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怀——福音派教会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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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怀——福音派教会的觉醒
2015-10-14 郭秀娟 橡树文字工作室
十九世纪末兴起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运动，以及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鼓吹社会改革，强调教会应该照顾穷人与被欺压者。极端的社会改革者，甚至主张神的国度可以借着社会进步或革命而在今天实现；非福音派逐渐远离“拯救灵魂”的工作。这样的运动自然遭到传统基要派的排斥，为了保护教会单纯传福音的功能，福音派教会遂走向与社会运动完全脱节的另一个极端，这种两极性的发展对福音有很大的伤害。
偏离对社会公义的重视
一九四○年起，在美国有许多福音派人士，开始把自己和基要派划分开来，他们一方面持守基要派对圣经的默示与权威性的保守态度，一方面弃绝基要派对文化与社会议题的漠不关心。他们称自己为新福音派（neo-evangelicals），以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为首，在葛培理（Billy Graham）的支持下，一九四二年创办了国家福音联盟（NAE），一九五六年卡尔·亨利离开富乐神学院，接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的主编工作，从此该杂志成为新福音派的发言管道。卡尔·亨利的重要贡献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书：《现代基要派的良心不安》（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在书中他指责基要派是“现代版的祭司与利未人，对受苦的人类视若无睹……基要派只敢痛责个人的罪行，对社会的邪恶与不义却不闻不问。”这本书在福音派教会中，像一颗炸弹爆炸开来。它唤醒了一些福音派的领袖，看见福音派已经偏离了圣经对社会公义的重视，已经失去了像主耶稣一般，对人类需要的敏感与怜悯。卡尔·亨利指出：“现代人的危机，基本上不是政治、经济或社会危机，而是信仰危机。只有福音能真正解决人类的问题，但是福音的传扬，必须落实在现代人生活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现代城市的娼妓、吸毒、酗酒、失业、色情、性病泛滥等问题，诚然不是任何一个地方教会有能力解决的。教会因此袖手旁观，除了忧伤的祷告以外，无能为力。卡尔·亨利提醒教会，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选民及犹大国的责备，岂不也是今日对我们的责备：
“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么。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飘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么……”（赛58：6-7）
在这段经文的光照下，卡尔·亨利认为从一八六○到一九六○年间，福音派教会整体对社会的贡献是失败的。是爱的亏欠。这世界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而我们还不闻不问，无所行动要到几时呢？主耶稣拿起准绳，量一量我们的亏欠，我们肯定是罪孽深重。葛培理很早就把自己定位在新福音派，虽然对灵魂的拯救一直是他的首要使命，但他没有停止过对穷乏者的关心与支持。一九七三年葛培理布道协会，开始对穷人和受灾者的救济，成立了世界紧急救灾基金。这样的改变，也开始在英国出现，50年代带进学生团契的复兴，像大学基督徒团契（Inter-VarsityChristian Fellowship），就鼓励毕业生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上，活出并见证他们的信仰。
柏林会议的觉醒
一九六六年柏林的千人福音会议上，与会者曾乐观地预测在本世纪末，能达到普世福音遍传的目标。当时就有少数有心的代表，强调：传福音，非有社会行动的结合，否则果效不彰。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的代表，他们身处世界最贫穷的所谓“窗型区域”，深深了解传福音不能脱离社会行动。当一个人处在饥饿、疾病的折磨下，你很难向他传讲福音这个好消息。而来自南非的白人宣教士，更深感种族不平等的巨大差距，是他们向黑人传福音的最大难处。社会关怀原本并非柏林会议的主题，但是透过这些第三世界代表的经验分享，西方世界开始倾听这些来自旷野的呼声。六个月后，另一个千人宣教大会，发表了惠顿宣言（Wheaton Declaration），福音派领袖更是坦诚：“我们深深懊悔，我们偏离了圣经上的教导，与社会隔离。我们没有把属灵的原则，应用在种族、战争、人口爆炸、贫穷、家庭破裂、社会革命等种种问题上。”虽然宣言里还是强调传福音为首要使命，但这是第一次全球性的福音派代表们，对社会关怀的觉醒。
这二三十年，神也的确兴起了许多福音派基督徒，以舍己的服事来响应这爱的呼召，开始回归对社会的关怀，寻求社会行动在福音事工上所该有的适当地位。这不仅是爱在行为上的彰显，也是爱在圣经与神学真理上的落实。诚如使徒约翰所说：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一3：16—18）
来自传福音的无力感
在神学与宣道学的理论基础上，也展开了真理的辩论与探讨。六○年代起，时代主义的前千禧年派逐渐在英国丧失影响力。因为照前千禧年的末世观，这世界在基督回来以前，只会越来越糟。如此任何的改革岂不是无太大意义，只要等基督回来更新一切即可。到了二十世纪末，英国大多数福音派人士，尤其是赞成社会行动的，多转向后千禧年派或无千禧年派。不过在美国，前千禧年派倒是历久不衰。一九七一年慕瑞（Iain Murray）的《清教徒的希望》（The Puritan Hope）一书，为后千禧年派提出历史根据。此派认为借着福音的广传和影响，并社会改革，才能带进基督化的国度，等候基督在国度末期的再临。关于国度的性质与实现，神学界一直处在长期的辩论中，福音派的乔治·赖德（George Eldon Ladd）所写的《耶稣及其国度》（Jesus and theKingdom）影响最大。他认为神的国乃是神对所有受造者的治理，国度有它现在和将来的层面。基督徒必须一方面活出现阶段国度的要求，一方面等候将来国度的降临。不过福音派人士对社会关怀的觉醒，多半不是来自神学思想的转变，乃是来自传福音的无力感；乃是在面对着各式各样的社会、时代需求，迫使他们回到圣经寻求答案。美国的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英国的眼泪基金会（Tear Fund），印度救灾福音团契（EFICOR）等机构都是在现实的需要下成立，随着这些机构不断成长，逼得福音派人士深思如何响应社会的需要。
在美国，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也大大影响福音派对社会参与的反省。六○年代在黑人社区传福音的约翰·柏金斯（John Perkins），在密西根的贫民区，开始宣道工作，环境逼得他们必须面对一个人全人的需要。在他们的社区里，少年人因为要照顾年幼的弟妹，无法上学。教会因此开始了托儿所的工作，以及营养午餐的提供。然而贫穷的根源，不仅在教育的改善，更在于社会结构的不公义，他们开始为民权运动祷告。就这样，现实的需要迫使宣道工作不只参与了关怀社会的行动，更引导他们走向抗议社会的不公义。有效的传福音，除了必须兼顾身体和灵魂的需要，还得伸张正义。这是一个宣教士的亲身体验，也代表了所有在第三世界贫穷地区的福音工作者，对宣道工作新的看法，一个逐渐脱离西方白人文化的宣道策略。
对社会和文化的参与，是否意谓着在正统信仰上的妥协呢？坚持圣经无误性的极端保守者，薛华（Francis Schaeffer）博士，给了我们最有力的辩护。在面临一次属灵危机之后，他重新思考属灵真义，他写道：“真正的属灵，乃是基督的主权，在生命每一层面，实际而均衡的彰显。”属灵的生活不是从世界隐退，乃是以基督的心肠和基督的方式过生活。庇荫所（L'Abri）的事工就在一九五五年成立，薛华开放自家农舍，欢迎任何人前来寻找信仰，或寻求如何把信仰应用在现代人的生活上。他主张基督徒要个别地，甚或集体地来见证基督的美德，凭着信心过一种超自然的生活，让世人真能体验到盐与光的真实，让基督徒的生命流入整个文化当中。
第一届洛桑宣教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召开，“未得群体”（unreachedpeoples）的观念首度获得普遍共识。大会的重点不在于讨论福音是什么，而是如何传的问题。许多探讨传福音与社会责任关系的论文被提出，斯托得（John Stott）强调“爱的大使命”，必须与对观福音的大使命平行进行，以达到使万民作门徒的目的。根据《约翰福音》20：21，“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基督就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服事人，来完成救赎的计划。遵此爱的服事原则，宣道事工必然包括传福音与社会行动，这才是真正神爱世人的表现。斯托得并且坚持在洛桑宣言中，加入这样一条：呼召基督的跟随者，过简单的生活。这实在是他和贫穷的第三世界接触后，所衍生出的反省与信念。
福音与行动不可分割
社会行动的参与已逐渐为福音派所接受，然而两者孰轻孰重？关系如何定位？是教会宣道事工马上面临的问题。一九八二年在美国大急流（Grand Rapids）举行的福音与社会责任会议（CRESR），试着寻求这问题的答案。与会者提出的论文，立场尖锐对立。如何达成共识，实在只有在圣灵里的谦卑，能叫人改变、调整各人不同的立场。出人意外的，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会议，大会对传福音和社会责任的关系得出下列三项结论：（1）社会行动是福音事工的结果，也是福音事工的目标之一；（2）社会行动可以作为福音事工的桥梁，但不是诱人信主的贿赂；（3）社会行动与福音事工彼此同工，一如夫妻间的关系。因此社会行动可以在福音事工之前、之后或同步进行。当然，只有肯关怀社会的基督徒，才会产生基督徒的社会参与；福音事工只有基督徒能作，在这两点前提下，福音事工在逻辑上具有优先地位。不过以主耶稣的服事为榜样，这两者实在无法分割。
到了一九八九年，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二届洛桑会议，社会参与在宣道事工上终于获得正式肯定，不是仅仅依附在福音事工之下，乃是与传福音同等重要、并行不能分割的。洛桑宣言中呼吁基督教会以全人的服事，向全世界，宣扬全备的福音。这样大的转变，赛德（RonSider）一九七七年出版的书：《富有的基督徒处在饥荒的时代》（RichChristians in an Age of Hunger），居功不小。作者把富裕的西方社会和贫穷的第三世界，对比成《路加福音》16：19-31节中的财主与拉撒路。他引证圣经中的神是站在穷人那一边的。神的百姓理当主持社会正义，确实地帮助一切有需要的人。他向富裕的基督徒发出挑战，在一个到处还有饥荒的时代，你能多富有呢？富余的该补那不足的，如经上所记：“多的也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他并且强调，在社会的不义之罪上有份，或者参与公司机构的邪恶行为，与个人的不道德是没有两样的。这本书给西方教会带来莫大的震撼。
是信心缺乏的问题
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61章，“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新约里的穷人到底是指灵里贫穷，还是物质上的贫穷？这一直是争辩中的重要关键。《马太福音》5章3节（注：中文圣经翻作“虚心的人”，照原文应是“灵里贫穷的人”，贫穷在原文也作乞丐，似更能表达主一连串反传统法利赛人的属灵原则），的确是指灵里破产的人。但耶稣回答约翰门徒的一段话，《马太福音》11：5“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如果说“穷人”一词必须灵意解经，那么瞎子、瘸子呢？可见穷人不是每次都指灵里贫穷。而且耶稣来，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从旧约的背景来看，禧年正是一种在社会与经济上对受压制者的解放。我们更不要忘了，主呼召门徒“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路12：33）我们的问题，是信心缺乏的问题，不是神学的问题。
强调神迹、奇事、圣灵能力等的灵恩运动、第三波运动，在教会中引起相当大的争议。我们姑且不讨论其神学论点是否正确，不过灵恩运动中普遍强调肢体间的扶持、照顾，恩赐的更新，往往能有力地见证基督徒该有的新生命表现。在英国，一年一度于复活节举行的春季收成（Spring Harvest）福音大会，深深影响英国灵恩教会对社会的关怀。这个福音训练营的目标为：“装备神的子民，在教会社区里，彰显盐和光的功能。”早期的支持、参与者多来自灵恩派。这样的门徒训练目标，很自然地就结台了社会行动和宣道事工。在英国，另一个不属于任何宗派的基督徒鱼的团契（Ichthus Christian Fellowship），更是鼓吹地方教会对社会行动具体参与。他们鼓励会员，开放家庭给需要帮助的人，如酗酒的、吸毒的、精神受创伤的；他们为长期失业者提供转业训练；在社区开办休闲中心、托儿所，甚至开办社区银行，提供无息贷款给低收入家庭渡过难关；他们办青年人住宿中心，并提供门徒训练；为老人、盲人服务等等。这些事工都是由教会会众或家庭团体，针对个别社区需要来办理。像这种方式的见证，不知带领了多少人归主。团契创始人罗杰·弗斯特（Roger Forster），同时也是英国眼泪基金会的副总裁，举例说，一个老妇人的房子，遭受水患，团契帮忙她清理善后。没几日，老人的孙女来敲罗杰的门，她问道：“你们就是帮我祖母清理房子的人？我也想要认识这样的基督教信仰。”这就是基督的爱在行动中的彰显。
华人教会的省思和挑战
回顾了西方福音派教会，在这二三十年来，对社会关怀的逐步觉醒，在社会活动参与上的悔改历史，是否给了你一些省思与挑战呢？在台湾早期的宣教历史中，华人教会均十分注重社会关怀的参与。尤其在社会服务方面，如医疗、教育、育幼院等等，基督徒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打开基督教在台宣教史，第一章就离不开医疗宣教。“从最早期的马雅各、马偕、兰大卫，分别建立了南部的新楼医院、北部的马偕医院与中部的彰化基督教医院，奠定了现代医学在台湾的重镇。他们都是采用医疗与布道并进的方式进行宣教，效果甚佳。到目前散布全省各地的基督教医院，对台湾人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医疗服务。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和山地，教会医疗机构更扮演过开创性与独撑大局的角色。”在一九九三年的“医疗奉献奖”，十一位获奖人中，外籍医疗宣教士就占了五位之多，这也反映了我们在社会服务资源上，长期倚赖外籍宣教士及外国经费。本地的路加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再不起来接棒，恐怕慈济的医院工作将赶上并淘汰我们在医疗宣道上的美好果实。近二十年，在社会服务部分，有多元化的趋向，如晨曦会在戒毒，更生团契在监狱方面的工作；如励馨园在关怀雏妓上的工作：还有校园团契在学校的福音工作。早期宣教士，如韩婆婆，缪叔叔以个人投入学生工作，许多青年学子蒙受其惠，今天也是各教会起来接棒的时候了。许多教会都有专为青少年开设的团契，台北灵粮堂甚至为重考生设立南阳之家，提供他们课业上的协助，生活与心灵上的关怀，值得各教会借鉴。
在社会行动部分，以台湾长老教会有较明显的参与，其他教会在台湾特殊政治环境下，一向以支持政府政策为原则。台湾基督教长老会过去曾发表过三次宣言。一九七一年的“国是声明与建议”，主张国会全面改选。一九七五年的“我们的呼吁”，主张彻底实施宪法，革新政治，突破外交困境。谋求教会自立、自主，建立世界关系，关心社会公义。一九七七年的“人权宣言”，主张前途由所有住民自决。乡土神学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产生的。台湾长老会激烈的路线，与昔日不公义之政警措施有关，但今天的政治环境，已经容许相当自由的言论空间，相信长老会会走出激烈的抗争方式。在过去十年，我们也欣见长老会以外的教会，在社会行动上的觉醒，例如台北的信望爱专业见证社，高雄的整全福音社的成立。教会需要扮演先知的角色，以社会立法的手段来改善不公义、不合理的制度。福音派的基督徒多持保守原则，但保守不等于没有反应、没有行动。虽然在同样保守的原则下，基督徒对各项社会、政治议题，也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立场，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对社会漠不关心的借口。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并神的公义，圣灵能带领我们走向合一。
台湾基督教公益团体式微
今天在台湾，明显举着基督旗帜的公益团体，有式微的趋势。我们的参与热诚已经远不及佛教团体。从板桥瓦斯爆炸、台中卫尔康餐厅大火，慈济功德会的迅速支持，实在叫我们警惕。然而更让人忧心的，是基督徒麻木不仁的心态；笔者的丈夫在教会查经班，分享这样的感想，弟兄姊妹的结论竟然是：“佛教做的那些工作，都是没有生命的！”唉，现代版的祭司与利未人啊，主耶稣不只吩咐我们要传福音给邻舍，要有好的见证，他更告诉我们要爱邻舍如己！面对台湾社会道德的脱序、解体，面对着这么多失丧者的需要，我们应该反省我们的信仰。现代基督徒的责任在哪里？打着神爱世人旗帜的基督教会，角色应当如何定位？教会对社会关怀的切入点又在哪里？心态上，我们需要悔改，爱心上常感亏欠。找出时代的需要，如何让教会的宣道策略落实在对社会的关怀与责任上，是每一个教会当前的挑战。当教会整体或个别基督徒，在所处的社会，缺少爱的见证，我们还有什么更有力的见证呢？今天社会需要的是爱，许多许多的爱。
怎样的爱能让人胜过恐惧，对艾滋病患伸出援手？怎样的爱能让人去照顾那些被社会唾弃的？怎样的爱能让人超越慈善行为，而愿与全球的基督徒同甘共苦？怎样的爱能让人有勇气宣扬基督的真理和标准，即使众人耳朵发沉？只有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能，而祂岂不是呼召我们，舍己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祂。今天，我们已经离弃了这起初的爱心。而阻拦我们爱心成长的，是信心与盼望的失落。
缺乏信心，导致我们把安全感建立在地上的事物。当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祂不仅仅是安慰我们，如何面对经济难关，更是提醒我们，“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6：31-33）我们缺乏这样的信心，我们活得和外邦人没有两样，也难怪我们无力响应神对属天子民的呼召。
（本文主要取材自Timothy Chester 的Awakening to a World of Need, Inter-Varsity Press,1993，文中略有删改）
来 源： 校园杂志1995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