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一份“政治不正确”的大屠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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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也退：《安妮日记》，一份“政治不正确”的大屠杀记录
原创 2017-05-21 云也退 大家
文 | 云也退
鼎鼎有名的《安妮日记》，距离其首次出版至今已整整七十年，但中国人恐怕对它相当陌生，因为印象告诉我们，这本书大概无非诉苦和励志而已，生于苦难的小女孩乐观而顽强地活着，不幸最后还是没能逃脱暴徒的罗网，并死于集中营。但我们不知道，书中所述的内容还远不止此。自其被人读到伊始，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留下的这些文字，就不单单被看作希特勒发动的屠犹暴行的直接佐证，否则，犹太世界自己不会如此推崇它——他们早就过了煽动苦难记忆，要世人铭记大屠杀的阶段了。
▲ 《安妮日记》
“我这就开始吧。
“此刻是这么宁静。爸爸和妈妈出门去了。玛戈特和几个年轻人到朋友家打乒乓球去了。近来我也常打乒乓球，甚至我们五个女孩组成了一个俱乐部。俱乐部的名字叫‘小熊座减二’。一个将错就错的怪名字。我们本想取一个特殊的名字，因为我们有五个人，于是马上就想到小熊星座。我们以为小熊座有五颗星，可我们搞错了。小熊座有七颗星，和大熊座完全一样。这就是‘减二’两字的由来。
“伊尔丝·瓦格纳有一套乒乓球设备，瓦格纳家的大餐厅随时供我们使用。由于我们这些打乒乓球的女孩尤其在夏天都爱吃冰淇淋，打球会热，因此打完球就常去光顾最近一家对犹太人营业的冷食店‘绿洲’或‘德尔斐’。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身上有没有带钱。因为‘绿洲’通常都门庭若市，我们在许多熟人中总会找到几位慷慨解囊的男士或某个追求者，他们请我们吃的冰淇淋多得一个星期也吃不完。
“我想你一定会感到奇怪，我这么小小年纪就已经在谈论追求者。……”
这就是安妮日记的画风，提笔的时候，她已经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间密室里，之后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她一直在写，直到被纳粹抓捕。她的这些信，首先不是写给自己的，而是写给另一个自己——一个名叫“吉蒂”的女孩的，这使其文笔更加自由，就好比平时我们喜欢把自己的事安在“我的一个朋友”身上说给别人听一样；其次，她写信也是做好了将来发表的准备的，自己反复删削、修改多次，因为她从当时流亡的荷兰政府的讲话中听到，战后要收集战时的日记整理出版。
根据战后的统计，90%的荷兰犹太人后来都没能逃脱纳粹之手，惟其如此，安妮的天真，对未来充满希望，从没想象过迫害会真正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等等特质，才显得那么耀眼。尤其是，她的文字将读者带离、而不是驱近残酷的现实那一边，读者跟着她沉浸到她的世界里，这里有乒乓球，有伙伴，有孩子对成人的纯真观看，还有“小熊座减二”——在任何一个时代，能玩这种字谜的人都稀罕地同时拥有两份内在财富：聪明与自由。
▲ 《安妮日记》初版封面
安妮记录了大人们的行迹，不时发着可爱的牢骚，也替别人抱怨：“范丹先生和太太大吵了一架……彼得当然很为难，他夹在中间。”对父母，她的好恶但言不讳：“爸爸对我总是很好，也更理解我。啊，这种时候我受不了母亲，我对她而言也是个外人……她连我对最平常的事情是怎么想的都不知道。”她写自己阅读心得，都是直感，从无成人的欲言又止：“《夏娃的少女时代》写到女人在街上出卖肉体，换取一大笔钱。我要是在这样一个男人面前，一定会羞得无地自容。”她还在幽闭之中面对成长的秘密：“我多么希望来例假呀，那样，我至少就长大了。”
只要谈及大屠杀，就必须正面说出其悲惨、恐怖，这在战后的氛围里渐成一种“政治正确”的要求。正是在这一点上，安妮日记，这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大屠杀文献”的文本，就显出其独具犹太特色的矛盾性来：对于屠杀和迫害，安妮并不是不提，而是一提到就作轻笔，例如她曾说，与那些躲无可躲、但又必须活下去的犹太人相比，“我总是总结说，我住的地方是个天堂。”在1942年10月9日的日记里，安妮说出了“我的悲歌”，她听闻一批又一批犹太人被抓走的消息，也预感到了他们的命运是“等候处死”，不过，她以向“吉蒂”吐露心声的方式写这些听闻和自己的心情，多多少少，你会感觉她在写时的心情不算太坏。
安妮日记是在安妮死后由其父亲整理出版的，起初，一批专家质疑这些文字是否出自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之手，后来鉴定为真，人们又困惑于应该怎么“使用”它。安妮够真挚，也够乐观，却不够“正确”——不符合教育后人的要求。这里面的悖谬令人犯难：人们可以拍出很正确的影片，出版很正确的纪实或虚构作品，将历史事实化作一种固有的善恶印象，永远扎根在人们的内心并代代传下去，然而，这历史事实的第一手经验者自己的记录，却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这一印象。这可不可以视作一种“当局者迷”？
当然，学者们给出了解释：安妮困居一室，行动受限，随着时间推移，能接触的人越来越少，她不可能洞悉全局。解释很合理。不过，人们依然一直在讨论，如何给孩子们读安妮的日记，让他们以何种方式知晓安妮的故事，这关系到如何传承大屠杀文化——并用它来警示世人。是灌输给他们一个“真相是什么”的结论，还是一上来就捆绑着把当事人的态度也说给他们听，并且启发他们认识到，即使对于一个大体确凿无疑的历史事件，每个人也会操持不同的观看和理解的角度？
如果是后者，那么，接受这种教育的人，在成长过程中就能学到重要的一课，将学会在各种看法和意见之中形成自己的判断，而相信这并不是唯一的、标准的、终极性的答案。也许还能更进一步，相信个人的力量能在外界现实之外创造另一个现实，一个如安妮日记中的现实一般的现实，打满了作者人格的烙印。犹太人总是相信留下文本的意义，但在实践中，文本绝非终极的目的：它们会引起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又需要以更多、更大的问题来回答。
（题图为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手握奖杯，1971年，他因《安妮·弗兰克日记》售出100万册而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