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眼中的张爱玲和胡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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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眼中的张爱玲和胡兰成
2016-06-17 朱天文 水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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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去世，我与妹妹朱天心躲开了任何发言和邀稿，不近人情连父亲都表示异议，我只好说：“缺席也是一种悼念吧。”
然而那以后很多很多、持续不断的各种张爱玲纪念文、书信披露，回忆、轶闻，就一再也写到胡兰成，当然，就写到了胡兰成跟三三。
三三，具体是《三三集刊》，在我大学三年级时创办的，一九七七年四月。两年后我们成立三三书坊。当时胡先生书《山河岁月》在台北出版遭禁，删节出版的《今生今世》也被劝告，既然没有出版社能出胡先生书，我们就自己来，用胡先生在《三三集刊》撰文的笔名李磐印行出版。这样一共出版了四本，直至胡先生去世的一九八一年。
可以说，三三是胡兰成一手促成的。打从结识胡先生，其间有一年的时间胡先生住我们家隔壁，著书讲学，然后返侨居地日本，至去世，总共七年。当时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我，在今天来表述，想想只能说是，前身。
格林（Graham Greene）曾说，作家的前二十年涵盖了他的全部经验，其余的岁月则是在观察。他说：“作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观察世界，一辈子只有一次。而他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大家共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他的私人世界。”依据他这个说法，那么，我后来的写作生涯，整个的其实都在咀嚼，吞吐，反覆涂写和利用这个前身。
四年前王德威编当代小说家系列，本来只是作者简单写一个自述的，我倒一发不可收拾写了五万字，题名《花忆前身》，回头看看自己的来历。完后，每每觉得，这个没说，那个没说，而且，再也说不尽似的。这会儿开研讨会，讲是“忆”，不如是解剖，以今天的后见之明，审察昨日的浑沌之我。
就挑两件来解剖，一件是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一件是胡兰成的归不了档。
2
我是十二三岁开始看张爱玲，自自然然成为我父亲与我六姑姑这个张迷家族的一员。打小我喜欢在父亲桌前摸索，但是到后来始终也没什么书房，不过榻榻米大床，跟两张并放的书桌，父母亲一人据一张，父亲写小说，母亲翻译日文。单是张爱玲和父亲的通信，我翻来覆去看得差不多会背了。信中张爱玲提及她的先生赖雅亦写小说，但她“不看他写的东西，因为Joyce等我也不看”。当时我不知道谁是乔伊斯，可从语气也感觉得出来，这位乔伊斯肯定是个大人物，而张爱玲好大胆子说不看。
我听父亲不止一次转述张爱玲在柏克莱，独来独往，却会为一个修电线工停足下来，仰头呆看半晌，而人不知她是看到了什么。她在花莲王祯和家短短一住时，也常叫路上不起眼的东西吸引了去，看上半天。她总是见人所不见，那样忘记所以的处于自我之中。
若我最早有意识的模仿张爱玲，以上便是。
我国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升二三年级后一直是班导师，我崇拜他到恋爱的程度，暗地背诵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诗词，就等什么时刻老师讲到问到了，唯我一人搭得上腔。我也把父亲追求母亲时候的两个人都是好热血文艺青年的信，一封一封经过变造成为我的周记内容，譬如对于包法利夫人的看法，很辛辣，颇使老师也忧了，回覆来同等篇幅的眉批，太令我得意，就变本加厉更狂了。
这些狂言狂语甚至演成狂行，大概属于我同校的妹妹朱天心顶知道，而都获得老师的庇护没被学校处罚记过，纵容得不像话。敢于这样，没别的，我在学张爱玲，学我以为的特立独行，不受规范。
还有是，漫长青春期的尴尬，别扭，拿自己不知怎么好的，似乎都有了张爱玲形象做靠山（很早就读到古物出土的《天才梦》），故此一味怪去，有正当理直气壮得很。
那更别说胡兰成写的《民国女子》，我读到是收在父亲手上一本破旧不堪、排版印行的《今生今世》上册里，随便一摘，都是。看吧，“我且又被名词术语制住，有钱有势我不怕，但对公定的学术界权威我胆怯。一次竟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爱玲却平然答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
再看，“我自己以为能平视王侯，但仍有太多的感激，爱玲则一次亦没有这样。即使对方是日神，她亦能在小地方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常人之情，连我在内，往往姑息君子，不姑息小人，对东西亦如此。可是从来的悲剧都由好人作成，而许多好东西亦见其纷纷的毁灭，因为那样的好原来有限，是带疾的，其实不可原谅的还是不应当原谅。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这真是平等。”
3
我高中毕业那个暑假，父亲偶然获悉胡兰成在台北，联络上，偕母亲跟我三人去拜访。那天的话题都绕着张爱玲说，胡先生取出日本排版的《今生今世》上下两册赠父亲，书中有蓝字红字校订，可能是自存的善本。我因为爱屋及乌，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真见到了，一片茫然，想产生点嗟怅之感也没有，至今竟无记忆似的。对胡先生书《今生今世》，不但之前除了《民国女子》一章，余皆不读，奇怪的是，之后仍不读。一年后，暑假期间我也不过顺手抄来一看，也怪了，这一看就觉石破天惊，云垂海立，非常非常之悲哀。
于是我写信给胡先生，不指望胡先生还在台北，可比是瓶中书那样投入大海罢了。想必，这是我从此完全被袭卷了去的“胡腔胡说”的第一篇。我认为胡先生比张爱玲超厉害多了，很懊悔一年前为什么只看见张爱玲，没看见胡兰成，只好恨自己是，有眼无珠。
不料我立刻得到了回音，胡先生想把此信当做正要付印的台湾版《今生今世》的序。这哪行，父亲急书一封阻止此事，胡先生回信说：“天文忽然写信来我都吃了一惊……若做代序，当然是先要问过你的，请放心。”
这段我与胡先生结识的经过，我是幼稚跟鲁莽，根本不值一提的。但一九七六年，符兆祥先生编了本书叫《一九八〇》，小题目：“现代最杰出青年作家小说选”，上下册，各选十人，并每个人找一位评论家评介，颇像股票分析师推荐可以长抱的绩优股。我和天心给选在下册，就请当时住我们家隔壁的胡先生写评介。胡先生很高兴的写了，却不能用，换言之，给退稿了。这两篇的题目一篇叫《来写朱天文》，一篇叫《朱天心呢？》，写我的部分，胡先生便提到此段结识，请容我摘录如下：
前年朱天文初次跟她父亲朱先生来看我。朱先生是柔和正直礼义之人，他是来为搜访张爱玲的资料。朱天文则只听我说话，她自己不说。我与朱先生尚未相熟，对方又有礼，我就说话会浮起来，对人不够诚恳，对己亦不够真实。朱先生送我一瓶竹叶青，我回一枚日本包袱。我因说同样的包袱带来二枚，一枚送给一位显官什么人了，这一枚送给天文小姐。客人辞去后我只觉这一天不对劲儿。果然数日后朱天文写信给林君，说她见到了我很失望。她在信里写道：那显官又于我什么相干！她说我脸上亦没有张爱玲说的特征。我读信当即很愧歉，觉得自己真是不好，而对写信的人起了很大的敬畏。
她信里又说，这天她穿的衣装我全不注意，带来的便当有一样寿司是她做的，我吃了也自己不知吃了没有。这我也觉得是我的不对。但饶是挨了打击，我却喜爱那信写得清洁无禁忌，只顾对林君称赞。
胡先生把我一年后的信记忆成数日后，也把我信的内容在传达时升华了，成为他的创作和审美。他且把这次见面比做譬如梁武帝与达摩的见面问：“对朕者何人？”曰：“不识。”不但武帝不识，达摩自己亦不识。胡先生就是这样，总能把芝麻烂事弄成个好像公案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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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写过，一九八四年底，他在《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完纳闷了好几天，心想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如此惊人。看来关于张爱玲，大陆是比台湾晚了至少三十年。在台湾可以说，我们是读张爱玲长大的。弱水三千取一瓢饮，每人都从张爱玲那里取得了她的一瓢。这样的文化构成，跟大陆，的确不同。一言以蔽之，个人的自为空间。
大半世纪前，胡张初见时，两人讲了五个钟的话，无非是胡在滔滔发表对张作品的见解。再遇见张，胡说：“你也不过是个人主义者罢了。”
此处我录一段胡的《论张爱玲》，载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上海《天地》月刊：
讲到出走，她的一张照片，刊在杂志上的，是坐在池塘边，眼睛里有一种惊惶，看着前面，又怕后头有什么东西追来似的。她笑说：“我看看都可怜相，好像是挨了一棒。”她有个朋友说：“像是个奴隶，世代为奴隶。”我说：“题名就叫逃走的女奴，倒是好。”过后想想，果然是她的很好说明。逃走的女奴，是生命的开始，世界于她是新鲜的，她自个儿有一种叛逆的喜悦。
出走，抑或逃亡，从哪里出走的？逃亡的什么？比较张爱玲当时包围着她的生活样式和状态是怎样的，即大约可判断他们作品所踩到的高度、远度、深度是怎样的。用阿城的讲法是，“我的许多朋友常说，以中国大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酷烈，大作家大作品当会出现在上山下乡这一代。我想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本质是狭窄与无知，反对它的人很容易被它的本质限制，而在意识上变得与它一样高矮肥瘦……又不妨说，近年评家说先锋小说颠覆了大陆的权威话语，可是颠覆那么枯瘦的话语的结果，搞不好也是枯瘦，就好比颠覆中学生范文会怎么样呢？”
四〇年代初胡先生《论张爱玲》已写道：“正如鲁迅说的，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有人会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胡先生道：“这样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走向新生，或者破灭，却是不会走向腐败。”
我回想胡先生平日聊起，总说，张爱玲是叛逆的。还有是说，张爱玲倔强，性子硬。但又说张爱玲谦逊，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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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爱玲长大的我们，结果，她可能成了我们头上的乌云，遮得地上只长弱草。什么时候，她已成为我想要叛逃的对象。
首次我感觉到压力，是七〇年代下半乡土文学论战。当时我们在唸大学，那个年纪能写什么，无非青春无谓的烦恼，白日梦，爱情，以及自己以为的人情世故，小奸小坏。这些，虽不至到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地步，亦相去不远矣。学校里建筑系那些男生，背着相机上山下乡拍回来的强悍黑白照，配上文字报导，帅啊，太时髦了。
这压力的具体化身，最高标的一位就是陈映真。一度，他甚至是我们的道德压力。
后来办三三，我们都说要做“士”，要研究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学问，切莫以文人终身，遑论小说家不过一艺而已。
今年五月，我先后收到两件文献复印件，系一九九一年我们整理出版《胡兰成全集》时遍寻不着的，如获至宝。一件是胡先生的社论结集，《战难和亦不易》，写于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十二月，共一百零五篇，前半在香港南华日报，后半在上海中华日报，一九四〇年一月中华日报出版。另一件是《苦竹》杂志，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月，一九四五年三月，总共三期，刊有张爱玲的《谈音乐》、《自己的文章》、《桂花蒸阿小悲秋》，炎樱的《死歌》、《生命的颜色》《火》以及无数篇胡先生的化名撰述，典型一本同仁杂志。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三三集刊》乃《苦竹》还魂也，胡先生七十岁了，他真是“烈土暮年，壮心不已”。
胡先生的难以分类，到现在还是身份未明，找不到他该放的位置。文学评论勉强把他归入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的抒情一脉。我跟天心私下是说，胡先生晚年在做的大架构，大论述，明明是李维史陀（ Claude Le Vi-Strauss）结构人类学的中文版。而胡先生的亡命生涯，其自觉自省处又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知识分子部分则似萨依德（Edward W．Said）。这番姐妹间的悄悄话，公开一说，各位看，岂不正好坐实了胡先生的大而无当。
横竖大而无当归不了档，把我们养野了，如《心经》里写的青藤，满心只想越过篱笆去，谁想越过去了不是寻常院落，是在八层楼阳台上悬空目眩。我们亦小说写写中，就忍不住越过小说的围墙朝外跳。专事文学，倒像嵇康《琴赋》云：“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老望著文学以外远远的事。
这个，胡先生去世二十年了，也许是他留下给我们的最大资产，无或稍减，与日俱增。张爱玲呢？叛逃张爱玲。就像挂出来的牌子告示人，“施工中”，“营业中”，“清洁中”，我想目前我是，叛逃中。
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四日于台北三三书坊
选自：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