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国人的惊天叛国海外大逃亡

这个中国人的惊天叛国海外大逃亡，99.99%概率是死，但他却成了那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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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国人的惊天叛国海外大逃亡，99.99%概率是死，但他却成了那0.01%！

2017-04-09 最懂中国的公众号 锐视界

《肖申克的救赎》中，
蒙冤入狱的男主角安迪，
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
用一本圣经，
一张性感女星海报做掩饰，
再用一把石锤，
凿出一条500米的污秽秘道，
之后逃出生天。

他用整整19年时间，
凿通了自己的下半生，
完成了自我救赎，
做出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壮举。

而有一位中国人，
和男主角安迪如出一辙，
也完成了自我拯救，
从产生念头到决定逃出国门，
他仅仅只用了十分钟，
而他成功逃离的概率也仅仅只有0.01%！

他是邓小平的俄语翻译，
是朱镕基一直关注的专栏作家，
是德国汉堡大学知名学者，
曾用中、德、英、意，俄等，
多国语言出版著作，
并编译了德文版《鲁迅选集》，
是世界闻名的文化交流使者。
他也是文革中的溺水者，
一个孤注一掷、绝地求生的亡命徒，
是中国最著名也最幸运的“叛国者”……

他，就是关愚谦

1931年2月，关愚谦生于广州凤凰村，
父亲是岭南大学的老师，
母亲出身书香门弟，
是孔子弟子言堰之后裔，
对子女循循善诱，言传身教，
使他和哥哥姐姐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这个家庭虽充满书香气，却极端拮据，
打小他就饱受饿肚子的痛苦。

再加上当时中国内忧外患，
他的童年是在逃难和炮火声中度过的，
对“丧家之辱，亡国之恨”感受深刻。
他跟家人四处漂泊，最后才辗转到上海，
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圣芳济中学，
1945年转入上海市西中学。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他进入外交部办的北京外国语学院，
攻读英文，后转为俄文。
22岁时，由于国家急需外语人才，
表现出色的他就被提前毕业分配到，
中央财政部苏联专家工作室工作，
任中央领导人和苏联专家之间的俄文翻译，
他曾为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做过翻译，
业余时间，他还翻译了数本，
俄国的经济专业书和俄国文学著作，
是个充满了才气，并被领导看重的有为青年。

25岁，是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当时全国展开整风运动，
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
所有人都清楚，所谓的“提意见”，
要提得有分寸，不能太露骨。
只有他，老老实实地，
毫无保留地把所有意见统统说了出来，
说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
劝都劝不住，停都停不下来！

结果就是：他受到轮番批判，
政治上还被定性为中右分子……

祸从口出，两年后，
他就从云端跌入谷底，
被“充军”到青海进行改造，
在《青海画报》社当一名摄影记者。
1959年，中国掀起“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他被翻旧账，再次被送到更偏远的荒山僻岭，
湟源县日月山山顶劳动。

可他意志坚定，硬是凭毅力闯了出去，
1960年《青海日报》聘请他当记者，
他回到大城市西宁，过上安稳日子。
倒霉的是，第二年，
因为中国大闹“灾荒”青海粮食紧缺，
青海省委就抽调他，
到生活条件极端艰苦的青海湖捕鱼，
他好几次差点被活活饿死，
身体也被折磨得半身浮肿，百病缠身。
直到1962年，他才被调回北京，
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你以为他终于要过上好日子了？
其实他的厄运还远远没有结束……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
犯过错的他再次被卷入政治浪潮，
成了重点斗争对象，每天被批被斗，
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1968年2月，
他再次被勒令独自留在办公室写检查，
等待群众批判。
他心想这次彻底完蛋了，
不知道等待他的究竟是，
上百次的批斗，还是再发配边疆。
一想到这些没有尊严的生活，
他就心惊肉跳，
再想到落井下石揭发他，
写他大字报，要求和他离婚的妻子，
越想越绝望，万念俱灰下，
开始翻办公桌抽屉，
找剃须刀片准备割腕自杀，
结果先进入他视线的不是刀片，
而是几位常住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
因为平常工作中，
中国外宾出入境手续都是经由他负责办理，
所以外宾的护照都集中在他手上。
放在最上面的那本，
是日本人西园寺一晃的护照。

西园寺一晃的父亲西园寺公一，
是毛泽东主席的座上宾，
被周恩来赞誉为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
被中国政府称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关愚谦翻开护照一看，
护照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
他越看越觉得长得跟自己很像，
更绝的是，护照里竟还有，
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

他异想天开，想到冒名顶替，
心里有个声音不停地响起：
“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这里不适合你，不是你待的地方。
走吧！走吧！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而这也是死路一条啊，
99.99%的概率会被边防警察开枪打死，
仅有0.01%的可能性侥幸过关。
而他仅用10分钟就做出了决定：
留下来无尊严，生不如死，
冒名出逃被发现是死，
搏一把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他决定选择赌那0.01%，
不自由，毋宁死！

当时已是下午三点多，
他拨通民航订票处的电话，
谎称日本外宾临时决定第二天要出国，
要求对方以最快速度订一张国际航班机票。
民航订票处原本一口回绝，
一听是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要走，
立即想方设法在6点下班前为他弄到票。

他瘫坐在椅子上，拿起杯子，
喝了口里面剩的冷茶，
使劲咬了咬食指，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
接着，他开始像平时做工作计划那样，
有条不紊地写下了要办的事：
1.带护照去公安局盖出境章；
2.到财务科领支票；
3.六点下班后取机票；
4.烧掉家里的朋友信件，
以免事发后连累他们；
5.准备简单的行装。

可一个持日本护照，
却不会说一句日语的冒牌货，
如何突破重重关卡呢？
他自己也觉得这想法根本不可思议。
在骑虎难下的境遇下，
他还是硬着头皮把10分钟内，
仓促选择的不归路继续走了下去。

他赶在下班前骑车到了公安局，
谎称外宾出境申请表已经填好了，
却忘在办公室，明天一早就补过来，
经过他一番巧舌如簧，
在忘带出境申请表的不利情况下，
他让外事警察为他盖上了出境章。

之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单位财务科领支票，
他在心里祷告，千万别撞上难缠的王科长，
这王科长是他的死对头，
到处抓他把柄准备斗他。
谁知冤家路窄，刚进门，
王科长也到了，他暗暗叫苦，
可这次王科长不知道为什么，
一看到他就扭头走了，
他心中一阵暗喜，
因为只要王科长稍加核对，
他的马脚就会露出。
科长一走，他就立即逮着机会，
抓着不明就里的出纳开出了支票。

取机票的事也很顺利，
他甚至还挤出了点时间，
去储蓄所提取了两百元钱以备急需。
巧合接二连三地出现，
他就像被开了绿灯，畅通无阻。
平常至少3天才能办好的事，
那天他仅用3个小时就办完了。

当晚回到家，
看着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
他强颜欢笑，心情却十分沉重。
从前耻于撒谎的他再次撒了谎，
他哄母亲去姐姐家住，
打发妻子带儿子去亲戚家借住几天，
安顿好了一切。
那夜他辗转反侧，迟迟未能入眠，
夜深人静时，他悄悄掏出护照，
细细审视起来，这一次，
他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人跟他不像。
于是他把原本的照片揭下来，
换上自己的照片，还用指甲在照片上，
掐了个钢印的轮廓。

第二天，他到了机场。
行李很简单，只有一把母亲送给他，
当生日礼物的小提琴，
四卷本《毛泽东选集》
和一本《毛主席语录》。
因为发生过，
“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事的荒唐事，
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少，
候机大厅一片冷清。
他一现身，
办理外宾出境手续的海关检察员小金，
大老远地就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小关，送外宾啊！”

当时他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
他决定赌一赌小金不会开箱检查。
于是强装镇定，将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
随意地答道：“是啊，西公的儿子出国。”
小金一听，二话没说，
就在他的行李单上盖“免检放行”的戳子。
临了小金还调皮地挤了挤眼睛：
“小关送来的外宾行李，哪有检查的道理”。

可这仅仅是第一道关卡，
接下去就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察。
如果是他熟悉的老刘值班，
那他肯定会被认出，
可碰巧的是，那天值班的，
却是个新来的年轻边防警察，
从未和他打过照面，他把护照交给他后，
从容地到地下室厕所，脱下制服，
塞到抽水马桶上端的水箱后头，
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花领带，熟练地打上。
不一会，从厕所里走出一个，
穿西装、打领带、戴黑框眼镜，
还挂着一个北京防风沙常用的，
防尘口罩的“外国绅士”。

那天偌大的外宾候机室，
只坐着他一个人，还是个假洋鬼子。
一直等到飞机起飞前十分钟，
那个新来的边防警还没把护照还给他，
他快崩溃了，
莫非是在护照上发现了疑点？
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
只要一发现有军警围过来，
他就故意往出口跑，
这样军警会当场向他开枪，起码能死个痛快，
不用没日没夜地被拷问。
终于边境警察来找他了，
可来人却不是刚才那位新来的，
而是和他经常拍肩膀开玩笑的熟人老刘，
老刘直直走过来，他彻底吓傻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刘，
翻到护照中有照片的一页。
他心里一凉，等待“死刑”的到来。

直到老刘用英文问他，
这是不是他的护照时，
他才恢复淡定，
原来老刘竟然没认出他来。
他竭尽全力控制住颤抖的声音，
用英语回答了老刘的问题，
再次幸运地化险为夷。
他就像有主角光环一样，
在幸运女神的眷顾下躲过重重难关。

现在，他终于到了最后的一关，
——登机口。
出了登机口，外面便是自由天地，
可这次他还能跟之前一样走运吗？
三个登机口门边，
都有两个女服务员把守着，
这些女孩子他几乎都认识，
每次送外宾时，他都和她们开玩笑，
她们中间任何一个认出他来，
喊他一声“小关”，就前功尽弃了。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可他又不敢硬闯，在原地犹豫不决，
就在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
广播突然响起：
“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
请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
女服务员们很快都撤了，
登记口无人把守，
他迅速抓住这个天赐良机穿过登机口，
气喘吁吁跑上停机坪上的小型客机。

随后飞机起飞了，
离开之时，天色已暗，
可他却觉得眼前一片光明。
他瞒天过海，绝处逢生，
把一个不可能的赌注，
演绎成百分之百的奇迹。
他激动万分，无法平静，
甚至想放声高唱。
脑海里不停地重复着同一句话：
“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每当他回想这次惊心动魄的逃亡时，
他都觉得是一个纯粹的奇迹，绝对的奇迹，
他甚至怀疑，
边防警察老刘是不是故意放走了他。
二十多年后，他和老刘在机场再次重逢，
很认真地问过老刘，可老刘否认了，
他的运气果真逆天！

计划这次惊天逃亡时，
当时护照上有法国和埃及的签证，
他凭自己多年的外事经验，
明智地选择飞埃及，
法国当时已和中国建交，
极有可能他一落地就当即被遣返。
而埃及那时和中国还尚未建交。
国界这人造之物，
既为人类的自由而生，
也为人类的自由而死。

在飞机上，惊魂过后的他，
想起自己的家人，他知道自己出逃，
会给家人带去怎样万劫不复的灾难，
苍老的母亲，年幼的儿子，
还有仍遭受折磨的父亲，
想着想着，他就心如刀割，
突然难以自抑地失声痛哭起来。
邻座的好心乘客非但没觉得他怪，
还特意起身安慰他，
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后，
他坦诚地说自己是从中国逃出来的，
这位好心乘客得知他身无分文时，
便决定要帮助他。
落地后，他们把他带到苏联大使馆，
委托一位苏联作家接待他。
苏联作家听说他的遭遇后，深表同情，
给他安排了临时在埃及的居所。
安定后的他，准备在埃及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预想中的否极泰来却未如期而至。

第二天埃及警察就找到他。
原来苏联大使馆透露了他的行踪，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的红卫兵，
已经开始四处搜寻他的藏身之处。
埃及警察得知后，便抢先找到他把他带走。
虽然他避免了押解回国受审的灾难，
可埃及政府不愿因他把两国关系闹僵，
决定把他送到一个既安全，
又鲜为人知的地方。
而这个安全的落脚点竟是埃及最大的监狱。


就在他认为出狱遥遥无期时，
一年后转机却突如其来，埃及当局通知他，
中国正式放弃递解他回国，
埃及当局打算将他送往第三国，
跟他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去美国。
没想到他一口拒绝：
"不！我不去美国！美国是帝国主义!
美国派兵打朝鲜、打越南，
对我们中国进行经济封锁！"
埃及当局又劝他去苏联，
他又郑重宣告："我也不去苏联！”
他还记得那场差点让中共毁灭的中苏论战。
去国未敢忘忧国，
在他心中，自己虽身背“叛国者”罪名，
但骨子里是爱国的，
不愿意做任何背叛中国的行为，
虽流亡在外，
可他坚持他背叛的是黑暗势力，
而不是民族大义。

当年中国许多知识分子，
在那场文化浩劫中蒙难，
或自杀或迫害致死，
只有他和音乐家马思聪逃了出来，
同是天涯沦落人，本该惺惺相惜，
可他看不起逃到美国的马思聪，
马思聪一到美国就召开新闻发布会，
四处宣告自己脱离了中国，
马思聪的行为，让他感到厌恶。

他就想去政治上中立、不与中国敌对的国家，
于是他见了瑞士、瑞典等大使馆官员，
等来的消息却是失望接着失望，
第一国答复"爱莫能助"，
第二国答复"爱莫能助"，
第三国答复，也是"爱莫能助"。
等了五个多月，
仍没有他心中理想的国家愿接收他。

无国籍，无自由，也无人理，
希望破灭，生命归零，
此时的沮丧已无以复加，
他甚至动了誓死回中国的念头，
哪怕回去后等待他的是枪子儿。
就在万念俱灰之际，
这个上帝的宠儿再次交上了好运。
德国同意他暂时的滞留，
几近波折的他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容身之国。

他到德国后，
首先面临的就是解决温饱问题，
由于不懂德语，自己的文学长处无处发挥，
已到不惑之年的他，
不得不去码头扛钢筋，去亚洲饭馆端盘子。
而最令他感到煎熬的，
是对故乡和家人的思念，
他常常用那把母亲送的小提琴，
拉一曲自己改编过的《二泉映月》，
悲戚的旋律，道尽了辛酸苦楚，
故乡，成了他触碰不到的月亮。

痛定思痛，人生不怕从头再来，
他开始从零学习德语，
想进入当地大学学习，
但在德国，
必须有学历证明才能申请大学，
他仓促出逃，根本没带任何学历证书，
专业学的又是俄语，英语也只是凑合而已，
可幸运女神再次眷顾了他，
有人指点他去拜访汉堡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系的华裔教授刘茂才，
跟刘教授谈起了自己的经历，
刘教授立马就给他出具证明，
就这样，千里马碰上了伯乐，
他得以进入汉堡大学学习语言学。
不仅如此，刘教授还给他提供了一个，
中国语言文化系的教员职位，
教授德国大学二年级的中文课，
薪水虽然不高，
但只要他能在两年内拿到硕士学位，
就可以申请正式讲师的位置。

他不辜负伯乐举荐，兢兢业业，
结合自己学俄语时的经验教训，
用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教学，
他会将简单的中文，
改编成童话和民间故事，
教他们唱中国民歌等等，
这些活泼的手段取得了极佳的效果，
德国学生们都十分喜爱这位中国老师。

两年后他拿到硕士学位，
但学校却不让他申请正式讲师。
学生们为了他，自发组织罢课行为，
惊动全市，最后高教局迫于舆论压力，
同意特批一个讲师编制，
并且跳过登报和征聘公开选拔的程序，
直接让他入了职。

命运不会亏待任何一个，
既努力而又有才华的人！

在德国收获事业的同时，
他还收获了爱情。
海珮春是地地道道的德国姑娘，
她只在电视上见过中国人，
因为那时中国人总是穿蓝色的衣服，
老土、保守是当时对中国人最常见的评价，
当她在舞会上见到他时，惊为天人。
他穿着黑色的裤子和白色的毛衣，
人到中年却有一头乌黑的头发，
而且舞竟然跳得比她还好，
他会拉小提琴、弹钢琴，
对西方的文学也懂得很多，
这让未满20岁的海珮春，
心生爱慕之情，情窦初开，
对这个出类拔萃的中国人，
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她是个执着的姑娘，一眼认定了关愚谦后，
就主动邀请他参加她家的平安夜晚餐，
把他介绍给全家人，以确定恋爱关系，
嫁给中国人在当时的德国，
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何况他还是个无国籍人士，前途未卜，
说不定明天就会被赶出德国
（当时德国政府只允诺他的暂时居留）。
尽管所有人都不看好他，
可这个德国姑娘还是铁了心。

1977年，他顺利拿到博士学位，
他在北京的老邻居到德国出差，
辗转找到他，告诉他说，
他的妻子已单方面和他办理离婚手续。
海珮春得知他已无婚姻的羁绊后，
迫不及待地想和他确定婚姻关系，
但是他在德国属于无国籍人士，
是个彻头彻尾的黑户，无法办理结婚手续。
不久后，他和海珮春去香港旅游，
看到香港街头有个婚姻注册处，
两人就进入碰碰运气，
没想到竟可以办理婚姻登记手续，
需要的材料没德国那么严苛，
这段异国情缘就这样在香港修成了正果。


尽管是老少恋，但相识40年以来，
两人恩爱有加，
他最欣赏妻子的地方，就是她的慷慨，
因为他好客，他的学生，
没有一个没来过他家的，
改革开放以后又多了一拨拨，
从中国来德国考察的各路家乡父老，
点心、水果、咖啡、留餐，留宿，
在他家已成常态，
对此，德国妻子毫无怨言，
他们从未因为金钱的事而红过一次脸。
妻子还认认真真地学起了中文，
进入汉堡大学的汉学系，
中文的听说读写都没了问题，
甚至中医针灸，她都知之甚多。
对中国丈夫的爱，转成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之后他们共同合作，一起用德文撰写了，
《中国民间故事集》和《中国文化指南》，
截止目前，夫妇俩合作写的，
介绍中国的著作已有十几部。

1981年，他和欧洲华人学者，
一起成立欧洲华人学会，
并多次组织学术研讨会。
还为华人艺术家多次举办音乐会、
艺术展，并组织大型中国文化节等活动。
八十年代中期，他又主编，
《欧华学报》和《德中论坛》杂志。
他开始用外文写作，读者遍布全球，
1994年，他成功让自己参与合编，
花了15年时间完成了德语版的《鲁迅选集》，
在欧洲面世，震惊了中国。


出逃十载，他终于在信息上，
与国内有了互通，
陆陆续续收到了国内家人的来信，
这些年，他最深爱的父母亲已病世，
无法见到至亲最后一面，
成了他永远的遗憾和锥心的痛苦。
当时他的家人都因他出逃，
而受到牵连坐了牢。
最让他牵挂的就是儿子关新，
这些年他缺失了一个父亲的关心，
他开始拼命的弥补，
他和佩春一起资助儿子出国留学，
当再次见到儿子，听着他苦难的成长经历时，
他连眼泪都不敢流，
他觉得自己没资格流眼泪，
是他让儿子小小年纪便遭受颠沛流离之苦，
他紧紧抱着儿子，心颤抖得说不出话……
他和珮春没有再要孩子，
令人欣慰的是，
珮春和儿子关新相处得就像亲母子。

时过境迁，历经风雨后的1981年，
这个爱国的“叛国者”，
终于被允许再次踏上回家的路，
时隔十三年，
他回到了自己深爱的祖国，
受聘于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做兼职教授。

现在他和德国妻子，
春秋在中国旅游、讲学，
冬夏回德国度假、过节。
说起过往经历，他有意无意的淡忘，
有些被他自始至终的坚守。
他只在自己的传记《浪》的序中写道：
我将会在天堂里最美丽的地方找到你，
然后，永生永世依偎在你的身旁，
永不离去。

为什么他总能逢凶化吉，
他自己也不清楚，
唯一清楚的就是：
不管天翻地覆，
他都用心生活。
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
有一样能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
那就是希望。

谁知道我们该梦归何处，
谁明白尊严已沦为何物，
是否找个理由随波逐流，
或是找个借口继续苟活，
是否展翅高飞保持愤怒，
或是勇敢前行挣脱牢笼，
我们该如何存在？
他非比寻常的逃亡经历，
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
那股强者自救的信念，
让他成为一只，
冲破红色牢笼的愤怒飞鸟，
传奇地完成了自我救赎，
告诉了我们，生命究竟该如何存在。

有些鸟儿，
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
因为它们的每片羽毛，
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看得我心一纠一纠的 感谢上帝。现在这种故事还在邻居上演吧

关于关愚谦没有获得过汉堡大学教授头衔的进一步证明
2014-08-14 admin 新到资料 0
　　作者：bernstein

　　近日，ID为“江山无限”的网友在德国热线论坛发帖，称发现了可以进一步证明著名德籍华人关愚谦没有获得过汉堡大学教授头衔的文件(http://www.dolc.de/forum.php?mod ... 97&pid=35076080)：

　　“关愚谦当年在汉堡大学的上司，任系主任的著名汉学家司徒汉教授（Prof.Hans Stumpfeldt）发表过两篇提及关愚谦（Kuan Yu-Chien）的文章。

　　一篇是长文“Zur Geschichte der Abteilung fuer Sprache und KulturChinas und des Arbeitsbereichs Koreanistik“（http://www.aai.uni-hamburg.de/ch ... chichteDerChinA.pdf）, 文中提到关愚谦两次（第11页第2行，第16页第3行）。

　　另一篇是祝贺关出版新书“浪”的短文（http://www.stumpfeldt.de/hcn.nf/0516B15082010.pdf）。

　　两文均写于关自述的获得教授头衔时间之后。两文都称关为Lektor，提到关已退休，却只字未提关的Professor头衔。

　　一个德国的Professor，为什么不称他的教授同事为Professor，而且是在谈到这位同事曾经是Lektor时？答案可能是：或者这位同事不是教授，或者这位教授暗示他的同事不配有教授头衔。

　　但是，司徒汉的文章对关都是赞誉有加的。而且，按照关的自述，为他力争并向“德国政府”申请特批他的教授头衔的，不是别人，正是司徒汉。”

　　司徒汉是Hans Stumpfeldt教授的中文名字，即关愚谦自述中为关愚谦力争教授头衔的“史图姆菲尔德教授”(http://s257001862.online.de/?action-model-name-extra-itemid-195)：

　　“1993年，我们的系主任史图姆菲尔德教授在知道我的写作生涯后，专门来我家访问。当他看到我的作品和国内几个大学（四川外语、杭州、浙江）给我的正式客座教授聘书后，就正式向德国政府高教主管部门提出了授予关愚谦博士教授名衔的特别申请。很快获得批准了。”

　　“史图姆菲尔德教授”的上述那篇短文（http://www.stumpfeldt.de/hcn.nf/0516B15082010.pdf）写于2010年8月15日，回忆了从1979年他与关相识到1996年关从汉堡大学退休，提到当年由于WolfgangFranke和刘茂才（Liu Mau-Tsai）两位教授的力争，关愚谦才有机会以Lektor的身份在汉堡大学教中文课。文中称赞关是个值得尊敬的人，是个热情好客的人，尤其在退休后表现出是个热爱祖国的人。但这文章从头到尾就是没提关在退休前已不是Lektor，而是Professor。难道“史图姆菲尔德教授”这时得了失忆症，只记得关曾是他手下的一个Lektor，不记得这个杰出的Lektor在他的力争下已获得了教授头衔？

　　德国大学里的Lektor是指教语言课的教师，而且，这种语言通常是该教师的母语（参见德语维基百科Lektor条目：http://de.wikipedia.org/wiki/Lektor_(Universit%C3%A4t)）。

1972年，还是新华社记者的王殊（后任中国驻德大使）打了一个电话给关愚谦。王殊此番给关愚谦的电话内容，是代表组织，动员关愚谦回国。

关愚谦说“那时候想家想得厉害”，即便他在德国的妻子一再反对，怕有危险，他还是执意要回国，“所以我就一个人去了波恩找王殊面谈。”

谈话的气氛依然像“文革”期间批斗“反革命”似的语气。

“关愚谦，想通了没有？你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你回去以后将功赎罪，既往不咎。飞机票都给你买好了，回去！”

“我还真是有点顾虑，回去以后你们不会继续斗我吧？”

“有什么可顾虑的？回去检讨检讨就行了嘛……”

就在关愚谦几乎动了回国的念头时，一批印度尼西亚华侨忽然走进了房间，打断了他们。“当时跟王殊一起找我谈话的还有一个姓梁的同志，这时候王殊就对那位梁同志说：你去陪陪印尼华侨，我带关愚谦去另一个房间继续谈话。”

支开了梁同志，进了没有旁人的小房间。王殊忽然拉着关愚谦说了一番与刚才谈话截然相反的话：愚谦啊，有顾虑嘛，别着急回去。但是要给祖国做好事。

“一句话点醒了我，这是在告诉我不要回去！10年以后，王殊又到汉堡来，我就问他，王大使啊，你那时候怎么敢跟我说这些话？不是透露天机嘛！他说：不是我的意见，是姬鹏飞（1972-1974年任中国第三任外交部长）的意见啊！后来我又看王殊去了，他跟我说，其实也不是姬鹏飞的意见，是周恩来的意见。”关愚谦回忆道。

1981年，外交部长姬鹏飞批准“让关愚谦回来看看他爸爸”，他就这样顺利回国了。

“那十几年，我被当作是西方社会里唯一一个从红色中国逃出来的人，很多人找我，说只要我好好骂共产党，就可以给我钱。我的原则是这种事情绝对不做。我1969年到德国，1979年的时候有一个大使馆的干部，跟我说心里话：老关啊，我们查了你10年，发现你没有说过一句对中国不利的话。我后来到了汉堡大学，大家对我都非常尊敬，就是因为我没有出卖我自己的祖国。”关愚谦认为，这一点同样也是他后来能够顺利回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