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
https://mp.weixin.qq.com/s/RBeKNIs8I4L3APHxq00V0g
老舍：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
2017-07-29 林夕 有病要读书5
酷热难当的午后，有病君又拿了起金瓶梅就西瓜解暑，想到英译本《金瓶梅》的一些趣事。
记得Egerton是个英国怪人，花了十五年时间把我国第一淫书翻译成英文结果出版过程中障碍重重，于是只得把淫秽描写段落替换成拉丁文（简直就是一个英式笑话了。自古以来爽歪歪的篇目都是教士的特权，连舶来品都不例外），后来有人干脆把拉丁文的段落摘出来单独翻译出版成一部艳情小册子，再加上海外华人抗议此书有辱国体（我们国体甚贵，于是被辱就是一件很轻易的事情了，就像越是自视甚高的贵妇人越容易觉得自己被人轻慢了），完整本一直拖了很久方付梓，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埃氏的译本也是此书唯一的英文译本了。
在英译本《金瓶梅》的扉页上Egerton写明了致朋友C.C.Shu。对于读书，有病君一向是个好事之人，于是留了个心去读序言，果然后面提到：如果没有这位好基友根本不敢说自己能够完成此举等等。
（without the untiring and generously given help of Mr. C.C. Shu, who, when I made the first draft of this translation, was Lecturer in Chinese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于是就顺藤摸瓜去查了这个中文讲师，果然不出所料，初相逢还是旧相识。
1924年来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的年轻讲师，Egerton的好基友好室友C.C.Shu同志，全名Ching Chun Shu，中文即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
不过这个时候帮着室友翻译《金瓶梅》的中国留学生还不是老舍，他甚至还没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这位大龄青年C. C. Shu每天都在纠结我们现在一样纠结的问题：没钱啊没妹子啊家里的老妈啊没房子啊。
当然，这么痛苦的不仅仅是我们也不仅仅是他，俞平伯留学英国之际就因为“洋食难吃，课业艰深”索性从学校跑路了，好基友傅斯年一路追到马赛都没能把此君劝回来。
当年的留学圈大概也和现在一样分为三档：康奈尔大学的普通青年胡适期中考试狂飙GPA后还能给自己煮碗鸡丝面然后继续打牌；
高帅富徐志摩出入各种大师的宅邸犹如逛自家花园，动不动还更新条微博说我今天又碰见宅男女神林徽因了；
而二逼青年C. C. Shu呢，穷得叮当响，每年挣250磅花300磅；吃食堂吃出胃病，养不起，只能去廉价的中国餐馆喝一碗一先令的汤。
至于外貌，据宁恩承回忆是这样的：“舒同学一套哔叽青色洋服冬夏长年不替，屁股上磨得发亮，两袖头发亮，胳膊肘上更亮闪闪的，四季不论寒暑只此一套，并无夹带”
当时的C. C. Shu穿着长年不换油光闪闪的唯一一套衣服走在伦敦街头，那种超然脱群的程度绝对不亚于宅男秋裤外穿游荡在上海外滩。
更悲剧的是：身边连个妹子都没有还老被那个奇葩的英国室友抓起来半夜一起研读《金瓶梅》……于是，二逼青年就这样被活生生地逼成了文艺青年。
这位C. C. Shu同志就是在留洋的时候开始动笔杆的，“二十七岁我到英国去。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为小说家──虽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说家。到了英国，我就拼命地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就痒痒了。离开家乡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了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呢？”（《我的创作经验》老舍）
有病君对于老舍的书读得并不多，甚至在此之前不能相信此人也留过洋，因为很多留学生的文笔是能够读出来洋味道的，比如邵洵美仿得一首漂亮的英国诗，比如闻一多《死水》之仿美国新诗派──而老舍自始至终一口珠圆玉润的京片子，把这个城市琢磨得像核桃一样玲珑。
现在必须叹一句自己的浅薄：贵公子们吟诗做赋是早在出国之前就熏陶出来的，而另有剩下的一些人笔耕不辍是漂洋过海内心憋火不吐不快一点点给逼出来的。
这个背井离乡说着一口标准Chinglish的中国留学生在读了大本大本的英文小说后码起了方块字，这些文字在异国他乡的肚肠里像饥饿一样凝结，而字字句句却都是在北京灰蒙蒙的冬天里就着西北风从冰糖葫芦的甜渍里浸泡出来的。
让有病君格外好奇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孤身在外的大龄青年是用怎样的心态去翻译《金瓶梅》的。因为那个年代没有新东方，留学生之间牵线搭桥的鹊桥业务还一片荒芜。即便是现在，中国留学生和美国姑娘恋爱也并不是主流吧。可以想象热情如火的美国女郎看见穿着长年不换的过时衣服的宅男C. C. Shu也绝不会是一张看见了东方王子的花痴脸孔。
在C. C. Shu成了老舍之后，他开始写一部书叫做《二马》，讲的是一对中国父子在伦敦和一家寡妇的暧昧纠葛。有趣的是批评家总说这部作品是“不写实的”，这幻想的华人与白人的罗曼史中，藏了几多辛酸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并非人人都是徐志摩，能一掷千金在欧洲名媛之间吃开一个小圈子。
那会儿的宅男们也尚且没觉得为祖国扬眉吐气的重要途径就是搞定个洋妹或者是看着欧美小电影来一发让“两大帝国伺候我一个”。
C. C. Shu及其同道者大概是羞涩而自卑的，郁达夫在《沉沦》里描述留日的男学生在路边碰到结伴走的日本姑娘，擦肩而过的时候姑娘们咯咯笑成一团，他被这笑声挠得心里一痒，旋即又有几分羞怒：她们定是猜到我是中国人了……
我不知道当时的C. C. Shu是否也是同样的心境，但是老舍本人绝口不提他在英国和人一起翻译《金瓶梅》的故事，至少文革时候这一条本应被大张旗鼓批斗的罪名并没有被揪出来。我猜想，当他跳湖自尽前徘徊那一整天的时候，心里可曾记起那个在破公寓的落魄青年，一边读狄更斯的小说一边翻译一本淫书──男女情爱，世事无常，黑黑白白翻了一遍又一遍。
在上世纪的50年代里，苏联正当盛年，马教还是显学，就是那时候，在1950年，老舍从美国归来，要参与祖国建设，他说：“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他甚至也看过那本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并嘲讽说：那一本小说是描写英国共产化了以后的情形的。……你在家里写日记，都能用无线电给探查出来。一个人要反抗，给捉去弄死了。全书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惊险的幻想，充满了阴森的谣言……。
这话说过16年后，他投湖自尽，用生命证明了这不是谣言。
而最悲凉的是，老舍的自尽并没有办法归纳为“殉中国文化”、“士可杀不可辱”，这样沉甸甸硬邦邦的理由。
因为到死，老舍都不觉得时代是错的、黑暗的，而自己是正确的。老舍不是鲁迅，他并没有要叫醒沉睡的人的觉悟，反而是急吼吼地要加入新时代、新趋势、新运动里。他并不像一般的艺术家一样追求痛苦，而是和他笔下的下民百姓一样，但求温饱善良。
即使到了疾风骤雨的1966年，老舍还是很积极，一大早就出门，或许因为那时他的创作已经不受重视，话剧剧本接连被退稿，人艺不再找他写戏， 文联组织下乡活动也不理他，这一年他带作家去日本，回来之后写了长篇游记，也没有报纸愿意发表。
老舍有点凄凉地说：“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老舍怕自己没用了。也是这一年的春天，他到北京顺义的陈各庄大队体验生活，写下了一篇反映科学养猪的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
开头是：“新中国，万象新，打起竹板，唱唱新农村。新农村真方便，一来来到北京东北的顺义县。顺义县，好风光，渠水浇田稻麦香。”
这之后，就没有公开发表任何作品了。
也是这一年的8月23号的下午，一群北京女八中的学生冲进了文联，她们头上扎着小辫，腰里系着宽皮带，气势汹汹的揪出了老舍。
老舍当天穿得体面，八月骄阳似火仍穿着西装外套。
被打第一下的瞬间，老舍就成了他笔下的人物，《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彼时，他是这样写的：
“天佑的眼中冒了金星。这一个嘴巴，把他打得什么全不知道了。忽然的他变成了一块不会思索，没有感觉，不会动作的肉，木在了那里。他一生没有打过架，撒过野。他万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也会挨打。他的诚实，守规矩，爱体面，他以为，就是他的钢盔铁甲，永远不会教污辱与手掌来到他的身上。现在，他挨了打，他什么也不是了，而只是那么立着的一块肉。”
24日的凌晨，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老舍欲回家，然而，家人坚决拒绝他进门要其好好反醒。他独自来到了太平湖，在湖边坐了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最后步入湖水自尽。死后，连骨灰也未保留。
汪曾祺以老舍之死为题材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借着吃瓜群众评价老舍的死，说：“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这大概就是他想不通的地方。”
当然，这样说也是轻佻了，千古艰难惟一死，偏偏在旁人口中这么容易。
只是不知道他死前的十几个小时坐在太平湖边沉思，除了手里捏着的《毛主席诗词》，脑海里有没有想起过那本自己曾经嘲讽过的《1984》。
其实关于老舍的死，还有很多谜没有解开。比如是谁通知八中的女学生到文联？谁主导了对老舍的批斗？哪些人动了手？老舍自杀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被打受辱了吗？
这些“凶手”，都没有明确的面孔。这或许是一种战术的成功，把所有人都变成施暴者，就没有人向施暴者扔第一块石头。
而所有的叙述者，都或多或少地美化了自己的行为和动机，浩然说自己是为了保护老舍，拒绝忏悔；女八中的女红卫兵说自己太年轻，太幼稚，社会是很可笑的。
而批斗当天的目击者则觉得老舍自杀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后者也可能有他的道理，同样是经历文革，巴金文革时自己跟太太躺在床上，他说：“日子难过啊！”太太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
而老舍的家人则和他划清了界限。
而老舍的死只让有病君想到他的一句话：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
无耻到连他的死也变成了一桩暧昧的罗生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