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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殇：陕西安康1983
2016-07-23 丁书奇
撰文：丁三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账号：ohistory
对刘丽英来说，1983年7月31日永生难忘。
那时，安康的几条老街，大多是青石板铺就的；沿街的小店铺，也大多只卖蒸面、炕炕馍之类的地方小吃。在秦岭的隔绝下，这个陕南小城破败而闭塞，“去过一趟西安就算见识了大世面”。
她家在北小街7号，巷口有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一担水卖一分钱”。从早到晚，成群邻居在这里排队挑水，伴随哗啦啦水声的，是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以及他们放肆而快活的哄笑声。在这样的背景中，刘丽英渐渐长大，“高中毕业，在印染厂当宣传干事，干部编制”。
从家里到印染厂，骑自行车大约十五分钟。八点上班，五点下班，日子周而复始，每月工资是五十二元。此外，正是依旧沉闷、然而渐渐清新的年份，烫头发、喇叭裤、邓丽君的歌曲，乃至半秘密的舞会……也悄悄蔓延进这个偏远小城，蔓延进她的夜晚生活。这大约就是1983年她的生活剪影。
倘若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1983年将是一个极其寻常的年份。是这场大水让她连同这个城，连同城中的十万乡亲，都死去了、随即又复生。
惊变
洪水的发作，几乎毫无征兆。
入夏以来，雨水断断续续，下了一个多月。安康城阴郁而潮湿，成片民居似乎散发着一股霉烂的味道，“一群群白蚁四处飞舞”；而城外，汉江水先是漫过鹅卵石河床，继而漫没了岸边的凄凄芳草。
“年年汛期，年年都是这个样。”二十多年以后，在灰色城堤上，75岁的池永兴大爷激动地指点着：“发大水的前一天，江水离这里还有七八米，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涨得这么高？谁能想到第二天就会发大水？”
正因此，洪水发作的前夜，安康街市依旧太平。恰逢周六，入夜后不久，男女老幼纷纷搬一张板凳，到邻居家观看风靡一时的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在“排球凌空多有力”的歌声中，没有人意识到，一个城市行将沦亡。
天际又一次露出鱼肚白了。刘丽英记得，那一天上午，百货公司照常开门，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营业员态度很恶劣，爱理不理的”；而池永兴、冀东风等诸多市民则谈到，直到中午时分，安康十万市民还照常休作生息。
炊烟伴着雨水，笼罩在这个小城的上空。当天下午，一个小花絮继续烘托着无处不在的升平假象：这一天，一个大马戏团从河南巡回演出到这里，“大约有四五十个人”。搭好帐篷后，几个化妆小丑不顾无休无止的雨水，在繁华的巴山路一带散发宣传单。一时之间，大群孩子乃至一些闲汉远远地追随围观，场面热闹异常。
在近乎荒诞的喧哗中，没有人知道，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汉江水已经暴涨了五六米。直到下午三点四十分，稀稀拉拉地散布全城的22个高音喇叭，才以急促而刺耳的声音，向十万百姓预告着这个城市的灭顶之灾。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发表广播讲话的，不是地委书记强怀远，也不是行署专员张如乾，而是和他们同城办公的安康县长张子美。多年以后，时年17岁的王治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所住的红卫队（兴安公园旧址），“家家户户都装了有线广播”。正常播音中断后，“先是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接着才是张子美全城疏散的动员令。
在广播里，张子美的声音似乎“很嘶哑”、“很焦急”。他说，再有三个小时，“汉江流量将超过每秒钟27500立方米”，安康很可能被洪水淹没；他说，下午四点之前，地势最低的东关、西关两处居民必须“全部撤退”，而老城的几万老幼妇孺，也应当在六点之前“尽快撤离”；他最后呼吁，全城干部、“民兵”、青壮应立即组织起来，“准备抗洪救灾”……
顿时之间，安康小城一片混乱。
灭顶
首先撤退的，不是东关、西关两处的居民，也不是什么“老幼妇孺”，而是地委机关干部。在一小群司机和警察的帮助下，人员、家属、电器乃至家具和大小行李，被一一装上汽车，随后车队浩浩荡荡、绝尘而去。一个后来流传甚广的事例是，一名副专员甚至把家里的鸡笼子也带走了。
东大街52号一下子空荡了。随即，撤退潮流从地委机关蔓延开去，老城的42个党政单位，也纷纷加入逃亡的行列。一些人肩挑手提，一些人推着自行车乃至老式架子车，向人烟稀少、地势较高的安康新城转移。不过大半个小时，各单位的家属院也大致人去楼空，只留下满地狼籍的旧衣破物。
与几千名干部、家属相比，老城的近十万百姓，行动则要迟缓得多。
行动迟缓的一个原因，是城里的各类喇叭太少。为防洪安装的高音喇叭，当时大多已经拆除，只留下微不足道的22个；与此同时，安康279个大小单位，“也仅有31个安装了小喇叭”。这么一来，尽管东大街52号早已撤离一空，许多市民还是没有听到广播讲话。
更要命的是，大小干部争相逃命之后，广播局负责播音的几名工作人员也随着逃之夭夭。王治谈到，他们一家原本神经紧张，但广播传来沙沙杂音后，“我父亲以为，警报解除了，危险也过去了”。倘若不是当天傍晚，他的大舅不顾危险赶来劝说，“家里兴许也得死一两个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傍晚五时左右，撤往新城的居民“还不过两三成”。以安康电影院为例，当时这里正放映美术片《大闹天宫》，尽管疏散动员令已播放了两个小时，几条街道也开始渐渐慌乱，始终没有哪个人跑进电影院喊一嗓子。直到五点半电影终场，几百名观众才觉察到这个城市的异常。
六时许，洪水渐渐入城，但“街上还有不少行人”。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许多居民还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毕竟，这个汉江之畔的城市，经历了太多洪水进城、然而秋毫无损的时刻。以业已去世的冀文治老人为例，他的应对之举，不过是带着全家人把底楼的家什全部搬上了阁楼。当几个晚辈要带着他撤离时，他执意不从，理由是“有小偷”、“兴许会把家给搬空”。无奈之下，他的两个孙子，25岁的冀春雨和22岁的冀东风只好表示自己留下看家。
在形形色色的漫不经心之外，因为这样的顾虑而置身危城的，究竟又有多少人？这可能是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无论如何，在洪水入城的那一瞬间，依然留在老城的居民“至少还有一两万人”。
大约七时四十分，在自家的房顶上，冀东风看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滔天巨浪滚滚进城，“每一个浪头都有一二十米高”。不等他反应过来，他在西正街50号的家，那个带着阁楼的简易木屋，已经如同纸扎的玩具一般，在浪头冲击下顷刻间解体了。他脚下一空，跟着也掉进了无边泽国。
此时，王治和他的家人也刚刚逃到毗邻新城的北门。这一刻，他似乎听到无数人同时呼喊，“大水来了”。他们不敢滞留，又跑出几十步后，全家人回头望去，发现一个城市已经消失了：大水咆哮，水面上漂流着无数残垣断梁，而孤零零地残存在他们视野中的，只有一些四五层高的单位办公楼。
六时左右，刘丽英一家裹杂在滚滚人流中，撤退到了新城。然而，几十分钟以后，她翻检自己的行李，发现一本相册没有带出来。她不顾父母的阻止，又回了一趟家。当她手拿相册再次赶往新城时，她发现身边的许多人惊惶奔跑着，还来不及回头，一个浪头就已吞没了她。
这一天，成千上万的安康居民身陷大水。而在他们已成废墟的家中，日历正翻到这一页：1983年7月31日。
人祸
二十多年以来，关于安康大水的成因，始终很少有人关注。官方作出的解释是，当时汉江流域普降大雨，仅仅7月31日这一天，“安康降水量即高达91.7毫米”。换而言之，安康城殇纯粹是一场天灾。对此，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水利专家语气含糊地表示，单纯的降水量，并不能解释十一个小时之内、汉江安康段暴涨八米有余的原因。而倘若洪峰流量是逐次增大的话，安康十万市民肯定会集体地、从容地逃生。
更重要的是，九十年代初期，在三峡建设沸沸扬扬的论争中，另一名著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早已驳斥了这个数据。
黄万里言语确凿地谈到，洪水前汉江上游的降水量，五日累计不过166毫米有余，7月31日这一天更不过区区27毫米。以这样的水量，制造这场空前浩劫不啻于天方夜谭。雨水至多只是这场浩劫的成因之一。
雨水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江流不畅。黄万里谈到，修建于1958年、位于安康下游的丹江口水库，在此前的25年使安康下游河槽不断淤积抬高，“否则洪水再大也可以从宽深的河槽里排出去”。也就是说，洪峰来临之时，江流不畅乃至下游倒灌，是安康几个小时内水位暴涨的主要原因。
又何止是这个原因？下游之外，还有上游。陕西省水利厅的一份资料明确记载，早在7月28日，安康上游一百公里处的石泉水库蓄积量即高达4亿9千万立方，当天水库曾开闸放水。随即，7月28日上午8时，当蓄积量又一次达到峰值时，“为确保水库安全”，再次“开五孔闸泄洪”……
如果说，安康大水因此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倘若当地官员尽早疏散市民，重大伤亡也就不会出现。问题在于，直到石泉水库开闸泄洪三个多小时以后，陕西省的一名负责官员才电告安康方面，“迅速疏散，做到不死人”。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拖沓了大半个小时后，三四十名安康官员到底聚集在会议室了。然而，因为两名主官，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都不在场，没有人敢拿出什么实质性意见。
宝贵的四个小时，就这样悄悄流失了。直到行署专员张如乾匆匆赶到后，广播讲话才得以发表。安康万幸，几万人因此撤退；安康又如此大不幸，当夜色又一次降临时，这个几乎与中国一样古老的城市，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挣扎
落入大水后，冀东风接连吞咽了好几口水。幸运的是，在水中扑腾片刻，他就抱住了一根大木头，“不知道是谁家的房梁”。
四周是此起彼伏的呼喊声，借着远处的零星灯光，他依稀看见，大约有二三十人在附近水面挣扎着。他想起了和自己一起看家的哥哥，喊了一声，嗓子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喊一声，到底传扬出去了：“哥哥……”
混乱中，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回应着他。渐渐地，呼喊声微弱了，最终消失了；渐渐地，远处的灯光也消失了。黑暗无处不在，一个城市已经毁灭了，连废墟也如同梦魇。大地没有了，时间也没有了……冀东风后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
他到底又一次呼喊起来。似乎，不远处有人回应着，声音朦朦胧胧；一声，又一声，似乎四处都有回应。他清醒了一些，也踏实了一些。他想，原来像他这样扶着房梁随波逐流的人，也不在少数；他又想，原来西正街的人没有死绝，东关一带的人没有死绝，这会儿还活着，那么总会有几个人能活下去。
又过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地，他笑出声来了。他想，自己可真傻，怎么忘了爷爷、父母和弟弟早就撤离到新城了，留在老城的人即便死光了，他们也能活下去的。对呀，怎么这么傻，别的可以忘掉，怎么能忘掉这个呢？西正街的人不会死绝，东关一带的人更不会死绝。成千上万的东关人，撤到新城的，没有七八千也有五六千吧？……
雨不紧不慢，始终在下着。浪头一个一个地打过来，他能够感觉到身体被大水越托越高。他想，老城被淹没了，但再大的洪水，也淹不到新城……冀东风后来说，“就这么胡思乱想的时候”，托着他的房梁，撞上了另一根木头。
那一根木头上也有人。冀东风不顾死活，伸出一只手试图搭上，他太想找一个人说说话了。显然，对方也在这么做，扑腾一番后，两根木头到底并拢了。
他的双手搭在两根木头上，对方也如此。记不清是谁先开口的，反正，他说了名字，对方也说了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接着，他说自己的外号是“钢槌”，而对方说，他的外号是“拖鞋”。两个小伙子嘿嘿地笑起来了，一条街上住着，彼此不认识，好歹彼此打过照面、彼此听说过外号。
对方说，你下手好黑啊，那次把某某打的。冀东风说，我从小习武，你不知道吗？对方似乎很不屑，说练家子对不会武术的人下手，很不地道。冀东风沉默了一会儿说，要是能活下去，我再不会跟东关……跟安康本地人动手了。
谈到生死话题，两个人又沉默起来。不知道又漂流了多久，冀东风说，这一回要能活下来，咱们拜把子、当兄弟，好不好？对方补充着：拜把子之前，彼此先拜对方的爹妈做干爹干妈，然后再杀公鸡、喝血酒。
两个看不清对方面容的人，就这么效仿演义小说的故事，彼此议定了彼此交情。而他们也果真活下来了，半夜时分，他们被浪头冲到了四层高的文化馆大楼边。楼顶上密密麻麻地蹲满了人，“大概有三四百个”，几只手电筒不断摇晃着。呼喊几声后，七八双手朝他们伸了出来。
此时，水面和楼顶之间，不过两三尺的距离了。
伤逝
刘丽英是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的。
浪头袭来时，她的脑袋被重重地砸了一下，“估计是飞起的房梁”，接着昏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在接连不断、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团绚烂的火光，“好像放焰火一样”。
这是一幅奇异的图景：瑰丽的火光，居然漂浮、游移在无边无际的大水中。火光照亮了水上的木料、垃圾、淹毙的畜生尸体，若隐若现地还有几具死者的尸首。更远处，视野黯淡、水天难分。
火光短暂。很快地，一切重归黑暗。她感觉到了雨，雨点冰凉。
爆炸声也短暂，一切又重归寂静。她微微抬了一下手指，发觉彻心的疼痛，并听到了自己的呻吟声。更重要的是，她听见边上有人在说话。
她问，这是在哪里？
一个人说，她醒了。另一个人说，哦，你醒了。还有一个人说，应该是在北门附近，我们这儿地势高，退水的话也退得快。
几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平平稳稳，也都空空洞洞。随即，他们又自顾自地继续聊天，没有人理会她。这个说，刚刚一定是电池厂爆炸了；那个说，奇怪，这么大的水，怎么就爆炸了？火怎么能烧起来呢？听着听着，刘丽英心里有数了，和她一起滞留在这个不知名的地方的，大约有七八个人。
七嘴八舌中，一个妇女嘤嘤呜呜地哭了起来，声音不大。几个男人也沉默了，哭声如同一丝游魂，在无边寂静中飘荡。刘丽英也有了想哭的感觉，“一个城市呀，一夜之间说没就没了”！二十多年后她谈到，她曾经觉得这个城市自私、俗气、落伍，曾经一门心思要远远地逃离，然而那一夜，“我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城市消失的啊”。
那时她想，要不是亲眼所见，“可能会好一些”。
灰心塞满了胸臆，好像密密麻麻的野草，理了更乱。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妇女的哭声中，她听见有个男人唱起歌来。
这个男人唱的，是电视剧《霍元甲》的主题曲。两三个月以前，这部电视剧曾让安康万人空巷，街头巷尾，从七八岁的孩子到三四十岁的汉子，人人嘴里哼的都是这首歌。这个男人唱着：“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
他的嗓音粗砺、嘎嘶，不时地跑调，然而哭声渐渐消失了。唱完这首，他又接着唱起了《牧羊曲》，“日出嵩山岰，晨钟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刘丽英知道，这是电影《少林寺》的插曲。
三两个男人渐渐跟了进来。刘丽英也想跟着唱，心里到底扭捏了一下。但她又想，唱就唱，怕什么？反正谁也看不到谁。她吞了一口唾沫，悄无声息地哼了起来：“……野果香，山花俏，狗儿跳，羊儿跑。举起鞭儿轻轻摇，小曲满山飘，满山飘。”
天连着水，一片漆黑，小曲飘在水天之间。《牧羊曲》之后，他们又唱了下去，唱了一首又一首。那个男人会唱的歌，着实太有限了，几首流行歌曲之后，他居然领唱起了《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刘丽英很不乐意，她想，“怎么还唱这么土的歌呢”？
她反客为主了。她唱《乡音》，唱《军港之夜》，唱《酒干倘卖无》。她唱，“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很喜欢这首歌，然而不久前，作为宣传干事，她也在团委会议上宣布这首歌已被列为“禁歌”，要求大家不唱。那时候，底下吃吃地一片窃笑声。现在去想，禁止这首歌，是多么的没道理呀！曾让她恼火的窃笑声，又显得多么的自然、亲切。她唱，“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家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
不知不觉，她泣不成声了。她知道，这是因为歌词里的太多词汇。安康，是你抚养我长大，是你给我一个家。安康，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但你却告诉我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
在一片低低的啜泣声中，她忽然指着远方，叫嚷起来了。
她叫着：“看，星星出来了。”
复活
星星出来了，雨也歇止了。成千上万的灾民，在风雨里或蹲或躺的，一个又一个地站起身来。人人沉默无语，犹如浮雕。在他们的身边，夜色渐渐地退潮，而在他们的头上，天际又渐渐露出鱼肚白了。
他们相互打量，一个个满脸泥污、衣裳褴褛。他们遥遥相望，不过几十米外，就是另一个如同孤岛的楼房，然而隔着水、隔着已死的尸体，咫尺恍若天涯。一个城市死去了，满目创痍中，大多数人还活着，活过来了。
他们到底迎来了又一个黎明。
黑压压的乌云，也渐渐散开去了。在文化馆楼顶，冀东风听见几个老人窃窃私议，“今天可能是个晴天”。一阵风吹过来，许多人簌簌发抖。而天色大亮的时候，在几万双眼睛的注视下，又一次爆炸发生了。
这一次爆炸的是油库。冲天的火光中，几万人没有惊慌，没有骚动，仿佛天崩地裂般的巨响，不过来自电影院的幕布。王治清楚地记得，在新城，在一夜未眠之后，他们全家目睹了油库的爆炸。他父亲看了一眼手表，淡淡地说，“七点了”。
接着是清真寺的轰然倒塌。冀东风所住的西正街，是安康有名的回民一条街，附近的清真寺始建于明代万历十一年（1583年），距此正好是四百年的历史了。这一天早晨，冀东风看到，它“直接就垮了下来”，从圆顶到柱子、基座，几乎同一瞬间土崩瓦解。而站在文化馆楼顶上的几十几百个穆斯林，没有祈祷，连多余的表情也没有，仿佛不过是一栋最寻常的建筑，如同消失了的那几万间房屋。
“不知道为什么”，冀东风后来谈到，那一天早晨，“安康始终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平静”。
不错，是平静。在各处楼顶上，一些母亲解开衣襟，给又渴又饿的婴儿喂奶；一群男人背对着背，让包围在其中的姑娘大胆地褪下裤子小便。没有什么人谈到可能死去的亲人，偶然的一两声哭泣，也消弭在无边的平静中。几个不晓事的幼童在人群里钻进钻出，仅仅在挨近楼边时，青壮年才伸出手去推一把，提醒一句“小心”。
即使看到形态各异的尸体时，也如此。
看到大批尸体，是上午九、十点钟的事情。“凌晨五点左右，水开始退去”，此时，一些民居的屋顶渐渐露出来了。一些尸体匍匐在房顶上，一些尸体紧紧地抓着门窗，还有一些尸体则相互抱在一起。他们大多肿胀得不成样子，远远看去，“也知道辨认不出谁是谁了”。
水一点点地消退，触目惊心的尸体越来越多。渐渐地，几条街道出现了，尽管是夹杂在瓦砾中。中午时分，一些木头排子游荡在废墟间，一些木头排子四处游荡着，那是撤退到新城的戚友、乡亲来迎接他们了。而下午太阳渐渐西斜的时候，在齐腰深的污水中，一些人更缓缓走动着。此时，在文化馆楼顶上，有人喊了一声：“咱们也撤退吧！”
青壮们护送女人、抱起孩子。陆陆续续地，几百人从文化馆大楼下来了，几千上万人从各处楼顶下来了。这一天傍晚，在夕阳的余晖中，他们有条不紊地撤往新城。
在位于新城的安康中学，冀东风见到了他的家人。他的父亲含着眼泪说：“回来了？人还好吧？”
先期到达的哥哥冀春雨则说：“铁槌，活下来了？”
这一天傍晚，安康新城又有了袅袅炊烟。
大撤离
也是在袅袅炊烟中，大批军人先后赶来。
最早出现在汉江桥头的，是两个舟桥连和两个步兵连，500余名官兵。他们乘坐23辆卡车、携带24艘各类船艇，经过十四个小时急行军，于当天傍晚7时左右抵达安康。随后，总后26团、驻临潼四十七军的舟桥部队、兰州军区空军某部……陆陆续续地，几千名军人驻扎进这个已成废墟的城市。
直升飞机不断盘旋。在齐腰深的污水中，汽船、冲锋舟、橡皮艇……不时出没于各个街巷。一个个小分队被派遣到新城，进行灾民统计、分配临时宿舍，并负责发放第一批救灾物质。安康渐渐成为一个军管的城市了。
军管的标志之一，是处处可见的武装岗哨。
荷枪实弹的士兵，连夜接管了银行、仓库和各个商店。随即，码头、客运站、火车站、主要街道、几处高楼……也不分昼夜地轮流换岗。这个劫后余生的城市，因此惊魂初定，王治后来谈到，士兵们“很淳朴，也很和气”。
军管的又一个标志，则是一份语气严峻的布告。
退水之后，在几万间倒塌的房屋中，一些人翻检偷窃，一些人哄抢仓库和商店的物质，几个小贼甚至打起了死人的主意，在尸体堆里寻找着手表、金戒指……为此，入城之初，军管当局匆忙下达了一个命令：凡趁水打劫者，“一律允许就地枪毙”！
此后几天，枪声零零星星。冀东风曾亲眼目睹，“一个年轻人背着几捆布匹”，被士兵当场击毙。此后二十余年，他的父母始终强调他是被大水淹死的，“在街坊邻里，也始终抬不起头来做人”。
清除尸体的工作开始了。一群群带着防毒面具的军人，在废墟间扒拉着。一具具尸体，“起初用布裹着”，几天以后，肿胀不堪的尸体开始腐烂、恶臭，“只好用铲车处理”。几处临时停尸点越堆越高，断指、残肢四处可见，绿头苍蝇也被熏走了。
在残垣断壁间，许多失去亲人的居民静默无声地看着。按照军管当局的要求，他们戴了口罩，口罩上还涂抹着大蒜汁和烧酒。他们原本盼望，没有葬礼、没有棺木和纸钱，那么看一眼亲人的遗容也是好的。然而，他们的盼望又一次落空了，“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辨认不出来了”。
一具具尸体扒出、堆起，随即又消失了。没有人知道这些尸体怎么处置、被埋葬在哪里。先是有风声说，他们被集体埋葬在了体育馆旧址；继而又有传闻说，十里外的吉河镇有一个“千人坑”，他们大多魂归斯处……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没有被证实过。冀东风说，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秘密”。
猜测埋尸地之外，更加牵动人心的，则是遇难人数问题。清理尸体的一周，安康灾民没有间断地寻访着自己的亲友，一个个死者的名字出现了。以冀东风为例，他所在的西正街损失最为惨重，“仅仅知道姓名的街坊，死掉的就有七十多个”；不久后，他还将了解到，他所在的安康建筑公司六百名同事，也有五六十人像一缕轻风般消失了。
猜测不过就是猜测。大约8月9日，尸体清理完毕了，一个官方数据也随之产生了。“死亡870人、冲毁房屋3万余间”，是对安康城殇的统计。然而，它不是唯一的结论，更不是最后的结论。“加上外地人，死亡总数为1400余人”、“安康死亡1036人，合计死亡1600余人”……此后几年，形形色色的官方说法层出不穷，没有人知道，到底哪一个数据最接近真实。
也是8月9日前后，在北京的严厉敦促下，撤离到西安、汉中等地的安康地方官员，开始陆陆续续地返城。与此相反，近十万劫后余生的灾民，开始踏上投亲靠友的路途。他们手持“灾民证”，携带简单的行李和人均一百元的救济金，从安康火车站前往秦岭以北，乃至河南与山西。
大撤离开始了。
重建
大撤离为的是避免瘟疫。接连几天，在士兵们的严密把守下，“安康火车站只许出、不许进”。一群群灾民络绎不绝地穿过站台，王治一家前往咸阳，冀东风一家去了河南邓县，外号“拖鞋”的张兴旺，则投奔远在山东临清的舅舅。在站台上，冀东风和张兴旺如同亲兄弟那样拥抱告别，而他们的父母，也相互以兄弟妯娌的名义称谓着。
一列列火车驰向远方，安康小城渐渐空荡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留在城里的几千人，大多是军人、医生，以及邮电局、供电局和自来水厂的职工。他们接受的任务，是恢复这个城市的生计，以便让灾民们尽快返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修缮房屋、连接路线、铺设管道，日夜不停地忙碌着……
渐渐地，一队队士兵撤走了，安康解除了军管；渐渐地，自来水管流出了经过漂白的汉江水，而电线也延伸进了一条条图纸上的街巷。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助，汽水、饼干、被服、建材，源源不断地充实进仓库。尽管安康依旧是一座死城，然而，有水、有电、有临时医院和厕所，还有一些口粮，只要人肯回来，不过三天五天、十天半月，它又会恢复洪水和灾难所不能抹掉的烟火和生气。
大约九月上旬，邮电局发出一份份电报，要求各单位的职工尽快返乡，“进行生产自救”。比起刘丽英、王治和张兴旺，冀东风回来得最早。那一天，在火车站出口处，在许多标识牌间，他一眼就看到了“安康建筑公司职工报到处”的字样。
五六十人死掉了，还有五百多人。作为建筑公司的一名机电工，他们承接的第一个项目，是五层高的供电局家属楼。敲打声咣当咣当，接着，王治回来了，张兴旺回来了，近十万灾民陆续回来了。在满目创痍的街巷，街坊邻居不断探听着、诉说着、唏嘘着，不时抹去满脸的泪。
一个个简易窝棚搭建起来了。在东关、在红卫队、在残余的城堤下……窝棚无边无际，一眼望不到尽头。日子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又过起来了。一些孩子在窝棚里出生，一些老人在窝棚里去世，生老病死的故事没有穷尽地延续着。王治后来谈到，“大部分人家都在窝棚住了两三年”。
相较而言，冀东风一家要幸运一些。他们没有住窝棚的经历，而是搬进了新城北门6号，这里原本是他父亲所在的饮食服务公司的旅馆，“洪水过后不营业了，改成家属区了”。他们一家八口分到了三间小屋，并在里头住了整整四年。
四年间，他结婚、生子，并嫁走了妹妹、送走了爷爷……儿子出生的这一年，他分到了果园小区的一套房子。作为城殇之后的第一个大型社区，这套房子带有明显的救济色彩，“总共一万多元钱，国家掏三分之一，单位掏三分之一”。搬进新房子前后，妻子和他商量，该给儿子报户口了，是不是取名“冀新居”？他略略考虑后说，就叫“冀洪”吧，咱们这一辈子也没什么难忘的，除了在洪水里的那个夜晚。
不仅冀洪。那几年，许多安康新生儿的名字里，都有一个“洪”字。而在他们咿呀学语的年龄，他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个句子，“发洪水的那一年”。比如跟父母上街时，倘若有人询问孩子多大了，他们的父母往往会这么回答，“发洪水那一年出生的”，或者“洪水过后两年出生的”。
“发洪水的那一年”，就这样成为安康的一个特殊记事年份了。与此同时，7月31日更成为一个最特别的日子。
大约是冀洪六岁那一年，有一天，他发现父母亲做了一桌子好菜。他问，今天是不是过节呀？冀东风说，不是。他又问，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好吃的？冀东风没好气地回答，每年的今天，都有这么多好吃的，今年哪来这么多闲话？妻子赶忙抱过他，轻声细语地解释说，发洪水的那一年，爸爸妈妈都好不容易才活了下来……
这一天，安康的日历，又翻到了7月31日。不仅冀家，不仅西正街、东关，也不仅是那一年，二十多年来，每逢这个日子，家家户户总要烧几道好菜，亲人朋友也总要相互叹息感慨一番。对摊贩、菜农以及禽蛋批发商来说，和元宵、端午、中秋没有什么分别，这一天是生意兴隆的好日子。
生意同样红火的，还有香烛纸钱商人。许多市民都谈到，和别的地方不同，“我们安康有三个鬼节，清明、农历七月半还有这一天”。
这一天，大约傍晚时分，一些白头老人会陆陆续续走出家门。在街巷、在十字路口，她们一边烧纸，一边喃喃倾诉。低低的哭泣声里，有的老人说，“崽呀，过年过节你要记得回来呀”，还有的老人则说，“家里平安得很，你放宽心吧，在那边好好过吧”。
天渐渐地黑了，哀声也渐渐连成了一片。纸灰飘上天空，渐渐混杂进城堤上的大片黑烟。每年的这一天，千米长堤总要聚集更多老幼，总有着更多的招魂、更深的思念。据说，在沉沉烟雾中，这一天经常会有一个老疯子大嚷大叫。他叫嚷的是：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应受访者要求，刘丽英为化名）
（本文原载《生活》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