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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王怡 | 人性的落差

王怡 | 人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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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 | 人性的落差 (两篇,与抗战无关)
原创 2017-09-01 王怡 王怡的麦克风
在普遍的灾难与罪恶中,是没有英雄或义人的。伦理的冲突,如对伤兵和女性的保护或舍弃,及人性在信念驱动下的挣扎,最刺痛人,也祝福人。高于这个,是赞美诗。低于这个,是宣传品。在这条线附近,就是文学。


人性的落差:《南京南京》





  一弟兄来信,说他陷入难以克制的手淫。茂盛的年龄,如何能在圣洁的安静中等候,胜过情欲的翻滚。我跟他说,我曾一样。从少年幻想女性的身体,到第一眼看见这样的图片,无数邪情私欲,所指向或臆想的次数,恐怕早已超过日本人在南京强奸妇女的总量。

若在那时,我扛枪会如何?若在那时,我被带到陆川镜头下的南京城,我是拉贝还是陆建雄,是唐先生或姜小姐,是日本兵角川,抑或妓女小江?我灵魂中真实的罪恶,与肉身世界布满骸骨的荒凉,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或者出于偶然,偶然的意思就是绝对。如日本人绝对邪恶,我们又绝对如何?或者如幻亦如电,人性的落差,就失去了道德的重量。又或者,肉身世界是一望无际的荒原,每件事都如此真实,昨天的屠杀,强奸,谎言,懦弱;今天青年人的义愤或遗忘,纷纷同居,或纷纷入党。关于灵魂与肉身,记忆与现实,民族与个体,最艳俗而刺目的意象,还是郁达夫当年的小说,留日学生躺在床上,一面自慰,一面高呼,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这就是和平的意义。和平使一个自慰者,脱离了国家意识形态,才能看见这是灵魂里一桩真正的苦难。有朋友问,你以往对自由民主的关切,为什么不见了。我说,满目苦难,有时反而是我们认识自由的妨碍。自由的真正命题是这个,如果我死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呢,如果我死的时候盟军尚未登陆呢。或者清廷还没推翻,日本还没投降,避孕药还没发明,革命尚未成功,瘟疫仍在蔓延?自由的真正挑战是,如果这样,自由之于我还有可能吗。自由可以超越制度变迁之上,并因此带来对制度变迁的祝福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意味着,对一切曾在世上活过的人来说,自由不过是一件碰巧的事。碰巧改革开放了,碰巧文艺复兴了,碰巧有个妓女愿意站出来,去给日本人当慰安妇,换取幸存者过冬的粮食?

如果这样,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或5.12龙门山脉地震的罹难者时——尽管迄今我们仍然不能得到他们的一份名单。你该说些什么呢。难道说,自由是六合彩,只提供给某些幸运儿。你们八字不好,注定一生与自由“无分、无权、无记念”?

我回答朋友的,不是我的信仰,而是我的逻辑。倘若将任何一种肉身世界中的理想,哪怕是自由民主、普遍人权,看作一个价值观与人生理想的至高点。就意味着你的理想,对任何在灾难、战争、屠杀或不义的制度下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个体来说,都是冷酷的。因为你的主义,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撇在了美丽新世界的外面。

所以,看这部电影,不是给我一个发民族恨意、强民族身份的机会。或给年青人提供一个自慰与南京大屠杀的超级链接。其实对苦难的任何描写,都在挑战和归正我们的价值观。就像走在街上,我常问自己,对面那个乞丐,前面骂骂咧咧的人,或遵道镇上失去亲人的那个嬢嬢,在我的信仰里,就是在我所相信的那个宇宙人生里,究竟有没有他们的位置?在我的盼望里,有没有他们的盼望?如果我的信仰,在逻辑上必定要将一部分人类,以一种自私和不公义的方式撇在外面,我的信仰就是虚假的。因为我以一个自我的理想,切割了这个世界,把一个人类,分为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类。除非我本人就是上帝,不然,我怎么敢,怎么配呢。

以往的抗战电影,都把人类分为两种,我们好像卿本佳人,所以对邪恶不可理喻。其实呢,日本人在南京干过的一切坏事,中国人彼此之间,没有一样没干过。陆川的勇气,是全片以角川为主线,把日本人还原为了人类。角川不是恶魔,而是一个有人性的坏人。他不属于一个与中国人不同的族类,而是我们中间最坏的那个人。他坏,但他仍住在我们中间,被称为人。一旦他被称为人,我们中间最好的那个人,在上帝面前,面对我们中间最坏的那个人,也不是全然无辜的。除非他不是人,不然,我们无法在终极的意义上撇开一个坏蛋。

我的灵魂,尝过这异常的痛苦。但侵略者与受难者的区分,只是第一层的。公义而肯定,却不是全部和至高。就如自由民主,在这个层面上,也值得追求和肯定,但一样不是全部和至高。陆川拍出了中国电影早该拍出,却一直无能拍出的一个起点。导演的才华,有一大半,都用在为着角川最后的自杀,细细描述一个陷在罪中的人类。

使角川忧伤而不能自禁的,并不是一个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悔恨,而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悔恨。他所爱慕的日本慰安妇百合子,梨花带雨,我见犹怜,使战争的宗教性在他心中坍塌。日本军队祭奠亡灵的那场鼓阵,是这种宗教性的国家意识形态浓墨重彩的出场,甚至饱和到快要撑破黑白的镜头。这是陆川试图理解这场侵略与屠杀的点睛之笔,也是对靖国神社的一次预演。后来,角川看见姜小姐的十字架项链,他说自己也在教会学校读书,强要了过去。他的上司松井开枪打死小妹,说,这么美的女人,不该这样活着。角川的震惊,只是无数铺垫中的一个。姜小姐最后被士兵拖走,回头朝这个揣着十字架的日本兵,说了一句英文,请打死我。角川开枪打死她,也最终打死了他灵魂中的那个日本军人。

试图将日本人“去妖魔化”,是这部影片的勇气。问题是这将使我们与敌人的人性落差,也因此被缩短一截。导演或者没有勇气继续面对这种张力,或者自己也无力承受。于是,他同时选择了对中国人的“崇高化”,来继续保持两个族类的人性落差。最大的两个败笔,一是前半段的散兵抗争和杀降,刘烨沉默的表演,慢慢积蓄起恢弘的压力。结果国军将士们最后喊出“中国万岁”。人性的苦难,被国家意识形态的幽灵把持,向着一个单向度去了。换成姜文,我想将士们喊的一定是“操你娘”。这比唐先生被枪毙前,对松井骄傲地说“我老婆又怀孕了”,更加贴切。这才是肉身世界中的坚持与卑微,大地上仅存的咒诅与希望。

第二个败笔,是让拉贝先生向着中国难民下跪。人性的落差,若不能继续向上仰望,就只能向着苦难的一方跪下了。不然对敌人的去妖魔化,实在是我们受不了的。虽然小豆子还活着,中国的确没有亡。但电影还是缺乏光合作用,几乎耗尽了电影院中的全部氧气。这是为什么,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另一部《拉贝日记》。



在华西坝回望南京:《拉贝日记》





结果妈妈4岁时,就在家乡的教堂里,给新娘子牵过婚纱。她自己不说,我怎么知道呢。但若不是我信了耶稣,她又怎么想得起来?

轮到妈妈自己结婚,父亲送她的聘物,竟然是毛选四卷。我一直以为,自己被生养在后一种遗传里。大学时,写过一首叙事诗,是我断断续续了解到的家族史:

“衙狱清静。贞妇涌现/祖父经营上南街的药铺/在押往西域的头晚/戴袖章的母亲被白衣人拉走”。

“当父亲衣衫褴褛。从青海扶棺回来/青石板路满插彩旗/城关万人空巷。士卒朝天放枪/我悄悄走离合唱的队列/到南门外的河边/起意为死难的人保持沉默”。

直到2007年,我才知道,和妻子青梅竹马的幼儿园,是贵格会的传教士办的。我们读的小学,连我出生时在那里昏迷了三天的县医院,也是英国贵格会兴办的。

贵格会,也叫公谊会,我不完全认同他们的教义,但我的一生,却无缘无故地,与他们有着密契。1894年,贵格会的传教士陶维义,揣着四川历史上的第一只足球,来到我的家乡三台。几个月后他被乡亲们赶跑,转去重庆。不过,几经反复,三台至今仍被称为四川的足球之乡。贵格会在四川的传教士,中文名都姓陶。母亲回忆说,她还记得小时候有个蓝眼睛的、姓陶的黛丝姐。不过当年在中学球场上,我快乐奔跑,铲球过人时,对这些渊源,全然无知。

后来,又有一位姓陶的宣教士在我家乡被殴打,得了二千两银子赔偿。教会用这笔钱买地修医院,就是我出生的那家医院,还立了一块碑:

因彼财、为彼用,故修医院
怜尔病、爱尔民,敢谓名医

1910年,贵格会和其他几家差会,在成都联合创办了华西协和大学。贵格会的建筑师荣杜易,设计了当时被誉为中西合璧建筑典范的华西坝。1937年,南京沦陷。金陵女子大学迁来成都,只留下美国传教士、教务主任魏特琳女士,参加了拉贝的国际委员会,在那被誉为东方最美的校园里,她保护了上万的妇女免受日军凌辱。

而那时的华西坝,余民聚集,恩典存留,如南京城里的安全区一样,成为一座看得见的逃城。主要的6所教会大学,华西、燕京、齐鲁、东吴、金陵和金陵女子,就在此刻,我从书房望出去的一箭之地,组建了中国基督教联合大学。成都的华西坝,和重庆的沙坪坝,成为抗战后期学生福音复兴运动的中心。恩惠所及,至今影响着全球的华人教会。

那时的陈寅恪,也在这里回望废都,伤怀文化: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其实贵格会对抗战的贡献,也和拉贝一样,少为人知。他们持守一种绝对的和平主义,在历次战争中都以医疗救助为使命。在被称为中国战区生命线的滇缅公路上,年复一年,奔跑着贵格会的救助车队,承担了抗战期间几乎所有医疗物资和60%的其他救援物资的运输。1947年,人类回首那不堪回首的岁月,终于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英美两国在二战中的贵格会救护队。可惜啊,从他们受惠最多的中国人,已经开始内战。而连我这个几乎是经他们之手才来到这世上的人,都几乎忘记了,或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陆川的前作,和一些访谈中,十分令人遗憾的,是对拉贝等西方宣教士的冷漠。他对感恩一词,似乎条件反射式的反感,抑或商业性的回避。对一个感恩太少、而非太多的民族来说,如一位网友感叹的,中国人的不知感恩,和日本人的不知悔改,一样深刻而可耻。我寻思,陆川的心理,也许是把对于施爱之弟兄的感恩,和对于市恩之党国的戴德,混为一谭了。换言之,人类是一个整体,弟兄相爱撼山河,这样的情感认知,对陆川和我们来说,依然是陌生和值得怀疑的。所以他的框架,还是以民族国家为灵魂的边界。

所以才期待这部《拉贝日记》。期待导演的情感方式,对于苦难和德行的陈述,能有一丝怜悯,超越于我们灵魂被捆绑的边界之外。尤其是电影在德国拿到了最佳影片和影帝等奖项。但看过之后,还是略感失望。

我怕的是,影片反过来又将拉贝拔高了。在普遍的灾难与罪恶中,是没有英雄或义人的。伦理的冲突,如对伤兵和女性的保护或舍弃,及人性在信念驱动下的挣扎,最刺痛人,也祝福人。高于这个,是赞美诗。低于这个,是宣传品。在这条线附近,就是文学。

这样来看,电影前半部,好过后半部。因为拉贝的歧义性,一度得到了有力的呈现。差点使我预测,几乎要好过辛德勒了。他又是基督徒,又是西门子公司的商人,又是纳粹党员,又是国民政府的友人。这些复杂性超过辛德勒,逻辑上说,他的故事,也有超过辛德勒的张力和压力。但在书写这种张力上,导演开了好头,却无力为继。拉贝用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译制误作德国国旗),覆盖了600个中国难民,免于日机轰炸。这一幕极具震撼力,也是拉贝日记中的真实故事。

老实说,读拉贝的日记,他对上帝的感恩和仰望,和对希特勒的敬仰与盼望,有点难分高下。仅从日记看,我很难认定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好在我不是那有责任判断一切的人。逃城的盼望,在拉贝那里,被放在一个混杂的平台上。基督、纳粹和西门子公司,共同影响了拉贝的人道主义救援。安全区的基督教背景,在魏特琳女士,和其他几位长老会和圣公会牧师那里,反而比在拉贝身上更凸出。魏特琳曾在日记中写下,

“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充满了各种罪恶。噢,上帝,请控制这些凶残的野兽般的士兵……”。

张纯如自杀前说,读到这一段,她泪如雨下。

但在拉贝日记中,有超越民族边界的义行,却几乎没有这样的仰望、祷告和祈求。

另一面,对难民来说,卍字和卍字,也很难被区分。所以称拉贝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也折射出这种歧义性。连他晚年在祖国的凄凉,也是这种重叠性的延伸。但这部电影似乎过于瞩目拉贝的纳粹身份。基督教的背景,只剩下魏特琳办公室墙上的十字架。可惜她的形象在影片中也过于单面,结果连后半部的拉贝,也逐渐失去了挣扎中的丰富性。

在感恩与审视之间,确是很难平衡。因为我们里面太多的情意结,尚未解开。拉贝的妻子朵拉,并不认为丈夫在南京所为,有多么了不起。她说过一段有穿透力的话,但若非她亲口所说,由我们来说,就显得刻薄无良了:

“托尔斯泰有一段日记大概是这样写的:孩子们有时把面包、砂糖和钱送给别人,以为这是在行善,因而自鸣得意。孩子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可是大人们应当知道,拿别人的东西送人,这并不算真正的善行”。

不过我十分相信,拉贝自己也同意这话。当人怀着这样的心,向弟兄伸出援手时,更值得感恩,也把我的目光从他那里稍微移开,想起贵格会和我的家乡,在华西坝回望南京的苦难,也仰望面包、砂糖和一切恩典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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