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 | 君主制下最美的瞬间（五篇）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8cGkQjlLLmDi7XHS#rd
2017-05-03 王怡 王怡的麦克风
这五篇旧文，是我当初寻求信仰时，对君主制与上帝之关系的思考。
《子夜的太阳》：君主制下最美的瞬间
一个出身中下阶层的男爵，年仅8岁的时候，他蹲在河边看见前来视察灾荒的国王，一个人远离侍卫，孤零零地站在河水泛滥的岸边。这个男孩感到了国王的寂寞，他暗暗发誓，长大以后要到国王的身边去，帮助他。国王的队伍离开后，小男孩把一块小石头放进鞋里，坚持以这种方式徒步回家。
他以这种方式，与国王一起受难。以这种方式企图接近那个在他眼里伟大的灵魂。
这是君主制下最美丽的一个瞬间。
多年以后，当小男孩被封为男爵，成为国王身边的第一侍卫。他纯真的信仰轻易就被一场肮脏的赐婚击得粉碎。他离开国王，离开世俗的生活，成为一名隐居苦寒之地的教士。他从一种信仰之中跌落，又在另一种信仰中，将一块更大的、更为尖锐的石头，放进了朝圣者的鞋子。
塞吉士修士以后的命运，已激不起我的关注。这部影片让我陷入沮丧，像是一块石头被塞入了大脑，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喃喃自语，并不断发问：在一个既没有国王，又没有上帝的时代，我的信仰，还会朝往那一个方向？
辛亥革命以后，信仰的可能性，究竟是被打开了几种，或者是被堵住了几种？有哪几种，可以一一数出来吗？
一位女子在雨夜前来，诱惑塞吉士修士的那一段，像极了伯格曼的影片。让我想起他的《处女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的金斯基还是那么美丽。
但这样的美丽，竟与我何干。
《江山美人》：心照不宣的统治
在这部电影里，抑或是在尼古拉斯二世统治时期，有两个不可一世的人物，以他们对神圣名义的僭取，彻底颠覆了尼古拉斯二世来自于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根基之上的君王威权。不单单是暴力，而是这种对神圣的僭妄，才使君主制从此失去了其“心照不宣的”（贡斯当）合法性。
一个是葛里夫神父，一个自称“上帝的声音”的圣人。他是一个来自西伯利亚的佃农，却将整座克里姆林宫搅得天翻地覆。他的使命，是拯救谁也拯救不了的，因患血友病而流血不止的皇太子。
另一个人是列宁，他在宫廷之外，企图拯救同样流血不止的俄罗斯。列宁的武器不是宗教，而是底层人民对正义和真理的永恒的渴求。
他们的相同点，是对绝对真理的霸占，以及对作为这一真理的唯一的新闻发言人的自负。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他们都表现出了真正的帝王品质。正如托洛斯基在影片中对列宁说：“你对持不同见解之人的仇恨，远远超过了对沙皇的仇恨。”
就个人而言，列宁是不应该仇恨尼古拉斯的。当沙皇将列宁流放到西伯利亚时，列宁还可以在那里恋爱、结婚。而当沙皇自己被流放去西伯利亚时，列宁却下令秘密处死了尼古拉斯全家，连同妇女和小孩。直到八十年后，通过DNA鉴定，尼古拉斯二世家族的骸骨被识别出来，前共产党党魁叶利钦为他们补了一场盛大的葬礼。
在西方影片中，常看到列宁的镜头，也许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偏见。最极端的是丹麦在70年代的一部喜剧，片名就不对劲，叫《列宁，你这个无赖》。描写1917年列宁从瑞士返回俄国，里面把弗拉基米尔描写成一个德国间谍。这事虽有一些捕风捉影的野史，包括伊里奇染上梅毒的过程。不过这部电影还是有点得理不饶人，遭到了当时苏联政府的抗议。
一个是上帝的声音，一个是真理的声音。世俗的君王就惟有一死，以儆效尤。
但那些子民呢，那些追随者。江山和美人，对他们都显得过于遥远。
最后，到底谁来统治我们？高喊“我不要谁管”的，都是孤儿。
《影子武士》：皇帝是一个影子
在华夏，大禹第一个建立了世袭制的君主统治。成汤第一个站出来，推翻了一个世袭的王朝。所以推翻的时候就不仅靠暴力，还要靠一个“殷革夏命”的理论支持。这个理由要十分强大，才能敌得过夏朝几百年的根基。这个根基被贡斯当称为“心照不宣的统治”。心照不宣的原因和力量，无非来自于传统，或者说时间的经过。就像法律上的“取得时效”，本来不是你的东西，在你手上的时间长了，不是你的也就是你的了。法律会在某个时候为你加冕，把财产的所有权授予你。
按照英国法律的逻辑，奉行先例原则，凡是以前有人做过的事，就可以依法再做一次。所以当儿子继承了老子的王位，接下去世袭制就成为“心照不宣”的统治。时间越长，心照不宣的力量越大。英国是一个讲求经验主义的国度，他们对于抽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条款和价值，或对这种价值的阐释，并不是特别激动。所以法律认为权利是如何得来的呢？一个保守而可靠的定义是，“权利生长在历史之中”。大禹当了君王，大禹的儿子又当了君王，那么大禹的孙子当君王就是一种权利。重复的次数越多，权利就越牢固。所以普通法的判例中有这么一条，“两种权利相遇时，较古老者获胜”。
这样的传统是令人迷恋的。若非重大而惊人的理由，不可随便抛弃。
黑泽明的电影《影子武士》，有一个情节可以拿来作比。一个能征善战的将军去世了，为了防止军队一日无主，出现动荡，也给对手有机可乘，将军的亲随找了一个和将军面容酷似的囚犯来做替身。本来做做样子而已，但这个囚犯慢慢沉浸在这个角色及角色所带来的威望当中，他由一个委琐不堪毫无教养的下人，迅速成长为真正的将军。将军的影子，就像将军生前一样驰骋在疆场上，并同样战无不胜，不遑多让。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的寓意，在于它揭示出了君主制的全部秘密。
余英时曾指出，对君权的三种最主要的限制，其中之一便是“君权本身的传统”。即上面所说根植于历史之中的先例。君权本身的传统，既是对于后世君主的有力钳制，同时对后世君主而言也是一种方便和速成的借用。服从一个新登基的君王，与其说是服从了君王本人，不如说是服从了他身上所继承的全部传统，即服从了在他之前的全体君主。
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望，通过世袭制，灌输到了新君身上。就像武林高手把几十年的功力灌输到一个徒儿体内一样。在一个维系了几百年的君主制下，一个新登基的君王身上，便自然拥有几百年的内功。从这个角度说，皇帝都是一个影子。所有的皇帝，都是最初的皇帝或最初的合法性来源的影子，是心照不宣的君主传统的复制品。或者说，所有的君王，都指向一个最初的君王，或真正的、理想状态的君王。人们服从一个糟糕的君王，是因为人们仍然相信那位最初的或将要来的君王。
电影中，亲随忙着为将军找一个面容酷似的替身。而一切君主去世时，何尝不是在为他寻找替身呢？世袭制的意思就是由一个在血缘上极其相似的人来做替身。这个故事，不过是换了一个面容相似的人来做这个替身。而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则既不根据血缘的相似，也不根据面容的相似，而是根据活佛开列出的特定条件来筛选。
因此，为什么一个囚犯可以变成真正的将军？这就和皇帝的儿子可以成为皇帝，或一个牧民的儿子可以成为活佛一样。重要的不在于这个继承者是谁，而在于根植于历史之中的心照不宣的传统。
中国人常说，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这句话被血缘继承的表象蒙蔽了。事实上，只要你穿上龙袍，你就是太子。
而所谓龙袍，是那一切曾被我们割袍断义的传统。
不过，说一句大不韪的话，这也意味着，一切君王都是冒牌的君王，一切主席都是冒牌的主席，一切活佛也是冒牌的活佛。世袭或选举，其实并不是第一位的区别。世袭或选举都意味着，人类寻找一位真正君王的努力尚未终结。
做一个《西伯利亚的理发师》
《毒太阳》的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一部新作。男主角是俄罗斯皇家军校学员托尔斯泰，就是《毒太阳》中那个阴郁伤感的密迪亚。我这么说，因为我觉得那个满怀爱情与信仰的托尔斯泰，就是尚未成为契卡的密迪亚的前世今生。所以由同一演员饰演，尤其显示了这两部电影在气质上的一脉相承。
这是尚未被太阳灼伤的俄罗斯。一个传统的脐带尚未被斩断的年代，年轻的皇家海军学员们唱着军歌，排演着莫扎特的歌剧《西伯利亚的理发师》。连他们的上将校长也在节日里喝得酩酊大醉，形骸放浪。尽管有着革命党人暗杀的枪声，有着爱情在皇家威权下的受辱，但当焰火升起在节日的夜晚，那时，与被太阳灼伤之后的年代还是如何不同，至少不会连爱情都失去立锥之地，连音乐之美也被铿锵的进行曲打断。托尔斯泰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对于爱情和信仰，也并没有彻底绝望。莫扎特的音乐还在，托尔斯泰的儿子在美国军队中戴着防毒面具，依然高唱着父亲当年演出的歌剧，并以莫扎特的名义，在粗鲁的士官面前保持了尊严。
有学者说，保守主义就是保守一种自由的传统。当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托尔斯泰对他的情人说："我爱沙皇"，一个美国女人无法理解这一点，她问道："你怎么可能爱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呢？"
我的理解，这种爱源自于传统。当一切传统美德，作为信仰的副产品，依附在君主制之下，就像它曾经依附在教会的名下。这时，"上帝已死"或者"君王已死"的宣判，就等同于对一切美好传统的宣判。贡斯当认为，"我承认两种统治的合法性，一种是名正言顺的，它起源于自由选举；一种是心照不宣的，它源于世袭制"。当一种心照不宣的统治被暴力革命一举取消，而新的"名正言顺"的自由选举又遥遥无期时，这种取消就仿佛贸然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没有上帝，就意味着"我们从此做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的"。没有君王的局面，也大致如此。
一个学者与我通信时，讲述了他对于君臣伦理的看重。但在一个被太阳灼伤之后的时代，我已无法理解这种托尔斯泰般的"对一个不认识的人的爱"。在小男孩佐拉那里，对铁托的爱其实是一种幻想，他对铁托，事实上不可能拥有对自己的父母一般的爱。所以政治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厚颜无耻的矫情。但在托尔斯泰那里，对沙皇的热爱却根植于传统当中，心照不宣，至少像摩西的第五条诫命一样源远流长。
习惯上，我们将中国传统的君臣伦理称之为"忠"。其实这个教条式的"忠"里面，仍有着根深蒂固的恩爱。只看士大夫们那些自比女子、感怀皇恩的浩瀚诗篇就行了。连宋江对宋徽宗，也并不单单是"忠"而已，他对君皇及其背后的渊源，实在有着在某种意义上值得赞许的、不惜肝脑涂地的爱。
这种对君父的尊崇之爱（或对这种爱的向往），事实上，是对一种更高的和超越的政治秩序的渴望。说到底，唯有公义本身是值得爱的。我们爱一个不公义的政权，不过证明了人类对公义本身仍不死心。
而革命之后，在心照不宣的君主制和名正言顺的自由选举之间，则是一个漫长的、被太阳灼烧的"僭主时代"。僭主在传统的废墟之上，唯有通过意识形态，去重建无根据的美德，以更加严酷专断的思想文化控制，以防价值体系的再次坍塌。于是它向老百姓伸手，讨要那种对于君父般的"忠"和"爱"，强迫我们移情别恋。
你是愿像托尔斯泰一样被流放，还是愿像密迪亚一样开枪自杀？你是愿像列宁一样被流放，在西伯利亚成婚生子；还是像尼古拉二世一样被流放，全家在地下室被秘密处决？
最终，西伯利亚啊，你是俄罗斯必须经过的旷野。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