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清华大学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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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清华大学团契
原创 2017-06-11 鉴真 基督徒学生联会
清华大学，作为由宣教士提议以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其一开始就和基督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早期的清华校史中，基督教青年会在传播福音上做了重要的贡献，然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使得其影响渐渐淡化。
甚至1930年代的《清华周刊》发表《清华铲除基督教青年团宣言》一文，无非是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云云，强调科学真理，民族振兴。
抗战开始后，神在西南大后方带来了一波属灵的复兴，随着抗战胜利，复员后的大学也开始纷纷建立起学生团契。
清华团契是在复原后的1946年10月27日正式成立的，由当时清华化学系的罗旭等同学带领，并迅速扩大到四十多人。
1947年5月24日，清华又有一些学生成立了松明团契，团契同学除了平时的团契聚会，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联系紧密，包括在一起温习功课，建立读书小组，此外还有一起运动的散步小组，游泳小组，乒乓、棒球、网球组，当然最重要是灵修小组，带领同学负责一周一次的敬拜灵修内容。原来的清华团契不适合再用“清华”这个大帽子，就改名为橄榄山团契。
1947年暑假末，清华又多了一个团契，是由那些暑假参加基督教青年夏令营的同学，因为对团契团体式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兴趣，回来后便成立了年轻的“清光团契”。契友们在文法理工各学院都有，清光经常出去举行灵修联谊和康乐活动，对学术研究也很看重，每次团契常会有学术讨论和时事分析。
看到校园里一下子涌现出很多团契，清华的基督徒们都不约而同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谁来代表清华的对外联络呢？谁做这些团契们的家长呢？在这个迫切需要下，三个团契的负责人就在1947年9月4日的下午召集见面会，构画对未来的大团契的希望，大家达成共识，需要成立大团契。
9月9日晚上，各个团契的代表在城府槐树坡李霖撲牧师家开大团契的筹备会。李霖撲牧师来自英国，是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学士、硕士，1947年8月他在清华教授希腊文和英文圣经（1949年之后离开中国）。橄榄山、清光、松明各派代表三人，再加上李牧师夫妇，清华工社干事钟一鹤，一共是十二个人，会议从黄昏时分一直开到午夜，经过四个多钟头的讨论，大家就大团契的名字、契友资格和内部组织达成了一致，至于团契章程的其他部分，由三个团契各代表一人在第二天和李牧师、钟干事切磋起草，经过两个半天终于完成了。
1947年9月15日晚上，大团契的第一次全体成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召开，各小团契多半是一家老小都出席了，会议顺利进行，大团契的名字确定为“清华基督教团契”，团契契友只要愿意透过友爱、灵修、学习、服务以传扬基督精神的，无论是长幼尊卑都可以加入。大会通过了大团契主席：刘振泽，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得到大家广泛的尊重和爱戴。
大团契成立后，就开始了联合迎新工作。1947年10月19日主日晚，清华大学的新老同学坐满了音乐室最大一间教室，四壁贴着欢迎的红绿纸条，写着欢迎的标语和圣经经文，当时的学生回忆：“这里有礼拜堂没有的欢腾，歌舞场没有的庄严”。主席致简短的迎新辞后，橄榄山团契、清光团契、松明团契的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的小团契的历史与现状，接下来是文艺表演，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三刻结束，此次迎新会一共有二十几位新成员加入团契。
1948年夏令会后，又一个清华团契诞生了——涌生团契。不同于其他三个团契，这是一个超校际的团契，和燕京大学的涌生团契联合。团契强调自身不仅是宗教性的，学习性的，也是生活性的，这是团契能够成长的秘诀。
在此不得不提一下1948年北平各大学基督教学生夏令会，虽然其时大部分学生都热衷参加革命运动，能够在这个时候举行该夏令会实属不易。本次夏令会于1948年7月3-7日于通州潞河中学举行，参加的学校有燕京、清华、北大、师大、辅仁、朝阳、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七个单位，共一百一十人，大会的主题是“基督的使者”。
大会围绕主题安排信息和讨论，旨在让参会者了解在狂风暴雨时代中的基督徒使命，讲员是江文汉博士。大会安排的查经内容是路加福音，因为不少参加者还不是基督徒，透过对耶稣的认识帮助他们了解福音，而基督徒学生主要查考加拉太书。
虽然相对于整个北平各大学的学生，这与会的一百多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然而无论外面的环境有多艰难，对基督的信仰还是在一点点的传播。
这时候地下共产党引导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接连的罢课、游行使得团契的正常活动都受到干扰。不少团契里甚至潜入了共产党员，进行舆论的引导工作。
即使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像李霖撲这样的宣教士仍然坚持见证福音。1949年在一份关于清华团契的报道中分享了如下情况：
“我们的工作还在照常进行。大多数的同学因为对于新环境（指共产党执政，编者注）寄以莫大的希望，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如何为新社会服务，因此减少了对于我们工作（指布道，编者注）的兴趣。所以在过去几星期中，我们的一般事工都在逐渐缩小活动范围。
……
主日崇拜一直没有停止过。参加崇拜者比以前较少，一般只有四十人左右。我还有一个查经班，研究马可福音，和一个领洗准备班，现有两位同学已经完成准备阶段，只等待接洽教会领洗。
……
我认为在此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我们将无法展开大规模的工作，因为大多数同学根本上就不会注意我们这一类的事工。但是，我们仍有一小核心工作对象，只要我们经得起眼前这一时间的考验，谁敢说将来我们不可能有较大的开展？至于此后在国立大学中的宗教工作的可能性，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不能答复的迷。
……
我仍在清华大学教两门功课（希腊文和英文圣经）……我们现在又得一位爱尔兰长老会的John Stewart帮忙公社工作，他也在清华大学教英文。“
另一位田常青弟兄报道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
“自北平易手后，团契情形一落千丈，特别是最近几次，来参加礼拜的寥寥无几。上一次只来了一位同学，而干事倒有四位。契友上哪里去了？不是去参加政治工作，便是思想转变了。原来团契人数不到三十人，现在留在学校的只剩下十余位了。今后维持清华的团契，确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
很快，这些校园团契在无神论的思想下越来越难以生存下去，很多学生转而投靠共产主义信仰，而那些坚持对基督忠诚的学生则为此付上巨大代价。
七十多年过去了，昔日的团契学生大多已经离世，剩下的也已成垂垂老矣。然而，我们在这清华园中仍可以见到信仰的火焰在年轻学子中的燃烧和传承。
参考资料
(1)《团契园地:清华团契:清华团契退修会》，《恩友》：1947年，4期14页
(2)《园地:松明团契》，《消息(上海)》：1947年，13期6页
(3)《清光小团契》，《清华公社》：1947，3期6页
(4)《清华团契迎新记》，《清华公社》：1947年，4期6页
(5)《介绍清华的两个团契：清光与涌生》，《清华公社》：1948年，8期7页
(6)《北方来鸿: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公社近况》，《消息(上海)》：1949年，29期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