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苏联同路人”的萨特们：良心败坏 or 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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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苏联同路人”的萨特们：良心败坏 or 别无选择？| 云也退
原创 2016-05-13 云也退 华文好书
按：二战之后，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失当，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知识分子研究一个重要主题。
在苏联的共产主义迷梦逐渐被击碎之时，萨特们选择性失明，一厢情愿地认为共产主义代表了人类的未来，而斯大林是给出历史谜题答案的那个人。那些因集体化、政治清洗和大规模人口迁移而造成的灾难，被认为是重建“新世界”的必经阶段。
在《未竟的往昔》这部著作里，托尼·朱特以苛刻的眼光，重新审视了二战之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历史的峡口，为何会选择沉默，并为暴行辩解。
托尼·朱特
著名历史学家，以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史的研究著称。
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
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
“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荀子》里的这几句话，谁都读得懂。不过荀子论的是他那个时代的修身，现代社会并不是对谁都只有洁身自好的要求；至少有一类人负有见不善大声说出的职责，那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公知。
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1948—2010），自己是位大公知，也长于研究公知。20世纪最大的不善是什么？众所公认的，是独裁。独裁者希特勒二战败北自杀，而斯大林则永远在争议之中。苏联瓦解至今已有二十来年，每年都有俄罗斯人怀念他把斯拉夫民族带到的那个世界两极之一的高度，何况他率领的苏联军民还是逆转二战战局的第一功臣。但是，斯大林在国内搞白色恐怖，迫害异己，对外侵略卫星国，这些黑历史黑档案早已被披露，也没有谁能否认了。
那么当年，有没有公知出来直言，告诉大家苏联的真相呢？当然有，不过只是少数，很少数。
萨特，法国哲学家、作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法国是西方公知的主要聚居地，尤其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其中的代表人物如萨特、波伏瓦、梅洛-庞蒂，一生著作等身，落笔雄辩滔滔，像萨特简直是写作狂人，又是哲学家、又是小说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欧洲的第一意见领袖，从来急公好义，身边追随者无数，1980年去世时巴黎万人空巷给他送葬。但是，托尼·朱特在他研究公知的大著《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中，直言萨特等人辜负了他们的公知职责，在明知斯大林苏联的罪恶内幕的情况下，选择了沉默。
用朱特最喜欢的术语说，这是一种无法宽恕的“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萨特们会选择沉默？
还是得先看时局。这本书所论及的1944—1956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时刻：世界前所未有地分裂为对立东西两个阵营，两方的意识形态截然对立。其中苏联东欧集团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一方，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实验，又带着一种无产者大同理念的许诺，焕发了无数人对“改变世界”的期待。
当时欧洲的成年人，只要不想孤绝尘世，在这个关口都会有所思虑。尤其是知识分子，得做出抉择，表明立场。法国虽然是老牌西方国家，北约的一分子，法国国内的左派知识分子却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召唤。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他们一直就对自己国家该如何治理莫衷一是，甚至十分厌恶本国的政治道路，渴望改变它，现在，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这一改天换地的理念，又有苏联在搞实验，不少左派知识分子就加入了法国国内的共产D，或者像萨特等人一样，做“同路人”——不入党，却一直保持深度的“同情”，默认了苏联各种行为的正当，同时对苏联的对立面——美国的任何不是选择零容忍。
其实这没什么不可理解的，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赶上了如此大变局的人，站到“革命”的一边，想让自己的青春岁月（那批左派知识分子大多生于20世纪初）“燃”一点，也不足为怪。他们愿意赌博。就像是投资一只股票，一旦选择了立场，就必须投资自己的热情和精力，赌将来本方阵营会赢。
时代背景也可以解释为啥他们如此踊跃。在二战期间，法国窝里窝囊地脆败给纳粹德国，国土沦陷，还被扶植起了一个维希傀儡政权。尽管国内有抵抗运动，后来戴高乐将军率军反攻，跟着反法西斯运动的大势解放了法国，法国人的二战经验还是有如一场噩梦，充满了集体耻辱感。后来大红大紫的萨特，在那时还当过纳粹的战俘。
于是，战后一时间，法国的“很多知识分子疯狂地写作和出版，叙述他们如何投身于文学或新闻业……当时知识界最出名的人物也才三十几岁的年纪。”朱特暗示，法国文人们跟他们18世纪启蒙运动时的前辈一样，群起著书立说，指点江山，是在“刷存在感”，也是为了表明自己跟过去的法国，那个虚弱的、投降的、心灰意冷的法国没什么关系。
安德烈·纪德，法国著名作家，一九四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他们的抉择，印证了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过的一句话：“红色是永远的诱惑。”这种诱惑很早就见效了。早在战前的1932年10月，当时法国文人中的领军人物、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针对别人批评共产D太褊狭，党性太重，就曾发表一番肺腑之言来驳斥，他的大意是：他这辈子晃来晃去总在变，直到“红色”的共产主义让他找到了精神寄托，从此，他愿意为一个更好的未来效力了。
但在1936年亲自访苏后，纪德写出了《访苏归来》，揭露了苏联存在的劳动营等非人道现象，一时震动全欧。亲苏派指责他撒谎，而更严重的罪名是：他企图分裂左派力量——如果苏联被搞臭了，左派还怎么团结到一起？
知识分子并不是不可以犯错，但须知错能改，纪德能说出真相，因此他在朱特眼里名节无亏。但战后的许多苏联“同路人”都怀着有如此的心理：苏联不能批，因为一旦苏联威名扫地，就没有人能跟美国——这个在骄傲的法国人眼里代表了一种肤浅的、扁平的、浑身暴发户色彩的文明——分庭抗礼了。朱特在书中分析了萨特们的亲苏和反美心态是如何形成的：“法国人，尤其是法国知识分子……愤恨被美国人解放的事实（对当时沦陷的法国来说，远道而来的美军确实是‘解放者’），愤恨他们耻辱的战后地位，尤其愤恨需要毕恭毕敬地感谢美国对法国重建的援助。相形之下，俄国人则是可以被远远崇拜和赞许的对象。”
2
要重建一个新世界，就必须采取恐怖手段？
虽然苏联的真相早在三十年代就被纪德等少数有机会访问苏联的西方知识分子披露了出来，可是“同路人”们不愿就此发出谴责之声。《未竟的往昔》论述的时间段所及的最后一年，即1956年，发生了苏联入侵匈牙利，镇压那里的反苏暴动的大事，朱特写道：“在布达佩斯遍体鳞伤之际，”萨特等人仍然沉默，闷着头“摆弄着他们的存在主义困境。”——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可谓上世纪影响最深远的人文思潮之一，在他逝世后都在19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中席卷而过。
那么，当他们需要出面为苏联辩白时，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针对共产主义革命中阴暗的、反人道的真实细节，”朱特写道，“最好的辩护就是诉诸历史”，也就是说，声称所有的黑暗都是暂时的，是代价，是历史进步中必须翻过去的一页。比如，哲学家梅洛-庞蒂1947年写出一篇爆款文章，叫“人道主义与恐怖”，其中指出，要重建一个新世界，采取恐怖手段乃是必由之路。立时就有人驳斥过这种观点：我们谁也不是先知，处在历史之中，我们怎么能知道世界历史进程究竟如何？我们怎能知道苏联是在“重建新世界”，还是仅仅在破坏现有的人道底线？
说这话的是一位新锐文人，名叫弗朗西斯·让松，然而四年之后，作为萨特的门徒，让松在萨特的授意下反转了立场，说：“既然我们无法知晓一场革命‘真实’与否，最好的办法就是任由它按照目前的步骤和方法进行；不管有多么不合常理，这些‘在目前的情势下，留着所有事情以观后效’比消灭它要更好……”
1956年10月23，发生在匈牙利的由群众和平游行而引发的武装暴动。在苏联的两次军事干预下，事件被平息。
说到底，萨特们不愿“去除苏联之上的光环”。“萨特强调，苏联因其目标（为了全人类的正义和自由）而拥有特权，并据此区别于任何其他的体系和政权。”——总之苏联就是“特例”。基于这种明显有问题的信念，在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这种足以让很多人如梦初醒的时刻，萨特他们都选择执迷不悟。
萨特凭借他的影响力建立起了一支坚定的“同路人”队伍，事实上，由于右派在法国沦陷期间的耻辱表现，左派力量在战后的法国声誉如日中天，主宰了舆论方向。因此朱特指出，萨特等人明知罪恶的存在而“选择性失明”，是在滥用他们的巨大声望，是一种极其恶劣的“不负责任”，误导了信任他们的判断力、唯他们马首是瞻的大众。如此，敢于站出来反对他们，并言说出真相的人，被朱特赞誉为真正的良知，知识分子的脊梁。
阿尔贝·加缪，法国小说家、哲学家。著有中篇小说《局外人》等。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左翼力量中，最杰出的良知代表就是加缪，一个难得的勇于自省、敢于承认并纠正自身错误的人。和梅洛-庞蒂一样，加缪也承认恐怖不可避免，但他说，不管怎么讲，恐怖行为肯定是罪恶的。他发问：你们怎么能利用历史，让历史溯及既往地证明暴力是对的，而拒绝适用正义和真理的普遍标准呢？你们怎么能把反人道的行为称作是正当的呢？
3
美国学者能否理解萨特们的“别无选择”？
《未竟的往昔》是一本好书，信息量巨大，值得一提的洞见琳琅满目，这篇短文只能挂一漏万。但我要说的是，托尼·朱特的论断也并非无懈可击。他至少忽略了一点：用道德来评论知识分子，说他们“本该如何”，会欠缺一点复杂的考虑。再怎么说，朱特也是入籍美国的英国人，认同英美文化，虽然精研法国知识分子很多年，可对那一代厌恶美国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他毕竟无法达到完全的同情。
那一代人是深受黑格尔哲学熏陶的。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种永恒的运动，人类的集体处境在运动中不断地更新，而革命正是运动的一种重要体现，革命会碾碎很多人，很多过去的东西，但放在一个长时段里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正所谓“任何人都不能阻挡历史前进步伐”。像梅洛-庞蒂就认为，苏联在搞革命，在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可以把它看作是承担历史过程的一个角色，如此，我们就不能以一般的标准来看待它。
梅洛-庞蒂，法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他在存在主义盛行年代与萨特齐名，是法国存在主义的杰出代表。
梅洛-庞蒂赌了一把，赌苏联是真命天子，历史将证明它的道路是走得通的。但是，之所以赌，也是因为没有第三种选择。对有思想的人来说，只能二中选一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赌注如此之大，他们不可能不焦虑。《未竟的往昔》里引用了梅洛-庞蒂的几句话，我在其中看到了一个心事重重的人：
“我们别无选择，我们行事，必须权当它（苏联）是对的，因为谴责马克思主义……等于掘了历史理性的坟墓，那之后我们就只剩下‘做梦和冒险’了。”
也许朱特应该更多地理解他们的“别无选择”。这不是对斯大林和苏联的“信仰”，这是对黑格尔历史观的信仰。朱特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似乎仍然希望读者同意他的看法，即梅洛-庞蒂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是可疑的，甚至是可否定的。作为局外人，我却很能体会那些法国人对美国人的反感：一个出产罐头文化的国家，一个全民消费、政治虚无的地方，一片建国区区二百来年、没有渊雅深远的历史积淀的大陆，长期远离战争与牺牲，却挥舞着大把的美元来“拯救”我们——凭什么？
《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美）托尼·朱特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5月版，6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