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跃刚致龙应台：一个胜利者后代致一个失败者后代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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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一个胜利者后代致一个失败者后代的信
原题：谁是失败者？谁是胜利者？——一个胜利者后代致一个失败者后代的信
（编者按：这是中国知名记者卢跃刚一年前写给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信，对两岸关系有深刻看法，现首次发表）
应台：
香港的十二月，我们去郊游，在开往东平洲的渡轮舷边，你的面色凝重，心里有事。你说，你要写一本关于一九四九年的书，来记述海峡两岸中国人的悲苦命运。我说是一个好题目，中国人这段历史走了样，很沉重，应思量。时间很匆忙，等我读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下简称《一九四九》），我们说话的情景已是两年前的一段画面。
“向失败者致敬”、“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你想结束成王败寇的历史观，你用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回眸那个年代、被那个年代践踏并忘却的数千万卑微亡灵以及数亿苟活的家人，以换得一种安慰，一个轻轻的叹息：哦，还有人惦记着我们，惦记着这些事情。
你似在低声唉叹：“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但这还不算，你以国民党失败者后代的身份向海峡对岸喊话，希望大陆的当权者能即时反省，在夺得江山六十年“大庆”之日，向曾经被内战践踏、污辱、伤害的国人道歉，以消弥嫌隙、仇恨，构建两岸中国人健康的精神世界、对话氛围。
这个道歉，对于当政者来说，是忏悔，是反省；是责任，是义务；是对打江山坐江山的超越。对一个以声称“为人民服务”、矢志构建和谐社会为旨归的政权来说，用数千万无辜亡灵和上亿悲苦家属的名义，以及一个民族的分裂大悲剧来换取一声“对不起”，愚以为，这个要求不过分。岂止不过分，抑或很卑微。六十年沧桑，台海两岸隔异，中国人生命历程的一个甲子，经过“不惑”、“知天命”，已是很漫长；“对不起”，我们还会等多久？
庆幸的是台湾方面，空谷足音。零零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在台湾马场町，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向五十年代初期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人及其家属三鞠躬，他说，虽然“白色恐怖”时期他只是小孩子，但既然他现在身为主席，就必须承受国民党过去的责任。他是国民党政府迁台五十六年后，第一个为台湾“白色恐怖”事件正式道歉的国民党主席。
这年我们在香港，刚好看见《亚洲周刊》对马英九道歉的封面故事报道。读了徐宗懋的文章我才知道，为了正式道歉这一天的到来，台湾社会已酝酿了很长时间。零零年，你就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已经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的地下展厅举办了马场町死难者枪杀现场的历史图片展。因此你被斥责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马场町枪杀的主要是所谓“共匪”--中共地下党员。我们唏嘘感叹，褒赏马英九，期待共产党，中共若能效法国民党，向内战时期、建政以后被他们伤害、蹂躏的国人致歉鞠躬，善莫大焉。
我们说，一下子让中共放下身段，行纠错、道歉谦卑之礼，绝无可能，要一步步地，手把手地，先通讯息，示以善意，再教礼数，建立伦理底线共识。陈婉莹、钱钢请我们吃饭，你做陪，席间，我和李大同向你致力于澄清党文化的毒害、调整台湾社会政治文化心态的努力表达敬意，并向你约稿。不久，你写的《一个主席的三鞠躬》在《冰点》发表。
这篇文章中，你的善意很委婉：看看，国民党是怎么做的，共产党是不是能学学？一晃又是四年，什么也没等来，于是你在中共建政六十周年这个坎儿上，直截了当地发出了呼吁。你得到了怎样的回应？依旧是胜利者的傲慢、自大、浅薄、宵小和谵妄。你这部书不能在大陆出版，你的声音在大陆被围追堵截，视“龙应台”这三个字如寇仇。这在我的预料之中。
你只要看看北京中南海新华门前的大标语，你就会明白六十年前、六十年间的孤魂野鬼、悲风苦雨为什么听不到一声“对不起”了。你怎么能指望继续自个儿喊自个儿“伟大、光荣、正确”而且“万岁”的执政者道歉？道歉的心理基础是什么？是谦卑、敬畏、宽容、自信。这四条在大陆有吗？有这四条，还会六十周年大庆，耗费奢靡，在天安门上博那几个人烽火一笑吗？
国共两党本是一家人，前后脚出生的两兄弟，都是苏俄的卢布、思想一个奶嘴儿养大的孩子。大哥国民党，小弟共产党，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在第三国际的压力下，干脆共产党整体加入了国民党。毛泽东甚至当过国民党的中宣部长。我常说，与香港人比较，大陆人更容易与台湾人沟通，台湾人更容易融入大陆社会。两岸政治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心理是同构的。
《一九四九》，看到你奶奶二十年代就参加共产党，还带着你爸爸去听过毛泽东的演讲，我就乐了。差一点，我们就可以红色后代的身份同桌参加胜利者的流水盛宴了。你奶奶当了老革命，侥幸不死，进了北京城，没准儿是全国妇联供着的某大姐，节日大典跟着上天安门城楼子风光无限了。
就具体人而言，情感是一样的。你爸爸经常拿着鞋底流泪想家，我很能理解。三五年(当地人不这么说，叫民国二十四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爷爷连夜赶了两双草鞋，让我爸带上第二天跟着红军撤退。当地农民不叫“红军”，叫“乌老二”、“霉老二”，与当地“棒老二”(土匪、袍哥)同类。不同的是，红军到处写标语，沾石头的地方都刻红字，有枣没枣一竿子，走一路政治宣传一路。
我大伯是长子，大伯母生孩子，我爸爸顶替大伯当了红军。不顶不行，实际是迫当兵。那时他才十五岁。我爸爸的临终遗嘱是，骨灰带回老家。历史的阴差阳错，哥哥成了农民，弟弟成了将军。本来应是另外一番图景。
我爸爸讲的“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跟所有的长征宣传不同。过草地的时候，他赶的牦牛被偷杀来吃了，牦牛身上驮的东西自己背着；他的一袋子炒面被战友偷了，他是饿着肚子走完草地的。所谓“长征”，是落败逃亡。真正演绎着的，不是“革命理想高于天”，而是残酷的适者生存的法则。
国共两兄弟的差别，按照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说法，毛泽东(共产党)争天下比蒋介石(国民党)更狠。否则不会把杀人如麻--中国人杀中国人的事至今当丰功伟业，否则不会把长春围城之役--饿杀平民约三十万(依《一九四九》的保守估计)，即相当于南京大屠杀人数的事儿津津乐道。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对辽渖、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耳熟能详，甚至倒背如流。“文革”后期中小学的政治课主要讲三大战役。我们知道，以“解放者”、“大救星”自居，当然是横扫千军如卷席，是在国民党政府的残垣断壁上，在国、共两党官兵的尸骨上，在亿万农民的血泪上建立合法性基础的。
失败者“转进”到了台湾，卧薪尝胆，蜗居疗伤。胜利者的行径却着实怪诞。他们不是像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的胜利者那样，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休养生息，而是按照革命的血统论，把中国人严格地阶级成份等级化，一部分人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家属成百万上千万人堕入地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先是向农民翻脸，践踏土地革命承诺，践踏自己制定的法律--凝结土地革命成果的《土地法》，进行二次土改，变私有化为集体化、国家化、党化，把帮助自己打下江山的自耕农变成了农奴；次之向知识分子翻脸，向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翻脸，把过去的同盟者打成自己的敌人、右派，进行“洗澡”、洗脑、改造、专政。
接下来的是无休无止的党内权力斗争，政治运动不断，祸国殃民。在这里，我要郑重介绍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诗人牟宜之(一九零九-一九七五)先生。他一生追怀杜甫士大夫的诗史传统，悲悯情怀，在一九七一年深秋林彪事件后写的《史之一》(其诗集《牟宜之诗》零九年在大陆出版)中抗议：“权贵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
我以为，他的诗准确概括共产革命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后的历史，堪称“有韵之《史记》”。共产革命是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共产革命的每一页都弥漫着杀气戾气。
国共内战，死个几百万人暂且不算，战争本来就是血腥的。我们要问，中共建政后，和平时期冤死了多少人？从土改、镇反到文革、六四。光是“三年大饥荒”--不，是“五年大饥荒”！根据已经披露的档案和相关研究，一九五八年云南、河南等省已经开始大面积饥荒，已经大规模地饿死人了；一九六一年取消“大食堂”，四川当政者李井泉深知毛泽东的心态，说大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继续推行，致使四川大饥荒持续到了一九六二年春天。前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在他大陆正式出版的长篇回忆文章中说，大饥荒时期四川省饿死至少一千万人。我的研究支持他的结论。大饥荒前，四川人口七千万，也就是说饿死了七分之一！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中国大陆普遍地存在着人吃人的现象，以至国家主席刘少奇直面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说“文革”是浩劫我不反对，但是对于底层民而言，真正的浩劫是大饥荒！只不过大饥荒饿死的四千多万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一直处于社会弱势阶层，至今被剥夺被损害，没有代言人为他们说话罢了。五年大饥荒饿死了四千多万冤魂野鬼不需要一声道歉？
应台，上面说了道歉的四个前提，我还要加一条，即对历史的正确态度。说到这儿，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应该是一九九九年的某一天，我到一家图书工作室，两位编辑正在审读一部书稿，见我进来，捂住了所有虚线后面的作者，让我看选定文章的标题，我挑了几个标题读：《中国的缺点就是没有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我们不害怕民主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论学术自由》、《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保障书》、《言论自由与民主》、《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我大叫，你们找死啊！这不是极右派言论吗！她们大笑，笑得很失态，笑得我心里发毛。她们亮出了文章作者。我一看：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解放日报》社论！《新华日报》社论！我先是一惊，继而跟着大笑，笑完，便是浸透在沉默里的巨大悲哀。
中共最懂得在夺权过程中“自由”、“民主”诉求的含金量，也最懂得“自由”、“民主”对于动摇党天下的基础，结束一党独裁的杀伤力。所以，一旦夺取政权，就翻脸不认账，对自由、民主弃之如敝履。
这本书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编者笑蜀。书后来出版，不久被当局查禁。他们不想让国民知道或者不承认当初白纸黑字记录的承诺。按照常识来理解，这种行为当然属于赖帐。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民主、自由、宪政的“庄严承诺”和《历史的先声》出版、被查禁是上个世纪国人承受的最残酷的玩笑。
再举一个最新的例子。《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国国民党史》是历史学家杨奎松先生去年出版的很严肃、很有份量的一部学术专着，但读下来，一些很不得体的副词、形容词像绿头苍蝇似地在字里行间飞来飞去，试图在鲜明地表达作者或出版社的政治倾向和是非好恶，错误特别低级。我当面向杨奎松先生指出，他苦笑，他说那是主编和出版社为了出版安全，擅自做了些政治正确的手脚，他坚决不同意，“拿回来改，太多，改都改不干净”。例如说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汪精卫在政治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上，恼羞成怒地讲……”“恼羞成怒”这样的形容词当然改得很低级。
一方面隐瞒和编造历史，一方面又积极为自己的历史作结论，比如延安整风时期的历史决议和一九八一年的历史决议，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历史、垄断历史、终审历史、统一历史，恰恰说明了他们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历史。在大陆，所有的事实都证明，胜利者对自己的胜利并不自信。斯大林非常自信地对第一次见面的毛泽东说，历史是不会谴责胜利者的，意思是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是这样吗？时隔不久，这些“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几乎全部被推翻了，改写了。
国共内战，祸害百姓，国共两党身上都背着十字架，所不同的是，国民党的十字架在蒋经国、马英九身上卸了下来。一九八七年蒋经国审时度势，宣布结束战乱，民进党异军突起，在开放报禁党禁十三年后，通过民主选举，击败国民党，获得政权。国民党由执政党堕入在野党，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完成现代政党转型，失去政权八年后，重新执政，完成了一个生命轮回。
在这个意义上，你作为国民党老兵的后代，有资格引以为荣。而我作为共产党老兵的后代，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向你和你们脱帽致敬。
你还记得不，四年前，窗外夜飞雪，炉火风打灯，我们在长城脚下的一段对话？我说，国民党的今天，应该是共产党的明天。一九四九年，共产党靠武力所向披靡，打败了国民党，我们设想一下，国民党今天举民主旗帜，渡过台湾海峡，挥师北上，与共产党和平竞争，结局会怎样？你去看看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南京拜谒中山陵，市民自发出来欢迎的盛况就明白答案了。
你说：“马英九背起国民党的十字架，向历史忏悔，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但却不是孤立的、独特突发的事件，而是台湾民主道路上标志里程的多指路牌之一。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仅只是国民党的内在改变，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实在于台湾的民主，造成了台湾整体的深层质变。”
诚哉斯言。但是在怎样的社会氛围、沿着怎样的路径改变是个大问题。你知道，共产党欠账太多，历史包袱太重，有着深刻的“被清算恐惧”。一九七八年动的改革，实际上是在认错、还账，甚至是在自我救赎，只是不明说罢了。我有足够的证据说明，邓小平、胡耀邦、赵、万里等中共高层改革者都有这一心态。据此，去年底，我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个演讲中，明确提出了“失诺（革命）--救赎（改革）”的历史路径和历史解释框架。
真相揭示，历史清算是难免的，区别在于，是暴力还是理性。有没有出路？应该有。在马英九马场町道歉这个故事中，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马场町祭奠的现场，马英九道歉，上百位老人“微微回礼”。这“微微回礼”意义重大。我想，老人家们对马英九的道歉还之以礼，似应是台湾社会对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的宽恕、和解和告别。
写到这里，一个追问就不能回避了：海峡两岸，国共两党，谁是失败者，谁是胜利者？国共两党，如果以社会制度论，以民心论，它们彼此都是胜利者和失败者。此话怎讲？四九年中共是胜利者，国民党是失败者；零八年，国民党靠选票重新执政，完成了现代政党的转型，并推动完成了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转型，而共产党仍然是一党独裁。在这个意义上，中共还能说自己是胜利者吗？我们说历史，从来都是长时段的，从来都是一个过程。
但是大陆比台湾复杂，大陆旧账未还，又欠新账，六四是个巨大的心结。心结如何解？怎么才能避免血酬清算？左思右想，只有宽恕、和解一途。图图大主教说：“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真相、纠错、赎罪、反省、忏悔、宽恕、和解，防止仇杀，台湾、南非、东欧诸国给人类社会做出了典范。我们是可以学习的。
鲁迅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见《娜拉出走后怎样》）
那就要看我们这个民族的运气了。但愿是民主的和平的鞭子来抽打我们的脊梁。这不仅取决于执政党，还取决于社会的每个阶层，我们每个人。
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最激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会赞成社会的暴力转型。以暴易暴，对谁都不利。六四后，北京知识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六四和解”。既然最近的六四可以和解，历史的笔笔欠账也就可以找到和解的途径。
然而，和解的前提是中共要以天下苍生、民族福祉为重，超越一党私欲，政治体制改革承诺回到十三大--一九八七年，宪政承诺回到六十三年前--一九四六年，结束党法党军党天下，结束枪杆子、笔杆子--“两杆子”执政理念，把中国社会真正带入民主社会，完成自我救赎。道歉，包括一九四九年在内，向共产革命几十年被侮辱被损害的党内外国人道歉，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这些话重不重？我两年前在香港大学演讲，你走后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四个字：“慎言，保重。”说出以上那些话，对于不说话而言，很重；对于历史真相、历史趋势而言，很轻。慎言，非不言。胡锦涛不也在国外说过：人长着嘴巴，不就是为了说话吗？
关于《一九四九》的文体、历史事分寸、作者主客观角色等问题，我还有话说，可能需要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单说几句，尚望赐教。
《一九四九》承继《致安德烈》(母亲--儿子)的事语气、结构，把自己的家史客体化，好处是贴己、亲切，比较容易展开主观事。缺陷是明显的主观和文学倾向，没有了萨特或罗兰·巴特式的事冷峻，削弱了历史的文献性？
另外，似乎你太想为台湾说话了，一九四九的主题，把一九四五揉了进来，两部书的内容，你写成了一部书。我大致算了一下，一九四五的内容在《一九四九》中占到了三分之一强。你的解释说，没有一九四五，说不清楚一九四九。这话对。问题是占到多大比例。只有十几万字的书，主体内容只占到了三分之二弱，无论如何是个问题。是不是《一九四九》只是一个开头，往后还有佳构？
北京初雪，天很冷。香港的海风依然暖和吧？
跃刚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四日
（卢跃刚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报告文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