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没有文化谈何学问

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华人数学大师丘成桐指出，“自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学问的最主要原因。”

文化上的缺失，影响尤其广泛深刻，以致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以下种种流弊。“中国的学生，念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士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

丘成桐慨叹，在中国，真正有心钻研纯科学的人实在不多，跟外国的学生真心以研究为目标相比，实在相去甚远。

除了部份学生以金钱挂帅外，有些学校的态度也是唯利是图的。某名牌大学的代表和一些中国官员曾经到哈佛大学取经。然而，他们问的问题，叫丘成桐感到非常失望，他说：“中国的大学一心只想赚钱，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但当我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对于中国教授的质素，丘成桐也不敢恭维：“即使是国内名牌大学老师的质素也没有保证，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除了质素差劣外，有些老师也没有做好本份教好学生。

丘成桐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哈佛大学数学系有一年录取了一个某知名大学的优秀学生，当我们向该大学核实学生的身份时，全数学系26个最资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后一直问到副教授才能确定这个学生的身份。”丘成桐后来发现，有些老师教学生，原来从未见面，也不相往来，这倒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丘成桐又批评中国只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只着重宣传生产多、数量大，领导便会高兴。以学术界为例，有些大学的教授，一人带着30个博士生，误以为教导愈多学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但结果是全无质素可言。在国外，一个教授只会带着2至5个学生，但是那些学生很多都会成为大教授，这就是质素。”

除了教授迷信数字外，就连大学与大学之间，也在进行数字的角力。他说：“全国有500多个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各省的重点大学往往以院士的多寡去量度学校的质素，提拔人才的时候，又以那位教授在某个场合讲话最多为标准。中国人就是缺乏自信心，才会这样量度自己。”

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首，一个国家有高质素的大学，固然是好事。但是，丘成桐却指出，北京大学的势力范围遍及全中国，当中的派系斗争，反而窒碍了学术界自由的发展。丘成桐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很灰心。”“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位学者，他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但是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他的打压，令他的地位连边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在广州有一点名气而已。”丘成桐慨叹，“这种社会风气令学者觉得学问不是最重要的。既然单靠阿谀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为何不抄小径？”

人治观念强，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丘成桐指出，在这种文化风气之下，中国的学术界欠缺一个公平、公开的人才提拔机制；同时，学生的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丘成桐说：“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院士，他们的平均年龄约70岁，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担当最前线的领导工作，但是国内学生的研究方向，仍然得以这些人的好恶来决定，假如他们不喜欢你的研究方向，你是做不成的。”

中国的研究员，精力都花在讨好上级之上，对知识的渴求，似乎只是次要。丘成桐说：“在中国做研究的顾忌实在太多，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并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但是，中国的学生永远不敢跟老师唱反调。”

人治观念过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任人为亲的情况。丘成桐说：“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所谓“机制”，已经成为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在美国，只要你有能力，20多岁已经可以当上大教授；但是在中国，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领导出身，即使你有能力，别人也会借机打击你。”丘成桐当上史丹福大学数学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5岁。

理论科学的研究，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相当重要，这就是丘成桐对理论科学的评价。他指出：“欧美几百年来钻研理论科学，根基深厚，有利发展任何工业。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深厚的底子支持。”但是，丘成桐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看不到理论科学的重要性。

他说：“中国投放在理论科学的教育经费实在太少，研究理论科学本来就是最省钱的，就以数学为例吧，根本不需要什么机器，研究一个数学的题目，所需经费很少。”然而，由于理论科学的价值，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丘成桐指出：“理论科学就好像礼、乐、射、御、书、数，在中国文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

丘成桐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建立的，是无形的文化资产。同样地，实用科学必须建基于理论科学之上，才能够站得住脚。由于对理论科学缺乏长远的眼光，加上部份学校亦有“做大做多”的倾向，所以有关部门愿意花百万元（人民币，下同）兴建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只因为这些都是别人看得到的东西。然而，丘成桐批评，没有软体的配套，硬体做得再好也无用武之地。

他曾经到访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发现大学的图书经费相当缺乏。丘成桐慨叹：“别说一般大学，就连国内的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找不到数学界的期刊。”丘成桐指出：“研究任何一个科目，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领导层认为期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售价却要数千元，他们认为不值。期刊能够将第一手的资讯带给你，但是他们却看不到期刊的重要性，所以大学也得不到这方面的经费。”

学风方面，身为数学大师陈省身的高徒，至今丘成桐仍然对恩师的学风赞不绝口，认为那才是做学问者应该遵循的方向。“陈先生做学问也出过错，海外几个学者提出来错误，也没有办法，错了就承认。”

丘成桐介绍说，上世纪30年代，陈省身等人大学毕业到海外求学，学成后毅然全部回国，没有在海外留下，但是拿来了世界最先进的学问，当时国内许多大学互相交流，学风好得不得了。尽管当时条件很艰苦，陈省身的数学讲义都是手写和油印，就在那种条件下，陈省身几乎看完了大部份的数学巨著。最终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包括华罗庚先生等人，共同训练出中国第一批数学高等人才。就是在这些数学开拓者的努力下，当时在1946、1947年期间，中国第一批数学家出来了，即便是现在看也是世界第一流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华罗庚先生回国以后，陆启铿、谷超豪、王元、杨乐、张广厚、陈景润、潘承洞，这些人才相继脱颖而出。丘成桐认为，在“文革”以前，基本上中国数学已经接近世界一流。

但是后来大跃进、反右，直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把这些全部给破坏了。丘先生对恩师至今念念不忘。尤其是前辈大师那种学贯中西的气质，现今已经很难看到。

最后，借用丘先生早年写就的一篇文言文，“无奈华夏虽众长城未修，天地虽宽，瑕疵难容，终究德不如欧美，力不逮乎日苏。根之腐亦，枝叶不荣，叶之枯亦，根基何养?”

[ 本帖最后由 悠优 于 2016-12-31 10:4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