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中国电影的委屈和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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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我不是潘金莲》，中国电影的委屈和荣光
原创 2016-11-20 徐元 大家
文 | 徐元
▍一
《我不是潘金莲》是一部75分的电影。
不过，它足以坐稳年度国产片第一名的交椅了。
▍二
军功章上，除了冯小刚的一半，还有刘震云的一半。
刘不仅是原著作者，还是影片唯一的署名的编剧，所以，冯好几次表示，刘震云才是作者，他不过是“把它拍出来”。
不必讳言，电影版《我不是潘金莲》远不如文字版辛辣，特别体现在结局：小说尾声，史县长由于买不到春运车票，于是冒充上访者，继而被两个协警一路护送回了家，全篇荒谬讽刺的况味，又翻了一番。而在影片的最后，则让李雪莲向史县长和盘托出了告状的底层逻辑：假离婚本是为了生二胎，结果折腾一场，却害得肚子里的孩子没了——这才是李雪莲“冤屈”的真相。
乍一看，这个安排合情合理，遵照了“编剧心理学”，又有“反转”效果。然而，比照原著里李雪莲其实生了老二，可是因为常年告状，这个闺女跟娘压根不亲（反过来，娘跟闺女也不亲），李雪莲其人的刁蛮、憋屈、执拗，才显得一以贯之——软弱地流产，哪里像是小白菜、潘金莲、窦娥及白娘子四位一体者的所为？明明就该如小说情节那般，本来是她怀孕两个月时去打胎，结果却从手术台上跳下来，继而想出了假离婚的法子，再到生完闺女就托付给老同学，然后持续不断地打官司，一打20年，这才很彪悍，“很李雪莲”。
而且，影片赔上了一条“没成形”的人命，反倒让整件事不够“把芝麻变成了西瓜，把蚂蚁变成了大象”了——这浓得化不开的荒诞，才是“我不是潘金莲”事件的本色。
在小说中，刘震云仿佛鲁迅遗言那样，“我一个都不宽恕”。他笔下的二十年上访故事，只是一幅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的百鬼图，他创造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是可爱的，所有问题的根源，是每个人都只在乎自己，而罔顾他人。他对李雪莲也毫无偏爱，甚至吝于交待她最终的人生结局（可能上吊死了，也可能没死）。然而，电影却没有那么决绝，不仅同情了李雪莲，也体谅了各位人民公仆。
显然，小说和电影的这种微妙差别，乃是由于冯小刚的存在。
▲ 《我不是潘金莲》剧照
▍三
冯小刚经常说他受不了“特别黑暗”的东西，他的意思是，有些我们认为是他向审查低头的地方，其实是他自己的主意——或许这是实话，也或许是某种说辞，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兼而有之（别忘了，他执导的前三部电影都“被毙了”）。
无论如何，总之他的确是中国电影市场复兴以来，一众“大导演”里，最会打擦边球、最能拿捏尺度的那一位——《天下无贼》拿“贼”做主角、《集结号》里那没有被吹响的军号、讲述绝望的《一九四二》，都绝非普通导演有本事选材、立项、拍摄、上映，一路“走通关”的。而《我不是潘金莲》，题材之敏感、影射之鲜明、讽刺之尖锐，在当下要拍成电影，简直是一桩不可能的任务。
坊间有观点认为，比起早年黄建新执导的那些政治讽刺喜剧，《我不是潘金莲》还不够狠，也不够深，当然言之有理，然而考虑到《我不是潘金莲》都讲到了“人代会”、讲到了“首长”，这又不是当年黄氏电影所能堪比的格局了——只讲一个厂、一个局、一个处的一地鸡毛，再犀利、再可供“阐释”，也终究不会惹大麻烦。
而在《我不是潘金莲》中段，黄建新本人出演省长、高明出演首长的那一场“开会戏”，精彩纷呈，点到即止，绝对是冯小刚从影以来的最佳调度。这场戏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生动再现（比如，高明手一挥，“下面就不要拍了”，摄影摄像记者们于是匆匆离场），也是中国电影里空前的。
▲ 《我不是潘金莲》剧照
现实是，在中国文坛，《我不是潘金莲》这样的小说不算多，可也不算少，甚至比它“尺度”更大的，也不乏其作（都指公开出版物）。然而，放眼中国影坛，在能够公映的影片范畴内，不要说近20年，就是60年的时间，《我不是潘金莲》都像是“一个人，没有同类”。所以说，张艺谋、姜文、娄烨、贾樟柯们只做完了一半的事情，冯小刚这一次完整、囫囵地办成了。
这当然算得上是项壮举。冯小刚现阶段的创作志趣、江湖地位、市场贡献，特别是他可以调动的各层次“资源”，以及他那种总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本领，令他有胆色、有智慧，能够与权力和资本展开足够耐心的博弈及妥协。
最终，就像他的电影里那样，一个村妇告御状，告倒了市长县长院长，这个小概率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而他本人这部既逆“大局”、又逆市场（因为是农村戏）的影片就这么问世了，也成了中国电影圈无比稀罕的小概率事件。
▍四
不过，尽管《我不是潘金莲》的突破意义重大，就电影说电影，却并不是一出彻底令人心服口服的好戏。
最大的问题出在形式上，正圆和正方构图，虽然提供了某些有趣的解读方式，比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天圆地方”，“命运循环”等等，可是事实上，除了一部分，相当多的时段，圆画幅都让人别扭。典型如李雪莲去拦史县长的车，围观群众一大堆，本该是热闹喧嚣、市井味十足的段落，却被圆画幅截断了气息；又如马市长、秘书长、郑县长和王院长集体拜见李雪莲的那一场吃饭戏，圆形构图没法全景交待五个人的方位关系，画面只能交错呈现局部，本该此起彼伏的群戏，于是只剩了零碎散漫。
占了全片三分之二份额的圆画幅，本意是要师法古人的团扇绘画技法，于是影片时不时要展示这个简称为“楚”之省份的美丽的乡野风物（实则是江西婺源），可是，让市长之流站在明信片一样的小桥流水人家里打官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只一句“反讽”，未免简单。
▲ 《我不是潘金莲》剧照
说烂的老话是，形式和内容要统一，可惜《我不是潘金莲》统一的时候并不多——这就不得不提到冯小刚的老对手张艺谋了。总有人拿来与《我不是潘金莲》相比较的《秋菊打官司》，用的是纪实手法，而《秋菊》里凋敝丑陋的北方农村图景，正好和尴尬憋屈的故事本身相得益彰。至于那部也是讽刺喜剧的《有话好好说》，用的是手持、广角，传达的是躁动、癫狂，也和电影情节及主题完美贴合。
说到底，《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是“现实主义”的，电影本身也是所谓的“剧情片”，特别它还有众多的角色和众多的场景，而圆画幅这种高度风格化、艺术化的手法与之并不匹配。电影本来讲的是冲突、冲撞，却总是放在平衡和谐的圆形画面里，其实削弱了力量，尤其是李雪莲其人的刁蛮彪悍，完全没有得到有效展示。
反过来说，片中有两处对称构图是非常成功的——其一是“喝茶”后的李雪莲，面对面接受警官的教育，你问我答，有捧有逗，一团和气背后，是莫大的尴尬和嘲讽；其二是“楚”省的人代会会场上，首长居中而坐，即席发言，从客气到发飙，左右两位省级大员如何从笑眯眯到心惶惶，全都历历在目——然而可惜，这样“有效”的场面，在全片中并不多见。
▲ 《我不是潘金莲》剧照
另一段让圆画幅起作用的地方，是李雪莲被请“喝茶”的那段序曲，强劲密集的鼓声里，李雪莲在街头漫步，却被面包车上下来的几位拽进了车里。这一段只有范冰冰才能享受的横向移动镜头，提供的正是一种“望远镜”视野，然而在各个场合，冯小刚和本片摄影师罗攀都表示，他们处理圆画幅时就怕被认定是“望远镜”，所以画面基本都是稳定的中景，即便有动作，也尽量只做纵向移动。所以，他们的一番讲究，岂不就是煞费苦心？
形式即内容，内容即形式。电影版《我不是潘金莲》比之小说原著，不仅是讽刺指数有所下降，关键还在于，小说里为各个角色铺陈的心理描写，由于形式所碍，电影只能付之阙如（偶尔只有李雪莲之所想，由冯小刚旁白道出）。这也就造成了相当多的观众，通过电影获得的信息是不足的，进而也就难以准确地把握情节和角色（从若干渠道都会发现，本片颇有一些提前离场的观众），而惟有那些读过原著的人，才能享受到“图解”的乐趣。
当然，冯小刚选择特种画幅，除了有“赶时髦”之嫌（拜数字技术所赐，国际影坛近年很流行玩画幅变形），也不乏是一种障眼法，毕竟，要是像《秋菊》那样实打实，可能审查风险会更大。不过，不管是哪种原因，事实上都对电影最终的成品带来了损害。
蛰伏三年才出手的冯小刚，显然本想拍出一部空前绝后的杰作，于是他就像李雪莲那样的一意孤行、肆意而为（甚至他上映当天就向万达宣战的动机和做法，都十足十的是李雪莲式的受迫害妄想征），然而，遗憾的是，他也跟李雪莲一样，虽然完成了一件壮举，却并没有真正达成目的。
▍五
冯小刚用圆画幅拍了一部近乎于禁片的片子，一方面看，比起《活着》《鬼子来了》这样的先烈，《我不是潘金莲》的“电影本身”的品质其实还不够狠准稳，特殊画幅也难言成功（与之难兄难弟的，倒正好是同期那位痴迷120帧/4k/3D的李安及他的《比利·林恩的中场休息》）；而从另一面说，在此时此刻，这样一部直面吾土吾民真相的电影，居然能够突破层层截访，亮相于几万块银幕，又近乎奇迹了（依然堪比当年李安的《色|戒》）。
《我不是潘金莲》或许无法在未来的电影史上留下专章，但却注定能被写入当代史，而这，既是“中国电影”的委屈，亦是它的荣光。
恰如李雪莲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