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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伟棠:细思极恐的《捉妖记》
原创 2015-07-17 廖伟棠 大家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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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忍,是表面极萌的《捉妖记》的另一面。若论意识,这是一部更为成人的电影,因为它涉及人类的党同伐异“本能”、并且强调这种“本能”发展到最后的变态。
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界本没有人妖之分,有了天师,就有了捉妖的需要,就有了另一群人必须被定义为妖。起码,钟汉良饰演的天师操纵者葛千户是这样想的,当他对着一大群失业天师说:“你们知道兔死狗烹这个成语吗”的时候,他几乎是揭示了丛林社会的另一个法则:当没有天敌促进你的进化的时候,制造假想“天敌”是最简单的办法。这点又像极了近代史上某种残忍游戏,这在死硬派(被洗脑最严重)的天师谴责人性未泯的两个天师为叛逆的时候,昭然若揭。
残忍,是表面极萌的《捉妖记》的另一面,香港电影分级制度把它定为二A级,恐怕只是看到它某些场面的暴力,若论意识,这是一部更为成人的电影,因为它涉及到人类的党同伐异“本能”、并且强调出这种“本能”发展到最后的变态——片中的登仙(其实是食妖)楼,何异于帕索里尼的索多玛?不过后者虐杀的是所谓同类,所以震惊了我们的 “正常社会”;而在架空的“正常社会”典型城市顺安府中,妖物被虐杀乃是正常的,就像在电影以外的中国现实社会中,动物被虐食也不会引起多大波澜,如果你指责两句,必然会被网络公审为“圣母心”或不尊重传统的“公知”。
所谓文明时期的人类,对异类的同理心已经降至无。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极端场景的出现:男主宋天荫(井柏然饰)在代孕小妖王子胡巴的时候,完全不经思索地接受了女主天师霍小岚(白百何饰)的建议,动身把肚中物带到城里去卖钱,无论他对此物多有感情。即使他知道了从小关爱他长大的村民都是“从良”的妖,即使他在抛弃小妖之前就回忆过自己儿时被父亲抛弃的痛苦,但他还是会稍经犹豫就把胡巴关进笼子卖给食材收购老板娘汤唯,无视胡巴将要被烹食的命运掉头而去。这一切,只因为 “人妖殊途”这一观念早已根深蒂固。
▲电影《捉妖记》剧照
至于促使他俩反悔、认知到自己实际上是胡巴的父母的诱因,也极其讽刺,不是因为儿子的哭声、不是因为对另一个生命即将被虐杀的同情,而是因为看到妖的“归化”之举:它竟然像人一样,制作了一个歌颂“家庭”的艺术品。这未免让我想到近年这个恐同社会的微妙变化,同志婚姻固然触怒了不少的极端卫道士,但它成功争取到不少中间分子的支持,有意无意使用的策略也是“归化”——“我们并非叛逆者,也是乐于建成家庭成为社会稳定的砥柱的”。我想,如果不是这种态度,多数主流社会的直男直女们,还是会把同性恋者视为妖物。
且莫论人,甚至有的妖本身还嫌弃妖呢!电影最令我感到不适的情节是厨房里待宰的两只妖精,死到临头还在洋洋自得地向小胡巴炫耀自己的一身人皮,坚决不肯脱下,还向残忍的厨师姚晨卖萌请求不要活宰(之前一个妖精被华丽丽地做成了刺身),“能否把我们煮熟一点?”——如此台词,实际上是令人细思极恐的,观众们一片笑声之时,我感觉到导演别有深意。至于大反派葛千户的现出原形,更是呼之欲出的一个主题:“恐同即深柜”,真正的异类,不惜以迫害同类来否定自己的异类身份。
其他不独立、不接受人皮伪装的妖物,只要成为工具(会走路的椅子)和随从、萌物就可以生存,这也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讽刺。它们之外的世界,对于妖精来说就是活地狱,导演的态度藏在那些巨细无遗的对“食物”的描述中,无论囚禁妖物的厨房食材仓库,还是城里买卖一般动物的市场,均引导观众往中国自古至今都存在的虐食“传统”去,即使大多数观众都会不以为意。生吃猴脑这一虐食的极致出现了两次,一是市场里真正的猴子,二是刀火不侵的胡巴最后被锁在专门的工具中,并由旁白详细描绘残忍的吃法——我看到这里的时候,非常希望身边的父母把他们孩子的耳朵堵住。
▲ 《捉妖记》中的胡巴
对这种妖食人亦应为人所食的既有逻辑,电影里外的人类,都习以为常。只有彻底掷弃了人妖对立观念的天荫之父,才是唯一觉悟的人,他的儿子最终仍不明白他为何痛苦离去。这个父亲形象上,寄寓了导演许诚毅的另一面:不为人理解的那个愤世嫉俗者。许诚毅在一部公众期待的“合家欢电影”中植入/揭露如此残酷的生存现实,令我刮目相看。而电影与现实构成的反讽更加深旁观者的绝望:上述虐食的片段,照样引起大批观众发笑,我只听到电影院里有一个小孩哭了。归根到底,我们就是电影中妖所说的贪得无厌的人类,即使是为妖的悲惨境遇说话的一部电影,我们也会娱乐至死。
结尾的镜头终于提供了不一样的可能:出发去重建他们的失乐园的群妖,并没有再度披上人皮,这是最好的结局——胡巴从来没有披上过人皮,也许从它开始,妖不必认同人和臣服于人的逻辑。