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腓力：我以为我认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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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腓力：我以为我认识耶稣
2016-01-18 杨腓力 丁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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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我认识耶稣
作者：杨腓力《耶稣真貌》
耶稣是谁
我们听许多人谈论一位我们不认识的人时，常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会觉得他们说的不是同一个人。有人说那人太高，也有人说他太矮；有人说那人太胖，也有人说他太瘦；有人说那人太黑，也有人说他太白......。
有一种解释，就是那位我们没亲眼见过的人，可能是个奇形怪状的人。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他其实是一个外貌平常的人。这种奇怪的现象太常发生了，甚至已不再使我们惊异，反倒视为平常了。
-- 契斯特斯顿(G﹒K﹒Chesteston)
我对耶稣最初的印象是儿时在主日学里唱「耶稣爱我」、在临睡前的祷告呼唤「亲爱的耶稣」、在圣经班看着那些用法兰绒板剪出来的人像的时候。耶稣是和饮料、糖果、饼干以及每次出席得到的小金星联系在一起的。
主日学校里有一幅挂在水泥墙上的耶稣油画像，给了我特别的印像：我认识的男人没有一个像耶稣那样留着长而蓬松的头发。他的面孔憔悴但英俊，皮肤洁白，身穿紫色的长袍，画家特别把折层的光线加重油墨，他怀抱着一只沉睡的小羊，我幻想自己是那只小羊，内心充满了幸福感。
最近我读到年老的迪肯森(Charles Dickens)写给他孩子关于耶稣一生的书。在那本书中，耶稣给人的印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姆，他抚着孩子们的头吩咐说：「孩子们，你们可要好好地孝顺你们的父母啊。」这正是我在成长时期，从儿童主日学里得到的耶稣形象，他是一个完善、可靠并且完全没有棱角的人物——就如儿童电视节目里的罗杰先生一样。我小时候很喜欢这样的造型。
后来我在圣经学院念书，给我的却是另外一个耶稣印象。在那段日子里，耶稣的形象是一个挂在半空、对着纽约市联合国张开双臂的姿态。这是宇宙的基督，万有都由他而来，在一切都在变动的世界中，只有他永不改变，这幅图画和我儿时抱着小羊的牧人图是大不相同了。
同学们在谈到这位宇宙的耶稣时候，却用一些难以置信的亲密口气。教授们鼓励我们建立「与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在聚会里我们唱着一些非常亲密地爱慕他的诗歌。有一首诗歌说到与他在花园散步，「玫瑰花上露水依然清新」。同学们在自己信仰的见证里，偶尔会说出一些词句，像是「主告诉我......」。可是在那段日子里，我自己的信心却是怀疑和无知，我小心翼翼、迷惘，充满了疑问。
当我回顾那段日子，虽然和耶稣有各种挚爱的亲密，耶稣却离我愈来愈远。他变成了只是被瞻仰的对象。我背下了福音书中三十四个神迹，却没有经历到任何一个；我学了「八福」，却从来没有面对到一个事实：没有人(当然我更是)能够真正地明白那些奥秘的教训，更别说能够活出来了。
不久以后到了六十年代(更确切地说，是七十年代初期)，真正影响到我以及大部分的教会，开始怀疑每一件事，耶稣也变了，好象从外层空间来的一样。耶稣的跟随者不再是以中产阶级勤奋工作的人为代表，一些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激进份子开始出现。自由派的神学家开始把耶稣和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古巴GC革命领袖)一并供在图像上。
我突然发现所有有关耶稣的图像，包括儿时看到的好牧人，读圣经学院看到的对着联合国张开双臂的宇宙的耶稣，都是留有胡须，可是在圣经学院里是严禁留胡须。这时候许多问题开始涌现，比如怎么可能劝人为善的人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什么样的政府会把罗杰先生或是袋鼠船长杀死呢？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曾说过，没有一个真正神圣的宗教，会有一些教义是侵犯小孩的幼小心灵的。那么十字架呢？
主后1971年，我看到一部名为「马太福音」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制片家是意大利的皮尔·巴罗·巴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 )。这部影片不但令宗教界愤慨﹣﹣宗教人士根本认不出银幕上的耶稣，就是制片界也大为诧异，因为制片界都知道巴索里尼是同性恋和马克斯主义的代言人。巴索里尼还控告性地将这部影片献给教皇约翰·保罗二十三世(Pope John Paul XXIII )，因为教皇是间接促成这部影片拍摄成的。教皇一次佛罗伦斯之行造成严重的交通阻塞，巴索里尼困在旅馆里无所事事，就从床头拿起一本新约圣经读了马太福音。他在福音书中所读到的令他大为吃惊，他决意制作一部不用任何剧本，只依据马太福音中所用的字句的影片。
巴索里尼这部影片正好碰上六十年代对耶稣重新评估的风潮，因为经费有限，在意大利南方拍摄，用的是粉笔般的白色和死亡般的灰色为主调，这正符合耶稣在巴勒斯坦成长的背景。法利赛人穿戴头巾，希律的兵丁有点像法西斯党的卫兵，门徒们就好象装模作样的临时演员，可是耶稣本身，他那坚定的眼神流露出一副无惧的态度。他从一处到另外一处，马不停蹄地讲述比喻和教训。
只有那些亲身在青少年期间经历过那种纷乱的日子的人，才能体会到巴索里尼电影里的强烈震撼力量。在那年代，这部影片使那些剧院里嘲笑的人哑然无声，激进的学生们突然发现，他们不是第一个提出反物质主义、反虚假主义，崇尚和平以及鼓励人们相爱的人。
对我而言，这部影片促使我对耶稣的印象有了令人不安的重新评估。单从人的外表来说，耶稣所欣赏的人可能都是被圣经学院开除，或是被大部分教会拒在门外的人。耶稣在世的时候，人们给他的评价是「贪食好酒之徒」，无论在宗教或是政治界的在位掌权的人，都认为他属于造反派，一个扰乱治安的坏份子。他说话行事都像一个革命家，他蔑视名声、家庭、财产，以及传统上用来衡量成功的事。我很难接受巴索里尼影片中的那些对白，完全是出自马太福音这件事实，因为这部影片传出的信息和我先前对耶稣的概念大相径庭。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名叫比尔·米利根(Bill Milliken )的「青年生命会」同工，在大城市的贫民窟组织了一个公社。他写了一本名为「告别甜美的耶稣」的书，这本书的书名正描述了我内心世界的光景。当时我在青年归主协会工作，担任「校园生活」这份刊物的编辑。我时常想知道基督到底是谁？每当我写作或是为他人的作品润色时，总是有一个怀疑的小幽灵出现在我身边，他问我：你真的相信这一套？还是不过是因为这份薪水而发表一些官样文章？你是否已经加入安全又保守的当权派——正如当年那批深感受到耶稣威胁的一帮人？
因此我尽可能避免直接写关于耶稣的事。
今天早晨，当我打开计算机，微软窗口就显示着今天的日期，似乎在承认，不论你相信与否，耶稣的出生都是如此重要，他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两部分：这个星球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分为主前、主后两大部分。主后1969年，当阿波罗航天员第一次登陆月球时，尼克森总统极兴奋地说：「这是从神创造天地以来最重要的日子！」到葛培理牧师严肃地提醒他别忘了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从历史上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葛培理所说的都一点没错。这位加利利人一生讲道的对象，比不上葛培理一场布道会的人数，然而他对这个世界的改变确比历史上任何人都深远。他将历史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而今地球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对他效忠。
今日在英语世界里，人们甚至用耶稣的名字来咒骂。想想看当一个生意人打高尔夫球错过了一杆的时候，他会大吼「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吗？或是一个水管工夹到了手指，他会尖叫「莫罕默德」吗？这会是多么奇怪的事！我们就是无法摆脱耶稣这个人的影响力。
威尔斯(H﹒G﹒ Wells)是一位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历史学家，他说他发现围绕在这个重要人物生活和品格周围的图画难以抗拒。以历史学家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伟大的程度，是根据「他留下多少可以成长的事物？他是否让人热切地以新鲜的方式来思想？甚至在他离去以后依然坚持？」。如果根据这个标准，耶稣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一条船从视线中消失以后，从它留下的波浪大小，多少也可以猜测船的尺寸。
虽然如此，我却不是因为耶稣是改变历史的伟人而写这本书，正如我没兴趣写凯撒大帝、或是建筑长城的中国皇帝一样，我无法抗拒地被吸引到耶稣面前，因为他是我生命中的分水岭。他曾说过：「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根据耶稣的话，我对他的想法以及态度，将会决定我在永恒里的结局。
有时候，我毫无疑问地接受耶稣大言不惭的宣告，可是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怀疑一个在两千年前住在加利利的人，和我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呢？我怎么才能解决我内心世界里怀疑和爱慕的矛盾呢？
我一直想藉写作来对付我的怀疑，我写了两本书：「痛苦时神在哪里？」和「无语问上帝」，但是怀疑依旧。我一再回到同样的疑问，每次都好象再一次触摸到还没有愈合的伤口：神是否关心世上的苦情？我们对神有什么重要呢？
有一次在科拉多州我被大风雪困住了两个礼拜。所有公路都封闭，我就好象巴索里尼一样，无事可做，只好念圣经。我慢慢地一页一页地读下去，在旧约中，我发现我认同的是那些勇敢站在神面前的人，比如像摩西，约伯、耶利米、哈巴谷以及作诗的人。在念圣经的过程中，我觉得仿佛在观看一出话剧，这些演员在舞台上表演他们的一生，充满了少许的胜利和大量的悲剧。偶尔他们会对那位看不到的舞台经理大叫：「你搞不清楚在这里是怎么回事！」约伯不就是这样以最刺耳的声音控告上帝：「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像人查看么？」
偶尔从舞台后面仿佛有一个遥远的声音传出来：「嘿！你也搞不清楚在后面是怎么回事呀！」这个声音曾经对着摩西、先知过，当然对着约伯的响应是最为响亮的。当我读到新约的部份，那种控告的声音止息了。我或许可以这么说，神好象搞清楚了地球上的生活是怎么回事了。耶稣亲自熟悉了痛苦的滋味，他经过如约伯所忍受短暂而又多难的尘世：
「你的眼岂是肉眼？」曾经有一度，上帝的眼确是肉眼。
我有时候想，如果我能够像约伯一样从旋风中听到神的声音，能直接与上帝讲话该有多好！这也许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吧！但上帝没有缄默，他的话已经说过，不是由旋风中发出，而是借着巴勒斯坦一个犹太人的嘴。在十字架这幅图画中，上帝在耶稣里，仿佛躺在解剖台上，他把自己显现给每一个怀疑的人，任他们调查研究，我也在怀疑者的行列中。
你所看见的基督
乃是我眼中最大的敌人
你所见的基督像你一样的鹰钩鼻
我的基督却有一个像我一样的宽鼻子
我们两人日夜读圣经
但是你读的是黑的，我读的是白的
——威廉·贝雷克(William Blake)
当我想到耶稣的时候，我想起卡尔·巴斯(Karl Barth)的一个比喻：有一个人从窗口看外面的街道，看到外面的人用手罩在额头前朝天空看。房子里的人因为角度的关系，看不见外面的人在看什么。这些话，在耶稣以后两千年的人，何尝不像那个在窗口里的人！我们听见人们的欢呼，我们研究福音书中的手势和话语，然而无论我们怎么扭转我们的脖子，我们还是看不见耶稣在肉身里的真貌。
正是这个理由，威廉·贝雷克短诗的表达是如此贴切，我们有的时候对耶稣的看法也正像只见鼻子一样(译注：短视的双关语)，比如拉可达(Lakota)族人称呼耶稣是上帝的小牛，古巴政府曾经发行一幅耶稣肩上挂着卡宾枪的图画，英法两国在宗教战争的时候，英国人时常用的一句口号是「教皇是法国的，耶稣是英国的。」
当代的学者更是混淆黑白，在现代神学院的书店里，你会发现耶稣被描述成政治的革命家、娶抹大拉玛丽亚的魔术师、加利利的教祖、拉比、无知的犹太好讥诮之徒、法利赛人、反法利赛的禁欲主义者、末世的预言家、在奥古斯丁「雅皮」中的嘻皮士，或是邪教吸毒的领袖。这些「一丝不苟」的学者们写这些书却没有丝毫的羞愧感(因为美国的一般民众完全不理会这类的胡言乱语，最近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百分之八十四的美国人相信耶稣是上帝或是上帝的儿子，绝大多数的美国人相信耶稣是无罪的，勇敢并且情绪稳定)。
甚至也有运动员很有想象力地描述过一幅耶稣的图像，使当代的学者也瞠目结舌。前迈阿密海豚足球队的前卫诺曼·伊凡(Norman Evens)，在他写的一本名叫《在上帝的小组里》这样说：「我保证，基督一定是在一场球赛中最出色的球员......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想他可能是6英尺6英寸高，260磅的大块头，球技出众，恐怕连我也不是他的对手！」纽约洋基棒球队以前的一位队员佛兹·皮特逊(Fritz Peterson)，他想象的是耶稣穿著棒球运动员的衣服，他说：「我确信耶稣基督如果跑上二垒的话，那个二垒手一定会被撞到垒外去了，他也许不会吐口水在球上，可是他一定会按照规则尽力地表现。」
在这一大堆的迷惑中，我们如果来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耶稣是谁？」世俗的历史家无法提供任何帮助。其实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改变人类历史的最伟大的人物，居然能够避开当时的学者和历史家的注意，甚至那四位写福音书的作者，也省略了许多能引起现代读者兴趣的事情：他们略过他一生十分之九的时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到耶稣的身体状况，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身材、体态或是眼睛的颜色，甚至对他家人的记载也不够清楚，学者们到今天还可以为他是否有弟兄姐妹而争论。这些生理上的事情，在现代读者的心中非常重要，可是那些作者却漠不关心。
在我写这本书之前，我走访了三所不同的神学院图书馆——其中一所是天主教办的，一所是基督新教的，另一所则是保守的福音派。我在图书馆中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阅读有关耶稣的书籍。我第一天走进图书馆就非常惊讶地发现，不但是有几个书架上，甚至是好几面墙上都摆满有关耶稣的书。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学者估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出版的有关耶稣的书，比以往十几个世纪出版的总和还多。我觉得约翰福音末了那个假设的说法似乎成了真实：「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纳不下了。」
这一大堆学者的作品真是令我有一点应接不暇。我读到许多关于耶稣名字语源学的研究著作，他们探讨耶稣到底是讲哪一种语言，辩论他在拿撒勒、加百农或是伯利恒住了多久。我愈读这些学者的著作，原来还有一点关于耶稣的印像就愈变得更模糊了。我甚至有预感，耶稣自己对于我所读的这些关于他的描述，恐怕也有三分胆寒。
可是我发现每一次当我回到福音书里面，毫无例外，那些迷雾就逐渐消逝。杰比·腓力士(J﹒B﹒Phillips)在他翻译了福音书以后这么说：「我读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福音书，一本神秘的故事书，但是我在其中却闻不到一点神秘的味道......。没有人会如此没有技术地描述这种极易被揭穿的神秘事件，除非这些事件真真实实地发生在他们眼前。」
有一些宗教的书刊，你多少都能闻出一点刻意宣传的味道，可是福音书却非如此。马可在记载可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神学家拼命想要用「代死」、「赎罪」、「献祭」这一类的词来解释的事件时，他只用「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句话。福音书也记载这样一些奇怪的又难以预测的情形：如耶稣的家人和邻居以为他疯了的时候的一些事。如果要写的是圣徒传，为什么加上这一类事呢？耶稣最忠心的一些跟随者，都时常是茫茫然没有头绪：这个人，到底是谁？
当人们向耶稣挑战时，他自己也没有提供一些严谨的答案。他或许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但在摆出证据之后，他却说：「凡不因我而跌倒的人是有福了！」我们读到有关他的一些事迹的时候，难得有人能不在一些事上觉得难以接受。从某些角度来看，福音书好象是把决定权留给读者，又好象是一部侦探离奇的小说，而不是简单的画虚线的游戏。我对福音书这样的特质很兴奋。
我突然发现，自从耶稣受难开始，各种扭曲的理论正好确认了神愿意冒一个极大的风险，他甘心把自己摆在解剖台上：研究我、试验我，然后你自己做出决定。
意大利有一部影片《拉都斯维他(La Dolce Vita )》，一开始有一段直升飞机运送一个巨大的耶稣石像去罗马。耶稣的手臂挂在吊索里，当直升飞机经过一些地方的时候，人们开始认出了这是谁的像。有一个老农夫从他的拖拉机上跳下来，在田里一边跑，一边喊着说：「嗨，是耶稣！」到了罗马附近，有一群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少女，在游泳池四周日光浴，她们也向着天空友善地挥手，所以直升飞机的驾驶员就直冲下来想要看个清楚。耶稣沉默的脸孔带着寂寞的表情，在这个现代的世界上很不调和地翱翔着。
当制片家梅怀特(Mel White)借给我五十卷有关耶稣生平的影片时，这给我在寻索耶稣真貌的过程中带来了新的方向。这些影片包括了1927年由西利·德米勒(Cecil DeMille )所拍摄的无声电影「万王之王」、「上帝拼音」，以及「棉花径上的福音」这些音乐片。甚至令人惊讶的是，竟然还有法国和加拿大合作的现代片「蒙特利尔的耶稣」。我仔细观看这些影片，把每一幕的重点记录下来，随后有两年的时间，我就用这些材料当做讨论的起点，来教一班「耶稣平生」的课。
我们上课的方式是：每当我们要讨论耶稣生平中一个重要事件的时候，我就从这些影片中挑出七、八段比较有价值的部份，在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就把每一部份影片放两到四分钟的片段。一般都是先选一些好笑的，或是生硬的片段，然后是发人深思的片段。我们透过七八位不同的制片家的眼光来观看同一事件，把我们多年来在主日学里所建立的一套固定模子慢慢地挪去。但是究竟哪个对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看完了这些影片，然后再来读福音书，最后才来一同进行讨论。
我这堂课是在芝加哥城里拉沙力街教会中进行的，我班上的学员中有西北大学的博士生，也有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利用上课的机会来温暖的教室里补睡一觉。我要感谢这些学员，他们使我逐渐改变了我对耶稣的观点。瓦特·凯斯普(Walter Kasper )曾经说过：「极端的说法......把上帝看做是圣诞老人，或是上帝借着人形，好象我们穿上工作服一样到人间，来修理这个腐坏了的世界。」圣经和教会的教义讲到耶稣是完全的人，一个具有理性和人的自由的人，这种概念在一般的基督徒脑海中是不存在的。我必须承认，直到我自己在教这堂课、寻找历史上的耶稣以前，我自己的观念也是不清楚的。
大体上来讲，这些影片帮助我恢复对耶稣的人性的认知，使我明白了教会中的信条总是提到基督在永世以前的先存性，耶稣在荣耀里的地位，却很少提及耶稣在地上的事业。福音书是在耶稣死后多年以后才写出的，那时第一个复活节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对福音书的作者而言，主在地上的事迹正如我们今日回想韩战一样遥远。这些影片帮助我穿过时空，去体会耶稣在地上的时代里的那些人如何看耶稣。如果我混在那些人中间，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会对这个耶稣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是否会像撒该一样邀请他来吃晚饭呢？还是我会像那个富有的年轻人一样忧郁地离去呢？我会不会像犹大或是彼得那样出卖他呢？
我发现耶稣和罗杰先生相似之处极少，和我在圣经学院所研究的耶稣更是大异其趣，至少他不是那么平淡无味。我以前总是认为耶稣的个性有点像星球大战里的福肯人(Vulcan)，冷漠沉着、步伐稳重，走路像机器人一样，来到地球宇宙飞船上的一群兴奋的人类中间。可是我发现福音书以及一些好的影片并不是如此形容他。人们的言行时常会深深地影响他：顽固的人会令他沮丧、背信弃义的人会使他怒火中烧、单纯信心的人会给他极大的喜悦。实在来说，他似乎比一般人更情绪化，更激情。
我愈研究耶稣，就愈难把他定型在一个模式里。他从来没提过他的同胞日常重要的话题﹣﹣罗马占领的事，却拿起鞭子把那些在犹太庙堂里谋利的人驱赶出去；他极力劝勉人遵守摩西的律法，他自己却以破坏律法出名；他会为同情一个陌生人而伤痛，他却对他的最好朋友大声责备：「撒旦，退我后去！」；他对有钱人和行为不检的女人毫不客气，这两类人却总喜欢和他在一起。
有时候，神迹奇事可以接二连三地发生，有时候耶稣的能力却好象被人们的不信所阻挡; 有时他详谈他第二次再来的事，他却又说他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有时候他从逮捕的人面前逃跑，有时候他却是无畏的走向敌人；他流利的谈论追求和平，可是有时却又叫他的门徒去买刀剑；他狂妄地宣告他自己，惹得许多人争议，可是多次当他行了许多神迹的时候，他却竭力隐藏。正好象温克(Walter Wink)说的，如果耶稣根本不存在，我们无法想象出这样一个人物。
根据福音书，有两个字是无法用来形容耶稣的，那就是「无趣」和「可以预测」。真不明白，教会怎么可能把这样的一个人物变得好象正如道尔西·西勒(Dorothy Sayer)所说的一样：「把犹太狮子的爪子剪了，将他变成那些脸色苍白的牧师们和虔诚老太太们的猫宝宝。」
普利兹奖的得主，芭芭拉·泰克曼(Barbara Tuchman)，这位历史学家坚持写历史的重要原则就是不可改变时间的顺序，当她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和德军在巴尔吉(Bulge)的最后决战时，她必须拒绝写下「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场战役的结果」这样句子的引诱。因为事实上，当时在参与巴吉格之役的盟军并不知道战争结果是如何。根据那时候的情况，他们很可能是被逼回他们登陆的诺曼底海滩上。一个历史学家如果要想保持述说外观上的紧张和戏剧性，他就必须放弃已经知晓结局的立场，这样才能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否则，便会失去戏剧性。能够带着读者回到当初的情境之中，得到感同身受的滋味的历史学家，才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
我的结论就是，我们大部分有关耶稣的著作和想法都犯了上述的毛病，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总是带着尼西(Nicea)或是迦列敦(Chalcedon)镜片，﹣﹣(自以为)已经知道结果就是教会一直努力研究想要透彻地搞懂他。
耶稣是一个人，是一个有名有姓、有家有世，与你我一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出生在加利利的犹太人。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耶稣是和地上任何一个活过的人完全不同。早期教会花了五个世纪来寻找一个平衡点，一方面是「一个跟你我一样的人」，另一方面又是「完全不同」。对于在教会里长大的人，或是一些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人，自然都会偏重完全不同这一方面，正如帕斯卡(Pascal)所说：「教会想要说服人们相信耶稣是人的困难度，和证明他是神相去不多。」
让我在此声明，我完全支持教条的教导，在本书中我祇想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就是那些混在他身边跟随他的人群中，尽可能从属地的角度来观察耶稣的一生。如果我是一个日本的制片家，手上有五千万资金和圣经的福音书，我会拍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我盼望能如路德所说的：「尽可能地把基督带到肉身之中。」
在这过程中，有时我觉得自己好象是一个游客参观一个伟大的博物馆，心灵深为敬畏震撼。我围绕着耶稣的一生——他出生的故事、他的教导、神迹、敌人和跟随者，尝试要明了这一位改变历史的人物。
可是，有时候，我又觉得自己好象是一位古董修复家，把一些被污泥覆盖的东西，一点一点地除去。如果我慢慢地清除这些污泥，是否有可能使古董重见天日呢？
在这本书中，我试着要讲耶稣的故事，不是我自己的故事。然而无可避免的，当一个人寻找耶稣的同时，也成了自我的反思，没有一个人可能遇见了耶稣以后还能维持原状。我曾经从科学、比较宗教、天生的怀疑和从对教会的反感感染到疑惑，我发现当我把这些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就会有新的亮光。在这个时候，还在第一章里，如果我再多说，恐怕就违反了泰克曼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