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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古拉格,8年,1200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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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古拉格,8年,1200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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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古拉格,8年,1200封信
2016-09-09 许知远 东方历史评论
一切皆在信中

撰文:许知远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

列夫决定写信给斯维塔。

有五年时间,他们没有见面了。不要说见面,就是音信也几乎全无。1941年7月,尚在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列夫参军,到前线抗击入侵的德国人。他运气不佳,当年冬天,就被德军俘虏。

他熬过了在战俘营的岁月,抵制了成为德军间谍的压力与诱惑。盟军的胜利却没改变他的命运,他被视作通敌者,先是被宣判死刑,然后又减刑为十年劳改,被发往伯朝拉劳改营。

这似乎也是这个家族的不幸遭遇的延续。

列夫米申科出生于1917年1月21日,这也是一个革命之年,先是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接着是布尔什维克获取了权力,他们声称要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

四岁时,他就目睹双亲无辜地死于混乱的内战,他们都被视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姨妈与祖母带大他。他也像同代人中的很多人一样,个人的丧失、痛苦被淹没于革命的亢奋洪流中,列夫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讲话,加入了共青团,成为苏俄社会主义试验的拥护者。


列夫

他的直率性格,经常给他招致麻烦。在1937年,就读莫斯科大学时,他因顶撞军训教官,被扣上了“从事反革命托洛茨基宣传鼓动,反对工农红军的指挥官”的罪名。多亏三位同学挺身而出的辩护,他才逃过劫难。

这劫难却拉近了他与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维奇的距离。他们是物理系的同学,出了些小状况的恋人,列夫喜欢亲切地叫她斯维塔。

斯维塔比列夫幸运,她的父亲是一位橡胶专家,尽管对于这个新制度尚有保留,却因技术能力在工业界而获得暂时的安定。不知何故,或许是斯维特拉娜偶尔会发作的忧郁症,他们在大二时的关系冷淡下来。但斯维塔听说到列夫的麻烦,立刻回到他的身边。


斯维塔

他们接下来的几年,一定是人生中最曼妙的时光,他们一起逛街、看电影,读阿赫玛托娃与布洛克。

直到这一切被战争突然中断。

莫斯科与柏林的短暂联盟,最终在1941年破裂,列夫主动参了军。斯维塔最后一次得到列夫的消息,很可能是列夫上前线的最后一刻,他最后来探访,结果只见到了她的妈妈。

她曾写信给军事当局,询问列夫的消息,结果石沉大海,她也从列夫的奥尔加阿姨得到过“失踪了,下落不明”的消息。

自己人的审讯远比敌军更难熬,斯大林的苏联似乎比希特勒的德国对列夫更为残酷。对斯维塔的记忆多少帮助了列夫。在又一个严酷审讯之夜后,他梦见了她,看见她“穿一件白色的连衣裙,跪在地上,身边还有一个女孩儿,也穿了一件白色连衣裙……”

这个梦发生于1945年9月10日,这一天也是斯维塔二十八岁的生日,它或许是列夫潜意识中的告别,他们再不可能相见了。但他比自己想象的更幸运,他活了下来。

“斯(即斯维塔)的家人好吗?”在给奥尔加姨妈信的结尾处,他似乎漫不经心地提到了她,叮嘱姨妈,不用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们。这是1946年6月,他已在伯朝拉呆了三个月。

这个劳改营也是遍布辽阔的苏联疆域内的数量众多的劳改营中的一座,它们像这个红色帝国中散布的“群岛”。自1930年代初设立以来,古拉格就成为苏联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制度将普通人变成囚徒,然后将囚徒变成奴隶劳工,以完全漠视他们基本权利的方式榨取他们的价值。

在这些群岛中,伯朝拉因它的地理位置而与众不同。

它位于北极圈内,一年中有九个月处于漫长的黑夜中。列夫在其中的木材厂做工。就在他即将被重体力劳动与糟糕的营养摧毁前,他幸运地遇见了斯特列里科夫,他是木材厂的一个附属研究实验室的负责人,他将物理学出身的列夫调入干燥车间做技术员。

新环境让他逐渐恢复了体力,也恢复了某种信心。他本已决定不再联系她“这个女人,已经五年没音讯了,还给她写信干什么?她也许死了吧。或许是放弃了列夫,移情别恋”,即使这一切都不是,这封信也可能给她招致危险。他不再是那个年轻的物理学家,而是一个囚徒。他甚至不敢直接联系她,试探性地给姨妈写了封信。

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则又明确地对姨妈说:

“我现在是给你写信,不是给她写信,因为,我不想给她增添负担。让她平静地生活吧,我不想给她添乱,既不想让她回想起过去也不想让她惦念我的现在,我想让她无忧无虑。”

所有的担忧随即被证明是多余的。8月8日,收工的列夫收到了斯维塔的信。

“列夫,遇事要看行为的动机,不要看行为的后果,我要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就会怪罪你了,怪你音信杳然。”

她干巴巴的表达方式一点没变,没变的是她的热情与思念。她袒露自己的思念之情,也简短地汇报几年来的生活。在结尾处,她强烈地要求继续通信,并想给列夫邮寄包裹。

频繁的通信持续了八年,一共有一千二百多封信。

在其中,除了表达无尽的思念,也谈论自己的工作、生活、朋友,看到景物、内心的感受,更有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斯维塔勇敢而执着,她不仅把思念寄托于纸上与未来,还要去探望列夫。距离莫斯科四千五百公里的伯朝拉不仅路途遥远,更重要的是,仅仅作为女朋友,斯维塔是没有资格探望列夫的,而未经许可探访一个劳改者则是非法的,它会给她的工作、生活都带来莫测的风险。

她做到了。

八年中,两个人的生活,似乎都在围绕着这些信件与偶尔的探望展开。她等到了他重获自由。两人结婚,生下两个孩子。他们的生命也延续得足够长,不仅挺过了严酷的斯大林时代,也目睹了苏联的解体,穿越到了普京时代,分别于2008年与2010年去世。


          2002年,斯维特拉娜和列夫在莫斯科   

2

奥兰多费吉斯在2007年的“纪念碑”组织,看到这些信件时,被它的规模与连续性惊呆了。这也是矢志于收集斯大林时代档案的“纪念碑”组织成立以来收到的最大一宗私人档案。

费吉斯正在进行《耳语者》的写作,他要探究在恐怖、压抑的斯大林时代,普通俄国人的内心世界。这些信件则变成他的下一个写作计划。在很多人谈论了古拉格群岛之后,这些信件成为这一历史事件最私人化的记录。


费吉斯

出生于1959年的费吉斯或许是这一代人中最好的俄国历史学者。

比起苏联作家们,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多了旁观者的全局、清晰;比起英文世界苏联题材的历史作家,他写得更好,更有一种对他人痛苦的敏感性。他对俄国历史的描述,偶尔让人想起史景迁对中国的书写,他们都是非凡的叙事者。

在他的笔下,我看到一个辉煌的俄国文明,如何迅速地被摧毁,变得野蛮化,也看到狂热的意识形态如何造就扭曲的世界,更有普通人在面对巨大恐惧时的应对之道。

而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爱与信念是如何保护滋养一个人,不仅帮他度过最痛苦的时光,也是瓦解看似坚不可摧的极权制度的过程。

它也呈现了极权系统的复杂性,即使在充满了谎言、背叛的环境中,这对恋人仍遇到了热心的帮助者,协助他们寄送信件、安排会面。所有的日常行为,都变得惊心动魄,也意义非凡。

即使他们二人身受如此苦难,也对苏联保持着复杂的情感,似乎也为这个国家取得的成就欢呼,却不愿意将自己的困难与这些成就联系在一起思考,思考它们的一致性与矛盾性。“夜里好像全城都被它照亮了,非常漂亮”,她在信中描述莫斯科大学主楼的辉煌,似乎没意识到它也是古拉格的奴隶劳工们所建造的。



列夫则在观看一部关于连接伏尔加河与顿河的运河建造(它同样由古拉格劳工所建)的纪录片时,感慨地说:

“人类的智慧真不简单,把成千上万个想法转化成了摸得着看得见的奇迹……我没有别的想法,只觉得非常自豪,非常钦佩。”

可能正是这种思考的断裂,保护了他们,使得他们免于陷入精神分裂的痛苦。他们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两个人的爱情上,爱情成了他们的避风港,躲避外界的动荡与严寒。

他们也都倾力于眼前的目标上,他们的儿子尼基塔回忆说:

“我爸不给我们讲古拉格的暴行,但是他爱给我们讲遇事应该怎么办,应该有什么样的指导原则,以劳改营里的真人真事为例,给我们现身说法。首先,永远不要自叹命苦……第二个原则就是,不管走到哪里,哪怕只是临时的暂住,都要做长久打算,就仿佛要在那里永久定居似的。”

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帮他度过了难关。这或许也正是苏联时代的一个普通人最重要的生存智慧,一个螺丝钉的智慧。

这本书也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大约二十年前,我在风入松书店第一次看到了《古拉格群岛》,厚厚的三卷本,令人生畏,却无意翻阅。不管是书中的内容,还是作者索尔仁尼琴,都引不起我的太多兴趣。与这套书排列在一起的,还有一套中国知识分子文丛,关于反右运动、牛棚生涯,同样的,我也没有半点兴趣。

那时,我想这些往事与我有何关系,更何况它是残酷、丑陋、令人不安的往事。那时我正沉浸于拥抱一个新时代的热望之中这个新时代由互联网、全球化所驱动。这个新时代的哲学是,抛弃过去,直线向前。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固执地相信,古拉格群岛,就是一个分散的岛群,它位于苏联的某一个入海口附近,该离西伯利亚不远吧。我忘记了是怎样逐渐克服掉这种知识与情感上双重无知的,或许与历史的残酷因素再次浮现有关。也是在这样逐渐觉醒的意识中,我开始对俄国历史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兴趣:它怎样从一个沙皇专制掉入革命的浪潮,当它摆脱乌托邦、享受暂时的自由之后,又怎样回到一种新型的威权之中;在这戏剧性的历史起落中,个人是如何应对这一切的。

我逐渐意识到,这些残酷记忆不会自动消失,倘若它们得不到正视与清理,常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演。更重要的是,这些残酷与挣扎,也正是我们自我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帮我们确立什么是美好、崇高、善良、自由,什么才是最值得追逐的东西。

在书中,有一个有趣的、可能被忽略的描述。在伯朝拉劳改营火车站旁,布满了破烂的小胡同,很多中国移民聚集于此,人称“上海”。这些中国人是怎样移居到这块严寒之地,又怎样面对这场苏联社会主义试验的,一定是个非凡的、被遗忘的故事。这个“上海”也提醒我们,中国发生的相应历史,我们的那些右派改造农场……

古拉格不仅是发生于某个特定时刻与地点的人道灾难,也是一种人类社会普遍的遭遇。很可惜,除去少数作家,比如杨显惠、高尔泰的记录,我们从未知晓中国的普通知识分子是怎样度过这些岁月,我们从未知晓我们的列夫与斯维塔的故事。

本文是许知远为《古拉格之恋:一个爱与求生的真实故事》(奥兰多·费吉斯 著)写的序言(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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