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代奇恩”与今天的中国教会—— 戴德生家族引发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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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30 亦文 麦琪的礼物
2009年3月20日，春意盎然的香港，一位西方老人溘然去世，享龄七十九岁；若按中国人算虚岁的传统，则达耄耋之年。短短数日内，这个消息以中文的形式传遍了全球成百上千间华人教会；短短数周内，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三大华人居住区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思礼拜。这位“老外”是谁，一方面深受普世华人信徒的爱戴，一方面又在中国大陆的教会中鲜为人知？
如果我们走近这位老人，会发现他的英文名字为JamesHudsonTaylorIII，直译为雅各•赫德生•泰勒三世，泰勒是很普通的英文姓，谁是这个泰勒家族中的一世和二世呢？然而在华人教会中，没有人称他为泰勒牧师，因为老人还有一个非常中国的名字——戴绍曾，如果说“绍”字取“克绍箕裘”之意，那么他所要效仿、继承的“曾祖”又是谁呢？
戴家的故事穿越两个世纪，横跨欧、美、亚三大洲，中、港、台三大地区，直贯祖孙九代人，而其中五代人与中国教会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而这一切，都要追溯到233年前的一天……
第一代：戴雅各（JamesTaylor,1749-1795）
1776年初，按中国的纪年，为乾隆四十年腊月。远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文艺复兴和理性主义的抬头严重地冲击着传统信仰，科技发展带来的工业革命引起了更多的社会问题，而以英国国教为主导的教会领袖虚伪堕落，根本无力改变时弊。就在这样社会、教会双重混乱腐败中，神兴起了一位巡回布道家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1703-1791），他带领的复兴运动，震撼了英伦三岛。然而他的事奉并非一帆风顺，譬如在英国北部约克郡（Yorkshire）的邦士立镇（Barnsley）的居民，有很多人激烈反对他，甚至扬言要痛宰他，其中一个叫戴雅各的年轻石匠，更是每次不忘用臭鸡蛋和西红柿去闹场。
然而1776年初的那次露天布道会，却改变了戴雅各的一生，也改变了整个戴氏家族的命运。没人知道，那一天，戴雅各是否扔过任何鸡蛋，但是神的话显然击中了他的内心。那天的经文是约书亚记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几天后的2月1日，是戴雅各的大喜之日，那天，他走在麦地里，一心想着新娘和婚礼，但是这句经文竟再次无声地击中他，圣灵的工作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他不得不屈膝降服，请求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这一场属灵争战下来，等他换完礼服赶到教堂，已经错过时间，幸好朋友们调整了时钟，使他可以“按时”成礼。婚礼后的早餐会上，戴雅各分享了那天早上他在麦地里的经历，语惊四座，而刚成为戴夫人的新娘心中暗暗叫苦：“难道我竟嫁了一个卫斯理派的信徒吗？”
婚后的戴雅各为妻子的得救迫切祷告，然而他越祷告，妻子却越反感，直到有一天，戴雅各把妻子抱进卧室，迫使她和自己一起跪在床边，并用手按在她身上不许离开，一边流泪一边祷告。突然，他发现身边的妻子也开始痛哭流涕。那一天，他们并肩站在神面前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重生得救后的戴氏夫妇开放家庭，接待前来巡回布道的卫斯理和他的同工们，戴雅各自己也成为当地第一位循道会的传道人。卫斯理和戴雅各结为至交，他最后一次住在邦士立镇戴家时年已八十三岁，彼时，他的造访已成为当地的属灵盛事，镇上的居民每次都会蜂拥前来聆听他的教导。
第二代：戴约翰（JohnTaylor,1778-1834）
婚后两年，戴雅各夫妇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戴约翰，从事纺织业。戴约翰17岁那年，戴雅各去世。年轻的戴约翰继承父志，也成为当地有名的带职传道人。他与妻子主办的主日学，左近村镇报名的孩子竟有六百名之多。孩子们入学不久，品行操守显著提高，使很多反对者开始参加教会，当年戴雅各所建的小礼拜堂已不敷使用，会众自发奉献，兴工建造了一座新教堂。
第三代：戴雅各（JamesTaylor,1807-1881）
献堂之际，戴约翰的儿子戴雅各已满四岁。与中国人避讳长辈名号的习俗相反，英国家庭纪念长辈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给孩子起同样的名字。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戴约翰使自己的儿子与其祖父同名。后来戴雅各成为一名药剂师，工余和父、祖一样尽力传道。当他读到出埃及记13章2节“凡头生的，要分别为圣归我”，便与妻子一起跪下来回应神的话，将尚未出生的头生子归给耶和华。那段日子戴雅各也阅读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了解到这个泱泱大国，居然很少有宣教士前往，因此，夫妇两人再度献上祷告，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到中国去传福音。
冬去春来，戴雅各一家终于迎来了他们的头生子，为了纪念同名为雅各（James）的父亲和曾祖父，以及娘家姓为赫德生（Hudson）的母亲，这个孩子便被命名为雅各•赫德生•泰勒，即戴德生。
第四代：戴德生（JamesHudsonTaylor,1832-1905）
泰勒家姓“戴”，始于戴德生；泰勒家族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也始于戴德生。有关戴德生的传记，不下十余种。本文篇幅有限，不能尽展他的人生，只能集中演绎他生命中的几个重要转折点：
父亲的书房
虽然在敬虔家庭长大，进入银行工作的少年戴德生开始偏离信仰，这使他的母亲和妹妹非常忧虑。有一年六月，戴的大妹在日记中写到，“每天为哥哥悔改祈祷三次”；而在五十英里外亲戚家做客的戴母，则决定用一整天的时间为儿子的灵魂禁食祷告，不得确据，便不出房门。那天，休假在家的戴德生走进书房，无意中捡起一张福音单张。他一心只想知道前半部分的故事，若是看到任何陈腔滥调的说教就丢掉。然而，因着家人的代祷，圣灵吸引了戴德生的眼睛，当他看到，故事中的主人翁听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喊“成了”，便悔改得救，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原来自己的罪债，和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样，都早已由耶稣基督所付的代价做出了完全的补偿，自己只需凭信心接受主所成就的救恩便能得救。于是，他跪在书房内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戴德生欣喜地与妹妹分享这件事，又嘱咐她不许告诉别人，包括父母。而在五十英里外的戴母，经过数小时与神摔跤式的祷告，也已确信自己的代祷已蒙应允。几天后回到家，她直接问戴德生，发生了什么事？戴德生以为妹妹告诉了母亲。戴母却说：“不，那天我为你祷告的时候，便知道神已经垂听并悦纳我的祈求。”那年，戴德生十七岁。
麦家圈的屋顶
获得新生后的戴德生，重拾幼年间前往中国宣教的志向，他改行学医，大量阅读与中国有关的书籍期刊，以不可思议的毅力，用极其原始的方法学习中文，并在体力、信心、生活方式各方面操练自己，为赴华宣教做准备。1853年，由“拜上帝会”发展而成的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一时间，西方世界以为中国将马上成为一个基督教的新国度，新成立的中国传道会（ChineseEvangelizationSociety）主动向戴德生提议，请他提早赴华。尽管很多师友都劝他，等一年后拿到外科医生资格再出国，但戴德生看重中国人的灵魂过于自己的一纸文凭，仍于1853年9月19日从利物浦离开祖国，经六个月的海上风涛，于翌年3月初抵达上海，暂时寄居在山东路的伦敦会（LondonMissionarySociety）宿舍。那一带因为麦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1796-1857）陆续建立了墨海书馆、天安堂和仁济医院等福音机构，占地面积较大，被当地人称为“麦家圈”。
按中国纪年，时为咸丰四年，正是清军与小刀会在上海对峙的时期，戴德生除了学习中文的重担外，还饱受战火的威胁。1854年10月18日的经历让他终身难忘：凌晨2点45分，刚睡下不久的戴德生被火光惊醒，急忙跑到屋顶查看，却见大火一路蔓延到他的住所，忽然下了一场及时雨浇灭了火苗，他还来不及向神感恩，一颗四、五磅重的炮弹在他头上飞过，击中身后的屋顶，破碎的瓦片溅了他一身。惊魂甫定的戴德生将这颗险些要了他命的炮弹寄给母亲做“圣诞礼物”，纪念神的保守。那年，戴德生二十二岁。
伯莱顿海滩
之后的六年，戴德生先后在上海、宁波巡回布道、主持诊所，并迎娶了宣教士遗孤玛利亚为妻，夫妻同心同力，事工渐显果效，他对中国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在给妹妹的信中他写到：“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句话后来成为他最常被引用的名言，激励了无数中西信徒。然而，极度劳累导致戴德生的健康急剧恶化，不得不回国休养。回到英国后，戴德生一面完成耽搁的学业，一面修订宁波语圣经，一面到处奔走，大力疾呼，希望能唤起英国教会对中国属灵需求的重视，但收效甚微。
1865年6月25日，戴德生应友人之邀，前往英国南部的海边城市伯莱顿（Brighton）度周末，调适身心。这天是主日，按理戴德生应该留在教堂中做礼拜，然而，一边看着眼前上千名基督徒欢喜快乐地崇拜，一边想到中国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属灵的黑暗中沉沦，因为无法忍受这极度的反差，他独自走出礼拜堂，前去海滩散步，心中充满了痛苦与挣扎。最终他决定跟随圣灵的感动，唯独信靠仰赖神的供应，投入中国宣教事工。几天后，戴德生以献上五饼二鱼的信心用十英镑开了一个账号，中国内地会（ChinaInlandMission）便在“十镑英金加上神所有应许”的根基上成立了。那年，戴德生三十三岁。
杭州的兰茂密尔团队
在伯莱顿海滩上，戴德生除了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向中国宣教的差会之外，还向神开出了具体的筹码：“二十四位能干而甘心的宣教工人”。一年之后，即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一家和十六位宣教士搭乘一艘名为“兰茂密尔（Lammermuir）”的帆船前往中国，打破记录，成为宣教史上最大的一次成行的宣教团队。船上的十八位成人加上已经差派在中国的六位宣教士，正好是戴德生向神开口所求的人数。9月30日，一行人抵达上海，略事调整后，便从水路南下，经过无数城镇都无法落脚，最终在杭州租到一套旧院子，安顿下来，这套房子一楼的小礼拜堂，便是今天可同时容纳5000人聚会的崇一堂之雏形。
扬州教案后更新的生命
杭州的宣教事工卓有成效后，戴德生带着家眷和一些同工沿运河北上，继续拓荒，不意竟在1868年的扬州暴动中险些遇难，又因该“教案”上升为清廷与英国的外交事件而倍受误会和指责。但最令戴德生痛苦的是，自己一面要承担近二十名宣教士和六名中国同工的领袖责任，一面却无法摆脱灵里的枯竭与追求圣洁的挣扎。1869年9月，一位宣教同工的来信使他经历了灵命的更新，并兴奋地宣告：“啊，神已使我成为新造的人了……以前我只是从圣经里风闻，而现在却真地经历到这些事的无比信实。”有史家称，那是“戴德生和内地会的五旬节”。
正因为有这次灵命的复兴，戴德生才承受得住比扬州教案更可怕的人生风浪：一年之内，他接连失去两个孩子和爱妻玛利亚。站在母子三人的新坟前，戴德生再一次将自己献在神的祭坛上。几个年龄较长的儿女被送回英国受教育，戴德生孑然一身留守异乡，在孤寂与痛苦中，他时时呼求主，主的安慰也常常临到他。那年，戴德生三十八岁。
中国内地会的发展
在这以后的数十年，戴德生频频奔波于西方和中国之间，除了英伦三岛之外，还陆续在北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内地会的筹募机构，发展成当时尚十分罕见的跨宗派、跨国界、甚至跨语种的全球性宣教差会。
1875年，戴德生以信心的祷告，为清朝版图中未被福音触及的九大省祈求18名宣教士；1882年，戴德生向神大大张口，预备70名新生力量；1887年，再度向神求100名新宣教士；1890年，为了将福音传遍中国的异象，戴德生的信心成几何增长，竟然恳求“庄稼的主人”在五年内再加派1000名工人来华。信实的神，照着戴德生和他同工的信心，一一俯允这些请求。成百上千名宣教士深入内地，远涉边疆，甚至将福音带进少数民族的群体中，在很多连分省地图都找不到地名的穷乡僻壤建立了一间间布道所，写下了中国宣教史上最辉煌感人的“群英会”。
到1905年，内地会已有825名宣教士，1152名中国同工，受洗基督徒达18625人，建立了418个教会，1424个福音站和布道所，150所学校。那年，戴德生于长沙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第五代：戴存仁（HerbertHudsonTaylor,1861-1950）
戴存仁是戴德生的长子，出生于戴德生首次回国养病期间。内地会成立那年，他四岁；搭乘兰茂密尔号首次踏上中国土地时，他五岁；扬州教案爆发时，他七岁；与弟妹一起被送回英国读书不久，便收到母亲去世的噩耗，那年，他刚满九岁，而父亲则常年不在身边。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在这样恶劣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很难有什么出息。然而，戴存仁却是一个例外。十七岁的戴存仁被伦敦医院的医学院录用，刚完成两年基础课程，便收到父亲的来信——原来戴德生计划在山东烟台建立一所学校，以解决因团队不断壮大而面临的日益突出的需要：宣教士休养及子弟教育问题，这在当时又是一项创举。没有比戴存仁本人更能体会宣教士家庭妻离子散的痛苦，祷告寻求后，戴存仁决定效法当年的父亲，放弃医学学业，前往中国参与宣教事业的后勤工作。烟台古称芝罘，这所芝罘学校（ChefooSchool）被誉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其中不乏戴存仁与妻子五十多年的默默耕耘。与父亲不同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返回英国完成学位。而他在中国的幕后事奉，也缺乏直接为主赢得灵魂的成就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戴存仁选择了一条代价更为艰巨的道路。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烟台、潍县一带的外侨师生全部被送进集中营，包括早已退休但仍在发挥余热的戴存仁，以及他的四个孙儿辈。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八十高龄的戴存仁每日清晨高歌赞美诗称颂主恩，以生命的榜样激励每一个被掳的同伴。抗战结束后，戴存仁回到英国，五年后去世。从宣教第一线，退居教育第二线，戴存仁为戴家第一人。
第六代：戴永冕（JamesHudsonTaylorII,1894-1978）
戴存仁夫妇生育了九个儿女，其中戴永冕出生在苏格兰，为双胞胎中的哥哥，因为早产，医生认为只能存活六小时，然而，六个月以后，他们竟坐船前往中国。他在芝罘学校期间，以调皮捣蛋著称；毕业后，便在上海学药剂，并和老板的女儿偷偷来往。有一次，他出席一场布道会，听到保罗在罗马书中所列的各种罪，包括“不孝敬父母”。戴永冕仿佛听到圣灵如此谴责他：“你为何让你的女友违背父母的命令与你交往？”寻求活在神旨意中的意愿终于战胜了少年人的血气方刚，戴永冕与神立约：“除非双方父母都赞同，我将不再与她来往。”当晚，他知道自己得救归主了。
戴永冕是九个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位跟随先人脚踪，加入内地会的戴家子弟，二十三岁的他被派遣到河南开封的福音医院担任药剂师。仅仅得救不能使他满足，戴永冕在宣教工场迫切追求圣灵充满的新生命，以至于他的同工们都认为他有些痴迷了。1921年，戴永冕赴美求学，并结识了未来的妻子戴永和（AliceElisabethHayes,1898-1987）。两人成婚后一起来到中国，在北伐的硝烟中成立了开封圣书学院，并随伯特利布道团远赴边疆传福音。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占领了开封，千余名妇孺逃到圣书学院避难。戴永冕将校门在身后关上，以惊人的冷静与幽默独自面对荷枪实弹的日军，挽救了无数河南百姓。
形势越来越严峻，戴永冕夫妇被迫退到烟台，和在芝罘学校的老父与住读的儿女享受了数月的天伦之乐，他本已买好了前往美国避难的船票，但同时又感到需要继续培训中国传道人，经过进一步祷告，他毅然退了票。1940年初，戴永冕把孩子们留在芝罘学校，自己和妻子带着开封圣书学院的老师及同工，在此非常时刻前往陕西，在战火纷飞中继续为中国教会培育教牧人员。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天，戴师母获知自己的母国与日本开战，而自己的四个孩子却落在敌军手中，心痛如绞，跑回卧室放声痛哭，连祷告的能力都失去了，满心自责：“为什么我们在能够离开的时候不离开？！”那一刻，家乡老牧师的临别赠言袭上心头：“你若关心神的事，神必关心你的事。”听到神的应许，这位母亲终于擦干眼泪，重新站了起来。
戴家人所付出的代价，给中国教会带来了新的祝福——戴永冕出任院长的西北圣经学院，英才辈出，担任副院长的中国同工马可牧师，在开封圣书学院便是戴牧师的学生，后来他成立了“遍传福音团”，带着“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BacktoJerusalem）的异象，沿着丝绸之路开始了这一中国本土传道人自发的宣教之旅。五年半的痛苦分离后，一家人终于毫发无伤地欢聚一堂，神再一次彰显了他的信实。政权易手后，戴永冕夫妇转往台湾，并在高雄成立了圣光圣经学院，一边从事神学教育，一边在台湾原住民中拓荒布道，将余生完全献给了中国人。
第七代：戴绍曾（JamesHudsonTaylorIII,1929-2009）
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老人，就是戴永冕的长子戴绍曾，自他在开封出生后，就一直面对战火硝烟与骨肉分离，年幼的他曾经立志：长大绝不做宣教士，即便成为传道人，也绝不回中国宣教。抗战结束后，戴绍曾随父亲往安徽布道，看到一位中国青年在台前痛哭悔改，他感受到，自己对中国的怨恨背后乃是对上帝的怨气，在圣灵的光照中，他看到自己仍活在民族优越感中，因此幡然悔改。
第二年，戴绍曾带着重生的生命赴美求学，结识了立志做宣教士的赖恩小姐（LeoneTjepkema）。两人结婚后，于1955年去到台湾，协助父母在高雄的圣光学院教书，五年后，戴绍曾正式继任为院长，圣光人赞他：“跪下能祷告，站立能讲道”。1970年，戴绍曾为了进一步推动“福音本色化”，联合十四家教会和福音机构在台北创办了跨宗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并担任了十年的院长。但对校长一职，不论是在“圣光”，还是在“华神”，他都一心想交棒给中国人，并在华神院讯中，谦卑而恳求地呼求：“我的心渴望见中国教会成长，渴望华神有中国院长……我知道今天我之成为‘华神’院长，是神用我做个过渡的桥梁，真正的主人是中国人；……差会的错误，宣教士的缺陷，正待中国人自己来纠正，来弥补，伏案深思，不禁又要问：‘中国人，您在哪里？’”
1980年，戴绍曾夫妇接受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MissionaryFellowship）新加坡总部的邀请，接下第七任总主任的职位。海外基督使团的前身，就是戴绍曾的曾祖父戴德生所创立的中国内地会，约在1951年底，从中国内地退出的宣教士陆续转往东南亚各国，将戴德生“把福音传给所有中国人”的异象，扩大到东南亚所有的“未得之民”，并于1965年正式更名。
就任前夕，戴绍曾陪同母亲（戴永和师母）走访渐次对外开放的中国大陆，几经协商，终于以“华侨”身份返回他的出生地、当时尚不允许外国人到访的“开封老家”。一场又一场与当年老同工久别重逢的感人场面，再次印证了神的信实：内地会在中国八十五年的事奉，没有归于徒然，在试炼逼迫的日子里，神奇妙地保守了他的教会。
1991年，戴绍曾牧师移居香港；1994年，与两位华人弟兄一起创办“国际专业服务机构”（MedicalServicesInternational）并担任总裁，该机构的宗旨是通过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在提供专业服务的同时，通过生命的见证，与中国内地的百姓分享神的爱。2004年，他将职位交给华人领袖后，转为荣誉总裁。即便在被确诊为肝癌之后，戴牧师仍坚持以讲道、写作等方式继续服事中国人，包括二次走访四川大地震灾区，以自己少年时期在潍县集中营的经历勉励受灾学生。戴牧师对中国人爱之切、认同之深，言行举止活像一位中国君子，在台湾、新加坡和香港都留下了无数美好的见证，中国朋友笑称他为“老华侨”，四川省昭觉县亦授予他荣誉市民身份，他的子弟和同工几乎遍布全球华人教会，难怪有那么多人如此怀念他。他常在讲道中极自然地用第一人称提到“我们中国人”，并表示自己愿意象曾祖父那样“死在中国”，今年春天，这位老人得偿所愿地安息在已经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特区。
第八代：戴继宗（JamesHudsonTaylorIV,1959-）
戴继宗是戴绍曾牧师的独子，出生在台湾屏东，幼时和当地人一起就读于普通的台湾国民小学。有一次，同学问他借笔，他说：“对不起，我只有一支笔。”同学笑他：“你是外国人，怎么会那么穷？”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戴继宗在学校备尝被中国人排斥的滋味，因而产生厌学情绪。戴绍曾牧师为了培养中国的本土传道人奔走各地，对儿女的教育反而力有不逮，当他听到孩子逃学的消息，内心极其痛苦。但幼年的经历并未影响戴继宗对中国人的爱。与美籍华人自嘲为外黄内白的“带皮香蕉”相反，戴继宗喜欢自称外白内黄的“无壳鸡蛋”。
高中毕业后，戴继宗赴美留学。大学毕业后，在一位内地会前辈长达两年的师徒式引导下，戴继宗终于走出家族压力，从内心深处明白，服事神并非为了“继承祖宗的事业”，而是对神呼召的单纯回应。1984年，戴继宗入读父亲当年的母校亚斯比神学院（AsburyTheologicalSeminary），手里的钱只够支付第一学期的学费，今后的日子只能仰望神。第二学期开学时，他仍然囊中羞涩，谁知，一位不愿留名的中国信徒暗暗替他支付了接下来两年半的求学费用，使他经历到神的供应和中国教会的爱。
毕业后戴继宗在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ChineseBibleChurchofGreaterBoston）任副牧师六年，并曾在台湾校园团契服事三年。在波士顿期间，结识了他日后的佳偶——来自台湾宣教世家的柯悦敏，1993年，戴氏家族终于迎娶了首位华人媳妇。1996年，戴继宗投入海外基督使团华人事工，全家迁来香港。
第九代：戴承约（JamesHudsonTaylorV,1994-）
1994年，戴继宗与柯悦敏的头生子呱呱坠地，戴家的后人终于有了华人的血脉。起初，戴绍曾想给长孙起名“承德”，表示“继承戴德生”的心愿，后来与台湾亲家商量后，改为“承约”，继承“上帝之约”。接着，大孙女出生，取名戴承书，二孙女出生，取名戴承亚，三个孩子的尾字加在一起，便是当年戴雅各与神所立之约引用的约书亚记的经文：“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至于我们——
若从戴雅各1776年在麦地与神立约算起，戴家人已经事奉神233年；若从戴德生1853年启程赴华算起，戴家人已经事奉中国人156年。若中国基督徒追溯各自的属灵家谱，将会发现，每个人或多或少、或直接或辗转都受过中国内地会的恩惠。于今之际，作为最大的受益人，中国教会绝不能象旧约中的埃及人那样，成为“不知道约瑟的新一代”；了解了戴家与中国的渊源之后，我们又当如何回应这个宣教家族以及他们背后的神？
敬虔后裔
戴家献身中国的子弟远远不止本文所提到的这些代表人物，戴德生妹妹所生的十个儿女中，便有五位前来中国宣教，至今他们的后裔仍在帮助中国人，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录述。信心不会遗传，却可以传递。戴氏家族的“九代奇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戴氏家训“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世代事奉耶和华”。戴家人不仅把这句经文挂在口头、悬于门楣、“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头为经文”，而是切切实实刻于心版，言传身教，才有戴家人一代又一代生命的传承。
中国人注重家族观念，而我们是否愿意象戴家一般立定心志，孕育出一代又一代敬虔的后裔？对中国信徒而言，献出时间、献出金钱，似乎都还不算难事，然而若要我们如亚伯拉罕献以撒一般献出自己的儿女，让神完全掌管孩子的生命主权，则会击中很多基督徒父母的要害，“忧忧愁愁”地与主保持距离了。与“世代事奉耶和华”相比，大部分信徒更喜欢在客厅里悬挂“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匾额，然而在独生子女的家庭体系与社会结构中，我们的孩子往往成了“一家之主”。有时候我们看重儿女教育，胜过他们的灵命成长，常会因为周末的补习班和才艺课而荒废了他们的主日学，甚至因为接送儿女，父母也不再守主日。世有俗语，“富不过三代”，基督化家庭的属灵遗产呢？能延续几代人？
唯独基督
戴德生的名言“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常被腰斩，也许引用的人为了讨好国人，而省略了后面有关基督的那句，其实那句反而是最重要的。戴家世代事奉的终极目标不是中国，而是“耶和华”；戴德生愿意奉献全部金钱和生命的终极对象，不是中国，而是“基督”；戴家所继承的也不仅仅是“戴德生之志”，而是更深层的“上帝之约”。在效法宣教士和回顾教会史的时候，我们必须摆正“中国”和“基督”的关系，不让“中国因素”超越“基督的主权”。汉学家可以爱中国，佛教徒可以爱中国，无神论者可以爱中国，今天许多非宗教性的国际扶贫组织基于人文主义，基于互助与自救的信念也在爱中国，但若是没有基督，中国便与天国无份。正是因为忠于基督胜于挚爱中华，戴德生和内地会的宣教士才能在布道时不留情面地要求听众悔改，因为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都继承了亚当的罪性。宣教士爱中国，是因为爱基督；宣教士不爱中国，是因为更爱基督，而中国不是宣教士的神。
道成肉身
戴家和内地会很注意“向中国人做中国人”，避免将西方中心主义掺杂在福音工作中。在后现代主义提倡多元文化的今天，西方人穿唐装、吃中餐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是在19世纪的大环境下，以大英女皇臣民的文明人身份，改习异教徒的衣食住行，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兰茂密尔团队初到中国，一装上假辫子，便被上海的外侨团体讥诮为“猪尾巴布道团”（PigtailMission），引发了内地会内部严重的分裂。戴德生始终恒久忍耐地坚持这一原则：耶稣来到世间，除了顺服天父旨意外，也成为一个完全的犹太人；宣教士来到中国，除了高举基督之外，也应该成为一个完全的中国人。只有这样，才能以生活模式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耶稣基督是西方人的神，也是中国人的神；信上帝并不意味着要说英语、穿西服、用刀叉吃饭。
内地会的宣教模式给中国教会设立了极好的榜样，以中国幅员之广、人口之众、亚文化之多，我们随时都面对“道成肉身”的技术性挑战：怎样能将福音“真道”忠实有效地解码、转换成各种各样的“肉身”，同时又不掺杂己意和“传道者”所代表的文化群体，免得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传给别人。洪予健牧师在2007年福音大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喜欢什么都加点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却并非是教会之福。中国教会当避免“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认真反思什么是纯粹的福音信息，什么只是附带的传统文化。
功成不居
戴氏祖孙非常强调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以福音传遍中国为目的，并不在乎是否能保住内地会这块“招牌”。内地会往往在某处拓荒植堂一段时间后，便将“地盘”转让给其它差会，以便轻装简行，进一步深入内地。若是细读戴氏家族的属灵简历，不难发现他们的循道会背景。内地会重视平信徒传道人，侧重巡回布道及露天布道的基层福音，提倡妇女工作，显然受到循道会的影响，但是戴氏家族很少宣扬自己的宗派立场。内地会之所以能在短短二、三十年内成长为跨宗派、跨国界、跨语种的国际性组织，跃居来华宣教第一大差会，与戴德生的国度眼光与开阔胸襟密不可分。他清楚地看到，将福音传遍中国，绝非某个宗派、某个差会、或某个国家可以独立完成的。内地会“不募捐”的信心原则，原因之一便是不和其它差会和福音机构争夺资源。直到今天，因戴氏家族广受尊敬的特殊地位，身为西方人的戴家后人，在联合众华人教会方面仍然起着斡旋协调的作用。戴绍曾牧师创办“华神”便是一例。
中国信徒在缺乏西方教会史知识的情况下，常常喜欢批评西方教会宗派林立，同时却忘了反省在福音入华的短短二百年里，无论是本土还是海外，华人教会处处拉帮结派、树立山头。即便是以“无宗派”自居的国内教会，在“三自”和“家庭”两大旗帜下，暗藏着无数家长式的小团体，虽未有“宗”之名，却有“派”之实，各自为政、不相往来者有之，阵垒分明、互相指责的也不少见，以至于联合聚会成为最难组织的聚会。华人教会可说一方面是世界上最大的基督徒团体之一，另一方面也是最不合一的教会肢体，我们比任何民族都更需要基督复活的生命来更新我们一盘散沙的国民性。
三自精神
创立内地会之初，戴德生便清楚地认识到，福音若要在中国扎根，教会必须由中国人自传、自治、自养。他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宣教士看成是建屋时搭的鹰架（脚手架），屋子建成后，越早拆掉越好。内地会的成长模式通常先由一、两名宣教士拓荒植堂，在早期信徒中培养本土传道人，扶持他们成为教会的领袖，宣教士逐渐淡出画面，或转往他处，或退居二线，以代祷、监督、培训的形式继续推动事工。到了泰勒二世戴永冕的年代，因为看到培养本土教牧人才的需求迫在眉睫，他冒着全家的生命危险留在西北创办圣经学院。作为泰勒三世的戴绍曾，更是有意识地执行这一原则，几乎每一项事工，他都事先找到一名华人同工配搭，一面做，一面栽培，最后水到渠成地交棒。
然而，内地会模式的“三自”，并非华洋隔绝、形同陌路，无论是戴德生与王来全合译宁波语圣经，席胜魔与何斯德（D.E.Hoste,1861-1946，戴德生的继任人）共创福音戒毒，戴永冕与马可牧师一起推动西北宣教，还是戴绍曾出任国际专业服务机构总裁，都是中西同工水乳交融、和睦同心的美好见证。传统教会史学家通常强调“三自精神”是个别中国信徒反抗帝国主义势力而提出，解放后在政府支持下得以实现的产物。其实，包括内地会在内的许多宣教机构，早在十九世纪中便已有这一远见卓识，并在教会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实践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宣教士全部离境后，即便在最艰难的岁月中，中国的传道人仍能将福音工作传承下去。
宣教中国
在很多纪念福音入华二百周年的聚会中，戴绍曾牧师曾呼吁，过去二百年，是福音入中国；现今和将来的日子，当为福音出中国的时代。2007年的中国福音大会，戴继宗更是大声疾呼，希望新兴的华人教会能把福音传回灵命衰微的西方去。很多人会说：中国还有这么多人没有信，哪有多余的工人派往别处呢？但如果戴德生和他的同时代人，等到所有英国人都悔改信主后才来中国，也许到了戴承约这一辈也来不了中国。同样的，若等到福音传遍神州我们才想到走出国门，数千万中国信徒在宣教方面只能交白卷。中国教会通常只讲“传福音”，很少讲“宣教”；传福音是传给本族本家，宣教是宣扬到万族万民。宣教士们“死在中国”的心志，使得无论是战乱、是排外、是饥荒、是瘟疫、是天灾、是人祸，是骨肉分离、是经济萧条，都未曾使内地会与中国分离。在流行“短宣”的时代，但愿我们永远不忘尚有一种“爱如死之坚强”式的委身传统。在中国信徒的辞典里，“传教士”始终是西方人的代名词，很难与自身连在一起。中国教会若要蒙受更大的祝福，便不仅需要自己的卫斯理，也需要自己的戴德生。其实，漂洋过海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宣教士，以中国之大，我们也不一定需要走出国境做宣教士。汉族基督徒完全可以开始思考将福音“出”到少数民族中去。批评西方人很容易，只有当我们自己投入宣教行列中去时，才能真正体会其中的甘苦。内地会这个名词已经成为历史，中国内地的教会能否继承内地会的事业，让感动戴氏家族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们，以“敬虔后裔”的后备、“唯独基督”的神学、“道成肉身”的方式、“功成不居”的心胸、“三自精神”的原则来填补中国教会史上的这一空白？
2012,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