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我和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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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我和我妈
2017-05-14 蒋方舟 三联生活周刊
不久前，我和一个朋友聊起我恋爱上的屡屡失败，她问我：“你有过真实关系吗？”
我问什么是真实关系。她说就是彼此不畏惧暴露出最真实和卑鄙的一面，我想了想，说：“至少在两性关系里没有过。”在两性关系里，我基本上都表现得温良恭俭让，和对方攀比做道德高尚的人，最重要的是，从来不发火不生气不产生负面情绪，整个人像是一个笑盈盈的不倒翁，或者是一个始终微笑着迎来送往的餐厅老板娘。
她又问：“那你和你妈呢？”
我想了想，那大概是我人生中唯一的真实关系，我会向她发脾气，和她置气，不吝展示出自己最不愿示人的一面。这大概是我到现在还没有被憋成精神变态的原因吧。

蒋方舟
向且只向我妈发火，这听起来对她并不公平，但实际上是我赋予她的特权。我从来不埋怨和向别人生气，是因为我是一个自大的人，大多数时候我认为自己更强大、稳定和坚不可摧，因此从来不把要求自己的标准来要求他人，认为受害者若是自己便是可以忍受的——因为我更强。这并不是软弱，这是骄傲。唯有对于我妈，我赋予了她能够伤害我的特权。
我妈和她妈并不拥有这样的真实关系。她的母亲是一个沉默的妇女，不经常在家，在家的时候对于如何陪伴和对孩子表达感情一无所知。我妈对于她父母的想法与王朔描述的一样：“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以为是国家生的，有个工厂，专门生小孩，生下来放在保育院一起养着。”
我妈几乎长成一个少女时，对于自己的母亲太好奇了，翻到他们的户口本，看到母亲的名字，默念了好几遍——那是她第一次知道自己的母亲叫什么。
在我刚出生没几天，她的母亲，我的姥姥因为怀疑自己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不愿意拖累家里人，喝农药自杀了。所以我对我妈口中这个矮小而严肃的女性几乎毫无印象。
不知道是否因为我妈与她妈从来没有过亲密的体验，所以她不愿意在自己身上复制这种冷漠，在我的记忆里，我和我妈从来就亲密得过分。

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我也有过和爷爷奶奶共住两年的经历，也有过被一个桃子诱骗着说出“比起妈妈，我更喜欢奶奶”这一类不负责任的谎言，但是在我真实的生命记忆里，却总觉得我和我妈相依为命，和其他长辈的关系都只是像一种谄媚的表演，如同幼儿园穿着玻璃纱表演服的文艺会演。
我和我妈的亲密不只是一种母女的亲密，更有些战友的关系。她困囿在小城市的小妇人的皮囊之下有一颗敏感而不安分的心，希望挣脱现有环境。但是始终没有实现这一点，因此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如同花样滑冰的男运动员一样，对我做出托举的动作来，希望把我推出那个狭窄的井口。远离那些狭隘的人际关系，远离那种自欺欺人的价值观，远离诅咒一样的宿命人生。
在网络不发达，更没有自媒体的时代，这种托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只能希冀以一种幼年写作的惊人之姿横空出世——如同马戏团里表演软骨的杂技少女，观众并不是惊叹她的优美舞姿，只是单纯感慨她的扭曲。
我如果是杂技演员，那我妈当然是教练。我写第一本书时每天写一页练习本，等我妈回家就进贡一样拿给她看。她看我写的文字，我就看她。从她的微表情之中猜测自己到底哪里写得好，哪里写失败了。她从来不评价或者建议，全凭我的自觉。

蒋方舟和母亲尚爱兰
在我刚刚通过写作获得名声的短暂时光里，我妈也曾因为被我调动了写作冲动，而作为教练亲自下场，写过几本书，写了一两年专栏，最后终于因为体力和脑力不支而写不下去，刚刚读初中的我接替她写下去。此时的我妈又成了陪练，为了让我矫正动作而存在，在她身上看到了诸多不能犯的错误，比如不能过分依赖个人经历、不能因为写作而断绝社会交往、输出的速度不能大于输入的速度等等。
随着我上高中外出读书，我们这种总是被熟人和外界猜测和诟病的战友/教练和运动员/陪练和种子选手的关系终于得到了暂时的解除。我妈开始在她任教的中学寻找下一个培养对象，试图证明“给我一个孩子，我就能把她（他）培养成蒋方舟”，结果惨遭失败，而我则忍受着少年写作与成名的苦果在青春期时如洪水一样汹涌而至。
我高中时，曾经和我妈吵过很大的一架。因为我发现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关系很差，我不知道如何和他们交谈，他们也当然不理我，我因此不快乐。我妈说：“快乐不重要，把事做成才重要。”那是在我高中的宿舍里，她坐了很久的火车和汽车来看我，提了很重的牛奶和水果，我大哭大闹，不断重复着：“都是你害的，都是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我当时认为自己永远丧失了快乐的能力，我妈也痛哭。情绪宣泄这件事就像沉默一样，到了一定的程度就默认事情已经解决，而没有继续沟通的必要。
那一哭之后，我内心给我妈下了解聘教练的合同，而我确信她收到了那封解约信。
我到了北京上大学，大学毕业之后，我让我妈提前退休，搬到北京来和我住。因为她在家乡的中学做老师实在是太辛苦，每天早上6点钟上早自习，对着自知升学无望的学生讲着她重复了二三十年的知识，简直消耗生命。
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妈第一次到北京坐地铁，不会刷卡，被拦在铁栏后面，她满面通红，窘迫得不得了，试图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像跳鞍马一样跳出来。她脱离了自己熟悉且安全的环境，到了我的地盘，我正式成为一家之主。
自此，我和我妈的权力关系发生了颠倒。
有一阵，我经常在外面应酬和聚餐，有一次回家晚了，我妈说：“我看一个台湾的综艺节目，有一个女艺人养了一只失聪的狗，女艺人好奇狗每天在家做什么，就装了远程摄像头，发现自己每天上班之后，那个狗就一直四脚趴在地上，用头顶着门，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感觉到主人回家了。我就是那只狗。”
我听得很难过，意识到我妈每天的时间并不是与我相处的短暂几小时，而是漫长的空白。从那以后，我就几乎每天回家吃饭，即便和我妈相对无言，我也不愿意让她一个人在家。

她在北京生活，却是没有生活的，没有目标、没有朋友、没有社会关系，而且也没有和我的朋友成为朋友的欲望。第一次来我家做客的人经常会觉得我妈是个冷漠的人，她不会像别的热情长辈一样招呼人吃饭聊天，而是做完饭放下菜转身就走，就像刚刚掷下一盆狗粮，我的朋友们都很尴尬，只有我的日本朋友说：“你妈妈真是很害羞的人。”他洞穿了她的本质，极度害羞的人经常会显得很冷漠。我本质上也如是，现在的开朗和多话是我妈刻意把我往她的相反面塑造的结果。
因为没有生活，我妈就开始“偷窥”我的生活。她醒得早，每天五六点钟就醒了，爬到我的床上看我的手机，每一条群里的消息和朋友圈都不错过，看完之后把手机放回我身边，又回去睡觉。有时我醒了，她看我的手机，我看她的表情——就像我最早开始写作那样，她从来不议论和评价，而我内心竟然因为她的偷窥而有些许的轻松：她时刻看着的人生，毕竟错不到哪里去。
最近半年，她开始忍受不了这种依赖着我的生活，主要是金钱上受不了总是花我的钱。我们一家三口在物质上很像日本人，习惯AA制，客气得一塌糊涂，花了对方的钱要感恩戴德鞠躬半天。她宣布：我也要实现个人价值。
她开始剪纸，开始是剪我认识的作家老师人物肖像，剪得繁复到了极点，所有看的人都很惊叹。但我妈很快就嫌弃人像里没有世界观，没有原创性。因此买了市面上一切关于剪纸的书，去日本看了纸艺切绘美术馆，有一天晚上看了阿城的《洛书河图》，参透了里面所有的奥妙，再剪“有宇宙观”的作品，下笔不凡。

我自觉意识到一个家庭空间里是容不下两个艺术家的，狭窄的空间里总会撞着对方膨胀的灵魂。因此我现在每天吃完早饭就去咖啡厅写作，从上午11点写到晚上6点半，回来和我妈吃晚饭，然后看她当天的剪纸作品，听她聊她的创作理念。她兴奋的样子就像7岁时候刚刚开始写作的我。
——这样的生活幸福又危险。危险在于过于幸福安稳，在我们晚饭后在同一张桌子面对面工作的时候，我时常觉得这样的日子能过一辈子，也不会觉得有任何不满足。同龄的朋友在听到我形容和我妈的关系时，他们总会自觉代入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角色，试图去分析其中的问题，但人并不仅仅是一个病理报告的结果，还是不断变化的个体。
大部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很残酷，因为小孩看不到父母壮年意气风发的样子，小孩子长大后，只看到父母的衰退、他们的固执与经验的缺失，偏要到很多年后，当自己在他人眼中也有了衰颓的势头，才发现父母的睿智。就像现在流行在社交网络上晒父母最盛年时期的照片，其实也是一种枉然的补偿。
而友谊比亲情要幸运很多，价值观做底，还有很多共同前行的记忆，多年不见，忽然抬头发现对方在平行的航道上，没有一方被远远甩在后面，之前中断的交往再次无缝地续上，情谊从未中断过。

我和我妈的关系比大部分亲情幸运的地方，在于它在亲情炙热的火燃尽之后还有友情平稳的焰。我错过了她的最盛年，却参与了她50岁之后的再次成长，我们又是同时在航行的船，两艘船有时近得可以抓住对方，我们时而望向彼此，在大多数时候，却只是应付各自的波浪与狂风，擦肩而过的时候，在内心向对方挥手示意。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14期，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