对信仰的持守，被日本政府特批可以不加入其控制下的基督教宗教组织，即“华北中华基督教C团。而1949年之后，解放军立起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宣传标语，王明道牧师心想：“和听不懂中国话的日本人都能交流至此，面对推崇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国解放军还有什么困难呢！”没想到的是，他却被说中国话的同胞关押了起来，要他写保证书。他说，我写了这个，就不能做牧师，不能讲道了，圣灵就不与我同在了。对方劝他说，你还可以讲道啊，你看过唱戏没有，你可以在讲台上演啊。因着自己的软弱，他写了，出来后长期处于不安与自责中，后来悔改，并反省自己的骄傲和轻敌，最终又被关入监狱二十多年。
王明道牧师所写的那篇“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也附在传记后边。文中称当时三自协会的领袖吴耀宗的“现代派”信仰为“不信派”。 “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耶稣借童女降生是‘一个寓言’。耶稣舍命为人赎罪，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十字架只是显示了上帝慈爱的能力。’‘是否相信肉体复活，是与整个基督教信仰没有多大关系的。’耶稣再来‘只是一个诗意的象征’。《创世记》不可信，先知书不可信，福音书不可信，使徒的书信不可信；先知的预言不可信，使徒的见证不可信，主耶稣亲口说的话不可信。这样，圣经中一切的要道就都被现代派否认、推翻得一干二净。还剩下了什么呢？还剩下了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现代派的信仰！这就是现代派的真相！我称他们为‘不信派’，是不是冤枉他们？是不是对不住他们？”（摘自《又四十年》）谈到加入三自，王明道牧师提到“信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 每一个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两种或几种物质，必须性质相同方能合一，否则绝无合一之可能；纵使勉强将二者合一，结果必至发生一种恶劣的现象。基督求父使他的门徒合一，使徒教训教会合一，因为这些人性质是相同的。叫信徒与不信派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人合一，是一件极不合理的事。”“再进一步，信圣经和救恩的与不信派要合一，教会与社会要合一，基督与撒但要合一，光明与黑暗要合一，‘合一’，‘合一’，这种合一的结果，不过造出一座大巴比伦城罢了！” （摘自《又四十年》） 通过王明道牧师的文章，我明白了原来最初三自的领袖是“自由派”，也了解了自由派的信仰，并“信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的圣经原则。“自由派”至少还提到耶稣基督，而三自的最高领导其实是政府，此政府又是信仰无神论的，那教会和三自岂不是更不能同负一轭了吗？
四、“基督是教会的头”
从袁相忱牧师的传记《活祭》里，我第一次看到不加入三自是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的表述，也正是这句经文，如醍醐灌顶，帮助我看清了三自教会的问题所在。“袁相忱曾多次对信徒阐述过他为何不参加三自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他的教会早在1946年开办之日起，就是三自的，没有加入任何外国差会，也没有做任何机构或团体的附属，以取得支持。他也是北京六十多个教会中唯一的一个租房子聚会的教会，他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和福音堂的房租，都是由信徒的奉献和他自己做翻译的收入来维持，早就是自治、自传、自养的了，所有没有必要参加三自。第二个原因是他认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属神的，不应该与一切属世的联合。政治和宗教要绝对地分开，神的东西要归给神，凯撒的东西要归给凯撒。这是两个领域；政治不能利用宗教，教会工作也不应依靠政治。国家用宗教事务局来管理一切宗教活动，认为教会是人民团体之一，也要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袁相忱无论如何都不能认同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对三自某些领导人的信仰不认同，袁相忱具有传统福音派的神学观点，不赞同新派的信仰。他认为吴耀宗先生的新派神学观点虽然承认有神，但这个神是抽象的；袁相忱相信的是有生命、有位格的神，与他们的不一样。所以他就常对别人说，‘信的和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这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的。他们信的神和我们信的神不一样，所以我不和他们在一起。’”袁牧师提到“基督是教会的头”，哦，我终于明白了，三自教堂偏离了教会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教会自然会僵化，肢体间没有真实生命的连接，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自己的生命枯干，也和教会偏离基督有关系。“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诗115：8），以政府代替基督做教会的头，就是拜政府为偶像，教会就会越来越像一个政府部门，牧师也会越像是政府的公务员，只注重“办好”聚会的形式。教会对外没有见证，也都是必然的了。
传记中袁牧师和袁师母在患难之日在神面前的持守和蒙恩的见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袁牧师被带走关押之前，传记中是这样写的：“此刻的袁相忱已经完全从那种畏惧、胆怯、软弱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了，天好像在刹那间云开雾散，他对神的信心大增，与神的关系又得到了修复。他告诉妻子：‘在神的真道上，懦弱是一种罪；人在软弱的时候，就是被这种罪所捆绑。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也应当刚强壮胆。以前那么多苦日子不也过来了！我相信神不会给我们承受不了的重担的，我们若恒久祷告，一心靠主，主就必定保守我们。良久之后，袁相忱叹了一口气，说出了八个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袁牧师坐牢二十多年，袁师母独自带大了六个儿女，她那“这事若是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的顺服和信靠，常令我感动落泪。袁相忱曾问妻子：“这二十一年多，你是怎么过来的？”梁惠珍（袁师母）用一句话回答他：“困难很多，恩典更大。”（摘自《活祭》 ）在这一对伉俪身上，我看到了神忠心仆人的形象，还有神对他忠仆赐下的恩典与保守。
五、“这礼拜堂是三自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爱到哪里就到哪里去。”
虽然看到了历史上三自教堂对信仰的妥协与背离，但我还是很难将其和现实中自己所在的缸瓦市教堂直接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侥幸的心理：也许现在的三自教堂不一样了吧？也许缸瓦市教堂和其他教堂不一样吧？从一位已经离开缸瓦市教堂的姊妹那里，我得知曾经任缸瓦市教堂主任牧师的杨毓东牧师被“赶出”教堂的事，于是在网上找到了杨毓东牧师的传记《易水待暖》。借这部传记，也是一个关键的路标，上帝让我看到了缸瓦市教堂在信仰上的背离。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传记中所记载的杨毓东牧师被赶下讲台的那个主日的情景：“1994年12月4日是当月的第一个礼拜日，按照以往的安排是圣餐礼拜，由我（杨毓东牧师）讲道领圣餐。但是他们都布置好了，不允许我进教堂，从我家门口到教会都安排好有人监视，命人看到我就把我弄到车上，不许我进教会，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随意而为了。按照我的惯例，每次讲道都要写出讲章，这次也是如此，题目是《耶稣的路》。不过第二天没有讲成，这个讲章保存至今。我睡了一觉，从两点睡到四点，起床后我穿上羽绒服，因为我知道这次很可能就被捕入狱了，我的妻子说：‘你住监狱可以穿件羽绒服去，不要穿棉袄了。’骑上自行车，我来到教会把车停放好，然后到后边烧锅炉的那位弟兄的房间休息了一会，就到时间了。负责看管我的人没有一个碰见我，我顺利地到达了礼拜堂，实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早晨，王美真也意外地提早来到教会，她是负责主持的。正好我们可以一同上台。当时一般都是从南面山门上讲台，当中的屋子是布置圣餐的地方，将两边隔离开来。后来邵伟（邵凤元牧师之子）来了，他知道事情危险，要打开安全门，发现我在那里。当时布置圣餐的堂管会的男青年就给我提议，让我穿上礼服从北边门提前上台，我想这是一个好主意，就穿上礼服，从北门提前六分钟登上了讲台。 按照他们的计划，是要从南边登上讲台，当他们安排作主持的杜凤英，还有于新粒、殷继增、石泽生、邵文一干人等上来时，看见我已经穿着礼服端坐在北边讲道的位置上，顿感意外，十分紧张，就临时拿椅子坐到别的地方。当时形势一触即发，堂里满了人，院子满了人，和往常礼拜一样。在这种气氛之下，一位南方来的信徒看见形势不好，就哭着作祷告，这样一来气氛就更加紧张了。看见三自两会的人上台，信徒们就站起来，有的还站在椅子上轰他们下台。杜凤英在台上也没法起作用，于新粒上了两阶台阶，就不敢往上走了。后来政府的人鼓励他：‘我们为你夺权，你怎么后退呢？’于是他又重新上台。看形势不妙，素有威信、权柄的殷继增以主席的身分来到讲台前拿起话筒，向大家喊话，让大家安静，可是他越喊底下的声音越大，要他下台。后来他怪这话筒不好使，实际上话筒哪里有两千人的呼喊声大呢。于是我走上前接过话筒，堂内马上就安静下来，大家鼓掌。可当殷继增再次拿起话筒，堂内又继续混乱。这样僵持了20分钟，北京宗教局副局长季文渊从侧门进来，在台下对我说：‘杨牧师，这形势非常紧张，你应该考虑信徒。’我说：‘有话会后再说。’过了一会，形势越发紧张，他又出面了，说：‘你应当考虑信徒的安全，我作为政府的官员，我的乌纱帽可以不要，可以干点别的。但是你作为牧师应该保护信徒的安全。’看到如此局面，想想他讲的话不仅是威胁，也有一定道理，于是我就下了讲台。我还在讲台上的时候，他们安排由陆志明上来劝说王美真下来，据说他还是王美真的表叔，但他不信耶稣，是一个无业人员。王美真不同意，然后就上来一个叫张月英的拉她，也没有拉动。最后上来了几个人，就把王美真强行拉下讲台。我下来之后，季文渊陪我进了我的办公室谈话，众多的信徒围在外面，他们怕我被他们抓走，所以在那里呼喊，举手祷告，后来季文渊拿出名片，对会众说：“我叫季文渊，是宗教局的副局长，我保证杨牧师的安全，你们不信可以到我家找我。”但是信徒还是在那里举手祷告。这时候殷继增终于可以发言了，他没有讲道，只讲三自和三自的权威等等。殷继增还向众信徒说：‘这礼拜堂是三自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爱到哪里就到哪里去。’这话惹起信徒更大的反感。后来得知，他们出动了近200名便衣警察，信徒看见他们都有步话机并带着武器，另外事后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在二炮和附近一个工厂中安排了500名防暴警察，以防信徒起来反抗，上街游行。他们预备了很多的警车，下令只要有人出教会大院，出来一个抓一个。他们甚至还命令急救中心，若缸瓦市堂呼叫急救车，一概不许来。看起来是准备动武了。”（摘自《易水待暖》 ）我认识的一位姊妹亲历了当年的那场冲突，而文章中提到的三自帮着“夺权”的杜凤英牧师正是现在缸瓦市教堂的主任牧师。至此，我离开缸瓦市教堂的决心已定，没有任何疑惑和犹豫了。
六、上帝带我到守望
认识到缸瓦市堂偏离基督的问题，下一个主日，我一早起来，梳洗完毕，脚却怎么也踏不出家门了，无法去教堂参加主日敬拜。连续三个主日，都是如此。那感觉就像夫妻一方出轨了，也就不能同床睡觉了。我只好先向教会请了三个月假，一是想调整一下，另外也继续寻求主的带领，或者即使离开教会也不致太突然，让肢体们有接受的过程。这些年几乎与外界家庭教会隔绝，当想到有可能要离开缸瓦市教堂时，我求主“把我带到一个他的真教会，与众肢体有真实的相连”。当时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宋军牧师，我是2000年在他们举办的一次圣诞赞美会上第一次听到福音的，多年没有联系了，去网上查了下，得知他在守望教会，正在香港读神学。也看到守望教会雪中敬拜的消息，感动并且激动，仿佛以利亚找到了那没有向巴力屈膝的七千人。但我还是想：“宋牧人不在北京，没有人引荐，自己还是没有胆量一个人去陌生的守望教会。”正在我自己心里如此嘀咕时，一次主内讲座中，身边坐了一位姊妹，互动中彼此熟悉，结束后问她在哪个教会，她说“守望教会”。这是上帝给我的又一个路标，指向守望。她说宋牧可能12月份回来，我说：“等宋牧回来，我可能去守望，现在不准备去。”但7月8日在教会请假、交接的工作都办完了，面临的就是“下个主日去哪儿聚会？”这是个紧迫的问题，于是我只好再上守望的网站看看，看到宋牧7月11日讲道，我心想“他是放暑假回来休假吧？”于是那个主日第一次去到老故事餐吧，参加守望的聚会。记得宋牧站上讲台，说的第一句话是“从今天起，我回到守望”。那一刻，我得到了上帝带我到守望教会的确据。在讲道结束欢迎第一次到教会的朋友时，我说：“今天来到守望，我想我回家了。”那天还赶上发《杏花》（以前在别人那儿见过，我一直都想要一本），后来才得知此杂志为季刊，三个月才出一期。难以形容那一天的心情，感恩、兴奋、惊奇！.
到守望之后，先是听了宋牧关于三自的三次密集讲道，印象最深的是“米该亚惹着谁了”那场讲道。谈到假先知对亚哈王的讨好、与先知米该亚的对立，也谈到守望教会购买的新堂与三自海淀堂一条马路之隔的“巧合”。那几次讲道真是及时啊，从来没有听过牧者现场讲述三自和家庭教会的问题，感谢主，他知我所需。从缸瓦市出来之前，我本来准备找《基督教要义》看看，了解基督教的教会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于是就去教堂的售书室买了一套三自出的《基督教要义》，让我失望甚至气愤的是，这部书被大面积删节，第三卷的“教会论”部分基本被整部删节，只剩标题了。而那些标题，正是我感兴趣的内容，看来他们真是心虚啊，怕信徒建立符合圣经的“教会观”，就用了这种办法。但感恩的是，那一年，完整的《基督教要义》正式出版了。拿到那部书的时候，我刚开始在守望聚会，对教会还不了解，看到封面上的“孙毅、游冠辉修订”，我还和一位姊妹说，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很耳熟，好像是哪个教会的长老，其实就是守望教会的长老啊，呵呵。拿到这部巨著，激动地直奔第三卷的“教会论”，开始啃。现在想想，都不知自己当时哪儿来的劲头，或许这就是上帝在那时所赐的“饥渴慕义”的心吧。
“教会论”读完，又上了守望教会的会友课程，了解了教会的信约、章程、纪律（以前在三自教堂五年多，从来不知教会还有这些），我才慢慢建立了“教会观”，看到了教会观中最核心的是：“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也是今天守望教会在户外敬拜的争战中所持守的信仰核心。从三自到守望的过程，是我从一个个体信徒变成教会肢体的过程，教会史、中国教会史、老一辈的见证、三自教堂的偏离、守望教会的建制，上帝一路上以这些路标带领我，直到我看见那合他心意的“教会”——他忠贞的新妇。记得以前读过这样一句话：“没有看到神的教会的信徒，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时不以为然，今天想来，确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