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望·保禄二世与他所爱的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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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飞：若望·保禄二世与他所爱的波兰
原创 2015-10-16 叶克飞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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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冷战格局，某些西方人曾寄望于宗教，希望它能成为对抗世俗化的力量。若望·保禄二世这位在当选前籍籍无名的新教宗，居然完成了这种期望。
英国记者玛丽·葛瑞格曾在冷战期间前往波兰，1978年10月中旬，她在波兰克拉科夫市见到了街头欢庆场面。这次欢庆并不同于当时东欧国家惯有的组织庆祝，而是群众自发上街。与之类似的是电台报道，和播报粮食大丰收、钢铁产量追赶资本主义时不同，主播并没有使用字正腔圆、照本宣科的腔调，也没有使用假数据，而是带着发自内心的兴奋与自豪。
后来，葛瑞格这样记录街头的欢庆：“当天晚上，没人上床睡觉。年轻人和老年人都聚集在历史悠久的中央集市广场，它那从中世纪即有的服饰馆，十分迷人，四周又有好几座富丽堂皇的哥特式和文艺复兴时期兴建的教堂，许多人称它是欧洲最美丽的市集。克拉科夫市民称它为‘客厅’，白天的花市吸引着客人，鸽群在广场悠游，市民三五成群坐在服饰馆的拱门下。这一天夜里，广场灯火通明，群众通宵达旦地高谈阔论……”
几乎与此同时，在三百公里外的波兰首都华沙，波共时任总书记爱德华·盖莱克惊呼了一声“我的天啊”！
在前东欧世界的领导人中，爱德华·盖莱克是一个相对开明的人物。在他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时，曾在波兰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引入外资。他于1970年上台，积极推动“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三高政策，在此期间，波兰街头出现了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引自法国的公交车，农民用上了英国产拖拉机，民众喝上了可口可乐……许多波兰老人认为，70年代是波兰最美好的一段时期。不过，到了1978年，他的地位与波兰经济一样风雨飘摇，当时，波兰工业现代化推进不如预期，外债高企，已有崩溃之势。
在这种局势下，各种风吹草动也许都会让盖莱克产生政治联想和恐慌，何况是眼下这桩大事？
民众的庆祝与爱德华·盖莱克的惊呼，都源于1978年10月16日的一个消息：克拉科夫大主教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当选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若望·保禄二世。
不过，不管是兴奋、自豪还是惊讶、恐惧，并没有多少人会预见到，这个自1522年哈德良六世后的首个非意大利籍教宗，将在未来的日子里动摇整个东欧世界的统治基石。
▲城中的若望·保禄二世痕迹
▍理想主义者的觉悟
7月的克拉科夫，阳光普照，玛丽·葛瑞格笔下的市集广场人头涌涌，遍布游客。这是克拉科夫的中心，砖红色的圣母玛利亚广场矗立在广场一角，广场中央是一栋白色的文艺复兴式建筑，这便是葛瑞格笔下的“服饰馆”，人们更习惯称其为纺织会馆。
这是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成长的地方，也是他第一次获取神职之地。他的出生之地也离克拉科夫不远，那是一个叫做瓦多维采的小城。这个天主教家庭充满各种不幸，他的母亲在他八岁那年难产而死，姐姐奥德加在婴儿时期夭折，比他大15岁的医生兄长在他11岁那年因照顾病人而染病去世。1938年，18岁的他与相依为命的父亲一起移居克拉科夫，并进入波兰最古老的大学雅盖隆大学学习。
沃伊蒂瓦的人生也遭遇了各种动荡，他进入大学后不久，也就是1939年，波兰被纳粹德国占领，大学被关闭，学业就此中断。也因为纳粹德国的规定，他与其他波兰男子一样被划为劳力，在采石场和化工厂工作。
1941年，他的父亲病故，孑然一身的他希望从事神职，并私下学习神学。1946年，他进入卢布林天主教大学任教，1963年被委任为克拉科夫主教，1967年成为枢机主教，直至1978年成为新一任教宗，成为人们口中的若望·保禄二世。
来自铁幕之后的他，有着历任教宗都从未有过的经历，他曾见证法西斯的残暴，也曾见证苏联式的阴暗，困扰人类文明的两种极权形式，都是他所反对的。
面对冷战格局，某些西方人曾寄望于宗教，希望它能成为对抗世俗化的力量。若望·保禄二世这位在当选前籍籍无名的新教宗，居然完成了这种期望。
多年前，我看许鞍华的电影《千言万语》，黄秋生在里面扮演一位高大全的神父，当他在政府门前绝食抗议时，有人问他：“这样做有用吗？”他的回答是：“有没有用明天是看不到的，有些东西，我想到我死的那天也看不到。”
许多理想主义者都会有这种觉悟，若望·保禄二世也一样。他以一生对抗极权政治，但正如他的传记作者乔治·维格所说：“被推选为教宗时，若望·保禄二世并不认为前苏联世界的败亡指日可待。”
在他当选教宗七个月后，即1979年6月，他回到波兰访问。那时，也没有人会想到，这次访问能够触发一场针对极权政府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不过，在克拉科夫时期便与波兰当政者斗智斗勇的若望·保禄二世早已做好了“作战准备”——在他当选教宗后的第一次出访时，人群中有人喊道“别忘了沉默的教会”，意指苏联控制下东欧各国的天主教会，新教宗的回答堪称振聋发聩：“有我发声，今后再也没有沉默的教会。”
一个如今看来颇有趣的段子从反面说明了若望·保禄二世带来的震撼与压力。在他当选后，驻波兰的克格勃负责人立刻拍电报向莫斯科当局汇报情况，报告称这位新教宗极端反动，虽然没有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但曾批评波兰的官僚主义作风，认为波兰公民的基本人权受到限制，天主教也受到限制。克格勃头子尤里回电怒斥驻扎波兰的克格勃人员，称他们怎能允许这样的人当选教宗，对方居然毫不示弱，回电给上级，称尤里如果不爽，应该去找驻罗马的克格勃负责人发泄。
▍“我们不需要畏惧”
从克拉科夫市集广场出发，沿着繁华的Grodzka大街直行，便可抵达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地标——瓦维尔城堡。
瓦维尔城堡是波兰最古老的宫殿，从10世纪起就成为国王宅邸，见证了众多加冕仪式。最吸引人的是城堡内的主教堂，外观如积木，为不同年代的建筑组合而成。历代波兰国王的棺木都陈列于主教堂，密茨凯维奇以及因空难罹难的前总统卡钦斯基夫妇的灵柩也在此处，此外，历任克拉科夫主教的棺木也放在这里。当然，若望·保禄二世是个例外，尽管他与这个城市有数十年交集，但作为教宗，他被梵蒂冈教廷安葬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下的地下墓室中。
▲瓦维尔城堡的主教堂，历任主教和国王都安葬在这里
在瓦维尔城堡的山脚下，Grodzka大街的一个小庭院里，我发现了一处若望·保禄二世的故迹。院中有一座纪念碑，碑后是若望·保禄二世的大幅照片，这个院落应该是他的故居。
若望·保禄二世在克拉科夫居住时，已经是波兰秘密警察的监控对象。在苏联的控制下，波兰当局的统治合法性也来自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因此对宗教信仰始终持高压姿态。但波兰人对天主教的信仰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几百年来，尽管波兰历经强大帝国的瓜分，但波兰人始终坚持将国族认同与宗教信仰结合。二战后，这种对抗始终是波兰当局乃至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心腹大患。1953年，波兰教会最高领袖史蒂芬·韦辛斯基主教不愿向当局妥协而甘愿入狱。尽管当局为新生婴儿提供官方核准的命名仪式，但民众仍习惯请旧教士为婴儿施洗。当局给予参加共产党成年仪式的青少年福利，但民众仍让孩子去教堂接受坚信礼。国家推动民事婚礼，但人们仍然偏好在教堂举行婚礼。1975年，即使反教会宣传已长达数十年，但77%的被调查者仍称他们定期参加教会活动。
这种抗争在70年代后半期逐渐剧烈，这当然与盖莱克政府的执政有关。外债危机和物价上涨引发民众抗争，异议团体劳工保卫委员会（简称KOR）成立。尽管盖莱克为了保障外资流入，尽量不触犯重视人权的西方政府，因此对KOR颇多容忍，但秘密警察毕竟不是虚设。1977年5月7日，身为KOR成员的大学生史丹尼斯罗·皮杰斯在克拉科夫街巷中被杀，其同学公开示威，当时还担任克拉科夫主教的若望·保禄二世公开支持，称皮杰斯是“当局仇视学生民主运动的受害人”。
作为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显然希望这种抗争能够进入一个新阶段。他希望以新身份回波兰访问，而1979年就是最好时机。这一年是被奉为波兰圣人的史丹尼斯劳·史特潘诺斯基殉道九百周年。这位教士可算是若望·保禄二世的前任，1072年，他出任克拉科夫主教，与残暴国王和不被约束的权力对抗，被杀害。
这个时间点的选择当然会让当局产生不好的联想。经过漫长的谈判，尽管当局同意了新教宗的访问，但时间不能是五月，也不能参加史特潘诺斯基的纪念活动。在若望·保禄二世访问前几周，波兰舆论宣传一直希望民众不要参加活动，当局还逮捕了150名异议分子。
但在华沙胜利广场前，在这个象征波兰当局统治，从不允许宗教活动的地方，若望·保禄二世还是展开了露天弥撒。他讲话后，民众们舞动着旗子，吟唱圣歌，甚至有人高呼自由与人权。一位美国记者这样记录：“突然间，恐惧消失了，东欧正在快步回到文明世界。”
在访问波兰的九天中，若望·保禄二世所到之处，都有数十万人到场。在克拉科夫，尽管警方在城市周围各处设置检查哨，想方设法堵截参与者，但仍然挡不住狂热民众。在访问的最后一天，克拉科夫竟涌入了300万人，当时波兰人口仅3500万。面对民众，若望·保禄二世说：“我们有上帝圣灵护持时，我们对人的信心也最强，因此不需要畏惧。”
心怀畏惧的也许是反对他的人，波兰电视台在当局授意下，尽管报道了新教宗的露天弥撒，但却不让他的身影出现在镜头里。这样做只是自欺欺人，但他们一直习惯如此。
▍尾声
当我离开克拉科夫时，车上响起了BEYOND乐队的《光辉岁月》。在异国他乡，这首二十多年前的歌让我心潮起伏。BEYOND以这首歌向曼德拉致敬，而一生反对战争的若望·保禄二世，尽管也曾因保守立场而遭遇一些质疑，但终究无愧于“风雨中抱紧自由”这句话。
1979年的访问，无疑为波兰乃至整个东欧世界的未来埋下了一颗种子，并在不久的将来迅速发芽。
后来的若望·保禄二世，成为了历史上出访次数最多的教宗，甚至比所有前任加起来还要多。有人统计，他那总计245次，涉及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访问，总里程可绕地球28圈。
他创下无数第一次，他是1054年东西教会分裂之后，第一个拜访东正教国家的教宗，近千年来首位到访希腊的教宗，历史上第一个访问英国的教宗，首位探访清真寺的教宗。千禧年时，他以教会的致歉声明震撼了世界，在声明中，他祈求天主宽赦历代天主教会犯下的罪行，包括歧视犹太人、十字军东征烧杀掳掠、宗教裁判所镇压异端、向第三世界传教时侵害当地原住民、贬抑女性地位与尊严等。
这是一种莫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在他年轻时便已具备，因为爱。就像他曾说的：“我们会用爱胜出，而不是枪。纳粹会消失，因为恶魔会将它自己吞噬。但如果爱没有胜出，纳粹会以其他名义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