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与司徒雷登：一位“自由派”牧师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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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与司徒雷登：一位“自由派”牧师的前世今生
2016-09-06 麦琪的礼物
新教不是在福音最纯正的时候传入中国的，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尤其是上世纪来中国的宣教士有一部分已经是自由派了。
最近习主席在G20上提到司徒雷登，他就是一位自由派牧师，按家庭教会的属灵前辈王明道所说，他属于“不信派”。当然，司徒雷登的思想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可以看作是一个后基督教时期的产儿，所以为传福音的缘故，基督徒宣传司徒雷登也可以，但要注意澄清他的思想。只是要清楚，如果世俗政府宣传他，那一定和基督教没什么关系。链接：他为中国创立最伟大的大学，可中国却容不下他
司徒雷登杭州故居建于1874至1875年间，为砖木结构中西合璧式的两层楼房，照片反映了故居初建时的状况。
1869年初，司徒雷登的父亲、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约翰·林顿·斯图尔特（John Linton Stuart，1840-1913，中文名叫司徒约翰、司徒尔）来到了中国杭州。他属于南长老会海外传教委员会派遣到杭州的第一批传教士。五年之后，他回到美国休假。假期结束以后，他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一位南长老会的女传教士，也就是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路易莎·霍顿（Mary Louisa Horton，1842-1925）再次来到杭州，一边传教，一边办学。夫妻俩虽然从生活相对优越的美国来到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却毫无怨言。因为他们对自己选择的终生从事海外传教事业抱有特殊的情感。他们在中国生活了四五十年，死后也葬在中国杭州。
沈建中 | 创办燕大之前的司徒雷登
1876年（清光绪二年），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耶稣堂弄美国南长老会布道团寓所。是年，他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三十四岁。
十一岁以前，司徒雷登生活在中国。他说：“我和几个弟弟当时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是布道团里仅有的几个外国孩子。”他的奶妈是中国人，家里的佣仆也是中国人，开口学的第一种语言是中国杭州话。应该说，司徒具有语言天赋，后来在中文方面，他会说普通话和杭州、宁波、南京等地的方言。在母语方面，除了英文外，他还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这两种欧洲古老的语言。而后者也是他成为一名合格的基督教牧师的必要条件。
十一岁以后，司徒返回美国求学，东西文化的差异，使他经过了一段困惑的时期。然而很快，他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并转学进入了弗吉尼亚州的潘托普斯学校（Pantops Academy）。这是由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的附属中学。拉丁文和希腊文则成了最吸引他的两门课程。
由于成绩优异，司徒得以插班进入汉普顿-悉尼学院（Hampden-sydney College）二年级，这所至今犹存的学校是一所著名的私立四年制大学，学风严谨，美国的一位总统、三十名国会议员、八名州长、二十名大学校长及独立学院院长皆出自该校。司徒在大学期间的一位最要好的同寝室同学特林克尔（Elbert L. Trinkle）后来就成了学校所在地弗吉尼亚州的州长。
这期间，司徒雷登在思想上受到了当时在美国大学生中盛行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使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童年时代从父亲当传教士经历中所获得的印象，并从而改变对海外传教事业极度反感的想法，他加入了学院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并担任了会长。还参加了由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在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召开的会议，会上演讲者表现出的美国基督教强烈现世性和社会使命感，以及用基督教的伦理精神而非信仰本身来论证教义的观点对司徒产生了很大的震撼。于是，他重新进入了神学院研究神学，面对即将成为牧师和重新去中国传教，司徒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作出了认可的选择。也就有了人们后来所看到的从传教士到教育家到外交家的司徒雷登。他说：“我就是这样开始我的事业的，从而使我对基督事业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并从中得到了更多的生活乐趣，而本来这一切是不可能获得的。”
当然，司徒雷登如果不作出上述的历史选择，那我们看到的将是以教学为职业的一名学者。他将拥有弗吉尼亚大学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也有着德国留学的经历，但他可能不会再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中国，也可能就不会信奉基督教，当然也就不会再有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校长、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了。
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在女子教育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她在杭州所办女学的学生们。
美国求学岁月的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是美国南方人，从照片看，她确实长得很漂亮。
1905年2月，被弗吉尼亚州东汉诺威（East Hanover）长老会册封为牧师的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艾琳·罗德（Aline Rodd，1878-1926，中文名路爱玲）回到了阔别十七年的中国，在中国杭州当上了一名区域传教士，“所至为杭州与湖州隶属各地，数百里中，无西人也，入乡村，起居饮食，与乡民俱，共话桑麻，并问礼俗，得悉民间生活与痛苦甚详。”
嗣后，在华美国南北长老会布道团，决定合作在南京建立金陵神学院（Theological Seminary in Nanking），从1908年到1919年，司徒雷登主持了该院的经文注释系，在这十一年中，司徒经历了清帝退位、民国成立、父亲去世、会见威尔逊总统等公私人生大事。他对中国辛亥革命评价很高，誉之为是中国的“独立战争”。民国建立后的1912年4月1日，司徒以美联社特派记者身份参加了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召集的临时国民会议，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由袁世凯继任，南京临时政府结束。而司徒是见证这段历史的唯一外国人，他对孙中山的评价是：“一个高贵而又带有几分理想标准的政治理论家”。而袁世凯则是“务实却又抱着怀疑观点的老练政客”。
在南京期间，司徒雷登出版了一本五十万字的著作《圣教布道近史》（Lectures on Modern Missions），这部著作中，司徒阐述了自己逐渐形成的自由主义宗教观和海外传教思想，他认为对基督教的信仰主要应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而不是对上帝在形式上的崇拜。传教士的使命是使社会认识到基督教的存在和力量，并以整个世界的社会进步来体现这种力量，而非使人成为基督徒。
燕京大学的历史要上溯自1916年，这一年，在北京城内的基督教汇文大学和城外通州的华北协和大学依照在美国纽约的托事部议决“在北京创设基督教联合大学一所”的精神，实现了联合，并组建了新学校的校董会。
1918年12月，纽约托事部决定聘请司徒雷登为这所合并后的学校的校长。
1919年初，司徒来到了民国政府的首都北京，他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学校的“正名”问题。在司徒的建议下，董事会聘请了蔡元培、王宠惠、傅增湘、吴雷川、胡适等五位中国学者组成校名专门委员会，最终，由华籍的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诚静怡提议的“燕京大学”之名，得到了学者们的热烈赞成。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还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名，这种教俗合作的精神，也体现了司徒作为教育家工作的一个特点。
司徒雷登说，他决定“用新的教育试验的办法，兴办一所教会大学。”鉴于燕大现有校舍的情况，他确定了建一个全新校园的计划。为此，司徒骑着一辆自行车，穿行在北京西直门至西山之间，最后，在西郊的海淀，他看到了自己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