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突破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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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突破的时刻
2016-01-05 江登兴 橡树文字工作室
书评读后
《宗教改革运动思潮》
编者按
oaktreepublishing
小编记得在信主初期，曾听到一位牧师说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信仰历程上一定会经历与上帝摔跤的挣扎期，而在胜过之后，生命和信心都会发生飞跃。而最怕的就是那些在信仰上不冷不热，什么挣扎都没有的信徒了。今天，橡树发送江登兴关于《宗教改革运动思潮》的一篇书评。其中，他为我们讲述了改教家马丁·路德和茨温利，各自经历挣扎和突破的故事。
面对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堕落，欧洲在等待一次基督教的复兴，寻求有活力和新鲜感的基督教。“（宗教）改革家附和当时人文主义者的口号‘回到本源’（ad fontes ），回到教会的黄金时代……重新拾回其新颖、纯正与生命力。”对于马丁·路德来说，改革的方案可以归结为一个句子：“圣经与奥古斯丁”。
经历改教运动，基督教才真正找到了“活力”与“新鲜感”，这种突破，是由不同的改教家分别完成的。通过《宗教改革运动思潮》，我们可以考察路德在救恩论上的突破，茨温利在上帝主权观念上的突破。
救恩论：路德的困境和高塔经验
关于称义的辩论源于奥古斯丁和帕拉纠（Pelagius）。奥古斯丁认为人深陷罪中不能自拔，所以救恩只能来自人以外，“上帝介入了人类的困境……借此施行拯救”。奥古斯丁将恩典置于核心的位置，因此被称为“恩典博士”。
“帕拉纠认为救恩的源头是在人类之内。个别的人有能力拯救自己。他们不是被罪所困，而是有能力来成就一切借此得救的事情。救恩是可以借着好行为来赚取的事情，由此使上帝对人类负起义务。”
“赖功得救”还是“赖恩得救”是这两者的根本区别。然而“赖恩得救”的知识，在中世纪已经渐渐失落了。比如阿奎那认为，人可以通过预备行为预备自己，使自己成为配得恩典的人。
中世纪晚期，经过长久的灵性昏暗后，称义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作为一个人，我该怎样行方能得救？”
路德早期的称义观是人本的，他承认恩典的需要，但是他“讲授说上帝施恩给谦卑人，所以凡是在上帝面前谦卑的，就自然可以被称为义”。如果个人满足称义的基本先决条件，上帝就有责任称他们为义。
但是路德很快因为“上帝的义”这个观念遇见了关键性的障碍，这个观念指向上帝不偏私的神圣属性，特别与他的神圣审判相连。
路德在中世纪精神的高墙里，长期面对灵性的黑暗。路德愁苦的原因，是因为他在“称义”的问题上接受的是人文主义与圣经相混合的观点：人必须凭自己的本性积一定的功德，当他的功德满足时，上帝会称他为义。这个观点上承阿奎那，有漫长的中世纪渊源。然而，路德发现自己在一位公义的上帝面前，完全无法行任何的善，他发现上帝威严的公义要定他的罪。“（路德似乎）渐渐采纳奥古斯丁的锐见，主张人在其罪性中如此受困，以致除非有神的介入，人是无法自拔的。”
路德尽一切所能，作成一切要成就救恩的事。上帝是公义的，因此上帝无法赐给他救恩，这样，上帝的义就转向与人为敌！由此人处在上帝的愤怒之下。路德对于救恩陷入了焦虑和绝望。
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是个性命攸关的问题。
路德的突破来自于对一句经文理解的突破：“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1：17）。
“上帝的义”——这个“义”路德一直以为是定人的罪的“义”，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被天光照耀——这义不是审判和定罪的义，而是在基督里饶恕人的罪，并且算不配的罪人为义的义，路德描述道：“我开始明白‘上帝的义’就是义人借此靠着上帝的赐予（信心）而存活的基础；而此句‘上帝的义正显明出来’指的就是这种消极的义，乃恩慈的上帝借信称我们为义，如经上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马上使我感到好像再生一般，好像我穿过打开的门进入真正的乐园里。从那时起，我以全新的亮光来看圣经的整体面貌……”
就这样，路德经过漫长的属灵荒野独自完成了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突破。据说路德实现这个突破时，正在中世纪大学的一个高塔里，所以这个经验被称为“高塔经验”。
路德的发现只是归回到奥古斯丁的教导，但是他却是独立地完成了这个突破。日后他为此突破兴奋不已，并以得自由后的欢喜，对抗天主教会。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新启示”，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对于真理有崭新的生命体会。
上帝的主权：茨温利的突破
另一位改教家茨温利起初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强调“基于圣经与教父来集体更新教会与社会的异象”。因此，茨温利首先关注的是基督教会的生活与道德的革新，而不是其教义，他也以耶稣基督为道德的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茨温利有点像今天中国的“文化基督徒”。然而，关键不是一个人天然背景的问题，而是上帝在一个人身上的恩召和拣选。可能是在瘟疫流行的城市街头，茨温利这个文化基督徒，实现了对于人文主义的突破：
1519年至1520年苏黎世的瘟疫中，有四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死于瘟疫。茨温利需要安慰临终者，他很难顾及自己的安危。“当死亡临近时，茨温利似乎醒觉到他生存与否全是由上帝做主，他只不过是全能者手中一件无助的玩物。”
在《瘟疫诗》中茨温利“怀着粗朴的决心来接受上帝为他所预备的一切”：
凭你意行
因我无缺
我乃器皿
或修或毁
由此诗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上帝旨意的完全降服。
“路德的神学至少在开首时是极受其对上帝称（一个罪人）为义的经验所影响，那茨温利的神学则几乎是完全由他对上帝绝对主权以及人类完全对其的依靠观念所塑造的。”“不论人得救或灭亡，皆是上帝自由地在永恒中作出他的决定。”
当茨温利前往苏黎世时，他还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在这场瘟疫中，他已经实现了信仰上的突破，由一名人文主义者转变成一个真正的改教家。
众民当重新得力
其实路德的经验正是人文主义运动所追求的。它们追求通过阅读古典的著作，重新经历古典时代的生命经验。而在基督教中，这种体验的获得不在乎人的智慧，而在乎上帝的怜悯，因为他是一位永活的真神，他能随己意更新我们对他的经验，使我们重新得力。在我个人的阅读范围内，我发现，那些历代基督教信仰革新的巨人，都常常经历过这样的灵性荒野，经历过艰难的挣扎，也在孤独中靠着上帝的恩典完成了信仰上的关键突破。
他们常常蒙召在一些关键的属灵问题上受煎熬，在巨大的孤独与困境中摔跤，如当年雅各在雅博渡口的挣扎。然而，在他们心灵暗夜的尽头，是上帝属天的恩光，是一个关键的突破。
他们突破的结果，更新了一个时代的信仰的灵性活力，它带来思想范式的更新，也进而带来巨大的属灵革新和社会革新。这样的人物中有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通过《司布真传》、《爱德华兹传》、《班扬传》和《怀特菲尔德传》我们也可以发现，每一个被上帝所重用的人，都经历过这突破。
其实，不仅巨人们如此，我们作为平信徒，对于基督教教义的理解，需要亲自去经历，在经历中认识圣经的话语，并且带出鲜活而深刻的属灵经验。当人与上帝的关系陷入困境时，也常常是实现信仰突破的时刻。
麦格拉思著《宗教改革运动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首印，2015年换装重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